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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代傳記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對當代傳記文學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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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代傳記文學從新中國成立起至今已走過半個世紀,回顧這半個世紀傳記文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從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傳記文學由復蘇到繁榮的新情況,研討其成績與存在的問題,展望下一世紀的傳記文學前途看來是有必要的。
      一、當代傳記文學的發展過程
  1、“文革”前17年,指1949年新中國建立至1966年“文革”開始。
  這個時期的前一階段,即1949年至1956年,是建國初期,主要產生了一批“英雄傳記”。代表性作品有:《志愿軍英雄傳》,1953年編著,全書共三集,計60篇作品,寫64位英模功臣,其中有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楊根思等著名的志愿軍英雄;還有黃鋼的《革命母親夏娘娘》、梁星的《劉胡蘭小傳》、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等。1956年秋,《文藝報》召開“傳記文學創作問題”的座談會,對傳記文學起到了促進作用。
  這個時期的后一階段,即1956年至1966年,傳記文學創作主要以革命回憶錄的形式出現。代表性作品有:陶承《我的一家》、繆敏《方志敏戰斗的一生》、楊植霖《王若飛在獄中》等。
  “英雄傳記”和革命回憶錄中有傳記性質的作品,其主題繼承了建國前解放區文學的傳統,宣揚革命英雄主義,對凝聚民族精神,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并在當時讀者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中一部分優秀的回憶錄,作者都是懷著飽滿充沛的革命激情,以第一人稱敘述,語氣樸素親切,并注意了史學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塑造了一批給讀者留下較深影響的傳主形象,其成績應當肯定。但由于對英雄人物理想化地拔高,不可能對傳主人性作較全面的描寫,這類作品的生命力受到了限制。
  2、“文革”10年,指1966年至1976年。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四人幫”控制意識形態,傳記文學創作幾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彭德懷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情況下寫成的《自述》(1982年正式發表稱《彭德懷自述》)可以稱道。這個作品的作者不是有意創作,卻表現了一個真正的老革命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性格。
  3、“文革”后的新時期,指1976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10余年。處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傳記文學出現了前所未有蓬勃興起的新局面。《光明日報》1994年8月3日報導:“傳記:當代文學的新熱點”。新時期以來的傳記文學以名人傳記占絕對多數,但也有非名人傳記。若以傳主的身份分,大致有七類:
  第一類:現當代政治人物傳,其中領袖傳記尤為讀者矚目。這是源于中國人對現當代歷史的關注和獵奇的愿望。
  舊民主革命領導人孫中山的傳記有三部在讀者中流傳較廣。它們是尚明軒的《孫中山傳》、李凡的《孫中山傳》、李聯海、馬慶忠的《孫中山全傳》。前一部較為質樸簡明,后兩部在寫孫中山的政治活動的同時,也寫了他的生活故事,較有文學性。
  關于當代中國領導人的傳記,外國人寫得較早。美國人R·莫里爾的《毛澤東傳》,英國人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在中國都有譯本。80年代以來,中國人寫的當代領袖傳記,隨思想桎梏的解放,日益表現出歷史的真實性和深刻的反思性。有關毛澤東、周恩來的傳記,最初以走下神壇、走下圣壇的姿態出現。其明顯的特色是已將領袖由“神化”還原成“人化”,藝術表現上具有故事性和可讀性。后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室也出版了《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在史實敘述上更具有權威性。有關當代領袖的傳記還在不斷出現,其中也不乏佳作。如龐瑞垠的《早年周恩來》,被評論者稱為是“一部充滿藝術魅力的佳作”,是“成功的超越”(《中國文化報》1996年6月16日)。
