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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若干反思
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若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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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類社會發展所經歷的偉大的革命性轉變中,沒有哪一次像近二、三百年來發生在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地區,從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過渡,使人類社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對人類歷史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這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就是現代化。毫無疑義,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宏大并且是最深刻的一場社會革命。
  1840年以后,當世界性的現代化浪潮席卷而來的時候,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可以說,自從1840年以來,現代化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題。當鄧小平給我們描繪出分三步走,到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藍圖時,我們對此已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以為中國的現代化僅僅是歐美日俄現代化的翻版,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概念。本文擬對1840年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作一反思,以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一些歷史的經驗教訓。
   一、中國的現代化既是中國對世界現代化浪潮沖擊的回應,也是萌動于中國內部的現代化因素不斷成長的結果
  現代化是16、17世紀首先從西歐和北美開始的,然后逐步向東歐、南美、亞洲、非洲、大洋洲擴展。從歷史的表象看,它是一個從西向東、由北向南的運動過程。在眾說紛紜的現代化理論中,有一種說法頗為流行,即現代化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早發內生型”(或稱“早發原生型”),一種是:“晚發外生型”(或稱“晚發次生型”、“后發外生型”)。前者的典型是英、法、美等國,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早在16、17世紀即已開始啟動,而其最初的啟動因素又都源自本社會內部,是其自身內在發展的必然結果;后者的代表有德、俄、日等國,它們的現代化大都在19世紀才開始起步,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化的示范效應。
  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哪一種類型?
  人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的現代化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才開始的。在這其中,來自西方的沖擊力,是啟動中國現代化車輪的關鍵性因素。這種沖擊力,一方面是現代化的文明示范;另一方面(主要方面)是西方的霸權威脅。這就是說,源自西方的現代化浪潮是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同時進入中國的,通俗些說,西方列強是用槍炮來中國“推售”他們的“現代文明”的。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導致了中國深重的民族危機。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進的中國人從“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古訓中,得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結論,中國的現代化也就由此發端。詳務運動發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甲午戰爭成為戊戍變法的導火線,八國聯軍入侵促使清王朝推行“新政”,就清楚地說明了這種因果關系。因此,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的回應,是中國現代化的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現代化屬于“晚發外生型”。
  但是,如果以為中國的現代化僅僅是對西方沖擊的回應,那就把復雜的歷史簡單化了。實際上,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傳統、眾多的人口、廣闊的國土的中國,它之所以走上現代化道路,其內部力量的萌動和成長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歷史表明,早在英、法、美等國啟動現代化車輪時,明清之際的中國就已萌動現代化的因子。1840年以后中國的歷次比較顯著的現代化運動,無不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就是一個典型)。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選擇。因此,中國社會內部現代化因素的萌動以及這種因素在先進的中國人的培植下的成長,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不明了這一點,就難以解釋中國的現代化何以走到今天,今后還會走向何方。
   二、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只是對世界現代化浪潮的被動跟進;只有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中國的現代化才走上主動推進的道路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現代化最初表現為對西方沖擊的回應。如果說西方的沖擊是蓄謀已久的主動行動,那么,中國的回應則是在無可奈何之下的被動選擇。這種被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是防御性的現代化。這就是說,中國現代化的動機和目的僅僅是為了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最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就使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窘境。第二,中國早期的現代化是照搬式的現代化。從洋務運動的物質引進到戊戍變法、辛亥革命的制度更新,到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革命,無不是步西方現代化的后塵,照搬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然而,以上兩點是相互抵觸的。且不說“移植”的總要比“原生”的生命力弱,被“移植者”也絕不會允許“移植”者比自己強,這就是近代史上為什么“先生”老是打“學生”,而“學生”老是打不過“先生”的道理。
  這種情況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變。從那以后,中國的現代化步入了有主義、有綱領、有遠大戰略目標、有眼前實施步驟的階段。特別重要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徹底擺脫了“全盤西化”的模式,開始走上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更使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人民理性的自主選擇。
   三、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一個從上下層對立到上下層統一的逐步轉變的過程
  自從中國被迫卷入世界現代化浪潮之后,中國的各個階級、階層,各種政治集團、政治勢力都自覺不自覺地做出了回應和選擇。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各種社會力量對現代化的態度各異,提出的方案也五花八門。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下層即統治者和人民群眾對待現代化態度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尖銳對立。統治者沒有認識到或者說不承認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他們僅僅是從建工廠、開礦山、修鐵路、造槍炮之類的物質技術層面來理解現代化,而且他們并沒有把“富民”作為現代化的主要目標,關注的只是“強國”。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他們之中的先進分子則把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結合起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特別是他們把現代化與自己切身利益結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統治集團不僅沒有像德、日、俄等國那樣成為現代化的推動和領導力量,而且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這樣一來,中國上下層的沖突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這種沖突不僅使中國難以形成現代化的合力,而且使中國社會長期處于激烈的對抗和動蕩狀態,中國的現代化由此失去了起碼的社會條件。
  這種混亂狀態到了1949年終于宣告結束。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從根本上消除了社會分崩離折的狀態,結束了幾千年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嚴重對立狀況,形成了中華民族空前的大團結和社會各種力量的協調一致,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政權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制訂并實施了以“富強、民主、文明”為目標的現代化戰略,這就不僅形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領導和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而且為中國的現代化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條件——社會力量的整合和社會狀態的穩定。
