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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
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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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經典的說法在中國已經有一段時間。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紅色經典叢書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長篇小說,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重點獻禮文藝作品,在中 國各地電視臺和電影院熱播一大批反映中國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和電視連續劇,如《長 征》、《紅巖》、《忠誠》、《日出東方》等,收視率可觀。出版部門同時大量重印、 再版各種革命題材的文學、文藝作品。中國舞臺上重新上演革命題材的劇目和音樂舞蹈 。當年的“樣板戲”再受觀眾青睞。MTV、卡拉OK等新的大眾電子娛樂形式也熱衷“紅 色”題材。中國媒體包括互聯網大量報道和評論紅色經典的流行。總之“再造紅色經典 ”的話題,已成為中國在世紀轉換時刻的一種文化現象。這一時刻又與全球化時代接軌 ,凸現了文化“再造”的當代意義。
  紅色經典是指革命題材的文藝作品,也是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文化生產,是革命文化領 導權(或文化霸權)建構的核心部分。中國革命文化領導權建構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建立 之初即已開始,1949年建國后成為國家建設的一項主要任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時期達 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幾乎取代了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建設任務。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由 于對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紅色經典銷聲匿跡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3年毛 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之后)又逐漸重返中國文化舞臺。從中國革命史和現當代文化史的 角度來看,紅色經典的沉浮無疑是一重要的風向標。就當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語 境下的紅色經典再造又展現了何種文化動向?從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方面來看,是否意欲 把紅色經典納入中國文化新傳統,并予以“博物館化”?而以商業利益為主導的大眾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種文化懷舊情懷,來使之商品化?這些趨向與紅色經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義,有著尖銳的對立。紅色經典文本作為國家建設的主要部分,確立了一整套 的話語體系和文化生產方式,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以至生活方式、表達方式。 雖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為主旨的文化熱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擊和否定,但未能徹底 清除和抹煞這種深層的“政治無意識”。惟有經過90年代中國文化全面商品化、“與國 際接軌”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資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現。其中所顯現的當代中國 文化政治的動態,便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一、紅色經典的產生
  任何一個文化都有其經典。經典的產生都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時間,通過歷史的積淀與 考驗,大浪淘沙,千錘百煉,真金閃爍,終成正果,堂皇步入經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復誦詠,成為文化傳統中的瑰寶和精華、文明的象征。這是我們長期以來被告 知的經典的產生和形成過程,是自然選擇、文明進化的過程。同時我們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經典的當然詮釋者和捍衛者,經典通過圖書館、博物館、出版、學校、傳媒等 文化機構(或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得以傳播、保存、闡發,影響社會。經典的確立、維護 和發展自古有之。而在現代化時期,又得到國家和社會的多方重視,起了確立民族國家 的文化認同、確立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經典的作用在現代化時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強了。在現代化初期,曾經有過激烈 的反傳統、反經典的運動,在西方有啟蒙運動,其標志就是對基督教神學經典進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實這種反神學經典運動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開始了)。在中國這樣的現 代化“后發”國家,也有五四反儒學經典的激烈反傳統運動。但是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建 立離不開經典,西方啟蒙運動的始作俑者如法國的盧梭、伏爾泰,德國的康德、黑格爾 、歌德,英美的亞當·斯密和杰佛遜等,各自為自己的民族國家確立了新的經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臘和猶太傳統這一西方文明共同遺產的同時,另一方面強調的是各國的“民 族性”的“時代精神”。沒有什么文化遺產的美國也特別重視經典的作用,它強調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遺產和現代經典,包括自由主義理念、市場、科技、法治的經典。 80年代美國知識界受到后現代主義激進思潮的影響,出現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歐洲中心的西方經典的趨勢。主流意識形態的維護者于是進行了反擊,由保守派 學者領頭,媒體、政客紛紛呼吁,重建美國文化的經典和“偉大傳統”。(注:關于美 國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經典,可參見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現代經典的建立跟過去最大的區別就是略去了漫長歲月的洗禮,拋開了“自然選擇” 的面紗,大規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經典,為民族國家的利益服務,為政 治權力、為經濟效益服務。人們在歷史去魅的現代,認識到經典的建立乃是一個充滿權 力政治爭斗的過程,從古至今,歷來如此。只不過在現代,這個過程變得十分赤裸裸。 當然在經典確立之后,其詮釋者們又無不強調經典的自然天成,天經地義。