  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出版,使領袖傳記出現了一個高潮。
  在寫當代政治人物傳記的作者中,葉永烈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他選擇傳主多為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且沒有人寫過的人物。如《陳伯達傳》、《“四人幫”興衰》等。他勤于采訪,也勤于寫作。他自己說傳記寫作“七分采訪,三分寫作”。這確是經驗之談。
  第二類,作家、藝術家和著名學者傳,這類傳記多為研究專家所寫,材料翔實,注重真實性,力圖用文學手段再現傳主的性格和人格,同時也表現了作者自己對傳主一生的獨特理解。這類傳記在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讀者群,如李輝的《蕭乾傳》、田本相的《曹禺傳》、凌宇的《沈從文傳》、廖靜文的《徐悲鴻的一生》,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其中《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這本傳記文學作品在96年最為引人注目,這本書寫出了一位國學大師特殊的命運和特殊的靈魂。書一出版,就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隨此書的出版,緊跟著有關陳寅恪的傳記,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學人魂·陳寅恪傳》、《吳宓和陳寅恪》等也頗受讀者青睞。何以這本傳記會產生如此大的反響?人們不僅僅是同情陳寅恪一生的坎坷經歷,感嘆他的晚年不幸遭遇,也不只驚訝他的博學和在雙目失明情況下著述的碩果,而更為欽佩的是他的堅定不移的文化信仰,他所特有的人格,從他身上似乎發現了一個正直而潛心于學術的文化大師的永恒的價值。
  第三種是各種明星傳。主要是影星、歌星、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傳記。對這類傳記不能一概而論。倪振良的《趙丹傳》、《白楊傳》是兩位電影表現藝術家的傳記,趙丹、白楊當屬電影巨星。誠如陽翰生、陳荒煤在序文中所說,這兩本書“屬嚴肅、求實、靈動之作”。作者為寫書,所積錄音帶達300多盒,文字材料重達50多斤,所花心血可想而知。從傳記文學角度看,通過寫二位傳主的經歷,同時寫出了解放前的左翼影劇運動和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寫出了二位傳主的個性特點,趙丹“長于形象思維,說話不注意分寸”(陽翰笙語),白楊能“把準方向,不沉淪,不斷有所建樹”,表現了更為刻苦與堅韌;寫出了給人有所啟示的深層意蘊:堅持為人生的藝術而生命長青。好的明星傳不靠探奇掠艷而具有文化品位。
  近10年為國人為影迷所注意的是一批當代影星、歌星、電視主持人的自傳。轟動一時的有劉曉慶的《我的路》、《我這八年》、《從電影明星到億萬富姐》那樣的作品,由于其在影視界的知名度和自身生活充滿波折,引起讀者的關注是很自然的。從自傳文學角度去衡量,《我的路》、《我這八年》,更為真誠。而《從電影明星到億萬富姐》寫對金錢的欲望,自說自夸,炫耀之情流于筆端。這部作品對刺激明星傳的興盛有一定作用。總的看,其作品尚停留在披露“自我”的隱私為滿足的層面上,缺少對自傳作品藝術性的經營,更少對人生的啟迪。相對而言,一些著名電視主持人的自傳,如趙忠祥的《歲月隨想》、倪萍的《日子》,較有文化內涵,更耐看一些。
  第四類是歷史人物傳。中國歷代的史傳都以短篇形式為著名歷史人物作傳。但時代的發展,往往會對歷史人物做出新的評價,新的認識。新時期以來產生了一大批長篇歷史人物傳,有的從傳主生活的時代背景的角度或從新的認識角度,重新審查研討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得出新的結論。如宋衍申的《司馬光傳》對北宋司馬光與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的爭論,做了比較公允的評價。該書作者指出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批評是有道理的,決不是感情用事,故意對立”。司馬光所說的“祖宗之法”,是指北宋王朝在初期處于生機勃勃上升階段時的“法”,對這樣的“法”既不能輕易否定,又要看到社會情況不斷變化,“法”也要隨形勢而相應變化。近十多年中出現的新寫的歷史人物傳記中有的能較好地處理歷史性與文學性的關系,如趙克堯、許道勛著《唐太宗傳》、袁英光、王景云著《唐明皇傳》等傳記作品有一定的可讀性。但也應指出,有些所謂中國歷史皇帝皇后全傳、中國著名后妃太監全傳,不敢說它們毫無史學價值,但從傳記文學層面去看,則與要求相去甚遠。
