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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危機下的學術群體  當代知識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聲望危機下的學術群體  當代知識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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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以來,尤其是近年來,關于學術群體身份地位及其形象的問題不時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如阿憶①的一篇博客文章所引起的爭議。作為北大副教授,阿憶不過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資收入以及日常開銷,卻引起非常大的討論。網易新聞以“北大教授公布工資單叫窮引發爭議”②一題在2006年9月21日發布后,網上批評他的人占了多數。如在網易論壇上,網友評論③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達7,459條(據2006年9月24日21時統計),除去口水貼和重復貼之外,反對他的人占到了2/3強。阿憶此舉可能只是希望公眾去了解真相,而為什么公眾沒有表現出我們想象中的寬容和理解呢?再如近年來一些重大的學術違規事件以及媒體中的“專家熱”現象。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令人担憂的“教授身份危機”問題的爭論。這表明,在社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時候,學術群體也在面對現實的拷問,其身份地位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阿憶博客文章所引發的種種爭論,事實上反映了學者社會身份變遷這樣一個深層次的社會機制問題。其中包括社會聲望、經濟地位以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因素。不過對于此種社會現象,學術界目前尚缺乏深入的分析。
  關于學術群體的地位在當代社會的表現問題,首先值得一提的應該是埃耶爾、撒列尼和湯斯雷的作品《制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后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斗爭》,他們基于東歐轉型社會的實踐提出的五個命題中,前兩個④就關涉到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問題(李春玲,2005:42-45)。埃耶爾等認為,廣義上的知識分子推進著后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他們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產生的根源。誠然,此書的重心(從精英變化視角來解釋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并非本研究強調的焦點,他們所定義的知識分子與本文關照的學術群體在內涵上也有一些差別。值得關注的是,此書作者對于轉型社會知識群體的社會地位的關懷。相比較而言,對于中國知識群體在社會轉型期的作用及角色⑤卻缺少實實在在的研究,⑥甚至對于當代學術群體的身份地位到底是怎樣的,也缺少腳踏實地的社會學探討。
  事實上,長期以來,在中國社會學的分層研究領域,學者們一直關注的是農民工群體或者工人階級的地位變化研究,而且數據資料也非常豐富,相比較而言,對于學術群體本身地位或聲望的探索幾乎是個空白。在已有的關于中國社會分層的社會學研究中,多數學者只是簡單地將知識分子劃分為中間階層,而對于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具體特征卻缺乏細致的論證。
  本文正是為了回應這些不足:以當代社會知識階層的身份及其聲望為核心,探討相關機制對于知識階層的微妙影響,即討論當代社會背景下學者的社會地位及其聲望。此提問背景來自于現實對學術群體的拷問,因此,很大程度上本文是針對學者聲望危機(或者稱之為“下沉的聲望”)的一種討論。鑒于知識階層容易引起多義,本研究將對象界定為——在高校或者研究機構等類似“單位”從事研究工作的這樣一部分人,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學者”一族,也有人稱其為“高級知識分子”。
  一、兩種研究傳統之批判
  關于學術群體的相關研究主要存在兩個研究傳統:“科學家共同體”研究傳統和“知識分子”研究傳統。但長期以來,關于“科學家共同體”的研究與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一直是被分割開的,似乎這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領域。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間的勾連,但很少有人指出這點。“科學家共同體”研究是對自R.K默頓、T.S.庫恩以來的傳統的關照。而“知識分子”的定義十分復雜,眾多研究者往往強化了其中的人文含義。事實上,二者之間不僅僅是概念上的差別,它們還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有必要同時關照這兩個不同的研究傳統。傳統上“科學家共同體”研究過于關照科學界內部的特征,例如,科學界內部的社會分層等。知識分子研究雖然十分注重知識群體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但是很多研究又過于強調一般性知識分子的概念,對于具體場景中的知識群體的具體身份,缺少細致闡釋。
  (一)科學家共同體研究傳統
  科學家共同體可謂“科學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按照J.科爾的分類(依照對科學發展有作用的影響的分類),“科學家共同體”屬于“科學體制研究”中的第三類研究思路⑦:是科學體制內在的社會方面的影響因素(科爾等,1989:3)。在科學體制研究中,長期以來,關于“科學家共同體”的研究思路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如早期R.K.默頓作品強調了社會結構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他特別強調科學和社會中的經濟、軍事以及宗教制度之間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在《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中,他使用了許多經驗數據,去考察與清教主義有關的價值傾向是否影響了“科學革命”。R.K.默頓本人被認為是“科學家共同體”或者“科學社會學”研究傳統下的重要學者。關注科學家共同體的學者基本上都把研究對象限定在科學內部的社會組織,探索它的發展線索,并將分析的重點集中于科學本身的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同上:9-10)。
  不可否認這一研究傳統的重要意義,但是,隨著學術與社會之間關聯的日益增長,推進科學知識發展所需的資源對社會的依賴性在不斷增加(默頓,[1977]2004:3),對于科學體制外的社會因素分析也應該得到強調。更為關鍵的在于,面對科學體制或者所謂的學術體制,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深入分析對科學或者學術發展起作用的各種智力因素和社會因素,也需要重點分析社會因素與學術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學術群體在特定社會中的地位身份問題對于知識生產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科學社會學或者科學家共同體研究傳統下,也應該重視學術群體的社會地位身份問題。
  (二)知識分子研究傳統及中國情況
  長期以來,在理論上存在著一些關于“知識人”的身份角色的探討,如茲納涅茨基的“知識人的社會角色”的探討,曼海姆關于“自由漂移”的知識分子的想像,以及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理論,乃至于新近古納德的“新階級”的思考,或者如布迪厄提出的相對自主的學術場域問題等。在這些理論傳承中,我們發現,知識分子研究傳統比較關注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對“科學家共同體”⑧的研究基本上被眾多的知識分子研究⑨所替代或者遮蓋了。而在做知識分子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定義的知識分子內涵往往是非常不同的。在很多研究者的筆下,這個概念往往又與“公共知識分子”有著十分深厚的關聯:強調其精神氣質及其對社會的批判。可能正是這個原因,1949年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研究一般都是由人文知識分子完成的,如陶東風(1994:2004)、陳平原(2004)、許紀霖([1993]2004)等人的研究。這部分學者基本上屬于他們所認同的“人文知識分子”⑩群體,在事實上,這也限制了他們的研究思路。他們基本從知識分子的理念出發,對人文知識分子懷有深厚的感情,(11)而對科技知識分子持一種“疏離”的立場。鄭也夫(2004)的研究與此有很大的不同,如他關照到知識分子階層收入等具體問題;不過,他往往也在普遍意義上談論知識分子問題。而且,他定義的知識分子與本文研究的學術群體在概念上存在非常大的差異。
  誠然,知識分子的內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解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重要原因,不過,在已有的研究中,這方面已經被過多地強調了,而且知識分子概念并非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基于具體時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或階層的本質(尤小立,2004);即便面對公共知識分子,(12)波斯納([2001]2002;田立年,2005)也強調它的“地方性”特點。
  在梳理這兩種傳統的時候,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現有研究對于學術群體的關照,事實上是相當模糊的,浩如煙海的材料要么沉浸在故事(13)的講述中;要么過于抽象,在概念層次上反思知識分子的各種精神特性。本文嘗試在這兩方面有所超越:力圖描摹在中國當下情境中,在現實拷問下,學術群體所處的地位及其聲望問題;更進一步而言,試圖思考這樣一個群體對于當今中國社會到底應該具有怎樣的作用?