  以創立不同選擇的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經典。經典的建 立成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自19世紀的鴉片戰爭起,一開始就是一 個尋求現代的不同選擇的過程,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在20世紀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成為領 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以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為主旨。 其中文化與意識形態革命在很長時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澤東等革命領袖一貫強調要 建立一個革命的文化,因為中國是個缺乏現代無產階級革命主體的落后農業國家,必須 創造一個革命主體。如何創造?靠暴力、強制和說服、贏得民心的雙重手段,來確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權或領導權,在農民中建立一個革命的主體意識。總之,文化革命是事關 革命成敗的關鍵,即革命的主體建構問題。毛澤東的表述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 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如何確定敵與友的身份認同?如何確定我們 自己的革命主體性?要靠革命理論和革命話語來動員大眾,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澤東的思路跟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非常相似,力圖在民族和大眾文化的傳統中,發 掘革命經典的資源,在此基礎上,創立起一個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經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關于采納民間的新 鮮而生動活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語言的論述,關于“推陳出新”、“古為今 用,洋為中用”的論述,以及從40年代延安整風到60年代的樣板戲和文革中的實踐,其 本身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新經典。
  1949年建國以后,紅色文化經典的建立與生產成為國家建設的重要任務。延安時期的 秧歌運動、王貴與李香香風格、白毛女和新戲劇運動等等,迅速推廣到全國,動用了現 代化的媒體和國家機器,以電影、報刊、出版、教育的各種形式,把紅色經典的建立變 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文化生產建設。這一文化生產在當時環境下已經充分與國際接軌。周 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先后獲蘇聯的斯大林文藝獎金,其 意義和轟動在當時遠遠超過了9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電影連連在國際影展獲獎。除 了戲劇如《白毛女》、《紅燈記》、《蘆蕩火種》等后被改編為樣板戲之外,紅色經典 開始主要以長篇小說形式出現,隨后被改編成電影、連環畫等視覺藝術,并以廣播書場 方式在電臺長期連續播出,成為群眾文藝的主要內容。紅色經典作品的產生主要是有計 劃的集體創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產部門的工作人員(作協會員,或稱“專業作家”) ,如《暴風驟雨》的作者,或在創作過程中成為脫產專職生產人員,如《鐵道游擊隊》 和《紅巖》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識形態氛圍與管理機構的區別,五六十年代紅色 經典的生產與90年代以后在中國逐漸成為主流的商業性大眾文化生產在形式和結構上有 驚人的相似。如90年代電視劇的生產,常常是一個涉及多部門、有計劃的從策劃、編輯 到拍攝和后期剪輯、媒體公關等復雜的過程。
  紅色經典作為革命文化霸權或領導權的主要產品,其大規模的生產是為國家利益服務 ,為國家統治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服務。其對象是中國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價值體系和社會凝聚力。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個強大的國家威權傳統中, 尋找和建立社會與國家的新型關系。這點跟葛蘭西的構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權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業化發達的北部一直充滿矛盾沖突,在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義怪胎。當時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導致意共都市暴動失敗,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歷史和現實,構想社會主義革命須首先建立文化霸權,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會”。毛澤東并未使用市民社會和文化霸權等話題,但他始終在摸索社 會主義國家與社會、政權與民眾間的關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經典,就是毛澤東構想和實 施國家和社會建設的具體步驟。他遇到了許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發動的多次針對城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風、反右,以至文革等運動,通 過強制手段來壓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識分子,同時也通過說服教育手段讓多數知識分子 接受了他的構想和理念,自覺地成為革命文化生產中的主力。