  第五類是海外人物傳。這類傳記包括由國人撰寫的外國人物傳和由外文翻譯過來的外國人物傳。解力夫是近年寫作外國要人傳記較多的作家,其作品如《縱橫捭闔斯大林》、《身殘志堅羅斯福》、《臨危受命丘吉爾》、《堅韌不拔戴高樂》、《大器晚成艾森豪威爾》等。近年出版的劉德斌著的《撒切爾夫人傳》,是一部完整敘述和分析撒切爾夫人從出生到1995年的傳記,它向讀者展現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出身、成長、追求及社會政治外交活動、家庭生活與性格特征,而且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她的功過是非。作者到英國訪問過,掌握了大量有關傳主的資料,因而內容可靠,又加文字生動活潑,不失為一部清新樸實的傳記佳作。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外國人物傳,90年代初以湖南文藝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學傳記叢書》影響較大,已先后出版了三輯36種以外國文學家、藝術家為主體的名人傳記。
  第六種是現當代企業家傳。這類傳記突出的現象是數量多而真正受讀者注意的少。有些當代企業家出錢讓作者寫并自費出版,帶有廣告性質。作者也多為換稿費而為,內容多為替傳主作宣傳,結構公式化,無文學性。這類書出了印刷廠上不了書店書架,只好隨便贈送。少數作家嚴肅創作的企業家傳,如桑逢康的《榮氏家族》、傅子玖的《陳嘉庚》等,有自己研究的深度和創作的風格。
  第七種是普通人傳記,即非名人傳。這類傳記為數尚少,但反映了普通人在當代的生活和心態,它們在當代傳記文學應有一種特殊的地位。近年出版的朱東潤生前著的《李方舟傳》就是這類傳記的代表作。這是著名傳記文學家朱東潤先生20多年前在家破人亡的情景下,獨居斗室,于悲憤中為紀念含冤去世的夫人而寫下的追思之作。傳主是一位尋常的婦女,但“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為社會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貢獻。”(朱東潤語)這樣一個富有真性情的生命的不正常的毀滅,人們會從中有所感悟。這類傳記還有賈植芳的《獄里獄外》,邵燕祥的《沉船》等,具有當代回憶錄、自傳的性質,但都寫出了普通人的真實的人生故事,是民間的檔案,其價值也正在此。
      一、當代“傳記熱”的原因、特點與危機
  當代“傳記熱”的現象是顯而易見的。只要到書店看看,不斷擺上書店柜架的新書有一大批是傳記類作品,尤其是名人傳記。從影視歌星的個人傳記到國內外富翁的個人發跡史,從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到文化人的生活經歷,傳記作品五花八門,吸引了購書的人。不僅如此,傳記刊物一下子出版10種以上,《人物》、《傳記文學》、《名人傳記》等都辦得嚴謹而有機趣。傳記研究著作也應運而生,如《中國古典傳記論稿》(陳蘭村、張新科)、《中國傳記文學史》(韓光琦主編)、《傳記文學史綱》(楊正潤)、《傳記文學概論》(李祥年)先后出版。群眾性的傳記文學研究團體也建立起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1992年在京成立,1995年舉辦了首屆(1990-1994)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我的父親鄧小平》(毛毛)、《心靈的歷程》(劉白羽)等12部傳記作品獲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下屬的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也于1994年在京成立,近4年中每年都舉行一次研討會,并出版了《中外傳記文學通訊》、《傳記文學研究》等書刊。不少高校近年開設了傳記文學課,有的已培養出了碩士生、博士生。這些已經不是一時的“傳記熱”,而是一種傳記文化現象。究其原因、特點、危機,分析如下:
  1、“傳記熱”的原因
  其一,是我國社會變化的客觀形勢決定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政治上撥亂反正,對歷史上尤其是黨內一些領導人進行平反昭雪,對一些現代作家、學者的歷史地位進行重新評價,給傳記文學創作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并提供了一大批傳主可供寫作。
  同時,由于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討論,從認識論上對人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促使傳記作者對傳主的人性加深了認識,有利于傳記比較全面地去表現人性。
