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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眾多不同國家的一個相同政策——淺析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
對眾多不同國家的一個相同政策——淺析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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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理論依據和出發點
  中國將對第三世界的關系放在其對外關系“基本立足點”或“出發點”的位置,并始終向這些國家提供支持,強調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合作,顯示了中國政府對其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重視,這種政策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是建立在中國與這些國家眾多的共同點基礎之上的。1955年,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在補充講話中提出:“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并且現在仍然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1]這一思想在中國領導人談論對第三世界關系時至今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不管是領導人的更替,國內政策的改變,還是外交政策的調整。基于這些共性方面的考慮,中國一直強調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群體中的一員。這種共同的歷史背景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支持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動因,也是目前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面對西方壓力時,爭得廣大發展中國家支持的根據,更是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進一步發展友好合作和協調行動的基礎。它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最根本指導思想。
  其次,作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是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根本出發點”。中國始終認為“中國有責任、有義務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2]正如1959年毛澤東在接見非洲朋友時說:“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運動會比過去發展得更快……各國人民,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獨立了的國家,一定要幫助、支持你們。你們需要支持,我們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支持。誰來支持我們?還不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所以是相互支持。你們那里的反帝運動就是支持我們。蘇聯、中國的把工作做好一點,也就是支持您們。”[3]1958年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和李富春《關于加強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領導的請示報告》中指出,“認真做好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也是我國人民對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2](P,31)中國認為,中國的利益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這種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結合既體現在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抗美援朝,也體現在對越南人民反對殖民主義戰爭的支持。因為它們既支持了鄰國的獨立和解放,而鄰國的獨立和解放也就是把帝國主義敵對勢力從中國的邊疆擯除,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也有積極意義,因而也是愛國主義的體現。
  二、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主要內容
  不同時期的中國領導人都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重要性,強調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但是,國際形勢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特點,針對這些特點,中國外交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戰略指導思想,反映到與第三世界的關系上,則有不同的內容。
  (一)消除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期內與之關系的重要內容。新中國與新獨立國家的關系首先是從周邊國家開始的。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擺脫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的,因而被稱為新獨立的民族獨立國家。雖然中國與這些國家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由于這些國家都是在民族主義政黨領導下取得的,獨立后走的是民族主義道路,由于歷史的原因,再加上西方國家出于反共的需要竭力對這些國家渲染所謂“共產主義威脅”,它們對在共產黨領導下獲得獨立的社會主義中國心存疑慮和恐懼。新中國成立之后,在處理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非常謹慎。正是在處理與印度之間歷史遺留問題時,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此后中國與緬甸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出,如果這些原則能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而侵略和干涉內政的威脅和對侵略和干涉內政的恐懼就將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4]面對亞非會議上一些國家由于對中國不了解而產生的不信任和疑慮,周恩來總理再次表達了這種和解的愿望。他在補充發言中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即“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4](P,413)正是經過中國代表團的努力和在亞非會議上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和解精神消除了亞非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和疑慮,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二)支持正在爭取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支持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維護民族獨立,是新中國從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殖民體系解體對第三世界國家政策的主要內容。在消除一些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對中國疑慮和誤解的同時,對正在爭取民族獨立或抗擊外來侵略的國家的支持,是從成立伊始到殖民主義徹底解體,中國對這些國家政策的主旋律。新中國成立伊始就為朝鮮人民爭取統一和反對美國對朝鮮的軍事入侵派出龐大的自愿軍赴朝抗美。中國不僅率先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而且對它的抗法斗爭給予了大量的支持。對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西亞、北非的民族主義國家,“大力支持西亞北非國家和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在它們相繼取得獨立后迅速予以承認;堅決支持阿拉伯各國反帝、反殖和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恢復合法民族權利的正義斗爭”。