  紅色經典的生產因此可以視為一個復雜、多重、多維度的建設平臺。首先,紅色經典 是對傳統經典的批判和否定,但這種否定只是局部的,因為它必須在傳統經典中尋找資 源。紅色經典的主要文化資源來自民間民俗文化,但舊的正統的經典源頭也是民間的, 只是被權力精英所利用而奉為正宗。第二,紅色經典的建構是自覺和有計劃的,把文化 生產和經典建構兩個過程融為一體。作品一生產出來就被奉為經典,或一開始就是當成 經典來創作的,如樣板戲。這似乎有悖于經典的自然形成過程,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大躍 進行為,不過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現代化的邏輯。兩個過程變成一個過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經典典范”,即如何建構經典的一套運作規范。其特點是國家行為 和社會民眾行為融為一體,形成全民學經典、全民唱樣板戲的群眾運動。第三,紅色經 典的生產與建構是意識形態生產,對社會意識、社會生活、社會結構都產生了直接的影 響。簡言之,紅色經典產生了一整套的話語體系和情感結構,六億中國人在幾十年時間 內生活在這套話語體系和情感結構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響。最后一點,就是紅色 經典的大眾性和國家生產性。紅色經典來自大眾,服務大眾,是群眾文藝的經典。但它 一開始卻不是大眾的創造,而是國家指令由文藝工作者(用今天的話是專業人士)在民間 民俗文化基礎上“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反復強調的 就是這種民間文化的現代性轉換。他在《講話》原稿中一直說文學藝術的源泉是來自民 間的文藝作品,而不是現實生活。此時毛澤東的文藝論完全不是反映論。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選時,才把文藝源泉改為“生活現實”,以求與反映論合拍。(注:對毛澤東《講 話》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論內涵的分析,可見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這時的文藝創作已經完成了 由個人行為變成國家生產的體系轉換。
  紅色經典的文化生產看上去跟法蘭克福學派所描述的“文化工業”的確有許多結構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眾性,都是大規模批量生產,都是由上而下地生產出來的。關鍵的區 別在于,一個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行為,以盈利為目的;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 下的國家行為,以意識形態教育(或曰“洗腦”)為目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文化工業生產 出的大眾文化產品也是要達到洗腦的目的,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業賺錢 的目的,而是對大眾的洗腦。此外,法蘭克福學派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大眾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經典是涇渭分明的。法蘭克福學派大師如阿都爾諾,就寄希望于經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從現代主義精英創作的經典中激發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抗。而中國的紅 色經典完全打碎了精英與大眾的界限,在批判傳統經典、建立新經典的同時,對民間和 精英文化采納了“古為今用”的實用主義策略。旅美學者張旭東從中國現代性發展線索 中看出某種“后現代性”,正是對中國現代性不同選擇的文化發展的一種頗具后現代意 味的解讀。(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紅色經典與文化 工業和后現代相提并論,看起來似乎有些牽強附會,不過我們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對文 化現象的分析解讀離不開當時的特殊語境,而且紅色經典在當代的再造,也的確是處于 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制造的后現代文化氛圍之中。
      二、話語體系與情感結構
  在思考紅色經典的當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顧紅色經典產生時的具體歷史語境, 尤其是紅色經典本身乃是當時那個語境的主要制造者。當時是革命文化霸權的語境,建 立一個革命的話語體系是當務之急。1949年建國后,中國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務急迫。中國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簡化字方案、漢語拼音方 案,對中國語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簡化字和普通話的推廣是新的文化和話語體 系建設的基礎。在更進一步的語義學和意識形態層面,則主要依靠革命文學作品尤其是 紅色經典長篇小說和革命回憶錄等。革命題材的長篇小說隨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產品, 如改編成電影、戲劇、連環畫等。加上媒體宣傳、學校的語文教育和博物館、畫廊、報 刊雜志的廣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話語體系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和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 ,融入中國民眾日常公共話語和個人話語的方方面面。紅色經典通過語言建構的英雄人 物和負面人物以及他們的語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義的豪言壯語、警句格言等等,成為 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象征符號。根據毛澤東的不同選擇的現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設“社會主義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國戰略的核心目標。
