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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為中日關系的更加成熟和穩定而努力
回顧與展望:為中日關系的更加成熟和穩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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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關系恢復正常化至今已有25年。回顧這25年的歷程,可以發現影響中日關系的基本要素大致有三,即:1)政治及安全因素;2)民間友好運動;3)經濟交流。根據這三項要素在不同條件下的變化,可以看到25年來的中日關系跨越了兩個時期、三個階段。兩個時期即:冷戰時期和后冷戰時期;三個階段即: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深入剖析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中日關系的特點,對于總結處理中日關系的經驗,增強把握中日關系未來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
  70年代是中日關系恢復正常化階段。中日兩國能在70年代實現關系正常化,并非偶然,是因為影響中日關系的三大要素都出現了有利于中日關系正常化的重要變化或發展。
  1.就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戰略考慮而言,由于蘇聯在與美國爭霸中漸呈領先態勢,美國為強化其戰略地位,致力于改善中美關系,使追隨美國外交路線的日本,被迫調整中日關系。
  戰后,日本政府決定利用當時東西方的對立和矛盾,依靠美國的保護和支持,實現日本的所謂復興。為此,日本政府秉承美國意志,于1952年與臺灣蔣介石當局締結所謂《日華和約》,對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采取不承認和敵視態度,使中日兩國失去了正常交往的可能。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中國政府和人民為中日兩國關系正常化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日本政府對中國方面的努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未采取合作態度,這種狀況直到70年代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并與中國發表了《上海公報》。阻隔中美正常交往的冰山解凍,兩國開始了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歷程。
  當時日本執行的基本上仍然是吉田茂時期的低姿態外交路線,即重經濟、輕軍備,追隨美國的世界戰略,以換取日本的安全和經濟發展。尼克松訪華后,出任首相的田中立即將中日關系正常化問題提上了議程。1972年9月29日日本政府在北京與中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6年之后,即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又簽定了和平友好條約。這表明當時日本發展中日關系確實包含有適應美國世界戰略的變化、聯華以遏制蘇聯擴張的要求,這成為中日兩國在70年代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礎。
  2.中日民間的長期友好來往,使中日兩國在70年代實現關系正常化具有深厚的民眾基礎。
  中日間之所以在國家關系不正常的狀態下,能保持長期的民間友好來往,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中國實行了正確的對日政策。
  早在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教授時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罪行,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我相信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會記取這一歷史教訓,不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過去和現在更加深重的災難。”這表明中國政府堅持將發動侵略戰爭的少數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別開來,立足民間外交,希望通過中日兩國人民的奮斗,突破美國和日本政府在中日關系中設置的障礙,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這就為中日民間的長期友好往來,打開了大門,提供了基本條件。
  (2)中日兩國有過二千年的友好往來歷史。
  早在公元前中國漢朝時期,中日間便有了交往。這種長期的友好往來,以及兩國文化之間,特別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使中日民眾之間形成無法割斷的歷史聯系。
  (3)當時的日本民眾中有相當多的人在戰后對日本侵略中國抱有深刻的內疚。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人民對日本戰俘采取了人道主義立場,寬大處理,并遣送他們回國;對戰爭時期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視為己出,撫養成人,愿意回國尋親的,協助他們返回日本。兩相對照,使日本有相當多的人對日本侵略中國抱有內疚,愿意推動中日友好來減輕罪責。
  (4)當時的日本存在較為強大的左翼力量。
  冷戰時期的國際斗爭帶有意識形態對立的特點,當時的日本存在明顯的階級對立,共產黨、社會黨等日本左翼政黨通過各種群眾活動反對當時美國及日本政府堅持的敵視社會主義中國的政策。
  3.中日經濟發展的新需求,推動了中日關系的發展。
  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經濟經過恢復和高速增長階段,一躍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在這之后,日本開始了自身經濟調整,同時在發展中磁到某些困難,這些因素強化了日本經濟界發展中日經濟關系的要求。這些因素主要有:1)70年代初日本經濟開始轉變主攻方向,將60年代的主攻方向——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變為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使日本要求將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這成為推動日本經濟界發展對華關系的動力。2)1973年秋的石油危機使國際石油價格猛漲3倍,對石油進口大國日本的經濟造成嚴重沖擊,迫使日本不得不千方百計開辟新的石油供應源,一衣帶水、而當時石油產量又正處于不斷增長時期的中國,必然引起日本的注目。3)7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勞動生產率增長無力,導致日美貿易摩擦日益劇烈。為了緩解這種摩擦,迫使日本努力實現市場多元化,這無疑是日本經濟界發展對華經濟關系的又一動力。