  關于這個問題,在歷史悠久的科學社會學領域中,R.K默頓([1977]2004:32-33)在1977年的作品中對此有過反思。他認為,以往的知識社會學傳統以及更狹小的領域——科學社會學,由于缺少思考科學本身的社會文化結構而受到嚴重的妨礙。他謙虛地指出,為了研究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那些相互影響的特征以及這些影響是如何發生的,有必要擴大他以前努力發現的一種思維方式,以研究科學中社會互動和認識互動的新問題。R.K默頓的反思,對于我們今天的問題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二、社會轉型對學術群體的影響
  面對中國學術群體,我們發現,影響他們的社會機制并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14)以及學術體制,還有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制度以及新興事物的影響。尤其在當下社會中,學術群體的身份地位面臨多重情境,已經不是簡單的歷史分期(15)就能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僅僅用“計劃外”學術體制等“大詞”就能解釋得了的問題。本文試圖從社會分層視角來切入學術群體的研究。
  社會分層研究是社會學研究中傳統而經典的領域,相關研究和理論也非常豐富。關于分層的社會基礎問題也是這個領域中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的社會分層理論家主要強調經濟資源、政治資源、聲望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不平等,當今的社會分層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和公民資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這些理論都來源于M.韋伯的經典分層理論。M.韋伯在“階級、身份、政黨”一文中提出了三種分層秩序:經濟秩序、法律秩序和社會秩序。它們分別代表:財富分層、權力分層和聲望分層。這就是經典的多元分層理論的基礎。韋伯同時也指出,多數情況下,身份群體的確定標準與物質財富的擁有是相違背的(李春玲,2005:4-5、11-12)。本文在對當下中國學術群體身份地位的分析中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即學術群體在當下的經濟狀況較十年前有所改善,但社會聲望反而下降了。這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就M.韋伯當年的分層理論而言,盡管它在今天已經有了種種發展和改變,但仍不失為一個經典的分析工具。本文以這個理論作為分析基礎,探討當代中國學術群體地位以及聲望變化中的種種表現:即在當下社會情境中,從財富分層角度,學術群體是“改革受益者”嗎?在權力分層方面,學術群體的社會干預功能得到各方認可了嗎?概而言之,學術群體的社會聲望在干預現實中以及收入增長的過程中得到加強了嗎?
  (一)改革受益者
  1. “現在的收入基本能維持比較體面的生活”
  在學者的經濟狀況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數據和判斷(祝洪嬌,2005;陳堅良,2005;鐘玉明等,2006)。如陳堅良(2005)曾于2004年下半年對南方的幾所高校進行了調研,他發現,高校教師的收入較十年前有了很大提高。他對高校教師的住房情況也有一些數據和分析,他認為近幾年是教師住房條件改善最快的時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鐘玉明等,2006)在上海、廣州、南京三城市進行了一些采訪調查,(16)結果顯示,不少教師認為“現在的收入基本能維持比較體面的生活”。一項由南京大學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到2003年南京市知識分子平均年收入增幅達到31%。上海市社科院的調查表明,2000年,當上海從業人員的平均月收入為1,500元時,近40%的知識分子平均月收入已經超過6,000元。據統計,2001年1月至7月,清華大學教師交納的個人所得稅達364萬元,北京大學教師交納的個人所得稅達167.6萬元(李瑞,2003)。(17)因此,這部分研究者認為,這些數字的背后實際上是學者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學者整體收入的提高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知識本身的狀況、掌權者對它的態度傾向及現實社會對它的需要和依賴,決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進而決定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命運(鄭秋鳳,2005;薩義德,[1935]2002)。改革以來中國學者收入方面的變化首先與國家發展戰略及知識分子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從已有的關于中國知識分子政策變遷的研究中(劉芳、張高臣,2004;盧景輝、高云堅,2004),我們很容易看到,知識分子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論斷“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到1978年后認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國家戰略,乃至于今天的“科教興國戰略”以及“人才強國戰略”,知識分子的地位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而當下的知識分子政策對于知識分子內部生存狀態的改變起到了一個基礎性的作用。
  學術群體在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戰略中整體地位的提高與全球所謂“知識經濟時代”更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當下,這個世界似乎已經從“生產”的政治經濟學進入了“文化消費”的文化政治經濟學(葉啟政語),“知識”成為生產的核心。專家介入日常生活的范圍和力度越來越大,如“減肥實踐”的發展,(18)事實上,現代性(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后現代性)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知識權力擴張的過程。“知識就是力量”在這個時代表現得淋漓盡致;知識產權往往成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冠冕堂皇的壓制借口。在一國之內,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乃至知識精英往往是結盟的(19)(孫立平,2004)。研究后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者(20)更早地看到了這個問題。
  2. 教授工資的民眾想像
  改革以來,學者在經濟收入方面究竟有了多大的改觀?事實上,目前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不過,針對高校教師收入的討論在日漸增多。在阿憶博客文章所引發的爭議中,我們發現,多數人對于教授的工資數額存在一個想像,在這部分人心目中,似乎這個數額還在無限制地增長,甚至成為神秘的“天數”。
