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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意識:老舍五六十年代
四重意識:老舍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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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十年代的老舍是難以認識、不易把握的多元復合體。老舍研究界曾有“滑坡”、“上坡”之爭,但討論剛剛開始,就受到非學術性的干擾,研究也就因此擱淺。近幾年來,大家都有意無意地回避這個課題。這一方面是因為它牽連著敏感的神經,另一方面則由于這時期的老舍內涵混亂復雜:其創作道路曲折崎嶇,其理論主張雜議蓬叢,或顧左右而言他,或夸示堅矛又炫耀固盾,熱切的吶喊常常掩飾著困惑,執著的追求往往相伴著猶疑……一向以“真人”著稱的老舍被種種弄不清的“真象”“假象”錯亂著。由是歧議重重,困難重重,但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是一個不該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課題。解讀老舍五六十年代留下的各種文字,把握他那復雜的思想構成,我驚異地發現,那些文字背后站著的,竟不是一個老舍,而是若干老舍——由各種思想意識分別形成的老舍!從認識文學思想這個角度看,主要有:作為文化官員的意識形象;作為普通公民的意識形象;作為作家的意識形象;作為理論家的意識形象。這些“老舍”把老舍的思想意識分成四個組成部分或日子系統層次。它們相互矛盾又彼此滲透,各有側重卻又相互影響,其間的更迭交替構成了復雜而微妙的四重奏。
      一
  走近老舍意識世界,首先看到的是那個作為文化官員的老舍。新中國成立后,老舍的社會地位大提高。他頭上頂著諸多的桂冠:中國文聯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北京市政府委員、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長期的或臨時的,主事的或掛名的數十個頭銜。按中國傳統,既在其位,便司其事;既司其事,便明其理。既然頂戴著“花翎桂冠”,就要“扮演角色”,而思想感情,也就在扮演的過程中被角色異化。是為進入角色。
  新中國成立后,老舍著實榮光。他頻頻地出現在各種公開場合,出席各種會議,發表各種演說,傳達各種文件,撰寫各種文章,此外,還有題詞祝賀、參觀訪問、組織學習等等。這些兼職活動,不僅花費了他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還時時左右著他的思想走向。他不僅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而且還要按照社會的需要去思考;不僅要從發展自我的角度思考,而且要從“角色”的角度思考;他不僅要接受或接觸他自愿接受或接觸的事物,而且還要接受或接觸他不愿接受或接觸的事物,甚至要接受和接觸他厭煩或接受不了的事物:當他以某種身份發表演說或寫文章時,當他以某種特殊的身份出現在某種場合或坐到主席臺上時,他不僅要講他自己想講的,還要根據“角色”的需要講他不想講的,甚至是與他自己的思想相左的。于是,我們時或看到這樣的事實:
  ——他未必有志致力于劇本創作,即使打定主意寫作劇本,也未必認為《龍須溝》的方向是他創作的通衢大道,但當他因此而成為“人民藝術家”的時候,這些身份(角色)便主導了他的思想,因而他認定了《龍須溝》的“藝術冒險”,強調政治熱情對創作熱情的作用,進而強調創作熱情對創作規律的勝利,表示“我還要努力學習寫劇本”, 〔1〕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龍須溝》式的“藝術冒險”;
  ——他未必贊成“為目前的政治任務寫作”的口號,但是,當這一口號被視為社會主義時代的要求,是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特點時,作為文藝界的領導,卻又發表文章,提倡“趕任務”,強調“趕任務”的重要性,〔2〕而“趕任務”的重要性, 也就因此成為他思想理論的組成部分,并指導著他的創作實踐;
  ——他也許對大眾文藝、民間文學有五分熱情,六分興趣,但既然是《說說唱唱》的主編、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副會長,就必須拿出十分的熱情,十二分的努力,致力于這些藝術形式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不僅要研究它們的創作規律,而且還要強調它們的重要性,由是寫出一篇篇討論通俗文藝的文章,而通俗文藝中的許多問題,就趁勢積淀在他的思想之中,成為他思想理論的構成因素之一。
