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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建國后的應用與發展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建國后的應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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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創立了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這一正確的思想路線,在建國后得到了進一步應用與發展。雖然中間曾有過一段曲折,走過一段彎路,但仍無損于這條思想路線的光輝。特別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使這一思想路線又添新的光彩。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面繼承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深入地研究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建國后的應用與發展的過程,對于進一步認識國情、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自覺地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頭腦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
      一
  建國初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1〕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僅在實踐中得到了貫徹, 而且在理論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而豐富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內涵。正如鄧小平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毛澤東同志運用實事求是這一真理領導我們繼續前進。”〔2〕
  七屆二中全會運用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實際出發,為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制定了正確的方針、路線。實際上,七屆二中全會開始了兩個轉變,一個是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一個是由戰爭到經濟建設的轉變。這兩個轉變的思想,特別是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是中心任務的思想,成為建國初期的指導思想。全會要求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來確定工作任務。毛澤東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況是不同的,黨的工作任務也就必須有所區別。”〔3 〕不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農村和農村也必須有所不同,這充分體現了革命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的統一。
  七屆二中全會以我國經濟的基本狀況為出發點,制定了建國初期各項經濟政策。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應當怎樣來回答呢?我們認為應當這樣地來回答。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4〕毛澤東提出的從中國國情出發來制定戰略、 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務,是建國前后我黨處理一切問題的準則和依據,對于糾正和防止“左”右傾向產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說:“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毛主席闡明了一系列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和黨在革命勝利后所應采取的方針,既反左,又反右,處處閃耀著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法的光輝,為如何由農業國變工業國繪制了一幅清晰的藍圖。”〔5〕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充分認識到建國初期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和階級關系的復雜性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任務的艱巨性,及時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任務和“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策略方針。這些任務的提出,充分體現了我黨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是七屆三中全會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毛澤東在報告中再次申明我們黨團結資產階級和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批評了黨內一部分人的急躁冒進情緒,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6〕
  從1950年到1952年,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在這些繁忙的運動中,黨中央正確處理政治運動與生產建設的關系,始終以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為中心任務。正因為如此,建國初期頻繁的政治運動不僅沒有影響生產活動反而促進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在短短的三年內就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創造了在戰后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典范。
  在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及時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他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7〕這表明, 毛澤東已在開始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了。“他認為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需要采取逐漸推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過渡,即使社會主義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爭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完成這一過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會主義政策,實行向資產階級全線進攻的突變。”〔8〕到1953年6月基本形成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要內容。1953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把馬克思、列寧關于過渡時期的理論同中國當時的實際相結合,在借鑒蘇聯的經驗及總結中國的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不僅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而且反映了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曾指出:“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9〕
  針對建國初期歷次運動中出現的或“左”或右的現象,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時提醒全黨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防止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1953年1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10〕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是主觀主義的重要表現,是黨政干部脫離群眾、“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工作忽左忽右的主要根源。克服了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就能保證黨的方針路線的貫徹執行。于是在1953年開展了一個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反”斗爭。
  毛澤東還在闡發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多次提醒全黨要謹慎從事,防止急躁冒進,避免犯主觀主義的錯誤。他在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現在要反對主觀主義,既反對盲目冒進的主觀主義,也反對保守的主觀主義。過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犯過主觀主義的錯誤,有右的也有‘左’的。陳獨秀、張國燾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風的時候,集中反了教條主義,附帶反了經驗主義,二者都是主觀主義。理論與實際不結合,革命就不能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也有主觀主義,急躁冒進或保守,都是不按實際情況辦事,都是主觀主義。不反掉主觀主義,革命和建設就不會成功。……希望不要用很長的時期,基本上把領導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反掉,努力使主觀與客觀相結合。”〔11〕1953年開展的“新三反”斗爭和反對主觀主義的斗爭,使全黨端正了思想路線,統一了認識,從而在勝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為全面貫徹實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打下了堅定的思想基礎。
  實際上,社會主義,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思想文化,都非常陌生。但是,我黨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引,能夠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蘇聯的經驗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總之,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正確的。只是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在對農業、手工業和個體商業改造上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對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這都是沒有很好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造成的。當然,這些問題是不能與我們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的。
      二
  1956年,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真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及時提出“以蘇聯為鑒戒”,開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探索。
