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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兩個轉變促進出版繁榮
實現兩個轉變促進出版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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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前出版工作的形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78年全國出書12500種,出版社105家,到1995年出書101381種,出版社達到563家;過去出版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大基地,而現在江蘇、浙江、遼寧、山東、四川、廣東等,都形成了新的出版基地,有很大的實力,出了很多好書。從出版社布局來說,更加趨于合理。我們出版了一大批優秀圖書,比如說《中國大百科全書》,2萬名學者和眾多出版工作人員歷時16年,終于完成。它雖然只是一部書,但從出版角度來說,一個國家高質量的百科全書的出版,既是一個國家科學研究水平的體現,又是一個國家出版水平的體現,這兩方面如果達不到相當的高度,百科全書不可能編撰和出版。《漢語大字典》的出版在中國出版史上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原因就是原來收漢字最多的字典不是使用漢字的中國人編的,而是日本編的《漢和字典》,后來又有我們的臺灣同胞編的《中文大字典》。我們的《漢語大字典》的出版,超過了前兩本書的質量,成為收漢字最多的字典,這里很有政治意義的。《漢語大詞典》收詞條37萬,是當前規模最巨大的漢語詞典。還有我們自己編的中文版50卷《列寧全集》,正在編的《馬恩全集》,這標志著我們對馬列著作的出版達到了新的水平。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中文版《列寧全集》是我們自己根據列寧著作的原文重新編輯;《馬恩全集》也是把搜集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各種文字的底稿,由我們自己編輯。這兩個版本意義重大。還有許多自然科學的著作,諸如《雜交水稻育種栽培學》、《工程控制論》、《中國土壤》、《泌尿外科》、《中國礦床》等等,都達到或超過了國際水平。談這些情況,說明我們出版工作的進步。想想60年代,外國出版代表團無論贈送我們多大部頭的辭書工具書,我們所能回贈的只是一本《新華字典》,我們自嘲說“大國家,小字典”。今昔對比,真是天壤之別。我們年出書10萬種,如果從絕對數字看,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值得高興的,但是只要我們透過表面現象進行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陷藏在大數字背后的問題。
  第一,對出書總數的分析。日本年出版新書雖然只有4萬種,但年再版書卻高達20萬種,可供書目多達30萬種。德國年出版新書雖然只有5萬種,但年再版書多達30萬種,可供書目達70萬種。再版書與可供書的多少,說明了圖書質量和市場的供應能力,標志著出版業的總體水平。我國圖書再版率1995年達到41%,這是創記錄的數字,但這個數字還包括教材在內,去掉教材所占有份額,恐怕只有30%了,以10萬種計算,只有3萬多種。我們的可供書恐怕也只有10萬余種。
  第二,對生產要素與生產數量的分析。從1979年到1995年,出版社由105家增加到563家,增長了436%;而反映生產實物量的總印張數不過從135億印張增加到315.41億印張,增長134%;總印數從37億冊增加到62.6億冊,只增長69%。生產要素的擴張遠遠大于生產效率的提高,粗放型增長的特征十分明顯。
  第三,從圖書的平均印數來分析。1985年總共出版圖書4與603種,總印數62億冊,1995年總共出版圖書101381種,總印數63.22億冊。10年間,圖書年出版品種增加了1倍多,而總印數基本持平,說明圖書的平均印數下降了1倍多。
  第四,從發行情況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各出版社對發行工作都十分重視,自辦發行、參加書市、推銷員直銷,多種手段,不遺余力,而書并沒有真正送到讀者手中。我們年出書10萬種,可供書目10多萬種,一般縣級書店平均備貨不到3000種,省會城市書店大門市,多的備貨3萬種,少的也就1-2萬種,絕大多數圖書并沒有真正進入市場。
  第五,從編輯隊伍來分析。年出書10萬種,編輯不到2萬人,不成比例。編輯培養不夠。英國全國有10多所高等院校設編輯專業,仍不能滿足需要,還大力開展社內培訓、假期培訓以補充。我們只有兩所大學有編輯專業,每年畢業人數有限。編輯隊伍一是“先天不足”,缺少專業訓練,靠實踐摸索,口耳相傳;二是“后天營養不良”,編輯整天忙于工作,培訓不夠,得不到及時充電,更新知識,時間一長,能力下降,思想麻木,接受新鮮事物遲鈍,策劃選題水平可想而知。
  第六,從管理方法上分析。我們許多出版社的管理方法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如果說對全國出版改革大的思路,一家出版社很難作主,但在出版社內部,完全可以大膽進行改革。現在我們的出版社編輯人員應有皆有,編輯室的設置小而全,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來,“大鍋飯”、平均分配,不稱職的人調不走,需要的人進不來,明顯帶有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模式。
  從以上六點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出版業整體水平還是不高的,我們的發展還主要靠出版社總數的增加,也就是靠規模的擴張,而日本、德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主要靠再版書的增加,也就是靠內涵發展。我們的出版業生產要素的數量擴張遠遠超出生產效率提高的比率,客觀上走的是一條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路。在這樣的產業基礎上,出版工作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處理不當又會產生連鎖反應。出版社增長過快,缺少合格的經營管理人才和編輯人才,致使圖書的整體質量難以提高;不少出版社追逐經濟效益,搶熱門選題,造成品種重復,同樣內容的圖書幾十種、上百種,而相當多的學術著作出版困難;在這種廣種薄收、不顧質量的情況下,拜金主義抬頭,買賣書號、非法出版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出版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嚴重地影響了圖書的質量。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出版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前進和發展。