  這其中,固然有官樣文章,應景文字,如他說的隨便說說之類,但確實有不少內容滲下去,化作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角色越多,束縛就越多,自己的思考就越少,他便在沼澤地里陷得越深,他陷得越深,他的“自我”意識就越弱,由此造成非良性循環,以致被角色異化……
  所幸的是,他并沒有被“異化”。這一方面是因為,1956~1957年那次還沒有放開就收縮的思想解放和反右斗爭使他清醒,他開始變得復雜,開始與“角色”之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更重要的是,當他進入某種“角色”,在其支配下往深處陷的時候,其他意識形象也還在起著強有力的制約作用。受其制約,老舍不可能在什么時候都虔誠地把各種桂冠都戴在頭上,任其左右自己的思想。他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有時罩在臉上,成為榮格所說的為社會需要而必備的“假面”;或者拿在手里,作為一種應酬需要。這時,他的文章和報告中的思想指向已經與他的本意形成間離,很難將此作為他文學思想的構成對待。這些文字所塑造的老舍,已經從老舍的“自我”中分離出來了。
      二
  作為普通公民的老舍,位于老舍意識世界的第二個層面。對此,我們并不陌生。抗戰初期他就曾有過突出的表現,幾乎同化其他意識獨自牽引著老舍走進普通公民的行列,后來才隨著抗戰的持續而弱化,隱潛下去。進入新中國以后,他又重新高昂起來,或率直地說,老舍首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進入新社會,以普通公民的心態感受新生活。他親眼看見,他所熱愛的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他所同情的下層市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黨和人民政府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社會主義新中國光輝燦爛,自己也沐浴在新社會的恩澤之中。作為公民,他總覺得自己欠缺些什么:既沒有象工農兵以及其他作家那樣,為推翻舊社會出過力,也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生產一斤鐵,或一斤米,為建設新中國做出什么貢獻。對他這種把吃虧當成份內事,只求施舍而不求索取的人來說,其心理是難以平靜和平衡的,他放棄或否定了自己優越的一切。他不以知識者自居,而以能為人民中的一員為榮。他矮下身子,走進普通公民的行列,悉心做普通公民,一切從頭學起,從頭做起。當他以普通公民的眼光來審視自己時,是非優劣全顛倒過來:知識分子的知識是狂妄的資本,知識分子的追求是資產階級名利思想,知識分子的優越是接近人民的障礙,知識分子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影響進步的包袱……
  這種心理對他的文學思想的構建影響很大。正是受此影響,他間斷了自己原來的創作道路,否定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學故我,“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3〕,他這樣說。他嚴格按照當時的要求和流行的理論指導創作道路的鋪設,填充思想理論的空白。又因空白的填充和道路的鋪設是在社會政治熱情高漲、補缺意識強烈的心理狀態下進行的,所以,填充得痛快,鋪設得順利,他的思想急速地向著盡職——追求功利——看重宣傳效果的方向發展。他說他要按照時代需要去歌頌新社會新人物,認識多少歌頌多少,“不應因為聲微而放棄歌頌”。他說他不想用作品證明自己是個了不起的文學家,只想證明是新文藝隊伍的小兵,雖然腿腳不利落,也咬著牙跟隨。〔4〕他說他要抓緊學習,誠誠懇懇地向人民學習, 丟掉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期寫出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的作品來。
  他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建國后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公民意識發動的。進入新社會,他年交五十。這個年齡的作家常患“貧血”和“保守”兩種病:因生活庫存的空虛而不能寫作,因跳不出自己的模式而難以創作。在當時,因這兩種病輟筆者不少。老舍卻進入了創作盛期。正象我們說過的他似乎不是長途跋涉者,就象剛剛離開起跑線的運動健將一樣出現在社會主義文學道路上。〔5 〕他自己則說他是文藝隊伍中的一個新兵。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就在于他那日益高漲的公民意識激發了他的政治熱情,也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熱情膨脹著,非寫難已,非寫不能平衡心理的傾斜,擺脫欠缺的折磨——不能生產一斤鐵,又不能生產一斤米,不勤奮寫作,怎配當新社會的公民?這是一種頑強的心理意識,持續了很長時間。