  而當時的中國為了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早在50、60年代,便在周恩來總理對日貿易三原則指示下,努力發展對日經濟關系。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尤其是1976年文革結束后,中國發展對外經濟交流的要求進一步增強。1978年2月16日,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協定,要求在協定有效期內使中日雙方輸出的總金額達到100億美元左右。
  正是上述三大要素,即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中日民間友好的發展、中日經濟交流的需要,構成了70年代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基礎。其中發生主要作用的是前二項要素,而第三項要素雖然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在當時的中日關系中并不占居主要地位。因此,當時的中日關系基本是民眾推動的,基于政治安全保障上的互有所求而形成的關系。
   二
  中日關系在70年代實現正常化之后,至80年代出現一個友好發展的高潮階段,出現這個階段的原因是由于影響中日關系的三大基本要素出現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進一步變化。
  1.在政治及安全保障領域,出現了以下變化:
  1)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廣泛發展對外交流;日本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抱有自己的期望,并從這種期望出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表示支持。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將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力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根據這一方針,80年代中國加速了改革開放,鄧小平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要求:“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1]這表明中國將對外開放視為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國策之一,而發展中日關系則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
  日本了解中國政策的上述重大變化,并對此表示支持。1979年12月6日大平首相提出對中國經濟協助三原則時說:“對于中國的近代化我國將盡力協助。”[2]
  日本持上述立場是有其考慮的:
  首先,80年代初,中國剛剛結束文化革命,經濟瀕于崩潰,日本很有些人担心中國克服不了自己的困難,陷入混亂,從而損害日本。
  其次,冷戰以來美國一直將以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改造世界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是追隨這一戰略的。日本的一部分戰略家認為日本支持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有利于中國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能夠促使中國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
  再次,希望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強中日經濟交流,使日本獲得更大的市場。
  2)蘇聯的擴張勢頭更加咄咄逼人,使日本更為明顯地感受到來自北方的威脅。
  1978年12月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向柬埔寨發動大規模武裝入侵。次年12月,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同時蘇聯為了抗衡美中日美系的發展,在遠東大力擴充軍備,特別是海上力量。這使日本更為明顯地感受到來自北方的威脅,1980年,日本政府首次在國會宣布蘇聯是日本的“防衛對象國”。
  3)日本外交方針開始新的轉變,中日關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在此時期,日本的國際地位逐步上升,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經濟上。實力的增強,以及因担心美國與蘇聯爭霸不力影響西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使日本在80年代對外交方針作了新的調整,日本新的外交方針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要求改變吉田茂以來日本外交的低姿態和被動狀態。
  上述日本新外交方針的特點,必然改變中日關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如果說過去日本主要是追隨美國,以及從抵御蘇聯威脅保障日本安全角度出發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那么現在日本則是從主動與美國歐洲中國等合作,在全球范圍內遏制蘇聯的擴張態勢,同時謀求日本全球性的國際政治地位,力圖使日本成為世界一極的角度出發處理中日關系。戰略要求的提升,使中日關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相應上升。1982年日本首相鈴木指出:日本外交只有日美、日中兩根支柱穩定,才能更加可靠。并認為:“中國面向何方,對西方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義”。[3]
  2.在雙方政府的推動下,中日民間交流更為深入廣泛。