   四、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社會革命為先導,但從以社會革命為主導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都有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作為現代化正式啟動的先導,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也是如此,但與眾不同的是,中國社會革命的任務特別巨大,經歷的時間也就特別長。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走上現代化之際,正處于政治衰敗、國家分裂的亂世局面,中國不僅沒有能夠并且愿意推動、領導現代化的中樞力量,而且也沒有協調、穩定的社會環境;二是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是在亡國滅種的民族生存危機壓力下啟步的,這種狀況激化和深化了中國的民族矛盾;三是中國現代化是在人口過于龐大和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的基本條件下開始的,這就迫使中國必須首先消除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狀況,使有限的生活資料滿足人們的基本溫飽,以擺脫長期以來源于生存需求的社會動亂。以上三點,就使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主要目標的社會革命不可避免,而且由于革命對象的力量十分強大,也就注定了這種社會革命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不可逾越的階段。如果說,中國的現代化從1840年起步,到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那么,二百年的歷程就以1949年為界大體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為現代化創造條件的社會革命如此漫長,這在世界現代化史上是不多見的。還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的社會革命到1949年遠沒有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和歷史的慣性,不僅使中國社會革命迅速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而且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旗號下繼續以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運動的形式向前推進,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剎住車。只有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才真正走上正軌。因此,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一個以政治革命為主導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的過程。如果說,1840年到1956年的社會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必備前提,那么,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就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誤入了歧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五、中國的現代曾長期處于急躁冒進的狀況,穩步漸進的現代化戰略來之不易
  中國現代化發端的時候,中國正面臨深刻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在反帝反封建的雙重壓力下,在民族救亡和文化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先進的中國人總是希望中國很快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完成社會革命的歷史任務。這種善良的愿望并不錯,但一些人把這種愿望推向極端,并付諸行動,就形成了“左”傾冒險主義。民主革命時期的歷次“左”傾錯誤,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急躁冒進情緒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式開始以后,這種“左”的情緒再次泛濫。人們沒有認識到,現代化有其內在的運作規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只是為現代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沒有也不可能取代現代化建設本身;社會革命只是現代化的必備前提,不是也不可能是實現現代化的主要手段。人們天真地認為,只要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自然就伸手可及、指日可待了;而要實現現代化,又需采用社會革命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群眾運動為主要特征的手段和方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現代化理論的產物。回想一下我們對“超英趕美”、實現農業機械化和四個現代代的多次沒有兌現也不可能兌現的許諾,我們就會對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的急進傾向有更深的了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出發,對中國的現代化戰略進行了全面的審視和清理,提出了全新的現代化戰略。這一戰略最突出的特點,一是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標;二是分三步走,逐步實現現代化;三是把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從本世紀末推到下個世紀中葉,推遲了整整半個世紀;四是把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降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穩妥漸進的現代化戰略,是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反思中國現代化歷程,全面審視各國現代化道路,科學分析中國現代化現狀而制訂的,是切實可行的。
   六、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失敗、傳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挫折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初步成功,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現代化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并和一定的社會條件相結合進行的。因此,現代化也就具有了某種社會屬性。現代化從16、17世紀在西歐、北美開始啟動時起,就和這些國家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相輔相成。也就是說,現代化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又加速了現代化進程;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說,歐美等國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
  中國邁上現代化道路之初,選擇的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就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必備前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中國現代化的實現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以及各種各樣的中間派別,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思路來設計中國現代化戰略的。但是,無論是康、梁的君主立憲,還是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或是中間派別的“第三條道路”,都以失敗告終。為什么?答案除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深刻的內在矛盾以外,社會主義的風起云涌這個國際大背景和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國情和世界大勢決定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就在先進的中國人苦悶、傍徨之際,中國共產黨人登上了歷史舞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分析了中國國情和世界大勢并總結了孫中山等人的現代化戰略失敗的經驗教訓,制訂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在這一戰略下,社會革命(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必備前提;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現代化在中國的實現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鞏固和發展。在這一戰略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一番艱難困苦,推翻了“三座大山”,終于使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并全面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上日益陷入誤區,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也就舉步維艱。這種情況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得到根本改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發展道路等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有了全新的戰略,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這一戰略,不僅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戰略有本質的區別,而且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根本不同。
  綜上所述,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表明,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力既來自世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也源于中國社會內部現代化因素的萌動和成長。中國的現代化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從被動跟進到主動推進、從上下層對立到上下層統一、從以社會革命為主導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急進到漸進、從資本主義現代化到社會主義現代化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的時間有先有后,速度有快有慢,但總的趨勢是向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而其最終的結果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正確選擇。
   (作者單位:廣西對外經濟貿易學校 責任編輯:黃宗炎)*
  
  
  
廣西社會科學南寧8-11C4社會學劉俐19971997 作者:廣西社會科學南寧8-11C4社會學劉俐19971997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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