  ……我是(在)省屬一級學校,有幸經常看到教師的工資單,其中學校每月發到教師帳戶上的工資:教授的有6,500,副教授4,500!除了這些收入,每年系里還會按職稱給老師補貼,教授的補貼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講師的是每人約12,000!除了這些,如果能承担課題研究,那又有一筆收入!每個校級課題最少也有2,000,如果是市級、省級、國家級的就是上萬了!根據上述的統計,一個副教授在我們學校的月收入最少也有6,000!我們的學校是末流學校,BD的工資還低于我們?(發表ip:219.129.250.,2006-09-23 20:50:15)
  ……BD副教授是個金字招牌……可以給他帶來很多光環,可以多撈點外快……一腳踩多船,錢呀是嘩嘩的……(ip:221.203.152.,2006-9-21 14:22:28)
  針對阿憶工資單及日常支出狀況,很多人表達了這樣的情緒:一方面不相信他公布的數據,認為他的收入不僅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承認他的數據,也不認為他會“入不敷出”。總而言之,大學教師的工資對于民眾而言,甚至近乎一個神話:是一種關于“多”的想像。
  3. “民眾情緒被挑動”
  在中國,近年來社會上頻頻出現關于“知識精英”收入的討論。有人認為學術群體總體上是改革的受益者。(21)根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的采訪,南京大學風險與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說,中國已經告別“腦體倒掛”時代,知識分子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而筆者認為,“學者成為改革的受益者”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判斷,而且獲益者這個詞容易讓人誤解甚至令人厭惡(22)(蘇力,2003),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學者只是相對受益者,我們發現,改革并不僅僅令學術群體受益,事實上是很多群體都受益了。更重要的在于,我們的關注點也不應該僅限在這樣一個簡單的斷定性詞語之中,而是應該深入分析問題本身:如他們為何“受益”、怎樣“受益”以及“受益”結果的影響。可惜,目前尚缺乏系統而有力的分析。
  顯然,單純的這樣判斷,容易引發很多不理性和不必要的討論。如2006年下半年曾有新聞報道,有很多北大老師在山東日照買了別墅。而且,這個報道“恰巧”與阿憶博客事件碰到了一起,這個“巧”字更像是有人有意為之。對此,阿憶認為,(23)這是媒體蓄意“挑動”社會對高校教師群體的不滿情緒。我們認為,如果僅局限于這些表面現象,那么,在當前社會背景下,我們可能很難對此事作出公允的判斷。
  我們知道,對于中國改革,已經普遍達成的共識是:工人階級是改革的利益受損者,另外,有很多人認為農民也是近年來改革的利益受損者。而這兩部分人口在數量上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如果簡單地說學者在改革中獲益了,那么會激化和升級一些現實問題。事實上,我們經常可以在網絡和報刊上見到許多與此問題相關的爭論,而對于這一塊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對學術群體的批評。
  這些批評首先與知識分子自身的特性有關,即學者往往具有很強的自我批判性。布迪厄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科學場域不再被看作是為了創造性的成就而競爭的專家共同體,而是為了壟斷科學信用進行競爭性角逐的場所。“信用”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資本,這種資本既包括科學能力,也包括社會權威,并且像貨幣資本一樣,它也能被轉換成科學生產所必需的各種各樣的資源(諾爾·塞蒂納,[1981]2001:132-133)。有人認為,在目前學歷社會中,學者的知識權力表現得更加突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使得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更加便利。
  當然,這些批評是內生于學術界的觀點爭論,其也是學者自身反思所達致的一種理論關懷和社會關懷,如果其僅限在學術界爭論,那么,可能不需要很多人憂慮;在現實層面,當部分民眾也表現類似方面的不滿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成為一個發人深省的現實焦點了。
  大學教師的收入到底是多少?相信社會上很多人并不清楚,只是憑感覺認為應該是很高的。前段時間網上有報道說大學教師已經屬于“高收入”階層,聯想起很多貧困大學生交不起學費就更能使人相信大學教師高收入的說法!(發表ip:125.93.251.,2006-09-21 14:04:32)(24)
  ……阿憶提供了一個精確的數據:4,786,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統計意義。他的工資……讓草根恨到牙癢。(25)
  我們發現,中國教育產業化對于學術群體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民眾的眼中,高校擴招問題,事實上在另一方面表達了學者權力的蔓延;與之相關的事實是:老百姓所要承担的教育費用增加了。而教育在一些人眼中,基本上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較低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也是優勢社會階層進行社會繼承的手段。我們可以發現,在教育產業化的政策之下,教育具有越來越保守的功能:拉大了精英階層與底層階層之間的社會距離。(26)
  清華大學學生李強(27)所在的家鄉太行山區某村,據該村老支書估計,教育支出普遍占到農民家庭總支出的70%以上;教育反而致貧,甚至目前興起了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很大一部分民眾把這樣的變化歸結為高校教師的責任。如民間流傳的“黑蛇、白蛇、眼鏡蛇共同壓榨百姓”的說法。暫不論這個說法之對錯,在這種語境下,我們發現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乃至于相互之間的不理解。如在阿憶博客文章所引起的爭議中,阿憶不過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作數額和日常花銷,顯示入不敷出也是事實,整件事卻出人意料地引起了非常熱烈的討論。在網易論壇中,多數網友以謾罵為主。網友這樣的反映初看令人費解:阿憶只不過說出了一個實情,或者說只是說出了一種真相,為什么跟貼反對的人如此之多?可以看出,大家只是借了這個事實,表達了一種群眾的憤怒。這里面,不僅是大眾與精英之間的矛盾問題,而且還是各個階層之間缺乏同情、乃至存在巨大鴻溝的表現。
  民眾普遍認為學者是一個精英群體。當下,從很多案例中,我們發現,民眾與學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已經悄然拉大,甚至演變成為“敵對矛盾”了。
  (網友江流)去年夏天拜訪一位老師,他痛心疾首地先是問我:八十年代以后對知識分子而言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然后自己回答:知識分子有錢了,只是不再關心老百姓了,只顧著從老百姓那里搶錢了。(28)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2006)在搜狐網發表《改革將迎來法學家主導時代?》文章不久,一位網友立即跟帖說:“專家害人還不夠嗎?”另一位網友也跟帖質問:“什么時候才輪到我們老百姓主導呀?”