  其二,傳記文學當前在國外也是個熱點,這也影響到國內的傳記文學。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和極端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使西方世界對人的價值扭曲變形。因而一些清醒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尊重人,人的重新發現”的終極課題。(注:劉遠《世紀之交的傳記文學》,《傳記文學》1997年第4期。)西方傳記文學順應這種時代要求在當代得以迅猛的發展。據說每年光是英文版傳記就有2000余種,銷量上百萬冊的作品屢見不鮮。權威的《牛津文學指南》稱傳記文學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傳記作家理查德·霍爾努斯自豪地說,傳記是“文學體裁中新的超級大國”。(注:趙白生《文學體裁中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傳記文學》,《中外傳記文學通訊》1996年第1期。)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有些出版社已有計劃地系統翻譯外國傳記文學出版,如世界名人傳記叢書、世界文化名人傳記叢書先后問世。世界自傳名著法國盧梭的《懺悔錄》,美國女舞蹈家鄧肯的《鄧肯自傳》譯本也都再版。這些都豐富了中國當代的傳記文學。
  其三,新時期傳記文學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以其紀實性的優勢,在內容上更能吸引讀者,因而乘機“熱”起來。由于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讀者對政治的關心,對以往被禁錮被保密的政治人物的內幕,對各種文學藝術家、學者的命運的起落,希望得到了解;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競爭的逐漸加強,人們的自主意識以及提高自己競爭能力與競爭地位的內心要求也隨之增強,從傳記中尋找人格榜樣或人生啟示,成為讀者閱讀傳記作品的重要動機;由于商業利益的驅使,利用名人效應,一些出版商抓住時機努力推出名人傳記;而一些影視文藝界明星也努力推出自傳,既可擴大影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也可以從中獲得經濟效益。這些傳記同時滿足了一部分星迷的需要。
  總之,新時期傳記文學的火熱現象是時代的產物,是人的尊嚴受到社會重視的反應,也是適應了市場需要的結果。
  2、“傳記熱”的特點
  其一,當代傳記文學,主要是進入90年代以來的傳記文學在作品和作者數量上都有了猛增。近年傳記文學作品每年出版總量在200種以上,(注:冀良《講印數,更要講社會效益》,《中外傳記文學通訊》1996年第1期。)而且還表現在一個傳主有多種甚至十幾種傳記的現象,如《魯迅傳》、《毛澤東傳》等。還表現在單本傳記的印數上,廖靜文的《徐悲鴻的一生》已再版五次。有的名人自傳銷量達幾十萬冊。傳記作者出現了一批新面孔,創作隊伍有了擴大。除原有的如葉永烈這類專業作家外,教授、學者、記者、干部、名人的子女,都有不少人投入了傳記寫作。
  其二,90年代“傳記熱”以來的傳記文學作品在內容上出現了“稗史化”和“超越化”兩種傾向。張頤武在《傳記文化:轉型的挑戰》(注:張頤武《傳記文化:轉型的挑戰》,《人物》雜志1995年第1期。)指出:“進入90年代,中國當代文化正在經歷著市場化的轉型”,“這當然也給傳記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變化。”五四以來的中國傳記有兩個基本傳統:一是為建構中國的“現代性”提供人格模型及參照的“個人主體”傳記,一是為民族國家服務的“國家主體”傳記。這兩種傳統的傳記價值都受到了當代文化市場化轉型的挑戰。“傳記文化的轉型已成為無可爭議的現實”。這種轉型的大趨向之一,便是傳記的“稗史化”。原來傳記莊重偉大的敘事,轉化成了名人和偉人的私生活的秘聞和奇聞軼事的展示,將歷史化為“稗史”。隨之出現負面的影響是傳記的商業化和庸俗化傾向,待下文再闡述。傳記轉型的大趨向之二,是傳記的“超越化”。作為與“稗史化”的對立物,“超越化”傳記指描述一些本世紀以來的著名知識分子的傳記,以有關陳寅恪、王國維、梁漱溟等人的傳記為代表。這些傳記突出了“國學大師”們的學術品質和精神追求,為當代知識分子提供了想象式的自我認同對象。
  其三,傳記文學在形式上逐漸出現了多樣化的態勢。從文體形態的角度看,當代傳記逐漸打破過去以時間為順序的較為單一的敘述形態,自傳與他傳一齊發表,歷史性傳記、評論性傳記、文學性傳記,甚至傳記小說,各顯所長。這是由于傳記文學本來就處于歷史與文學的邊緣地帶,是一種邊緣性文體。其中有一方面側重一點,都可產生不同樣式的作品。再由于讀者口味要求不一,傳記文學形式上的多樣化也是滿足讀者口味多樣化的需要。
  3、“傳記熱”所潛伏的危機