  這一探索是從大規模的調查研究開始的。在反對官僚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斗爭中,毛澤東和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為了解決經濟建設問題,毛澤東和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詳細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4個部委的工作匯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集中了全黨的智慧,寫成了《論十大關系》這一光輝文獻,形成了一整套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這標志著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毛澤東曾指出:“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12〕
  《論十大關系》始終貫徹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了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方法。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13〕這與建國初期處處照抄照搬蘇聯模式的態度顯然大不一樣了,而且對蘇聯的經驗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學習態度。毛澤東還重申了我們黨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他指出: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斯大林,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但是,“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4〕《論十大關系》,不僅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而且打破了長期以來蘇聯老大哥獨霸社會主義建設講壇的沉悶局面,從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掙脫出來。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個社會主義大國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發表意見,并公開評判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是非功過,這確實是難能可貴、振聾發聵。如果說,毛澤東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對蘇聯“城市中心論”的革命道路的挑戰的話,那么,毛澤東關于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則是對蘇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又一次挑戰;如果說,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是對盛行于30年代的教條主義的一次批判的話,那么,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則是對盛行于50年代經濟領域中教條主義的批判,揭開了我黨歷史上第二次反對教條主義斗爭的序幕。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薄一波回憶說:“在建國初期,我們在許多方面學習蘇聯經驗,雖然有必要,但毋庸諱言,在學習中有一定的教條主義,對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錯誤之后,毛主席在許多方面批評了斯大林,這無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15〕
  中共八大集中了全黨的智慧和探索成果,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制定了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指出:“這次大會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我們這次大會的文件所規定的東西,所講的東西,要盡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國的實際。同時要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批評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觀點,批評這個主觀主義,打擊這個主觀主義。這個任務,早幾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了。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們這幾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主觀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不僅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有主觀主義,總要犯錯誤。”〔16〕毛澤東不僅把反對主觀主義作為黨的八大的一個重要任務,而且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長期任務,百年大計,萬年大計!他認為要克服和防止主觀主義,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這是毛澤東首次明確地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納入了黨的思想路線,對于保證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貫徹增加了監督檢驗功能。這是建國后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重大發展。
  毛澤東的講話成為大會的指導思想,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端正思想路線,成為八大的一個重要內容。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列舉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指出:“針對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17〕新黨章明確規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斗爭中從實際出發,靈活地、創造性地運用它的原理解決實際斗爭中的各種問題,并且使它的理論不斷地得到發展。因此,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的原則,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者經驗主義的偏向。”〔18〕八大政治決議指出:“我們的一切任務能否勝利地完成,歸根結底,是決定于黨的領導是否正確。也就是說,決定于黨的領導能否實事求是,能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結合起來。”〔19〕決議還指出,為了保持正確的、健全的領導,克服黨內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我們黨必須不斷地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不斷地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傾向進行斗爭;“必須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指導工作,把我們的一切工作放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少犯錯誤和不犯嚴重的錯誤”〔20〕。象這樣,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和黨章中明確規定把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黨的八大在黨的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黨的正確思想路線指導下,八大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黨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國思想理論界學術空氣異常活躍。一些專家學者,沖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提出了一些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價值的觀點,引發了關于我國經濟理論、人口理論問題上的大論爭。1957年春天,我國學術思想界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烈局面。這可以說是全黨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 如果加以正確引導,70年代末的全民思想解放運動可能會提前20年。
  毛澤東積極支持思想理論界的學術討論,他自己也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理論問題。1957年2月, 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創造性地解決了如何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重大理論課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學說。這標志著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但是,建國后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使我們黨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主觀主義的作風也隨之滋長起來。加之國內外特殊的環境,我們逐步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嚴重的估計。1957年反右斗爭搞了擴大化,1958年經濟建設上洋冒進。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違背了經濟建設規律,使新生的社會主義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1961年,毛澤東和黨中央重提調查研究,在黨內印發《調查工作》,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努力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的作風。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條例,使黨的思想路線有些端正和恢復,對于克服經濟困難,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全黨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要理論問題沒有搞清楚,而且主觀地使用階級斗爭理論和方法解決社會主義問題,黨內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壞,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越來越嚴重,沒有能夠,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加之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故意干擾和破壞,使剛剛恢復的正確路線又遭到了更大的干擾和破壞,犯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
      三
  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形成了新的教條主義,延緩了撥亂反正的進程。所以,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問題又成為全黨的首要任務。
  鄧小平同志在未恢復領導職務的情況下,率先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闡述了正確地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1977 年4月10日,他又給黨中央寫信,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21〕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這實質上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思想體系,而不是所有的言論,這同“兩個凡是”形成鮮明的對照。同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鄧小平在會上再次闡述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問題,他運用大量事實,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批判了“四人幫”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引用毛澤東同志的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的罪行。此后,他開始著手在軍隊、教育等領域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從實踐上否定了“兩個凡是”。
