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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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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業化的追求與當代中國的歷史走向
對工業化的追求與當代中國的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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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即實現工業化,是人類社會的必由之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是由新興的資產階級來推動的,也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健全而實現的。但在近代中國,由于封建勢力和西方侵略勢力的強大,以及本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實現工業化的任務落到了工人階級的肩上。而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從誕生那天起,就把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當成了自己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自覺地為中華民族挑起了這副歷史重担。
      一
    1949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工業化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政治障礙。從此,盡快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盡早實現國家工業化,便成為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強烈愿望和中國共產黨決策者們考慮的中心問題。正是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自1949年以來當代中國的歷史走向。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追根溯源,或直接或間接地都與此有關。直到今天,盡管人們對于什么是工業化和如何實現工業化有了嶄新的和更加全面的認識,但在本世紀頭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動員全國人民為之奮斗的口號,仍然在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于,按照中國共產黨決策者們原來的設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先要讓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可是建國后剛過三年,毛澤東又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時間,基本上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新的重要情況,會使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出現如此大的決策變化呢?
    那時,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要把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面前擺著三條道路:一條是歐、美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就是先通過對內剝奪農民、對外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資輕工業,待進一步積累資金后,再來發展重工業;另一條是德、日等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就是用國家的力量,對外積極參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奪,對內加大稅收,較快積累到充足資金,優先發展重工業;再一條是社會主義蘇聯的道路,就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對內實行高積累,在國內原有工業的基礎上,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三條路對于中國來說,前兩條不可能走也不應當走;后一條在1945年前后考慮建立聯合政府和1947年以后考慮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時,也不存在現實的可能性。因此,當中國共產黨表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讓不是操縱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繼續發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實際上是在表示,中國打算采用第四條道路來實現工業化,即通過發展國內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輕工業)來積累資金,擴大技術裝備和技術隊伍,然后再著重發展重工業。但是,到了1952年,情況變了。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鑒于國民經濟開始好轉和抗美援朝戰局開始扭轉,就已指定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負責領導“一五”計劃的編制。“一五”計劃究竟以什么為指導思想,或者說從哪里入手,什么是重點?對這些問題,編制者一開始并不怎么明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寫道:“把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大國逐步建設成為工業國,從何起步?這是編制計劃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有關部門的同志也曾引經據典地進行過探討,把蘇聯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工業化的道路作過比較,提出過不同的設想。經過對政治、經濟、國際環境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復權衡和深入討論之后,大家認為必須從發展原材料、能源、機械制造等重工業入手。”[1](P290)他的這段回憶說明,“一五”計劃在編制過程中,對于中國走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確實進行過深入的討論。從現有的材料看,最早明確采用優先發展重工業辦法的,是1952年5月中財委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李富春作關于“一五”計劃指導思想與分行業計劃的報告,第一次提出:“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在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燃料動力、機械軍工、有色金屬和化學工業等基礎工業上,為我國工業化打下基礎;農業、輕工業和交通等事業應當圍繞重工業這個中心來發展。”[2](P421)會議對這個報告進行了詳細討論,并且取得了一致意見。
    在那次會議之后,中財委會同有關部門對“一五”計劃的輪廓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于同年7月正式上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陳云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這個草案的要點是今后五年要辦些什么新的工廠,以便在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五年內需供設備的清單。[3](P145)隨后,中央書記處于7月12日、14日、17日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3](P145)目前雖然還沒有關于這三次會議的材料,但可以判斷,正是在這三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討論了“一五”計劃的輪廓草案和爭取蘇聯援助的問題,最終敲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因為在這之后不久,中財委正式印發了《關于編制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以及《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及附表》,明確規定五年建設的方針是工業建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也是在這之后不久,由周恩來、陳云、李富春等人組成了中國政府代表團,就“一五”計劃中需要蘇聯援助的141個工業項目問題前往蘇聯,與蘇方進行商談。