  在80年代,除了原來推動中日民間交流的基本因素仍然都存在外,中日兩國政府對民間交流作出了更為重視的姿態。1984年2月,中國青聯、學聯、中日友協聯合發出邀請信,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來華參加中日青年聯歡活動。中日民間交流在80年代變得更為深入廣泛。
  3.中日經濟合作迅速發展。
  在70年代努力的基礎上,到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日經濟合作迅速發展。首先是中日貿易額大幅增長,1972年為10.39億美元,1980年達到89.08億美元,1985年達到164.4億美元,占中國當年外貿總額的29%,使中國上升為僅次于美國的日本第二大貿易對象國。
  其次是資金合作明顯增長。1979年至1988年日本向中國提供三批日元貸款,共16,149億日元。日本輸出入銀行還先后于1979年和1984年向我國提供了兩批長期優惠的能源貸款,共10,000億日元。1987年日本政府還以“黑字還流”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0億日元貸款,用于支持中國的出口企業。1981年至1991年,日本政府還向中國提供了780億日元的無償資金援助,主要用于醫療保健、環境保護、文物保護等領域。此外,始于1982年1月,中國銀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及一些地方金融機構先后在日本發行債券。
  再次是日本直接對華投資擴大。198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開始擴大。至1990年底,日本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1392項,協議金額為33.13億美元,次于香港、澳門和美國等地區及國家,而居第4位。
  又次是中日技術合作有所進步。至1986年以前,日本在中國的技術貿易進口國別中一直居領先地位。
  綜合以上要素,可知在此期間,中日在內政外交上帶戰略意義的共同利益明顯擴展,加上經濟合作及民間交流的擴大,推動中日關系形成了友好的高潮階段,正是在此階段雙方達成了處理中日關系的四原則,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賴,長期穩定。”
   三
  90年代,世界進入后冷戰時期,1972年以來的中日關系隨之開始了第三階段。在此階段,影響中日關系的三大要素發生了并非完全有利于中日關系發展的變化,使這一階段的中日關系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狀態。
  1.中日兩國在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戰略考慮出現重要變化。
  1)曾經作為日本主要“防衛對象國”的蘇聯解體,日本的安全環境大為改善。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其外交“新思維”的指導下,緩和了與美、日的關系。1990年開始,日本不再將蘇聯作為“防衛對象國”。1991年蘇聯解體后,獨聯體國家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動蕩的窘況,對日本的威脅更為減弱。上述變化,使曾經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促使中日關系出現友好高潮階段的的政治基礎——中日美抗御蘇聯對外擴張的共同要求不復存在。這必然削弱原有的中日關系。
  2)中國平息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日本明顯降低了對中國改革開放將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期望。
  1989年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平息了這場政治風波。為此,日本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起對中國采取了所謂“制裁措施”。之后,日本政府雖然先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取消了對中國的制裁,但日本明顯降低了對中國開放將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期望。
  3)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正由政治大國變為經濟大國;日本努力提高政治地位,正由經濟大國爭當政治大國。兩個國勢均在上升中的鄰國,相互警戒感增強。
  90年代,中國并未在西方的制裁之下崩潰,在經過必要的調整之后,經濟有了更快的發展。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增長,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
  同時,日本爭當政治大國的活動更趨積極。日本主張應按各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對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的財政貢獻程度來決定各國在安理會的地位。同時在軍事上也出現一些新的動向,1992年6月日本國會強行通過了《關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 (PKO法)和《關于派遣國際緊急援助隊法修正案》,為日本自衛隊向海外派遣提供了法律依據。
  中日兩國作為兩個國勢均在上升中的鄰國,相互警戒感有所加強。冷戰后經過調整的日美安保關系,實際上已將中國作為重要的未經公開宣布的防衛對象。
  4)日臺政治關系90年代以來明顯加強
  由于對華警戒心的加強,以及日本追求政治大國的需要,90年代以來,日臺政治關系得到明顯加強。1991年5月,日本政府作出了兩個重要決定:一是日本外務省亞洲局首次向財團法人“日臺交流協會”派出干部,使這一民間組織具有了官方色彩。二是允許副部長級以下的國家公務員可以不持外交官護照,以私人身份在經濟及貿易等實務性問題上同臺灣當局接觸。其后,臺灣“外交部長”錢復及“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相繼被允許訪日。日臺政治關系得到明顯加強。
  5)中日之間存在著維護東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共同要求。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在關鍵時刻,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與國際社會加強聯系。因此,中國希望和一切國家搞好關系,希望維護東亞、亞太的和平與穩定。日本是一個能源和資源主要依靠進口的國家,其市場和投資不僅在美國占有很大份額,在亞洲也大有增加,這使海上運輸道路的通暢和自由貿易的維持對日本來說至關重要,日本担心冷戰后頻發的地區沖突危機破壞支撐日本安全的上述基本要素,因此,對維護東亞、亞太的和平與穩定表示出很大的關心。