  從公民的價值判斷出發,他把作家的思想意識看成知識分子的清高驕傲,非但不能作為思想的依據指導創作,反而視之為消極的思想包袱必須拋棄。他輕裝上陣,徑直地走上為盡職盡責而創作、為宣傳而創作的道路。他并不長于寫劇本卻編寫劇本,他本不熟悉新生活卻執著地“熱愛今天”,寫新生活新人物,他本來認為“趕任務”趕不出好作品,卻又非趕不可,他本來知道創作應當寫熟悉的生活,卻又放棄熟悉的不寫偏偏到陌生的土地上耕耘……誰能責怪一個公民沒有作家的思想意識和追求呢?在公民眼里,那些規律、那些原理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公民意識的銳氣并不是恒定不變的。不僅它自身有疲乏懈怠的時候,而且它自始至終處在其他意識撕裂之中,自始至終受到其他意識的制約和挑戰。因而,在它的淡化處我們又看到那個作家的老舍。
      三
  客觀地說,老舍意識的分裂主要是作家老舍的分裂。是一個作家根據社會和自我發展的雙重需要而被動或自覺地分化成不同的意識形象。但無論怎樣分割肢解,都不會泯滅作家的意識——萬變不離其宗。即使建國初期,公民意識領帶著跟在政治運動后而奔跑時,作家意識也沒完全淹沒在普通公民意識的海洋里。在很多情況下,他還保持著作家的個性追求。簡潔地說,公民意識支配著他選定題材和體裁,確定主題和創作宗旨,而一旦進入創作過程,公民意識便失卻作用拱手揖讓給作家意識支配。也就是說,老舍的創作主要是在作家的思想意識支配下進行的。因此,我們看到,他總是保持嚴肅的創作態度,嚴謹的寫作作風。他不肯因非明智的選擇簡而化之,他總是極大限度地恪守創作規律,——他常常選擇他不擅長的體裁盡職,而一旦進入創作過程他總是盡力照顧體裁的特點,不肯因宣傳效果而隨意為之。他不肯因宣傳效果而把人物簡單化、概念化,他能夠嚴格按照人物生活和性格的邏輯發展刻劃人物,既不輕易把人物當成觀念的傳聲筒,也不輕易讓人物說出他自己不能說的話。他永遠忘不了文學是語言藝術,始終強調提煉語言之美,無論作者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如此,作品語言也許通俗,但他盡力挖掘通俗美,人物語言即使三言兩語,也力求顯示人物性格。
  有時,公民意識將他帶到陌生的地方,寫不熟悉的人與事,有時甚至“遵命而作”。在這種情況下,他總是盡力以精心的藝術構思彌補選擇的不足。他的彌補是極其艱難的,有時也是卓有成效的。如《龍須溝》的創作。該劇的宗旨是通過修溝歌頌黨和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但他對修溝本身并不熟悉。他就不去正面描寫組織修溝過程,而是避開這些,從他所熟悉的人物的生活寫起。他選擇解放前后人與溝的矛盾變化顯示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變化,側面歌頌。這樣精心的藝術剪裁正透露出劇作者的良苦用心。
  自然,在創作道路上,作家的個性追求也有被抑制的時候。由于生活枯窘或思維偏狹,藝術家的才能和追求總是籠罩在公民使命意識的霧氣之中,掙脫不開,擺脫不掉,作家的能動作用受到限制。如創作《春華秋實》,在運動中寫運動,可謂自始至終都是配合宣傳,自始至終都是沿著政治運動的線路發展,而不能離開線路的規定隨意想象和創造。但即使這時,作家的意識也在發揮作用:十易其稿,不只是圖解政治運動的需要,也是為了藝術上盡可能地完美。
  凡此種種,均說明,老舍在公民意識支配下走上偏離藝術規律的“羊腸小道”,卻又在作家意識作用下,努力擺脫束縛,糾正偏離,向著藝術大道靠近,靠近。
  既然是作家意識的分裂,那么,這個被分裂者就不會如此痛快地接受這種分裂,既不甘心被埋沒在隱潛的角落,也不甘心與其他意識形象平分秋色。分裂的痛苦和進行的艱難更使他在不斷地弱化角色意識和公民意識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強化作家意識。只要條件允許,作家意識就會迅速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主導意識走向。于是我們看到, 1956 ~1957年間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作家的老舍挺起高昂的頭顱,為爭取作家的權力、為爭取作家創作所必須的時間奮力抗爭,并且看到,雖歷經磨難卻又不甘屈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傳出隱韌沉深的心聲。
  作家老舍思想意識發展的極致是理論家的老舍。
      四
  現論家老舍處在老舍意識王國的最深處。他常常在其他意識被熱情催動著四處奔波、艱難跋涉顯得懈怠,或碰了許多釘子、吃了許多苦頭之后,才從重重包圍中顯露出面孔。