  網友江流并沒有交代自己拜訪的老師的具體身份:是大學老師,還是中學老師抑或小學老師等,而且那位老師言語中對于“知識分子”一詞的稱謂也過于模糊;回應魏城文章的網友更沒有論證作為一般意義上的專家是如何害人的。很難說,他們說的是某個具體事實,這些來自民間的批評基本上是一種情緒宣泄。事實上,學術群體并沒有對此表現出冷漠,如很多學者已經旗幟鮮明地表達出他們的弱勢群體立場;但是,我們也知道,僅靠學者的“良知”和辯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這樣一種情緒傳達出的更多的是社會機制問題;而學術群體僅是社會機制中的一環而已。
  4. “少數學者才有各種機會”
  目前已經達成共識的是,學術群體內部分化十分嚴重,如教授和講師之間的地位鴻溝、學術名人和普通教授之間的差異。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些青年教師和普通教授們的“抱怨”。
  我97年大學畢業到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工作,目前已經工作9年了,現在每月工資1800元左右(以前大概在1300元左右)!04年我在武漢買了一套房子貸款16萬元,每月還貸款1400元,生活費基本靠家里父母接濟!大學里邊教授和處級干部或者有項目的老師生活得稍微寬裕一些,一些教基礎課的年輕教師基本處于我這種狀況,今年我也31歲了,沒有錢也不敢結婚!(發表ip:218.199.41.,2006-09-21 13:59:19)(29)
  ……大學教師中確實有網上報道的那種“高收入”者,但這些人基本上是不上課的,他們通常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資源、有“名人”效應,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搞項目、拿課題,他們能拿到項目,但不一定精于項目,常常也不是自己去做這些項目,他們可以交給“課題組”的其他人做、或者讓研究生做。同事發給我的一條短信,使我感受頗深:起得最早的是老師和撿破爛的,睡得最晚的是老師和美容院的,吃得不好的是老師和要飯的,騎自行車的是老師和找活干的,整天挨整的是老師和犯了案的!(長沙某大學副教授)(發表ip:125.93.251.,2006-09-21 14:04:32)(30)
  后來阿憶在回答網絡記者提問(31)的時候,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如果請您數出你知道名頭的北大老師,我敢打賭,你絕對數不出30名。這是因為你不在北大。那好,假設你在北大工作,熟悉各院、系、研究所、中心的情況,還知道一些不是公眾人物但在圈子里很有名的老師,把這些老師和你叫得出名字的老師加在一起,列一個名單,我仍然敢打賭,名單上的老師不超過300位……其他人您可能永遠見不到,但你見不到的才是大多數人。他們就像普通人一樣……而我們卻僅憑想象,把他們放在富人堆里去挖苦,良心何在?
  可以看到,學術群體內部的分層是復雜的,甚至可以說,學者整體形象也是分層的。如果民眾真的以為,知識階層中的精英分子就代表了整個知識階層,代表了知識階層中的每一個人,那么,這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某種誤解。不過,這種誤解是如何產生的呢?媒體引導、部分學者自身問題,以及現行學術體制乃至社會體制等可能都是該疑慮的關鍵。
  (二)現實干預者(32)
  1. 有關“非議”
  如果說關于學者收入問題的爭論對知識分子整體聲望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那么,從學者干預現實角度入手,我們也可以發現,學者的“聲望下沉”的問題。
  目前,學者干預社會的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參與媒體(目前有一些傳播學學者在討論這個問題)、社會兼職(甚至自己辦企業)、參與國家政策討論和推進社會現實改造(如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討論(33))。
  而任何有關學者干預社會的種種行為甚至都會引發不小的爭論。如對學者參與媒體實踐方面,存在很多批評。目前,媒體中出現了一種“專家熱”現象(王超群,2006):專家言論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在新聞報道中,記者不但在新聞性強的消息報道中引入專家的觀點,還熱衷于專家訪談或特約專家參與新聞評論,像《南方周末》的“視點版”和《中國青年報》的“時評版”,另外,如《經濟觀察報》之“觀察家”專欄,《新京報》“時評版”,《南方都市報》“時評版”,《文匯報》之“文匯時評”等也都使用了“專家”的方式。一時間,專家成為各個媒體搶占的智力資源(田秋生,2005)。這些媒體專家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甚至有人談到“誰來領導話語權”(成然,2005)的問題。
  另外,學者兼職在當前學術界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瞭望新聞周刊》的記者發現在沿海發達城市,聘請專家作為決策的“高參”,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普遍行為。許多學者的名片上都印有“政府決策咨詢專家”、“獨立董事”之類頭銜(鐘玉明等,2006)。這些學者受到政府和企業的信任,而他們與政治、經濟的異常密切關系也都成為學術界和媒體討論的熱點。
  這時候,學者往往會面臨“信任危機”問題,這也是學者聲望危機的另一個表現方面。在當前形勢下,大眾文化程度已經今非昔比,社會對于知識的需求,在質和量上都在日益增加,因此,在很多方面,公眾對于學者的學識方面有了很大的依賴性;而學者也因此在社會上顯得愈發重要甚至顯赫起來。所以,在多方期待中,一些學者往往“頻頻出鏡”,如電視媒體討論某社會熱點問題時經常去請著名學者坐鎮,或者在某“農村建設”啟動(發展、尾聲)之時或者某商業性雜志在起步階段,主辦方都非常樂意請來眾多學者“造勢”。事實上,對主辦方而言,“請學者去”這一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學者在社會上的權威形象。毋庸置疑,學者能得到這樣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賦予的。而民眾對于學者的信任也不僅限于學識方面,還有對學者的道義期待。但是,如果學者一味只顧著在眾多社會活動中頻頻“露臉”,而自己不去鑒定活動的意圖,尤其是在那些遭公共非議的“社會活動”中,如果也出現了學者的身影,那么,在民眾心目中,學者的信任危機也就出現了。如近年來,有人提出,“經濟學家已經被妖魔化”了,而我們也發現,受到各方批評的專家已經不僅限于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了。
  2. 社會改造
  從歷史角度而言,學者干預社會現實,已不獨是梁漱溟時代的傳統,中國自古就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仕者,經世致用也。如學者們對士大夫(34)的討論。而知識分子實現其自身價值的領域從來就不限于學術圈,尤其在多元社會里,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功能已經通過各種領域(如企業、宗教、專業團體、娛樂、自愿社群、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甚至政府機構等)而得以實現了(杜維明,2004)。