  嚴峻的挑戰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1.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中,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對出版業的要求越來越高,如果不努力提高質量和效益,就難以勝其重任。
  2.從出版社來說,出版業面向市場以后,如果不走內涵發展的道路,不努力提高質量和效益,就缺少競爭能力,難以生存和發展。
  3.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出版物市場將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世界出版物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出版物不但要走向世界,不但要和世界上名牌出版公司競爭,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在國內市場上同外國的出版公司一比高下。
  面臨這三大挑戰,我們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需要,體現出版工作自身發展規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體制,迫在眉睫,不容怠慢。
   二、深化改革,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促進出版工作繁榮
  1.制訂戰略。一方面是嚴峻的形勢,一方面是艱巨的任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出版工作提出的要求。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1993年署黨組提出了“推動整個出版業的發展從規模數量增長為主要特征的階段向以優質高效為主要特征的階段轉移”的思路,這個思路的核心是提高出版業的質量和效益。以“階段性轉移”這個醒目的、令人深思的口號,把發展戰略擺在每個人的面前。正在這時,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提出的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思想,給中國出版業指明了方向。第一個根本性轉變是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指生產關系的轉變,是改革戰略,是“體制轉軌”。第二個根本性轉變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指生產力發展的途徑、方式的重大調整,是發展戰略,也可以說是“增長轉型”。體制轉軌與增長轉型相輔相成,給我們國家的改革展示了一個無限廣闊的前景,也為我們的出版改革指明了方向、途徑和辦法。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思想,深化了我們對出版改革的認識,堅定了我們執行階段性轉移的信心。因為階段性轉移強調的是優質高產、控制數量和規模,它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一致的,而階段性轉移的完成必將促進出版業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出版工作實現這種轉變的重要標志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出版物質量的提高。概括起來主要有這樣幾條:從圖書的數量來說,國家、讀者需要的圖書基本得以滿足,教學、科研、創作達到出版水平的成果基本得以出版;從圖書的結構來說,基本達到結構優化,各個方面規模合理;從勞動與資本投入來說,用最少的投放,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多的成品;從增長的途徑來說,將從主要依靠規模的擴大、生產要素的增加轉為對現有生產基礎進行改造、擴建、兼并和聯合,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科技進步對出版業發展的貢獻度。
  經過兩年多的實踐,階段性轉移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具體表現為兩組數字,即兩減兩增。“兩減”是圖書品種總量1995年比1994年下降2.4%,新書品種下降15.2%;“兩增”是重版率達到41.6%,比1994年增長10個百分點,總印數增長5.2%,達到63.22億冊。“兩減”,說明對規模的控制有了起色,“兩增”則標志著出版業質量的提高。這個成果盡管還是初步的,但畢竟是經過十幾年規模數量飛速增長第一次得到控制,令人高興。
  2.轉變觀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許許多多的東西需要重新認識,重新估價。第一個大的變化,就是經濟體制的轉變給我們帶來的思考。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改變了按照人為設計的計劃發展的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許許多多新問題,給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事新聞出版管理工作的新聞出版署,担子更重,工作更復雜。因此,隨著經濟體制轉變,人的觀念也需要改變。跟上這個變化,我們才能了解讀者想什么,社會需要什么,才能根據變化的新情況,策劃選題,出好書。
  第二個變化是經營方式的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走高效、優質、低耗的路,過去那種“大撥轟”、“大鍋飯”不行了。由于技術進步,高科技的迅速發展,機器跟不上,沒人買;人跟不上,被淘汰;國家跟不上,被打敗。在這種形勢下面,還是“人海戰術”,還是擴大規模,盲目上項目,鋪攤子,必然落后,被淘汰。
  第三,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人們的觀念在變化。在這方面少年兒童的表現最明顯。比如,現在的孩子對《高玉寶》一書的內容就不理解。周扒皮為什么學雞叫,用鬧鐘不就行了嗎?長工為什么一定給周扒皮干活?吃不飽飯,吃肯德基、麥當勞嘛!圍繞這些變化,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我們應該正確地認識這些變化,并通過出版物給人們以正確的導向。這也要求我們轉變觀念,制定好選題。