  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情感結構和生活習慣等跟社會主流話語體系有密切關聯。據英 國學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話語體系或廣義的文化和語義上的符號體系跟公眾的情 感結構相關。威廉姆斯認為,情感結構是生活體驗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識形態 、價值觀,以至政治立場等的表征,“不是感情與思想的對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實踐的意識。”(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認為,情感結構由文藝作品的形式和 結構所展示,對文藝作品的形式和語義結構分析有助于了解社會的新的情感結構的形成 。中國紅色經典作品在主題上大致分為革命戰爭、農村土改、城市暴動和地下工作等, 表現的是革命主體——農民、工人、革命黨人(常常是知識分子形象,如《紅巖》里的 江姐、《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冬等)——自身覺醒成長的過程。這種主體意識萌 發的形成脫胎于歐洲啟蒙文化中出現的“個人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但在中國 被嫁接到社會革命的“集體成長”語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對啟蒙現代性的中國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國學者近年來許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紅色經典對現代意識的民族化轉換和改造。孟繁華指出,中國傳統通 俗小說的傳奇形式對《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響。陳思和、洪子誠等 也探討了傳統小說的模式在形式和價值取向上對革命小說的影響和制約。傳統、民間的 形式在現代轉換中對紅色經典的影響舉足輕重,但也成為紅色經典如樣板戲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參見孟繁華《傳媒與文化領導權——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與文化認同》, 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見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陳思和:《民間的沉浮: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上海文學》1994年第1 期;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國五四以來的激進啟 蒙主義者如胡風等強調民間民俗形式和審美意識與歐洲傳來的現代啟蒙意識的矛盾性, 并站在啟蒙的立場上頑強地批判傳統與民間形式的“落后”和反現代性。但是中國這個 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更傾向于選擇毛澤東式的民族化和接近農民審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連自身為激進啟蒙知識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預見地嚴厲批判中國都市啟蒙主義 知識分子的歐化傾向,大力鼓吹民間文化和民間形式。
  隨著中國革命的全國性勝利,以農村的民間民俗文化和審美趣味為主導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據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權。其話語體系影響、制約了中國社會公眾的 情感結構數10年。但是中國社會在毛澤東時代的情感結構是相當復雜的,在單一性話語 體系的主宰下,一直有著語言雜多、眾聲喧嘩的潮流。首先,明顯對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權卻不斷地孳生著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的反霸權。如各種舊日都市生活習俗 和審美趣味一直頑強保留下來,傳統文化如古典文學、古裝戲劇等,利用革命文藝題材 的包裝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傳統文化遺產”的原則而得到發展。這些在文革時 期都被當成“文藝黑線”而遭到殘酷打擊。第二,以革命理想主義、戰爭年代的英雄主 義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為最高價值的紅色經典,強行把和平建設時期的平淡瑣碎的日常 生活納入“反日常生活”的戰爭年代軌道,因此產生了社會意識和文化行為的尖銳矛盾 和扭曲。第三,紅色經典的價值取向既是烏托邦理想主義的(以“共產主義美好未來” 為終極追求),又是實用主義的(一切以是否對“革命實踐”有用為標準),從而造成價 值的二律背反,使話語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體盛行。最后,革命霸 權所依據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階級對立、階級斗爭原則,被紅色經典非歷史化、普遍化 ,把敵我對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邏輯引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終于在文革中導致 悲劇結果,引起中國社會的強烈反彈。階級對立本來是社會不同經濟和政治利益集團矛 盾的歷史形式,在中國歷史的特定階段尤其是革命戰爭年代,曾經是社會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發展時期,毛澤東把本屬于政治經濟領域的階級矛盾擴大轉移到文化與意識形 態領域。紅色經典在這個階級斗爭擴大轉移的過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盡管有以上種種內在矛盾和謬誤,紅色經典所建構的情感結構卻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為占中國人口多數的農民和工人階層擁護。這主要是紅色經典緊緊抓住了大眾的喜惡和 習俗,尤其是中國大眾的平均主義價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義的“均貧”觀念,以及 “艱苦奮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獻和自我犧牲等類似宗教原教旨主義 的理念。中國從1949年建國以后,一直處在冷戰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夾縫和前沿。二 次大戰后美國卷入的兩次地面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無一不是針對中國。60年代 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大國交惡,最后竟然走到戰爭邊緣。中國的周邊環境十分險惡。在國 民經濟落后和“一窮二白”的狀況下,中國政府采取高積累、低消費的建設方針,使6 億多人口強制性壓抑個人物質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達到高速度完成工業化基本建設和 國防建設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權扮演了說服和贏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澤東利用紅色經典建構的話語體系和情感結構,建造了一個英雄主義的時代,使6億中 國人口的大多數心甘情愿地為國家建設而壓抑了個人欲望和物質追求。
      三、經典的沉浮與再造