    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期間,斯大林明確表示,愿意在工業資源勘察、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貸款及派人來蘇留學和實習等方面援助中國的五年計劃,至于具體給什么不給什么,還需要用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后才能說。由于斯大林有了明確表態,周恩來、陳云等便先行回國,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繼續就具體問題與蘇方洽談。周恩來、陳云9月24日回到北京,當晚便出席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匯報同蘇聯商談的情況。薄一波回憶說,那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他第一次聽到毛澤東提出,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1](P213-214)最近出版的《毛澤東傳》進一步映證了他的這個回憶,書中說:“根據現存的文獻記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最早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書中還說:“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4](P236、237)
    在中央討論“一五”計劃方針的會上,而且是在聽取周恩來關于訪蘇情況的匯報之后,毛澤東提出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絕對不是。它恰好反映了優先發展重工業與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兩個重大決策之間的內在聯系。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農業的大幅度增產,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和認識水平出發,只有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才能統一調度全國的力量,把有限的資金和各種資源集中用于重工業建設;同時,只有把私營企業逐步改造成國營企業,基本實現工業的國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實行計劃經濟;另外,也只有把多數農民組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里,基本實現農業的集體化,才可能使農業大幅度增產。而這些已經不再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策,而屬于社會主義的范疇了。在此之前,中財委提交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就已經提出要“保證我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2](P422)同年8月,為赴蘇商談援助而制定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中,也提出要“擴大人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比重,保證長期建設在計劃經濟軌道上前進,進一步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5](P255)這些都說明,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當時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既然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原因在于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那么,評價這一過渡的歷史功過,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評價。對這個問題,學術界在改革開放后曾有過不同意見的討論。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討論任何歷史問題,首先必須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當時,中國要進行工業化建設,如果沒有先進工業國的幫助,當然不可能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當先進工業國,具體說是蘇聯,表示愿意幫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時,為什么不應該不可以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加快發展自己呢?蘇聯當時答應幫助我們,只是同意為我們提供技術、設備、專家和一部分低息貸款。而設備是要付錢的,貸款也并不多。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造成國內各種重大比例和經濟利益關系的緊張,是必然的,是在所難免的。
    對于在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中存在的缺點,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們也是比較早就有所覺察的,而且曾試圖加以糾正。例如,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要適當調整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投資比例,在1958年提出工農業同時并舉,在1959年提出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以后,又在20世紀60年代,用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取代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提法。對于優先發展重工業要付出的代價,中國共產黨的老一代領導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周恩來早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講過:“重工業需要的資金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費,因此在國家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的期間,雖然輕工業和農業也將有相應的發展,人民還是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我們究竟是忍受某些暫時的困難和不便,換取長遠的繁榮幸福好呢,還是貪圖眼前的小利,結果永遠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好呢?我們相信,大家一定會認為第一個主意好,第二個主意不好。”[6](P133-134)歷史不允許假設,但我們仍然不妨假設一下,如果當年不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是仍然像原先設想的那樣,先用十幾年或二三十年時間慢慢發展輕工業,等到資金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再著重發展重工業,那會是一種什么情形呢?可以肯定,當時的人將不會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發展也不會建立在這么堅實的工業基礎之上。