[5]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認為,在其他方面或許是可以妥協的,但對亞非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支持是無條件的,不能妥協的。在中國十分重視的中法建交前夕,法國希望中國停止對阿爾及利亞獨立斗爭的支持,以便打開中法關系的大門。但中國表示:我們對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對阿爾及利亞人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將一直持續到他們獨立斗爭取得最后的勝利。結果是直到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取得成功,中法才于1964年建交[6]。即使是中國在認識到蘇聯已經對中國構成了威脅,并準備調整和改善與美國關系時,得知美國入侵柬埔寨,中國政府也毅然中斷了在華沙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毛澤東還發表了“五二○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中國對印度1961年收復果阿的斗爭,也并沒有因為中印關系已惡化到即將爆發邊界戰爭而改變。對同年成立的不結盟運動沒有因為中國與印度和南斯拉夫這兩個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關系的僵持受到影響,而是根據不結盟運動反帝、反殖的總政策而予以高度評價和積極支持。
  除了政治和道義上的支持,經濟和軍事援助是中國對民族主義國家支持的主要形式。中國政府不僅對爭取或已經獲得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給以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支持,而且中國領導人根據自己在革命斗爭中爭取外援的種種困難的體會,盡最大可能向它們提供援助。這種援助在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了。從朝鮮戰爭爆發到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中國向朝鮮提供了價值72952萬元(人民幣)的援助。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后,雙方簽訂協議將這一切無償贈給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并決定從1954-1957年的四年內再撥人民幣8億元,無償贈給朝鮮,作為恢復國民經濟之費用。為了支持越南人民抗擊法國的殖民統治,從新中國成立到1954年,中國向越南無償提供了軍事援助和價值人民幣1.76億的物資援助[2](P,24-26)。周恩來總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對此談到:“中國是一個剛剛解放不久的國家,我們的經濟還很落后,我們在經濟上還沒有完全獨立。”“但是由于我們認識到,經濟上的獨立對于鞏固政治上的獨立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在自己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圍內貢獻我們的微薄力量,幫助其它國家經濟的發展。”[7]在1964年訪問非洲11國途中,在馬里宣布了對外援助的八項主張。口國后,在向全國人大所作的關于訪問亞非14國的報告中指出,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也適用于我國對亞洲和其它新興國家的援助。”[2](P,43)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支持新獨立的國家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鞏固自己的獨立,增強各國人民團結反帝的力量。我們對兄弟國家和新獨立國家進行援助,把他們的力量加強了,反過來就是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這對我們也是巨大的支援。過去有人提出減少援助別國的主張,這是完全錯誤的。今后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我們應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認真地進一步加強對外援助,努力為國際主義做出更大的貢獻。”[8]
  為了指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中國對外經濟聯絡部連續召開了五次對外援助工作會議。從1970-1978年,共幫助37個國家建成470個項目,超過前16年(1955-1970年)建成項目的總和。其支出為新中國成立以來21年總和的159%。[2](P,60-61、69)
  (三)20世紀80年代,平等互利,形式多樣,謀求共同發展。80年代,殖民體系已經解體,幾乎所有國家都獲得了獨立,民族解放的任務已經完成。雖然中國仍然強調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中國外交的立足點、出發點,仍然大力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義事業,支持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但是,隨著中國國內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一方面中國感到了自己在資金方面的缺乏,另一方面,曾經是中國外援最大接受者的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怨報德的行為,促使中國對其以往的以援助為支持發展中國家主要形式的政策進行反思。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領導人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認識的變化,認識到沒有哪一個國家對中國構成了直接現實的威脅,因而不需要在第三世界建立一個反對一個主要威脅的統一戰線。中國政府在對第三世界國家政策內容上則有了較大的變化。1983年中國總理在訪問非洲11國時提出了發展與非洲國家關系的四項原則,即“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兩年后,他在訪問拉美時又提出了發展與拉美國家關系的四原則,“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這些都強調了“平等互利”,“共同發展”。中國領導人提出,“對中國已承建的項目,我們將保質守約,認真建好。對與第三世界中最困難和特別需要幫助的國家,我們將繼續給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但)主要是建設一些投資少、效益好、直接為當地人民服務的項目。”(注:六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1984年5月15日。)1983年國務院主要領導在接見第六次全國援外會議代表時,雖然強調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一些援助,但同時又指出,“我們對外援助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須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指錢,盡力而為指精神。”[2](P,70)1984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發出的《關于鞏固建成經援成套項目成果的意見》其中一條提出,“有的項目……也可貸給部分生產流動資金,受援國企業以其產品償還。”[2](P,72)這里明確提出了償還問題。從1983年開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無償援助減少了,在繼續給發展中國家一些無息貸款,實施承建成套項目的同時,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開始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勞務、技術服務、獨資或合資經營、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件等。這種轉變影響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看法的波動。中國駐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使節在工作中還增加了一項解釋工作,以消除對方對中國減少援助的誤解,以推動合作。經過調整,援助雖然有所減少,但由于中國政府強調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多樣性,中國與它們合作的項目和機會則大大增加。20世紀80年代。中國雖仍然向非洲國家提供了200多個援助項目,但從1978-1990年,中國同西亞北非的10多個國家簽訂的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項目就達2639個,合同總額達56億美元,參加人數達8000多人,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國公司也獲得一些效益。”[7](P,449)