  2.民間友好運動的削弱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主要在于:1)冷戰之后,日本政壇趨向保守,左翼力量大為削弱,同時左翼力量的要求也與冷戰時期出現了很大不同,對中日民間友好運動的推動力量遠遠不如冷戰時期。2)日本戰后一代已成長起來,這一代人對中日交惡歷史缺乏切身了解,很少有日本老一代民眾中所抱有的侵華內疚感。3)隨著日本經濟力量的增強及國際影響的擴大,“日本人又漸漸地恢復了信心。從正門趕走的民族主義,又從后門悄悄地溜了進來”。[4]以這種民族主義為基礎,日本屢屢發生否認侵略的言行。4)部分民眾對中國的核政策不理解,反對中國為自衛而進行極為少量的核試驗。這使中日民間友好運動有所削弱。
  3.中日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加強,出現一體化趨勢。
  90年代,中日經濟關系獲長足發展,原來中日間的經濟關系以貿易為主,90年代以來已發展為由貿易和直接投資為主的經濟關系。
  在貿易方面,1996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已突破600億美元。不僅數額增加,而且貿易結構也進一步趨向合理,過去中國對日本出口的大宗是原油,現在中國對日出口的工業制品不斷增加。同時,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不斷增加。
  中日貿易結構的趨向合理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是相輔相成的。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加,使中國得以增加對日工業品出口;日本則因中國購買力的增強,得以向中國出口更多中國所需的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在這種背景之下,中日目前相互依賴程度提高的經濟合作關系日益導致經濟上的一體化,中日都不僅在本國而且在兩國之間追求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增強競爭力,擴大效益。這使聯系中日關系的經濟紐帶空前增強。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冷戰以后的90年代中日關系有三大特點:
  1)中日之間在政治及安全領域的對立和不信任感在上升,但維護東亞、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要求趨強。
  2)中日民間友好活動削弱。
  3)中日經濟合作的規模和水平明顯擴大和提高。
  顯然,中日關系已經從70年代以政治及安全保障上的共同要求為主導的關系,轉變成90年代以密切相關的經濟利益為主導的關系。
  如果將影響中日關系的三大基本要素視為矢量,那么可以看到在中日關系25年來的第一、第二階段,這三個矢量基本指向一個方向,即有利于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方向。但到第三個階段,上述矢量卻分別指向了兩個方向,即有利于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方向和不利于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的方向。這就使中日關系的未來出現了發展和逆轉兩種可能。1996年,中日關系降低到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正是上述情況的反映。
  在人們已習慣于以“友好”兩字概括中日關系時,冷靜地揭示中日關系在第三階段的變化,指出其存在逆轉的可能,有助于人們正確地評價中日關系的現狀,并采取積極對策,防止中日關系逆轉,使中日關系在經過適應冷戰后形勢的必要調整之后,進入更加成熟和穩定的階段。
  為此,中日雙方首先必須努力在政治及安全領域建立相互信任,并將維護東亞、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要求轉化為兩國及其他有關國家都能接受的現實政策和行動。在這方面,以下問題應該引起充分重視:
  1)從根本上去除“中國威脅論”的觀點。
  2)日本希望成為政治大國,如果把這種政治大國理解為對東亞、亞太、乃至世界和平承担更多和更大責任的國家,那么這樣的政治大國越多越好。問題在于,日本必須取得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周邊國家的信任。為此,日本應該對過去的侵略歷史深刻反省。
  3)日美安保關系應該嚴格限定為雙邊關系,不應包括有威脅其他國家的內容。
  4)日本必須放棄與臺灣發展政治關系的努力,在理論和實踐上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符合中日兩國利益,有利于東亞、亞太和平與穩定的戰略選擇。
  5)可以由中日及其他有關國家共同考慮,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形成具有東亞特色的多國安全機制,保障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同時,中日兩國政府應更加重視中日民間友好活動。如果說,任何國家間外交關系的發展都應得到民眾的支持,那么由于中日之間有過不幸的過去,中日關系的發展就更加需要兩國民眾的支持。這種支持要是被削弱,中日兩國政治家在處理中日關系時的選擇余地將大大縮小。為了推動中日民間友好活動的發展,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中日應重視輿論導向,實事求是地向本國民眾介紹對方情況,擯棄一切歪曲歷史,歪曲現狀的言論。
  2)在民眾中倡導健康的民族自尊心,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民族優越感及民族歧視。
  3)加強廣大青年的交流,使雙方青年了解歷史、了解中日友好關系的來之不易,了解對方,加深感情,為中日關系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此外,要十分珍惜正在順利發展的中日經濟交流,中日經濟交流由50年代小規模的民間貿易,發展到今天的程度,來之不易,而且這種經濟交流正在上升為中日關系的主要基礎。為此,必須防止動輒以經濟手段制裁對方的傾向。
  注釋:
  [1]《鄧小平選集》第三卷第3頁。
  [2]《原典中國現代史》第8卷第181頁,巖波書店1994年12月20日第一版。
  [3]1982年5月31日與趙紫陽總理的談話。
  [4]中曾根康弘等著《冷戰以后》,中譯本1993年7月版第117頁。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國際觀察滬1-5D6中國外交王少普19971997 作者:國際觀察滬1-5D6中國外交王少普19971997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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