  3.設計規劃。在設計和執行“八五規劃”時,我們有不少體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起到了示范和導向的作用。規劃中重點是什么,規劃中選題的結構如何,以及數量多少,規模的大小,都會起到導向和示范作用。二是國家制定重點圖書規劃,帶動了各級圖書規劃的制定。圖書“八五規劃”的制定,結果是出版社有社的規劃,省有省的規劃,最后是國家的規劃。這就形成了抓重點圖書的網絡,形成了全國上下追求重點、追求精品的氛圍,一定會促進整個出版事業的繁榮。三是確實出了一批好書,列入國家規劃的圖書出版后普遍反映很好,很多獲獎圖書,都是“八五規劃”中的項目,這些圖書的出版為兩個文明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八五規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制定的第一個綜合性規劃。既然是第一個,在制定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經驗,就會有許多遺憾。比如,很多出版社在申報選題時追求規模、數量,產生攀比現象。計劃確定后,又沒有條件完成,不得不中途下馬;再如,對普及讀物重視不夠,對國家計劃認識上有片面性,認為國家規劃,就得是大部頭,幾十卷、幾百萬字;制定的方法上,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缺少自上而下的環節。這是由于當時的條件,我們的認識以及經驗不足造成的。
  制定“九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根本指針,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指導思想要體現在選題的重點上。“九五規劃”的重點是加強、深化、拓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圖書;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各種重要問題研究的圖書;優秀的通俗普及讀物,特別是優秀的科普讀物;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少兒圖書。
  其次,“九五規劃”要有時代感。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本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奮斗目標作出了比較科學、完整的概括,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我們制定“九五規劃”應該面向21世紀,把目光定位在21世紀。在未來的十幾年內,我國人民的生活將由溫飽進入小康;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技術競爭更加激烈;經濟增長方式將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際關系中競爭與合作、矛盾與協調、斗爭與妥協將更加錯綜復雜。在這種大的背景下面,我們應該更加堅定地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努力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要用符合社會發展、時代需要的新觀念,努力把我們的圖書同這樣一個時代結合起來,與當代思想結合起來,與現代科學的進步結合起來。
  第三,我們的圖書要努力做到思想性、藝術性和可讀性的高度統一。好書不是書架上的擺設,不是庫房里賣不出去的存貨,好書要有人買、有人看。為此,我們要大膽開拓,努力創新,寫別人沒有寫過的內容,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形式,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用千變萬化的出版物和始終如一的價值取向,反映今天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
  第四,要處理好“雄心壯志”與“量體裁衣”的關系,反對“廣種薄收”,主張“精耕細作”。數量并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出版社出版水平的最重要標志。數量與質量,規模與效益,要有合理的比例。在安排計劃時,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量體裁衣,扎扎實實地實現規模數量向優質高效的轉移。
  第五,在制定規劃的方式上采取“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原則。“自上而下”方面的選題,要盡量征求科研、高校方面的意見,要把國民經濟與社會各界的重大科研規劃與“九五規劃”銜接起來,充分反映社會各界的研究成果,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自上而下”這一塊要能更鮮明地體現導向作用。
  4.建設隊伍。抓出版繁榮,必須有一支優秀的隊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最為關鍵的。從策劃選題、編輯加工、印制發行,到修訂再版,沒有一個環節不是靠人去完成的,只有優秀的隊伍才能作出優秀的成績。隊伍分兩個層次,一是出版社的領導班子,一是出版社的編輯隊伍,兩支隊伍的關鍵是領導班子。領導班子的同志要講政治,懂業務,聯系群眾,勤政廉政;要團結協作,共同為事業奮斗。“要出精品書,先有精品人”,這是為精神產品生產廣為證實了的至理名言。
  我們應該明確一個道理,那就是編輯與作者不同。作者有創作的自由,但編輯是代表黨和政府掌握出版權力的人,出版社是黨和國家的文化宣傳輿論陣地,編輯和出版社必須按照黨的方針政策決定棄取,有把關的責任。現在的問題多出在兩個方面,要么“不把關”,要么“把不住關”。“不把關”,因為把關人在思想認識上或潛意識中與錯誤思想一致或默契,他把關的標準是非顛倒:“把不住關”,這方面的同志多半因為思想理論水平和業務知識所限,根本就發現不了問題,把不住關。
  有鑒于此,我們一定要加強編輯隊伍建設,對即將從事出版工作的同志采取持證上崗制,有合格證,才可以作編輯。對已上崗的老同志,要進行崗位培訓,補課、充電和加油。
   (作者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
  
  
  
新聞出版天地南昌4-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楊牧之19971997 作者:新聞出版天地南昌4-8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楊牧之19971997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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