  (四)冷戰以后,“決不當頭”,但繼續支持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推動它們反對西方國家干涉內政。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就對亞非拉興起的諸如七十七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聯合起來保護發展中國家切身利益的聯合自強行為表示贊同。20世紀70年代,隨著亞、非、拉國家在政治上獲得獨立,為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和鞏固這種獨立,以原料為武器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提出的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中國給予大力支持。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會議上,以及中國對外的雙邊關系中,中國提出不僅要加強南北對話,而且要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南合作”。冷戰結束以后,中國執行“韜光養晦”的政策,對于第三世界,鄧小平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但同時他也指出,“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也不稱霸”。[9]這避免了中國代表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的對抗。但是,西方對中國的壓力是存在的。因此,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力度,在向他們提供政府貼息優惠貸款的同時,又適當增加了對它們的無償援助。[10]與此同時,在人權領域與西方的斗爭中,中國認為西方并不僅僅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而是把它看做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中國的立場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立場,而是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立場。[11]在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對西方以人權為借口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干涉內政的斗爭,中國政府姿態雖低,但在力量上絲毫沒有減弱,而是顯得更加靈活,有效。
  三、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
  中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是中國對外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國外交戰略是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與美國和蘇聯兩國關系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因此,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外交政策的內容受到中國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政策的影響,實際上是隨著對美蘇政策的變化而變化的。
  (一)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前沿。新中國成立時的《共同綱領》確定了新中國成立后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執行聯合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戰爭政策”。因此,中國對亞非拉國家政策在消除它們對中國的疑慮之后,由強調中國與它們共性發展為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的共同戰略目的。毛澤東認為,東西方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美國反動派非常痛恨蘇聯,確實夢想消滅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美國和蘇聯之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由歐、亞、非三大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3](P,59-60)這樣,美國不僅是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威脅者,而且也首先是亞非拉廣大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威脅者。于是毛澤東提出,“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美國是亞、非、拉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者的主要敵人,支持剛剛獲得獨立而受到美國威脅的國家是新中國成立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政策。
  (二)“兩面開弓”政策實施的主要地區。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在外交上不僅要反對美國對越南的入侵,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爭,又要為清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斗爭,呈現“兩面開弓”的態勢。因而中國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上也呈現出這種特點。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打破美蘇孤立中國的政策,毛澤東發展了他中間地帶的思想:“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間地帶。日本也是第二中間地帶。”[3](P,509)根據這種分析,第一中間地帶的國家成為反對美蘇兩霸的直接同盟軍,第二中間地帶的國家成為間接同盟軍。“中國這時的外交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這一時期,中國把亞、非、拉國家,特別是亞、非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8](P,7)中國除了大力支持和無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堅決支持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爭取和平統一的斗爭外,中國的第三世界的政策也具有“兩面開弓”態勢:中國從最初以巨大物資支持,積極推動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召開,轉變為堅決主張無限期推遲,是因為一些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參加國堅持邀請美國和蘇聯參加;中國在1965年的印巴戰爭中支持巴基斯坦,是因為印度背后有美蘇兩家的支持,中國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對以色列發動的“六·五”戰爭,不僅反對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也揭露和譴責蘇聯對美、以的縱容。