  不可否認的是,學者在干預現實的過程中,對社會是有所改造的,甚至還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其他群體能像學術群體一樣,能對社會產生如此大的啟蒙影響。
  如郎咸平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批評;再如“孫志剛事件”中,上書全國人大常委的三位青年法學博士以及五位知名法學家。(35)這些學者參與現實,產生了非常好的社會效益。
  可見,學者對社會的干預,事實上也回應了學者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不可否認,他們在干預社會的過程中參與了社會再造。
  沈原(2006)在社會學學科研究方法論層次上提出這樣的問題:學者在干預現實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對社會的認知,另一方面也參與改造了社會。這種研究方式不同于M.韋伯的“價值中立”的立場,更不同于涂爾干早年對于“社會事實”的強調。這樣一種研究傳統,將學術對于社會的認知和社會改造高度關聯在一起。事實上,這樣的研究傳統,不僅受啟示于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似乎中國士大夫一直就有這樣的關懷,近代如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運動,他們也自有一套理論和方法,只不過在當今的學術研究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強調。
  3. 學者何為
  我們發現,學者干預現實并不簡單意味著學術群體的社會權力地位乃至聲望的上升。事實上,學者們在“是否應該干預現實”的問題上一直面臨著兩難甚至幾難的選擇:漠然公共關懷的專家型知識分子似乎枉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形象;(36)參與公共事件爭論的學者就有爭奪話語權和賺取社會資本實現自身利益之嫌,更別提學者親身踐行現實了(如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等)。對于學者干預現實問題,在學術界和現實生活中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批判(37)和贊賞。(38)
  對此,有人提出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作為現代社會的獨特受惠群體,作為中國二十多年改革的受益者,知識分子何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何為?”(劉進,2005)顯然,這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而且也是難以給出具體答案的問題。
  不過,僅有這幾個案例,依然讓我們無法回答“知識分子何為”這樣的宏大問題:他們參與社會問題討論、承担社會職務是為了開啟民智?還是為了賺取資本?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理論界,關于知識分子干預社會問題一直都有比較強大的理論支撐。如西里奈利認為,僅僅從文化功能上定義知識分子,是不夠的;知識分子還必須滿足另一個條件:“介入”,也就是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種參與可以是直接參與,也可以是間接參與。(39)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雷蒙·阿隆對此問題有更為慎重的討論。在比較低調的雷蒙·阿隆看來,知識分子在政治參與上應担當“介入的旁觀者”的責任(阿隆,[1964]2005;魯小雙,2004)。
  不過,理論是灰色的。在現實層面,“學者該如何干預社會”始終是一個值得反復討論和深思的大問題。這里面有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在于學者能否對社會形成干預或者干預的行為是否能夠發生;其次在于干預的結果是否能夠如學者的預期,對于意料外的后果該如何處理?社會和知識分子往往提出學術良知和學者立場的要求來關照這個問題,不過,這樣的一種學者自律或社會他律能否達致一種被社會所稱道的結果?顯然,僅依靠學者自律是難以圓滿解決事情的。學者不僅囿于單一的學術圈內,其面臨的處境也不僅是學術體制;學者在學術場域之外,還要直接面對宏大的社會氛圍和歷史背景乃至全球情勢。因此,“學者干預現實”問題,尤其在面臨民眾“拷問”的時刻,從根本上而言,更像是一個社會體制方面的問題。
  (三)學者傳統形象受到挑戰
  學者們在當代社會聲望如何?一方面,他們依然是社會權威(在學術知識生產和社會知識生產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感受到,學者的公眾影響力在日漸增強,如央視“百家講壇”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專家與民眾的互動方式;另一方面,在媒體(如電視、報刊、網絡)等種種因素作用下,學者的社會聲望面臨著危機,這是一個去魅的過程。如在阿憶事件爭論中,很多網友對于當今教授的德行提出了質疑。
  “一切向錢看”,現在的大學教授,真正用心教書的已經不多了,都是為了那份穩定的薪水,而且還不斷地努力評職稱,哪有心思教書!現在還拿著4,000多的工資單喊窮,請問一下,那些辛辛苦苦供個大學生的家庭向誰喊窮去?(發表ip:219.135.40.,2006-09-21 13:24:48)
  你們這些所謂的教授……你有什么特殊貢獻,所謂的著作還不是東抄西抄?(發表ip:59.44.78.,2006-09-22 03:54:49)
  目前教授身份危機大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指其學術權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狀態;二指其公共道德影響力日趨式微(黃俊偉,2004)。前者一方面有社會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則包含了學術內部的評價標準等學術體制問題,如造成種種非學術本位的因素,這是一個關涉到學術體制本身的大課題,暫不成為本文討論的重點。后者是本文關注的重心。當然,前者也可能是形成后者的內部原因。
  不過,如果認為學術體制內部的種種問題(如“學術腐敗”、“學術造假”等)就是學者公眾形象下降的主要原因(同上),那么,這個結論在事實上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我們可以從錢鐘書的《圍城》中看到三閭大學中的種種學術違規現象,也就是說,在那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諸如“造假”、“腐敗”的事情,但是,當時的大學教授地位并沒有面臨今天這樣令人憂慮的聲望危機。這是為什么呢?