      二
    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一個歷史問題,在蘇聯也存在著評價上的分歧。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曾掀起過一場重評蘇聯歷史的運動,其中對于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建設,多數人認為由于過分強調重工業發展速度,阻礙了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在蘇聯解體十多年后的今天,俄羅斯史學界的多數人和代表政府的主流觀點都認為,20世紀30年代,國家面臨新的戰爭威脅。……要取得戰爭勝利必須有強大的工業,這對國家是生與死的問題。蘇聯沒有殖民地,沒有外資,工業落后……又不可能走傳統的從輕工業開始的較為緩慢的工業化道路。所以,實行“集中的計劃管理、縮小市場的作用”,對農業采取“超經濟強制”獲取資金,使人民“勒緊褲腰帶”等等,都是“迫不得已”的。對工業化的這種新評價,也使人們多少改變了對農業集體化問題的看法。過去,蘇聯和俄羅斯史學界對農業集體化是全盤否定的,但2002年出版并經過俄羅斯教育部審定的歷史教科書《20世紀祖國史》卻有了新的觀點,認為:“農業集體化是保證加速實現工業化最重要的條件。”
    對于盡快實現工業化的追求,給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也帶來過一些曲折的經歷。這主要是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在這條路線指引下所發生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急于實現工業化與總路線、“大躍進”的關聯比較清楚,不必多說,需要說明的是它與人民公社化運動之間的關系。因為,在一般人看來,搞人民公社是急于改變生產關系,似乎與發展生產力、促進工業化沒有什么關系。可是,只要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這件事的起因也不是為著改變生產關系,正是為著適應國家工業化建設對農業的需要而試圖加快農業生產力,包括村辦工業的發展。
    1955年下半年,為了解決農業拖工業化后腿的問題,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說到:現在辦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此后,一些高級社的規模就比較大了,有的甚至達到了幾千戶。1956年冬季,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農村又掀起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由此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修建長達幾公里、幾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需要投入大批勞力和資金,這不僅涉及合作社之間的利益,也涉及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縣與縣的關系,如果核算單位過小很難辦成,如果按商品經濟原則,誰投入多誰受益多,在當時條件下也很難做到。因此,人們自然會想到把相互協作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加上“大躍進”后地方工業遍地開花,造成農村勞力緊張。那時建水庫、水渠,基本沒有推土機、挖掘機,主要靠人海戰術,男勞力不夠,婦女也要上陣。一些地方為了盡可能騰出女勞力,讓她們參加生產,也很自然地會想到辦簡易公共食堂和托兒所。這說明,辦人民公社和辦大食堂,無論是領導人最初的考慮,還是基層最初的動因,都是為了擴大農業的經營規模,盡可能多地解放農村勞動力。問題是,這種做法違反了客觀規律和人們的生活習慣,再加上工作中搞強迫命令,宣傳上過分突出它在生產關系變革上的意義,給它附加了很多意識形態上的內容,而且“層層加碼”,結果“喧賓奪主”,反倒使人們忘記了它的初衷。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十年,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那時,由于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偏差,使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階級斗爭上,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但即使在那時,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放棄對國家工業化的追求,只不過把追求的方針改為了所謂的“抓革命,促生產”。靠“抓革命”當然是“促”不了生產的,但是,要通過“抓革命”來達到“促生產”的目的,對于毛澤東來說卻是真誠的。正是毛澤東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明確提出了“以安定團結為好”,“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正是毛澤東批準了國務院1972年關于從西德引進一米七軋機、1973年關于從西歐和日本進口43億美元成套工業設備的報告。也正是毛澤東對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使他們一度頂住了“四人幫”的壓力,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骨干,整頓了生產、科研、教學等各方面的秩序,從而減輕了因動亂而造成的損失。
    在那十年里,由于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一方面要求生產為“革命”讓路,使有經驗的老干部、科技人員受到排斥,群眾組織占用工作和勞動時間打“派仗”;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新的飛躍”的口號,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例如,“四五”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2.25%,鋼產量要達到3500萬噸—4000萬噸,重工業產值要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0%。這一方面使積累率高達34%,造成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又一次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在很長時間里沒有多少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工業化建設取得了一些較為突出的成就。例如,建成了9條鐵路、一座長江大橋和5個油田,發射了15顆衛星和一枚遠程導彈,爆炸了一顆氫彈等等。
    在那十年里,南有美國侵越戰爭,北有蘇聯陳兵百萬,東有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共中央判斷帝、修、反有聯合進攻大陸的可能,作出了全面備戰和進行“三線”建設的決策。這一決策有對形勢估計過于嚴重的一面,“三線”建設也存在不講效益、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弊病,但它對于改變中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工業落后的局面,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為今天西部大開發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前提。另外,大中小同時并舉是毛澤東提出過的工業化主張。“大躍進”之后,“小土群”紛紛下馬,而在’三線”建設中,由于強調大小“三線”同時建,使中小工業又有了轉機,縣、鄉、鎮的小鋼廠、小煤礦、小化肥、小水泥、小機械等得到大發展。這些也為改革開放后農村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三