  (三)反修反霸的同盟。中蘇大辯論爭論的議題之一是對廣大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式以及對待它們的態度問題。1965年中蘇兩黨從組織上分裂后,林彪發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強調中國進行民族民主革命所走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對亞非拉人民“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這一講話得到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高度評價。[12]從此,中國加大了對亞非拉民族解放斗爭的支持。隨著中蘇分裂,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第三世界國家又成了中國反修反霸的同盟軍。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支持。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因反對蘇共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上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遭到蘇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蘇聯不僅停止了對阿的一切援助,而且還撤走了在阿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次年1月,阿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提供物資援助和幫助建設69個成套項目。2月,中阿兩國簽訂中方向阿方貸款的協定,確定從1961-1966年,中方向阿方提供11250萬盧布的無息貸款。[2](P,35-36)此后,中國對阿的援助不斷增加。70年代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并據此執行“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力圖在全球,包括第三世界建立一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因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執行了一條“以蘇劃線”政策,試圖以此抵制蘇聯在第三世界不斷進行的擴張。中國提醒亞非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在驅逐原殖民統治時,不要忽視了對蘇聯在這些地區滲透的警惕,提醒它們不要“前驅狼”,“后進虎”,要“驅狼拒虎”。
  (四)不結盟,不劃線,外援減少,共識增加。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調整外交戰略,執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不需要去爭取同盟反對一個主要的敵人,中國改變了在第三世界“以蘇劃線”的作法,認為“一些國家或同蘇聯關系好些,或同美國關系好些,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應體量它們的處境,尊重它們的政策和作法。”[13]中國政府這時強調的是“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由于中國與它們的關系不再受到中國與美蘇關系的影響,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余地增大,靈活性增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點也明顯增加。如在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聯合國大會的投票中,中國對聯大決議投贊成票的比例從1978年的65.9%上升到1979年的77.2%,到1987年則上升到86.4%。中國與廣大第三世界一致的比率從1971-1976年的58.5%上升到1981-1983年的80.5%,1984-1987年再上升到84.5%。而對同類決議的反對票比例則由1971-1976年的大約7%幾乎下降到零。[14]
  (五)推動多極化和人權斗爭的同盟。在冷戰結束后的20世紀90年代,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壓,借口人權干涉中國內政成為中國外交斗爭的主要對象。而隨著兩極格局的瓦解,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的多極化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和目標。在這兩點上,發展中國家又被中國看做是中國外交的同盟軍。中國從“六四事件”中得出經驗“中國的許多真朋友是在第三世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合作和互相支持。”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第三世界國家將更加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繼續發揮重大作用的堅強后盾……和親密盟友。”[15]因此,當世界銀行采用價格對照法將中國列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時,中國對此予以抵制。當西方提出邀請中國參加即將在日本沖繩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議時,中國予以拒絕。不僅如此,中國認為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都將是發展中國家,甚至到了21世紀的中葉,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后,“中國絕非就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搞好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將成為中國調整以及搞好同大國關系的一個戰略依托。在人權問題上,在中國反對西方國家借口“人權”,“人道”侵犯國家主權的斗爭中,中國認為這不僅僅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斗爭,中國代表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立場。正如中國外長唐家璇在回顧1999年世界形勢和中國外交時所說,“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同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系有了新的發展。一年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重大國際事務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維護正當的權益,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中國在聯合國反對西方國家提出的“人權高于主權,”和“人道干預”行動“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贊賞。”[16]
  在促進世界多極化方面,發展中國家也被看做是中國的天然同盟軍,中國認為自己的立場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是一致的。科索沃戰爭后,《人民日報》發表觀察家文章指出,美國利用其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領域的優勢,“企圖加緊構筑在國際事務中由美國一家說了算的‘單極世界’,并由美國霸權主義來主宰21世紀的世界秩序。”[17]但中國主張“單極世界是危險的,多極要比單極好,多極格局有利于中小國家維護自身的主權和獨立,有利于他們發展民族經濟。”推動世界的多極化成為中國外交的一項戰略內容,在這一問題上,中國也不認為這僅僅是中國的一國之見,而認為亞非等發展中國家“對國際關系中的不公正現象表示不滿,對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一些不穩定因素表示關切和不安,認為多極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穩定。”[18]在這種戰略背景下,中國一些學者提出,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團結與合作“無疑將提高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國際影響,對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平衡國際關系、制衡大國強權政治以及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這在“冷戰結束后世界的兩極格局瓦解,‘一超多強’多極化趨勢日益發展”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增強,必將對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的趨勢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因此,在推動全球多極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外交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19]。有時候非洲還被單獨看做是“多極格局中的一極”而得到重視。正是基于這方面的考慮,中國政府再次調整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政策。
  四、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幾點思考