  1. 大眾的學者形象想像
  中國大眾對于知識分子的身份想象與目前的種種“丑聞”形成過于強大的反差。我們知道,中國民眾對于知識分子身份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在阿憶事件的爭議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選擇教師這一職業,注定了清貧,需要犧牲與奉獻……比富的心態出自平常人可以理解,但他可是BD教授啊,丟人啊,這能配叫文人嗎?(發表ip:219.137.37.,2006-09-21 13:52:30)
  中國知識分子正在走向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分子……正在啃噬中國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聲譽土壤。(發表ip:219.135.40.,2006-09-21 13:24:48)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被稱為“士”,也就是讀書人;而讀書與做人是關聯在一起的。民眾心目中和學者自己認同的師者具有三方面的作用:傳道、授業、解惑。而“傳道”居于首位。學者自身講究“為天地立心”、“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邢兆良,2004),中國學者在百姓心目中自古以來就有“清高”的傳統形象,即使十分在意名利,在表面上也要顯得淡漠。(40)世人對于知識分子的德行和聲望是十分看重的。民眾認為有知識者就是智者,就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對于學術群體有很高的道德期待。而這樣一個整體形象的建構,事實上,是在學者自身表述(41)和百姓內心認同中同時完成的。與此極為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民間的尊師重教傳統,閻光才(2006)認為,這個傳統是制度型構的結果,而文化意義上的教師身份“顯貴”不過是一種幻象。是否為“幻象”這里有待討論。不可否認的是,學術群體在民間社會已經形成了一種崇高形象。
  與此相比照,在學術群體世俗化的過程中,這些想像的成分加重了對學者批判的分量。很多關于學者形象的批判都是非常情緒化的。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目前關于學術群體的流行關鍵詞:如,學術腐敗、(42)剽竊、造假等等,討論這些問題的人往往都是以道德立場來批判其中的種種問題的。事實上,在其他群體中的某些成員也都存有各種問題,但是,對其他群體成員“討伐”的力度和聲勢都沒有這么強勁,沒有達到像現在對部分學者的討伐力度。可以說,道德評價不適用于某一個群體,如我們不能說農民沒有道德,工人沒有道德。討伐部分違規學者本無可非議,但如果批評污名化了整個學術群體,就顯得不妥當了。
  目前,很多人對于學術群體的批判達到如此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民眾對于“學者應該是什么形象”的想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而這個民間想像已經令很多學者深感重負。
  2. 大眾傳媒及其他
  大眾眼中的學者形象呈現出聲望下降特征與目前的大眾傳播方式具有一定的關系。在《圍城》中,如果說偽造文憑這樣的造假行為還僅限在幾個人知道的范圍,那么,當下則成為整個社會都參與討論的公共事件,如近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的學術“剽竊案件”。
  疑慮仍然在于:在錢鐘書的《圍城》中就已經有了三閭大學的種種問題,《圍城》中大學教授的形象也不甚好,為什么今天才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市場體制下的世俗化以及媒體化是一個方面,群眾識字率高可能也是一個原因(閻光才,2006)。不過,如果從民眾和精英的視角可能會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如孫立平(2006)(43)對電影“無極”的分析,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解釋部分現實。
  更為深層次的社會發展方面的原因,可能如斯蒂爾(2004)提到的,這些情況的變化是由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在起作用:科學共同體、專業科學家、社會以及公眾四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已經發生變化。現代社會是通過社會體制來控制新科學知識的;所謂的知識社會中,所有領域都滲透了科學和技術知識。民眾對于專業知識的反應方式,不僅取決于具體問題,而且取決于民眾心理、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在知識社會中,個人想做什么和成為什么的能力顯著增強了,個人和小社會群體領悟自主性的程度增加了。而民眾之于專家,不再是被指導與指導的關系。雖然我們多多益善地聘用專家,但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卻日漸減少。專家手中的權力已經不像現代社會理論所說的那樣影響深遠,與此相悖的是:反專家現象日益增多。當一些政策領域,如食品、安全政策領域一旦與知識結為緊密聯盟,而且,當這樣的政策領域一旦引發爭議,尤其是引發公眾問題爭議時,專家的信譽就會遭遇危機。如“郎顧之爭”落幕時,大陸主流經濟學家所面臨的輿論處境。
  四、討論
  第一,學者的身份或地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知識分子是否已然成為一個階級”這個研究傳統是相互呼應的;而對知識階層的分析基礎,我們采用了M.韋伯的三分法:財富、權力以及聲望。不過,已有研究中關于“知識分子是否已然成為一個階級”這個問題存在著爭議,本文并沒有糾纏于這個看起來更像是具有群體內向特征的問題,而是著眼于一種相對開放的關系視角(如學術群體與來自群體外的“他們”之間的關系)來看待當下的中國學術群體的聲望問題。這種處理方式,并不是在無形中將學術群體定位為一個穩固的階層或者階級。事實上,在討論中我們發現,這個群體內部是有著巨大差異的。我們所強調的重點是,面對中國社會的復雜情境,尤其是面對來自民眾的針對學術群體形象的質疑,研究者應該作出怎樣的回應?
  第二,在已有的關于學術群體研究的傳統中,“科學家共同體”研究傳統暗示了學術群體的共同旨趣或者共同的社會利益。事實上,在學術群體內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這個“共同體”的稱謂是值得推敲的。在知識分子研究傳統中,關于“學術群體是否已然成為一個階級”這個問題,本文并沒有給予正面的回應,一方面在于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另一方面,本文認為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屬于“學術群體是否為‘共同體’(或者階級)”這樣一個“科學家共同體”研究傳統下的類似問題。本文力圖闡述,在中國當代社會情境下,在學術群體面臨聲望危機時,學者們的地位身份及其機制問題。
  第三,在聲望方面,民眾是將具有“學者特征”的人群劃分為一類的。這個整體判斷來自于民眾眼中的知識分子代表,這個代表多為學術群體中的知識精英。這樣,表面看來似乎存在著“共同體”這樣一個鐵板一塊的知識階層,但這僅是問題被想像的一個方面而已,或者只是學術群體在大社會背景下被賦予的一種外在定位而已。這會使一部分學者有了一種自我“階層化”或者階級化的想像。事實上,在學術群體內部,不同職位甚至不同地域的學者之間,差異是非常明顯的。這差異不僅體現為外在的收入、地位權力上,而且還體現為各派觀點上的差異乃至對立。因為學術群體具有這樣的特點,也難以將它等同于農民或者工人一樣的群體。本文是在“階層”這一面向之下,關注“他們”(如參與阿憶事件討論的網友)眼中的“學者”群體形象,并帶出值得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即來自“他們”的針對學者群體的“非難”問題。
  在權力方面,學術群體對社會現實是否有話語權以及有多大的話語權是相對的。很多學者所做的或全部學者大多時候所做的只是在圈內將學術作為一種職業,他們所發表的文章也僅出現在傳播范圍相對較小的同行雜志上,而不是出現在影響廣泛的報紙或雜志上。當然,這并不排除其中一些人會時而轉向大眾,做一些學術普及的工作(如“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講論語),不過,這畢竟不是傳統主流學者的主要特點和他們定義自身職業價值的所在。
  第四,學者在財富收入方面較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干預社會(學者權力)的方式(如深度和廣度層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并不簡單意味著學術群體的社會權力、地位乃至聲望的上升。面對民眾,學者的社會身份地位是一個很難定性的話題。我們注意到,這個群體的社會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悖論:一方面,與改革前相比,學者在財富等方面有了較大的改觀;另一方面,在公眾心目中,學者道德化的形象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因為如此,本文才將重心放在了與學者聲望密切關聯的“收入問題”以及“現實干預”問題的討論上,并將學者的身份地位問題直接面向了“民眾”層面,如面對阿憶事件的網絡大討論。
  第五,在目前的社會現實下,筆者以為,討論學者們是否形成了一個階級(44)并不應該是問題討論的重點。問題應該在于,當大量批評涌向這個群體的時候,當這個群體意識到制度出現問題的時候,學術群體應該發揮什么樣的社會作用?也就是在社會變遷下,“學者何為”的問題。