    中國共產黨于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當代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那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們認真而深入地總結了建國以來前30年工業化建設的經驗教訓,同時借鑒世界上后工業化國家在處理工業化與發展第三產業、工業化與信息化、工業化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關系方面的新鮮經驗,逐步開拓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首先,對工業化的內涵有了比過去更清醒更全面的認識。過去,我們對什么叫實現工業化缺少一個明確的標準,只是知道斯大林曾經說過,只要工業產值占到工農業總產值的70%,就算工業化的任務完成了。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中國早在1975年就實現了工業化,但我們并沒有認同這個標準。現在,國際上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達到了工業化,要看那個國家的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和工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是否高于農業經濟占國民經濟和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至于具體標準,國內國際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中國的權威部門雖然沒有對此發表過肯定的見解,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設想,把中國政府以前提出過的20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推遲到了本世紀中葉。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更加明確地指出:雖然我國人民生活已在20世紀末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這個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國生產力和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7](P18、21)他還宣布,中國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同時,基本實現工業化。這就清楚地表明,盡管我們現在的CDP中,工業增加值已經占到了50%,農業增加值已經降到了17%,城鎮化率也提高到了38%;盡管我們現在的許多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已經名列世界各國的前茅,GDP的絕對數也已躍居世界第六位;盡管我們現在的工業生產已經普遍實現了機械化和電氣化,而且加工工業的能力堪稱世界強國,但是,我們并不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相反,我們認為要達到工業化的標準,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以及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還要進一步降低,工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比重以及城鎮化率還要進一步提高,主要工業產品以及GDP的人均數在世界各國排名中還要大大前移,自動化在工業生產中的水平還要繼續增強。正是這一認識和由此形成的對全社會的進一步動員,成為當代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深層原因和不竭動力。
    其次,結合形勢變化,制定和組織實施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化戰略和體現這些戰略的五年計劃。25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提出和實行了改革開放的總政策,在農村普遍推行了集體經濟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確立了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各種積極性得到了充分調動,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到了充分涌流。同時,積極爭取和充分利用國外的直接投資,除了建立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企業外,還恢復發行國債,創建證券市場,從國內居民的閑散資金和國際資本中吸納建設資金,為推進工業化廣開融資渠道,并籌措到了大量資金,進而又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思想,為推進中國工業化建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制定了科教興國戰略、人才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走出去”戰略,以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樹立和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等許多新的工業化方針,引導中國工業化走上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路子。正是這一切,極大地促進了當代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當1949年中國共產黨接手全國政權時,中國工業化水平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難以相比的,即使與一些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大國相比也是低的。但是,僅僅過去50多年,經過九個半五年計劃的建設,中國的工業化面貌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在許多重要方面大大縮小了同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在總體上超過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大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原因固然可以說出許多,但根本的一條在于,領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工業化這一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忠實代表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受到全中國13億人民的衷心擁護。因此,可以預言,只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證,中國在本世紀前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當代中國就一定會擁有一個更教學與研究京5~10K4中國現代史朱佳木20042004人民公社時期的整風整社運動實際上是“四清”運動的預演;在國內,因對形勢的看法以及如何應對,黨內高層產生了意見分歧,導致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斗爭;在國際,中蘇兩國因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蘇聯對三面紅旗的批評,使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變修,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以及周邊形勢的緊張,使毛澤東加緊在國內進行反修防修;再加上毛澤東個人的因素,從而在全國開始了一場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宗旨的政治運動,即四清運動。[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立項課題“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環境 污染與治理的歷史考察”(01JA770028);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社科研究基金項目。邁夫曹永琴/閻宇波/Octavia Hill's System:A Way of Housing Reform for the Poor's Dwelling Conditio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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