  中國紅色經典的生產和建構如同大多數的現代經典建構一樣,帶有鮮明的歷史特征和 功利主義色彩。當它產生的時代轉換之后,其內在矛盾就暴露出來。這個暴露過程跟文 革悲劇密切相關,當文革被徹底否定時,紅色經典也被無情地拋棄了。毛澤東時代的一 個重大失誤就是對知識分子的無情壓制和利用。中國知識分子本來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正是五四時代的啟蒙激進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是中國都市社會中最開 放和最早接受現代觀念的階層,也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先鋒。關于毛澤東知識分子政策的 成敗得失已經有大量的論述。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國后知識分子階層作為文化生產和 建構革命霸權的主力,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政治運動的斗爭對象,這就造成了中國 社會這一雖非人口多數、但卻舉足輕重的階層的離心離德。他們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為斗爭對象。文革之后,他們自然對文革深惡痛絕,成為否定文革的主力。紅色經 典的生產和建構本來均出自于知識分子之手,但他們對自己的產品卻產生了心理上強烈 的厭惡,因為紅色經典的階級斗爭主題所引起的聯想正是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種種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政府對現代化方案開始作根本性的調整,徹底拋棄意識形態革 命策略,而轉向經濟至上、科技至上的發展主義模式。在高積累、低消費的基本建設已 經完成的情形下,轉向以個人物質消費為中心的市場經濟模式。這一轉變在中國的話語 表述是“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國際大語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標志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市場經 濟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成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國20多年來的現代化轉型已經 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國進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趨勢不可逆轉。但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的 全球化轉型可以說是步履艱難,危機四伏。在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出于對文革的憎恨 ,自覺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體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現代化的主力。當時中國 盛行的是“文化熱”,是對西方資本主義“蔚藍色文明”的熱情擁抱和對中國宗法和封 建的“黃色文明”的全盤遺棄。革命文化霸權、紅色經典被視為封建傳統的現代表征而 受到知識分子的無情鞭笞。在紅色經典文本中自我貶低、自我懺悔和自我織罪的知識分 子,終于得到了報復性的心理滿足。在10多年時間中,紅色經典的正面形象幾乎完全消 失在中國文化舞臺,惟有以負面形象出現在反映文革悲劇的背景之中。
  中國政府在現代化轉型中越來越認識到革命文化霸權及其意識形態與新的政策和中國 社會現實的不適應和矛盾。雖然在話語體系的創新方面沒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澤東時代以來的國家話語體系(這點以國家主流媒體的政治話語為代表,具體 體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人民日報頭版和社論等),然而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 意識形態和話語的轉型也如同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勢頭一樣,不可逆轉,已經和正在給中 國帶來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性轉變。作為革命霸權時代的文化生產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國知識分子從90年代開始逐漸發現,他們的主力軍地位也已經不可 逆轉地喪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識形態風波并未扭轉風向。90年代中國社會沿著全球 化的“與國際接軌”的軌道,越來越走向市場化和商品化的時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被 邊緣化和市場化。知識分子逐漸分化,有極少部分成為堅持社會關懷的“公共知識分子 ”,絕大多數成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學者”、“專業人士”。取代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業管理、金融、營銷、工程技術領域的專家,他們成為社會新的精 英和中堅力量。
  而紅色經典在90年代中期(毛澤東百年誕辰之后)又逐漸地出現在中國文化舞臺上。這 一次重現,開始并不是國家機器的推動,而是民間自發和新興的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的 合作。90年代初期發行量驚人的《紅太陽》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電影和樣板戲、再版的革命小說、革命故事等等,給大眾文化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到了90年代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終于與商業性大眾文化產業聯手,轟轟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紅色經典熱,在全球化的時代再造革命經典。新紅色經典的生產者一部分是國家 意識形態機器所雇用的專業人士,在國家媒體中享有新的物質資本和政治文化特權。另 一部分是非國有文化產業的“影視人”、自由作家,他們不受國家指令而服從市場需求 。紅色經典的再造主要服從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指令和市場需求的雙重制約,是在一個 文化市場多元化的氛圍內的一種生產趨勢。這和紅色經典在五六十年代誕生的時代有了 巨大的差異。紅色經典一誕生就一枝獨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過是中國 文化多元多極狀況中的一種不大不小的時尚而已。