  知識分子在社會階層再造中應該具有怎樣的作用?在所謂后現代的浪潮下,知識分子是否就該拋棄“立法者”的形象定位,而自甘淪為“闡釋者”?這個思路可能會有問題,“樹欲靜而風不止”。在當下的中國,大學生就業難是近年來一個十分嚴峻的現實問題,而大學生能否就業以及如何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學生父輩地位高下的較量,這也是一個不爭的現實。面對這樣一種悲劇性的現實:在這樣一種封閉趨勢(至少在部分人看來如此)的社會流動體系下,甚至生發了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浪潮。而這些悲劇對于傳統中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民眾信心構成巨大挑戰。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結果對于學術群體的地位聲望事實上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如百姓對于大學教授的“眼鏡蛇”稱謂(這種價值判斷當然具有很強的情緒性)。但不可否認,這種情緒顯示了民眾對于學者的不了解乃至產生了誤解甚至仇恨。在我們看來,問題癥結顯然并不僅在知識階層本身,那么,還該是誰的責任?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嗎?問題何在?作為學者應該何為?對于這樣一個反思能力極強的群體,學者并不應該被動地接受階層再造,而人文知識分子也不應該自甘“邊緣化”(如果有人認為它已經“邊緣化”(45)的話)。
  第六,在文章最后,筆者強烈意識到,對學術群體進行研究是一件極為棘手的事情。因為,學術群體內部分化和分類十分復雜,(46)他們在創造力和思想概念方面更加復雜(即使在同一個學科內,身處不同研究傳統的學者之間,可能也秉持著針鋒相對的觀點和價值),其社會內涵更是十分豐富。另外,本文基本上是面對學術群體的,所以,任何一個評論人都可以從自身狀況及各種立場來對“學術群體”問題指點一二,甚至提出反證,在這方面,本研究與當下正在進行的工人階級研究和農民研究所處的情境完全不同。而且,本文也難免有立場傾向。因此,這個研究可能還沒有令人滿意地回答“在當下中國學術群體的身份是什么”這樣一個大問題。本文只是嘗試著從學術群體面臨的聲望危機入手,來部分回應這個問題。而認識這樣一個復雜的群體,還要做更詳盡的資料收集工作(如深入訪談或者問卷設計),更關鍵的在于研究者應該具備一定的視角能力,即提出問題的能力。
  注釋:
  ① 阿憶:《無腦人,請你給俺指條出路,讓俺們都照著去走》,2006年9月15日,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1k。
  ②網易社會新聞,http://news.163.com/06/0921/03/2RGVE20100011229.html。評論見網易論壇之社會跟貼4版“北大教授公布工資單叫窮引發爭議(組圖)評議”。
  ③本文多處引用了網友評議。對于網友評論的研究價值,筆者以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聲。孫立平在分析電影《無極》的時候也談到這個問題。確實有人質疑網絡的代表性,其理由是:“工人、農民以及農民工都是不上網的,網民只是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這種判斷有一定道理,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網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聯結著各行各業三教九流。”其中,一些人的家庭可能剛剛經歷強制拆遷或征地的變故,有些人的父輩可能因國企改制而失業下崗,“而本人或為沉重的‘按揭’或為未來的就業而焦慮的,可能更不在少數”(孫立平,2006)。而且,“代表性”本身的含義是值得推敲的。在社會學方法領域,“代表性”一般是對定量研究的要求,定性分析遵循的是另外一套邏輯,如創見,或者生發出一種輔助理論建構的力量(盧暉臨、李雪,2007)。關于網絡評論對于社會研究的意義,應該是一個有待探討的方法問題。另外,本文所引用的網絡材料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種旁證作用,而整體判斷則來自筆者所見到的一些學術實踐以及與圈內人的討論。
  ④命題一:后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文化資本是權力和特權的主要來源;命題二:由于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限制了私有財產階級的發展,因而,只能由文化資產階級承担起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歷史使命。
  ⑤孫立平(2006)曾提出,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出現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相互聯盟,但他并沒有對文化精英的社會身份以及聲望等方面作更詳細的分析。
  ⑥目前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圍繞著知識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展開的。如討論國家知識分子政策對于知識分子的影響,以及知識分子在建構國家理念(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作用。
  ⑦類型1是科學體制內的智力因素的影響;類型2是科學體制外的智力因素的影響;類型3是科學體制外的社會因素的影響。
  ⑧關于“科學家共同體”的概念講述,有類似教材的讀本,如劉珺珺(1990)、李漢林(1987)的作品。
  ⑨關于知識分子的中國研究傳統,尤小立(2004)認為,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路徑大體上有三種:其一,輸入西方知識分子理論,并引發學界對知識分子這一概念進行思考;其二,在關注中國歷史的同時,尤其關注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其三,道德批判:以西方知識分子的道德為準繩,以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批判對象。尤小立認為,2000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可能有兩個轉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論向注重中國知識分子的實際生存狀態及精神狀態方面轉向;其二,研究方式由單純普適性的演繹轉向全球化視域下的特殊性研究。本研究可以歸為尤小立所說的2000年之后的轉向之一:學者的實際生存狀態方面。不過,在閱讀大量知識分子文獻之后,我們發現,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現有研究還是十分薄弱的,尚缺乏系統和深入的研究范例。
  ⑩古納德將知識分子劃分為科技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有學者認為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都是科技知識分子;當然,這個劃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⑾如陶東風([1994]2004:262-293)認為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對于中國而言,人文知識分子的地位在衰落,而科技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精英結構的中心;陳平原([1993]2004:171-184)也關注“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許紀霖(2004:28-49)指出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歷史事件對于整個中國社會的世俗化影響,進而影響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被徹底地邊緣化了”)。
  ⑿請參見學界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和爭論。
  ⒀很多研究是針對那些在學術或者社會方面有重要貢獻的、并享有聲望的學者的個案分析,如對胡適、魯迅、王選、費孝通等人的分析。
  ⒁目前很多研究都重點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地位的影響。
  ⒂參見陶東風、陳平原、許紀霖等人對于知識分子的歷史分期以及相關論述(陶東風,2004)。
  ⒃根據記者的了解,目前三地高校教授年收入一般在7萬~10萬元之間,講師月收入3,000元左右。另外,還有外出講課、出書、課題項目等其他經濟來源。
  ⒄高校教師被劃入高收入行業(參見《全國建立重點納稅人檔案逾660萬個》,《人民日報》2005年8月29日第六版)。
  ⒅專家介入減肥實踐,更細致入微地干涉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吉登斯,[1991]1998)。
  ⒆另外,請參見《路透專訪郎咸平:只有堅決反貪腐中國經濟才能進一步發展》,多維網,http://www2.fhy.net/cgi-bin/anyboard. cgi/collections? cmd=get&cG=1323830333&zu=3132383033&v=2&gV=O&p=。
  ⒇如前面提到的埃耶爾、撒列尼和湯斯雷的作品:《制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后共產主義中歐的階級形成和精英斗爭》。
  (21)也有很多人反對這樣的觀點。如于祖堯認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暴富群體”中,基本上沒有知識分子的影子。翟勇指出,高校教師收入與他們的付出仍有很大差距(于祖堯,1998;翟勇,2000)。