  由于中國政府重視與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并對它們給予了大量的、無私的援助,它們中的大多數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是支持中國的。如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89年“六四事件”后,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政府對中國事態采取了理解和同情的態度,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也是亞非國家的領導人不受西方制裁的影響而率先對中國進行了訪問,并熱情接待中國領導人的訪問。[13](P,146)冷戰結束以后,西方國家利用一些國際組織在人權問題上指責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連續八年提出針對中國的議案,都因得不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而失敗。回顧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很多是成功的典范,但也頗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發展中國家不是一個整體。中國“歷來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爭執,應當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排除外來干涉,通過和平協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注:六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1984年5月15日。)中國在對待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時,奉行中立和不干涉內政的政策,大多數情況下是相當成功的。中國對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分歧的政策曾是這樣一個典范。類似的問題,如于兩伊戰爭,塞浦路斯問題,西沙哈拉問題等,中國認為有關的沖突各方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它們之間的戰爭實際上使“漁翁(超級大國)得利”,因此,中國都奉行中立而不偏不倚的立場,主張它們之間的分歧應該本著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精神,通過和平方法來解決。[4](P,259-262)
  中國外交在實踐中對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有現實的認識,在理論上卻又常常將第三世界或者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獨立整體對待。但是,第三世界畢竟國家眾多,歷史背景,政治、經濟制度不同,文化傳統有異,再加上不同國家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因而它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大國往往是它們在相互之間發生分歧和爭端時爭取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由于推行霸權主義的國家為爭奪勢力范圍不斷挑起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充滿著矛盾,甚至爆發了不少戰爭。它們之間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因而在外交上不能形成一個整體。如對中東國家,雖然它們都反對以色列,但它們之間由于各王室之間,教派之間,以及對以色列的具體政策上的分歧,難以形成統一的力量。非洲國家之間雖然具有共同的命運,但由于種族、領土、以及殖民統治者所留歷史問題引起的矛盾,各個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分歧。
  (二)外交行為的根本動力是國家利益,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應該根據具體國家的實際情況,將與具體國家的關系建立在雙邊共同利益基礎上。回顧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歷史不難發現,由于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許多共同點,中國常常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中國的利益看做是一致的,進而將中國外交目標看做是發展中國家的外交目標。因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反對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就成為反美的前沿;60年代,中國執行“兩面開弓”的政策,因而在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中也執行這樣的政策,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中國政府對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政策;到了70年代,中國執行一條線的政策,結果支持蘇聯的第三世界國家就成了中國的敵人;到了90年代,中國反對西方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就成了天然的同盟。
  在中國外交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面臨西方和平演變的壓力,中國領導人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常常強調“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發展的歷史階段不同,文化背景、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各異,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異,這種多樣性正是世界充滿活力和創新的源泉。因此,尊重和發展這種多樣性……才能順應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20]而在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時,中國則又強調中國與它們之間的共性,以及建立在這種共性基礎上的關系(共同利益)。與中國相比,發展中國家似乎更強調雙方之間的不同:早期對紅色中國的疑慮,此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壯大,不愿意將中國看做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等等。因此,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分歧是多方面的,這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客觀現實。
  首先,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是民族主義國家,其指導思想是民族主義的,其發展道路則大部分又都是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即資本主義國家。在以意識形態對抗為主要標志之一的冷戰期間,這種分歧就表現的尤為明顯。
  其次,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格局決定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21]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力量弱,影響小,在冷戰期間處于兩大陣營矛盾的夾縫里,其外交運作的活動空間非常狹小,往往追隨敵視中國的大國。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廣大發展中國家西傾現象嚴重,許多國家呈現“一邊倒”的態勢。中國認為捍衛和侵犯《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安理會權威的斗爭,以及人權與主權孰高孰低的分歧,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尖銳矛盾。但是基于利益上的考慮,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對西方的主張反感,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左顧右盼。更多的則是屈服于西方的壓力,如對美、英空襲伊拉克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南聯盟,非洲只有南非和埃及公開譴責北約的暴行,其他大多數國家則敢怒而不敢言[22]。