  紅色經典今天的市場主要來自中國的多數民眾,他們大部分處于中年以上的年齡段, 集中于工人、農民以及中年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是紅色經典創立時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結構和話語體系深受紅色經典的影響。當然這些都不足以成為紅色經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條件。本文最后對紅色經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測和詢問。(注:參見孟繁華《當 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19日;孟繁華:《左翼文學 在當下的命運》,《北京日報》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轉型,造 成了不可逆轉的歷史斷層,使得懷舊成為新的時尚。懷舊正是一個時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會情緒,在商業社會往往成為打造新時尚的契機。懷舊跟歷史記憶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選擇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現,而不是具有強烈現實感的對歷史事實的記憶和反思。 紅色經典成為今天的新時尚,跟懷舊情緒有很大關聯。把紅色經典商業化,是否是一個 頗具后現代色彩的文化動向?第二,當國家機器正在努力轉換、重建意識形態體系和價 值體系的時候,會從國家建立時代的文化資源中積極找尋有用有益的因素。紅色經典無 疑是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文化遺產和符號資本。國家機器自然會努力 把這部分符號資本納入民族國家的新文化傳統,并予以博物館化。所謂博物館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與社會現實剝離,置放于一個安全的距離中,予以審美和學理的欣賞和 反思,并標以“傳統”、“經典”的標簽來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國家 的文化認同和意識形態。但紅色經典的主題和價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當下的現實剝離 ?最后,我們不得不看到再造紅色經典所可能和實際上已經遇到的困境。紅色經典的平 等觀念、道德理想主義、民粹主義,跟當代中國的社會意識有尖銳的矛盾,但仍然對中 下層社會階層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當中國不可逆轉地進入市場社會時,經濟和政治層面 的社會分層、貧富鴻溝、階級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紅色經典的平等與階級訴求也必然會 得到社會中下階層的共鳴。紅色經典還能否喚起激情燃燒的歲月?因此,如何在紅色經 典的現實意義和文化遺產建設目標之間作出合理的協調,如何使嚴肅的歷史記憶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義成為脫離現實的懷舊時尚,乃是紅色經典全球化時代再造的思考課題。
  
  
  
中國比較文學滬38~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康20032003紅色經典是中國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為主題的文化生產,是建立革命文化霸權和話 語體系的有機部分。在全球化與世紀轉換時刻,由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與商業性大眾文化 產業聯手,紅色經典通過小說再版和電子媒體(電影、電視劇等)得以再造。其目的是重 建文化遺產和打造文化市場。紅色經典/革命文化霸權/國家意識形態/重建文化遺產/Red Classics/revolutionary hegemony/Chinese ideology/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The Red Classics refer to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revolutionary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1950s and 1960s,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con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hegemony during Mao's era.At the end ofthe 199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02,Red Classics emerged in China again through new editions of fictions and through electronic media of films,television dramas,and popular music.Chines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and commercial popular culture joined hands in reinventing the Red Class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as a way to reconstruct a national culturalheritage and a cultural market.The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social unconscious,and the sentiment of the Chinese public for therevolutionary idealism 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Red Classicshave arisen again.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作者:中國比較文學滬38~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康20032003紅色經典是中國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為主題的文化生產,是建立革命文化霸權和話 語體系的有機部分。在全球化與世紀轉換時刻,由國家意識形態機器與商業性大眾文化 產業聯手,紅色經典通過小說再版和電子媒體(電影、電視劇等)得以再造。其目的是重 建文化遺產和打造文化市場。紅色經典/革命文化霸權/國家意識形態/重建文化遺產/Red Classics/revolutionary hegemony/Chinese ideology/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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