  (22)蘇力分析的對象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并認為由于年齡(多在40-50歲之間)原因,這些人實際上基本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獲益者。
  (23)阿憶:《謊報北大教授在日照買豪華別墅,是蓄意誤導人民!》,阿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m。
  (24)網易網友針對阿憶博客文章的一個爭議。
  (25)陳天恩:《每一個中國人都是阿憶,我們都很窮》,http://culture.163.com/06/0922/10/2RK9GND600280004.html。
  (26)楊東平對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在高等教育擴招之后,重點高校的農村學生比例明顯下降,優勢階層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熱門專業,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階層差距呈現擴大趨勢(楊東平,2006)。
  (27)《清華學生調查報告直面農村痼疾 驚動總理》,清華新聞網,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 id=10853。
  28《中國學術有多腐敗》(亦明著)網絡發表后(http://turbulence.kmip.net/doc/Science/WebPage/7788/ysfb.htm),網友江流的回應,2004年9月13日。
  (29)資料來源于阿憶博客文章在網易論壇上引發的爭議。
  (30)資料來源于阿憶博客文章在網易論壇上引發的爭議。
  (31)阿憶:《把絕大多數普通教師推到富人堆里去挖苦,良心何在?》,阿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q。阿憶:《兼職致富的老師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省吃儉用》,阿憶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8dcce8e010006dm。
  (32)關于知識分子現實干預的問題,很多研究者往往都將注意力集中于公共知識分子問題,如波斯納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但本文并不是從這個角度進行問題分析,而是針對作為整體的學術群體在當下中國的種種干涉現實的行為,進行一些有關知識分子聲望方面的分析;并不限于公共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件的爭論。如果從公共知識分子角度來看待問題,那么本文要受到很多限制,按照蘇力的定義以及他列舉的個案,中國當下的公共知識分子數量似乎不超過50人,而且年齡也多在40一50歲。當然,蘇力也聲明并不試圖做一個全面的研究,而是希望開拓領域。他研究的客觀立場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觀點,確實具有開創性意義。
  (33)中國學者對中國農村研究領域的拓展非常豐富,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在農村方面的研究對政策影響的幅度最大,也帶來了很多社會效益(參見2006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社會學工作坊”周雪光的發言)。
  (34)參見閻步克的觀點:士大夫融知識、道義與美為一體,視人格完成、文化創造與社會責任為一事(張濤,2005)。
  (35)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孫志剛在廣州因為沒有攜帶任何證件外出,被當地一個公安派出所收容,并被毆打致死。在媒體紛紛報道這一事件后,5月16日,許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5月23日,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5位法學家同樣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再次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序(石衛巖,2004)。
  (36)很多做知識分子研究的學者都強調了這一點。
  (37)孫蔚(2005)對部分經濟學家的當下的某些行為進行了批判。
  (38)有人提出,學者進入媒體討論,對公民社會的建構具有積極意義。
  (39)他認為:直接參與主要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直接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担當角色,成為“當事人”,和其他社會政治因素發揮同樣的作用;第二種是充當“見證”,通過公共領域和意識形態內部的爭論,知識分子能將當時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焦點問題和社會問題反映出來,或者梳理清晰。間接參與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參加前兩類知識分子的活動,但是在知識界發揮影響,對一個時代的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定位起決定性作用,進而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化氛圍的一個要素(朱曉罕,2005)。
  (40)亦明:《中國學術有多腐敗?》,http://turbulence.kmip.net/doc/Science/WebPage/7788/ysfb.html。
  (41)現有的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強化了這樣的認識。如孫立平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理想、批判、分析。馬立誠則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維系著社會的主要價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發表《誰是公共知識分子?》文提出公共知識分子的三條標準:一,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進言社會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担當的理想者(參見杜光:《駁“吉方平之析‘公共知識分子’論”》,http://wlccg.bokee.com/594356.html)。
  (42)《中國學術有多腐敗》作者亦明于2003年底用google檢索“學術腐敗”四個字,總共有17200個中文網頁含有這個詞條,其中87%是簡體中文網頁。這個數字(17200)是“政治腐敗”的1.6倍(10700網頁),“官僚腐敗”的5.9倍(2900網頁),“經濟腐敗”的9.1倍(1890網頁)。這些數字當然不能說明中國的學術腐敗程度比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更嚴重,但至少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所受到的關注程度。
  (43)在孫立平看來,大眾對于《無極》的種種丑化,表現了民眾對于精英階層的一種反感和抵觸。
  (44)如1949年以來中國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以及現有的大量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社會階級定位研究;再如布迪厄關于“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階級”的論述,到古德納的未來新階級等觀點。似乎大家都希望能給它一個整體的定位。筆者認為,整體評價的意義不是很大,重要的在于目前正在發生的關于學者的現實及有關學術群體的種種張力。
  (45)參見關于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的一些研究。如袁海軍(2000)、陶東風(2004)的相關研究。
  (46)研究者們往往從不同角度對知識分子進行不同的分類,如公共知識分子、專業知識分子;人文知識分子、科技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等等。并形成一些討論,如波斯納和蘇力對于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波斯納,2001/2002;蘇力,2003)。
社會滬29~53C4社會學劉亞秋20082008
知識分子/聲望/學術群體/地位
本文試圖在社會分層視角下討論學者群體的社會地位及其聲望問題。不可否認,中國學術群體在當下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戰略中整體地位在不斷提高;他們在經濟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獲益也在日漸增多,不過,“改革受益者”一詞應該緩行。學者干預現實也并不簡單預示著其權力地位乃至聲望的提升。在學者傳統形象遭此損害的今天,學術群體需要的不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因為單靠學者自律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面臨復雜的社會階層情況(如階層仇恨問題),學者也不應該被動地接受階層再造。
作者:社會滬29~53C4社會學劉亞秋20082008
知識分子/聲望/學術群體/地位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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