  理論家的老舍與作家的老舍的區別,不只是思考對象和表現形式(理論文章和作品)的不同,主要是思維機制不同。一般說來,作家的思想在感情的波濤中浮動著,并在浮動中時或被角色意識和公民意識掠去,甚至被同化,表現出與之相近相同的走向——當他以作家的身份出面介紹自己的創作經驗或就某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時,表現出某種隨意性、浮淺性,過分強調感情對于創作的作用,而這感情,又常常摻雜著公民盡責報恩的因素。作為理論家,其思想機制始終被強健的理性支配著,不僅有效地控制著感情,避免感情沖動造成隨意性和浮淺性,而且有力地排斥著外力干擾,使思想機制始終在冷靜沉穩的軌道上行進。因此,無論介紹經驗,還是就某些理論問題發表見解,無論是長篇論文,還是三言兩語,大都不受外力左右,也不因自己一得一失而走極端。這種心理情勢中,他始終保持著藝術家的個性追求。
  思維機制不同,也決定了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作為一個作家,他更多的是從創作這個角度認識問題,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提煉題材,塑造人物,選詞造句,謀篇布局等細節問題、技術性問題。即使涉及基本理論,也以其是否有益于創作論得當與否。如關于生活和創作的關系問題。他從創作實踐中體會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充分發揮藝術想象,才能下筆有神。作為理論家,他的思考大都在理論深層進行,所思所論大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沒超出熟悉生活、塑造人物的范圍,但立意卻深遠得多。他的目的是由此深入解決重要的理論認識問題。當他從此入手進行思考時,他對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的理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不只強調深入生活,而且提出,寫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什么寫什么,寫與自己相宜的、與自己的情感體驗相接近的生活。差別雖然微妙,卻很重要,前者受制于外力,后者具有較明顯的個性色彩。而且思考的基因和目的也發生變化。他顯然基于這樣的認識:創作是自由的天地,寫什么、怎么寫是不能強迫的,即使提倡,從理論角度看,也差強人意,也是對作家創作個性的忽視,對作家寫作“私生活”的干預。其目的,則是理順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糾正公式化、概念化弊病,張揚創作規律,倡導被踐踏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繁榮創作。這是著眼于全盤的思考。
      五
  當然,不只是兩個意識形象的分歧,也是四個意識的分歧。由于種種不同,形成了不同種種。這種種不同和不同種種就形成了建國后老舍文學思想的四重奏。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這種對立分裂是相對的。實際上,老舍的意識世界是個矛盾統一體。四重意識雖有區別,但這區別并非一線切開,涇渭分明。四個老舍之說,只是強調老舍思想意識的矛盾性、多重性。其二,四重意識在老舍意識王國的地位并不相同,對老舍文學思想的影響也不相同,其主張的可信度也不相同。諸多不同均因時因事而定。如建國初期他主要是以公民身份接受新鮮理論的影響,60年代前后則主要是理論家意識左右著他文學思想的延伸,因而建構起與建國初期不相同的理論體系。在四重意識中,“角色”對老舍思想建構的影響較弱,且可信度較低。他提倡的不全是他信奉的,信奉的不全是他提倡的,尤其1957年以后,多屬這種情況。他以公民的資格思考文學問題,雖然情緒激昂,喊聲震天,但隨意性即興性太強,對認識老舍思想理論的意義不很大,有些不足為據。他以作家的身份思考理論,時而精譬,見解獨到,時而偏頗,囿于一端,須區別對待,去蕪存精。最可信賴的是理論家老舍的言論。嚴肅、認真、冷靜、科學,受干擾最少,始終保持著理論個性,是老舍文學理論中最有價值的內容。不過,時常被淹沒,須認真辨認方能把握;更可惜的是,老舍主要不是以理論家的身份出現在文壇上,真正的理論思考并不太多,因而建國后老舍的思想理論從整體上看,顯得瘦小。其三,四重意識間的影響是雙向的。因上面的分析是自淺而深,故談及影響,側重于自上而下,由淺對深,略去了下對上、深對淺的影響。其實,理論家對作家、作家對公民、再對角色,這樣的影響同樣強烈。且不說,公民意識對角色意識的影響使其在報告演說中常常提倡盡職盡責,缺少官樣;也不說作家意識作用于公民意識,使其看到作家的特殊性,不忘發揮作家的特長,用特殊方式盡職,并且作家意識還遠距離地傳遞、影響到角色意識,使后者常常對各種頭銜表示厭煩,呼吁減少事務性活動,保障作家的創作時間;單就處在意識深處備受壓抑的理論家意識的影響而言,不僅影響著作家意識的走向,使其不斷擺脫流行口號的束縛,在正確理論指導下創作,而且進而影響到公民意識和角色意識,不僅使公民意識漸漸淡化,而且最終把他從角色沉迷中喚醒,從而漸漸把角色的桂冠當作隨取隨棄的假面,沒有被角色異化——變成述而不作的文化官僚。正是由于理論家意識的作用,才使老舍不斷地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性,沒有完全隨波逐流被時代輿論大潮淹沒。其四,這種作用與反作用,影響與反影響,使老舍的思想理論跌宕起伏,搖擺不定,時而脫軌越位,擱淺在理論的淺灘,時而長驅直入,把住理論的命門。由此構成了建國后老舍文學思想的矛盾運動。建國后老舍文學思想的發展與變化,調整與組合,正是四重意識交錯演奏的結果和外現。