  1978年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肯定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一科學論斷,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解放了思想,為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鄧小平同志直接支持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反復論述了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必要性, 重新恢復了我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1978年6月,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我們說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得是不是正確,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理論聯系實際,是否善于總結經驗,針對客觀現實,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只有這樣做了,才有可能正確地或者比較正確地解決問題,而這樣地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22〕他批評了有些人歪曲和片面領會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主義錯誤,指出:“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23〕1978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論述了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辯證關系。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24〕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他關于恢復和確立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理論被全會所采納。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全黨的重新確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在實事求是路線的指導下,從各個方面深入總結歷史經驗,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撥亂反正,科學地闡述了許多從實踐中提出的有關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問題。在此基礎上,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地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二”大,高度贊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功績,肯定了全黨在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方面的努力,并第一次把這條思想路線完整地寫入了新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25〕為全黨長期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供了依據和保證。
  在重新恢復和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做出了突出貢獻。在重新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中,有三點發展:一是,全面系統,文字表述更加完整。在毛澤東同志創立這條思想路線時,由于側重點不同,表述也不盡一致。重新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則總結了我黨的歷史經驗,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完整地進行了表述,并寫入了黨章。二是,把解放思想作為我黨思想路線的一個新的特點。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特征。但是,只有實事求是還不夠全面,還必須加之以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就不能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就不能沖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就談不上實事求是的問題。所以,鄧小平同志在論述這個問題時,總是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同時指出解放思想又必須以實事求是為準則,指出解放思想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三是,把實踐標準納入了黨的思想路線。雖然毛澤東在創立思想路線時是以實踐作為理論基礎和最終判斷標準的,并在實際中曾堅持過這個標準,但沒有明確地在思想路線中提出,所以在貫徹中容易忽視,為主觀唯心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可乘之機。把實踐標準納入思想路線,提出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既防止了思想僵化,又防止滑向主觀主義,同時又對實事求是增加了檢驗功能,指出了發展方向。這樣,黨的思想路線就更加全面了。
  思想路線的解決,不僅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而且更是個重要的實踐問題,最終判斷思想路線正確與否的標志不是看理論而是看實踐。鄧小平同志特別注意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應用問題。他不僅自己在探索與創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過程中處處按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辦事,而且還經常提醒全黨同志要時刻牢記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1992年初,他在著名的南巡講話中強調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26〕
  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面繼承了我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把它作為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和任務,用以指導當前的工作和實踐。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是保證我們黨永葆蓬勃生機的法寶。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是統一的,就是要求我們的思想認識符合客觀實際,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沖破落后的傳統觀念和主觀偏見的束縛,改變因循守舊、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狀態。我們決不能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對社會主義的一些不科學的甚至扭曲的認識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正確的思想上,而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使思想適應發展變化的新形勢。”〔27〕江澤民同志還進一步闡述了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辯證關系。他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報告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統一的。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們的認識要隨著歷史的前進、時代的發展、實踐的深化不斷提高。全黨同志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28〕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中國領導權新老交替的平穩過渡,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貫徹,保證了中央方針路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正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勝利的思想法寶。
  建國以來黨的思想路線的發展和中國社會歷史實踐告訴我們: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不僅制定方針政策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而且貫徹執行正確的方針政策也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否則,即便有好的方針政策也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思想路線的解決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需要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解決才行,不僅要從理論上解決,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實踐上解決,只有把它變為實踐才算徹底地解決。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是我黨長期不變的歷史任務。*
  注:
  〔1〕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1頁。
  〔2〕〔21〕〔22〕〔23〕〔24〕《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22、36、108~109、109、131頁。
  〔3〕〔4〕《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9、1430頁。
  〔5〕〔8〕〔12〕〔15〕《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215、471、493頁。
  〔6〕〔7〕〔11〕〔13〕〔14〕〔16〕《毛澤東選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65、95、285、286、297頁。
  〔9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 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01、9頁。
  〔17〕《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 月版,第203頁。
  〔18〕〔19〕〔20〕《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21、819、820頁。
  〔25〕《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2頁。
  〔27〕《求是》1992年第21期,第18頁。
  〔28〕《求是》1993年第22期,第6頁。
  
  
  
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94-100K4中國現代史劉培平/王桂琴19961996 作者: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94-100K4中國現代史劉培平/王桂琴19961996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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