  再者,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共同利益,在貿易上也有互補性,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的經濟結構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相同,生產的技術水平相近,出口產品和出口對象相同,中國與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市場上處于競爭的地位。如何爭取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吸引西方國家的投資方面,中國都與部分發展中國家處于競爭地位。這勢必會產生爭市場、爭資金的矛盾。正確處理兩者關系將成為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應該根據具體國家的實際情況,將與具體國家的關系建立在雙邊共同利益基礎上。
  (三)將無償援助作為發展國家關系的手段是不明智的,建立在援助和被援助基礎上的國家關系是一種畸形的國家關系。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曾經給予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大量的無償援助,這些援助絕大多數都是不附帶條件的,中國援外專家也要和受援國專家享受同樣的待遇。但是,作為外交政策的外援,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更多的是被當做“政治任務”執行的,是不考慮經濟效益的,這種援助并不利于受援國發展自力更生的能力,相反,造成了受援國的依賴心態。一些國家在接到中國的援助后,生活上則向西方發達國家看齊,對中國的生活水平卻視而不見。依賴心理形成后,一旦滿足不了要求,則導致關系惡化。另一方面,作為外交根本動力的國家利益是不斷變化的,因而外交政策需要不斷的調整,今天接受大量無私援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對手。接受中國最多援助的阿爾巴尼亞和越南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實表明,建立在援助基礎上的關系不是一種正常的外交關系。
  (四)以國家利益為行為準則的發展中國家是臺灣推行“銀彈外交”的主要地區,因而也是制約中國外交的主要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冷戰期間利用美蘇矛盾,搖擺與兩大軍事集團之間,根據利益而決定在國際上的立場。冷戰結束后,國際關系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俄羅斯自顧不暇,美國則把注意力放在消化蘇東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地位下降,利用美蘇矛盾撈取好處的也就不復存在。臺灣當局就是利用這種機會,以及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資金短缺的狀況,以金錢為炮彈,大力推行“銀彈外交”,不斷在第三世界開拓所謂的“國際生存空間”。目前與臺灣保有“外交關系”的20多個國家,在拉美就有14個,而中美洲七個國家都與臺灣保持著“外交關系”,在加勒比共同體和共同市場中的14個國家中曾一度有7個國家與之建立了“外交關系”。臺灣與美、日等大國的關系容易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因而不斷有一些抗議和交涉,而臺灣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實質外交卻較少引起注意。臺灣在拉美設有14個商務、經濟、文化等辦事機構,在冷戰結束后,也都改換名稱,如在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還冠以“臺北”和“中華民國”的稱號,但并沒有引起中國政府像對克林頓政府調整對臺灣的政策那樣的抗議。[23]某些貧窮小國由原來搖擺與美蘇之間,在美蘇兩大軍事集團之間轉換同盟來謀求安全和經濟利益,到冷戰后,則游戲于海峽兩岸,轉換承認謀求經濟利益,甚至以承認海峽對岸要挾巨額經濟援助,一旦不能滿足就放棄任何外交道義和原則,受損的則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利益。
  五、結語
  在50年的外交史中,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言辭具有明顯的一慣性特點,但內容卻有不斷的變化。如周恩來提出的外援八原則至今都是中國政府發展對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指導性原則,但其具體實施方式和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不能與60、70年代相提并論的。在同一過程中,中國曾理想地把第三世界國家當做一個整體,把中國的利益和它們的利益看做是一致的,進而把自己的敵人當做是發展中國家的敵人,在發展中國家中以自己的敵人劃線,并給自己支持的國家以大量的支持和援助,同時也期望它們會對中國外交予以支持,忽視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以及這種特點所決定和影響的特殊國家利益。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之后,中國對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正變得日益理智、成熟,不再以敵劃線,也不再有大量的不合實際的盲目外援。
  回顧與發展中國家政策的歷史,應當認識到,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時,應當重視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中國家的“森林”是由數目眾多,條件各異,情況復雜的特殊“樹木”組成的。在發展與它們的關系時,既要看到“森林”的整體性,更要看到這一“森林”是由中國政府自己所經常強調的主權“平等”的特殊“樹木”組成的。在發展與它們之間的關系時,只有將與不同國家的雙邊關系建立在雙邊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歷史背景、遭遇,或其他共同特點上,不管這種共性有多少,才能更加符合國際關系的一般規律,因而更加穩固。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南北差距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貧困,它們在國際關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不是在加強,而是在減弱。因此,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影響的增大,朋友的增多,只能靠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在世界影響的增大。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36~46D6中國外交張清敏20012001中國外交已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其間有多次大的外交政策調整。與對美、蘇主要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和變化不同,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更多地表現出連續性。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系時,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這些國家群體中的一員,而且常常把這些國家當做一個整體看待。但實際上中國與這些國家內部都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與主要大國,特別是美、蘇關系和中國戰略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呈現不同的特點。發展中國家/外交戰略/第三世界張清敏 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郵編 100037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36~46D6中國外交張清敏20012001中國外交已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其間有多次大的外交政策調整。與對美、蘇主要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和變化不同,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更多地表現出連續性。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系時,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這些國家群體中的一員,而且常常把這些國家當做一個整體看待。但實際上中國與這些國家內部都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與主要大國,特別是美、蘇關系和中國戰略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呈現不同的特點。發展中國家/外交戰略/第三世界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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