  說到底,老舍思想意識是一個混合體。無論是一分四還是四歸一,無論是影響與反影響,還是作用與反作用,都是分析認識的需要。如是而已。
      六
  關于四重意識的演奏過程,我已在動向描述中做過說明,這里要說的是,四重意識所留給人們的啟示,或更確切地說,從分裂的制動機制看,為什么同一個老舍在同一時期或對同一問題會有不同的思想意識?或許可以說,人們的思想意識每時每刻都處在變化之中,此一時,彼一刻,彼此不同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在30年代,老舍的文學思想還處在形成發展階段,卻能保持一致,即始終執著于除掉罩在文學藝術頭上的假面,揭橥藝術女神的真實本質,左翼文學思潮那般強烈沖擊都影響不動他,20年后,他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有相當的經驗教訓做堅強后盾,卻又如此輕易地接受外來影響,改變思想理論體系,而且,老舍一向以守誠敬一著稱,但建國后思想意識多重性、矛盾性伴隨始終,十幾年間動搖不定,為什么?為什么?
  尋找個中原因并不困難。首先是時代原因。建國后政治運動頻繁,“五大戰役”之外,還有若干小風波,每場斗爭都把許多人斗倒斗垮,連為人民寫作的權利都被剝奪。在階級斗爭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情況下,人要想取得生存和寫作的權利,就要隨機應變,用不同的“面孔”應付不同的場合——敷衍。老舍最反對敷衍。但他不得不象《離婚》中的老李那樣敷衍,由此造成意識多元走向。其中自然帶有消極因素,但也有積極成分。他的意識分裂的積極意義就在于,意識深處還保持著自己的個性意識。這就是理論家的老舍。正是由于個性意識存在,才造成矛盾和痛苦,才備就幾副面孔供應酬用。沒有自我意識,便不會有應酬的意識。因而應酬本身就是成熟、真誠敬一的表現。老舍是在矛盾飄忽的假象掩蓋下真誠守一。當然,這也是相對的。
  老舍思想意識的分裂還有個人的原因。 這不只是說, 倘若老舍象30年代那樣甘于寂寞冷落,不如此奔忙于政治事務,不戴如此多的頭銜,則他就不會有那些真誠的或違心的官腔官話,不會有那些無可奈何的講演題詞紀念文字,不會根據某種外在的要求做某些必須做卻不愿做的事情,他的思想意識也就不會多重分裂,起碼不會有角色的意識形象。但老舍偏偏具有很高的政治熱情,他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要以不同的身份應酬不同的場面——說不同的話、寫不同的文章,他要考慮自己言行的影響和后果,這就很難貫一。所以才有如此多重的矛盾和分歧。
  現在,姑且改造和套用流行的說法,將人的意識分作本我、自我、超我、無我四個層次,對老舍的四重意識作援征性說明:文化官員意識相當于“無我”——當他作為文化官員而著文立論時所生成的公而忘私的思想意識;公民意識相當于“超我”——當他作為普通公民而著文立論時所生成的超越自己只求盡職盡責的思想意識;作家意識相當于“自我”——當他作為作家而著文立論時,他不能不想到如何發揮自己的才能寫出好作品,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思想意識;理論家的思想意識相當于“本我”——當他作為理論家而著文立論時,他要按照自己的本意思索和表達自己對文學問題的認識和見解的思想意識。顯然,即使經過改造,這樣的套用對應也很不嚴謹。因為人的思想意識復雜而混沌,是難以用幾個簡單的層次劃分說明解釋的。老舍建國后的思想意識更是如此。
               (作者單位:山東聊城師院中文系)
                    〔責任編輯 張 磊〕*
  注釋:
  〔1〕《我還要努力學習寫劇本》,載1954年《戲劇報》9月號。
  〔2〕《要為目前的政治任務寫作》,載1951年10月27日《新民報》(北京)第八版。
  〔3〕〔4〕《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載1952年5月21 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5〕陳震文、石興澤:《老舍創作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
  
  
  
學習與探索5哈爾濱111-1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石興澤19961996 作者:學習與探索5哈爾濱111-1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石興澤19961996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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