  我們對中國當前的“傳記熱”現象,既要承認它有促進傳記文學發展的一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它還有潛在危機的一面。這種潛在危機具體表現為:
  第一,傳記創作受到了商業化的影響。某些公私企業家出錢雇人為自己立傳或捉刀寫自傳。某些影視歌星不顧自己的文學表達能力,也趕著出自傳。這兩種傳記或為自己作廣告,或為求得高額版稅,其內容多為吹捧自己或出賣個人婚變之類的材料。這兩種傳記在讀者中口碑最不好。
  第二,傳記作品的失真失實的庸俗化傾向。有的作者或許出于崇拜傳主,或顯示傳主的不尋常,因而刻意編造一些虛假的情節,有意神化或拔高傳主。如對一些偉人的出生、成長,寫一些非凡的預兆。寫一位國外的名人的立志與成才,竟說是受其27代前的先祖的引導。有的傳記作者將傳記與小說混淆,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傳記作品寫成“紀實小說”。其內容的虛構已越出了傳記的范圍。這種嚴重的失實失真的情況,危及傳記文學的生命,阻礙傳記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
  第三,傳記創作缺乏精品意識。有些傳記作品缺少文學性,沒有融入作者主觀的情感,更無鮮明的主題。這樣的作品缺少可讀性,更少啟示性和激勵性。也有一些傳記為迎合少數人的閱讀口味,為惡人立傳過濫。如《希特勒和他的情人》、《不知姨太太有多少的張宗昌》等。這類傳記對社會只有消極影響,對青少年會起誤導作用。傳記作者和出版商都應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傳記創作。
  為防止“傳記熱”的危機,應提倡傳記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批評討論,讓專家與廣大讀者共同來關心傳記文學的健康發展。
  為提高傳記文學的品位,應鼓勵和支持專業作家投入傳記創作,爭取出精品。
      三、對21世紀傳記文學的展望
  1、從理論上說,社會上的名人是會不斷出現的,舊的名人過去,新的名人又會產生,所以名人傳記的寫作對象不會寫完。何況,即使舊的名人,甚至歷史人物,隨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他們的認識與評價也會更新,因此歷史人物傳記也會以新的面貌出現。世界上只要有名人存在,人們對名人的崇拜心理、了解的欲望也會存在,因此傳記作品的讀者和市場不會消失。下個世紀也將如此。
  2、中國20世紀社會變動劇烈,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項重大歷史事件、社會變革,出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名人與偉人。普通人在其中經歷人世的滄桑,更是不可勝計。預計到了下個世紀,至少在下世紀開頭10年或幾十年,社會繼續安定,有關檔案逐漸解密,寫作的禁區進一步取消,許多歷史的真相,重要人物的經歷,人們會更清楚。下個世紀的社會環境將為傳記文學創作創造比現在更有利的條件,因而可促使傳記文學的創作保持繁榮。
  3、現在中青年一代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受當代傳記文學的影響,其中一部分人會成為有希望的傳記文學作者。傳記文學作者隊伍將趨于穩定和擴大。現在的中年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50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有的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本身及其家庭經受過建國后的風風雨雨,有親身的社會與政治感受。到下個世紀,再過10年,這批人將退休。他們如果把祖輩、父輩,乃至自身的經歷用傳記文學形式保存下來,那將會極大地豐富傳記文學創作。而目前40歲左右或更年輕一代的青年傳記作家將在10年后更趨于成熟,他們當中有的人已嶄露頭角,預計這批青年傳記作家將會寫出更有價值的佳作出來。
  4、歷史現象不會重復發生,也不能拿歷史與今天作類比,但歷史現象中所蘊含的某種道理可給今人以啟示。據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司馬遷在漢武帝太初元年,他本人42歲時開始作《史記》。此年為公元前104年,上距劉邦建立漢朝的前206年,已有102年了。說明西漢王朝經過百年的準備,為司馬遷創造了寫作《史記》的主客觀條件。如果以當代傳記文學創作的客觀條件去預計,那么下個世紀中葉前不太可能出現劃時代的傳記文學巨著。
  但是,我們對未來傳記文學創作仍抱樂觀的態度。梁啟超在上個世紀之交的傳記文學創作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梁啟超于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從1898年至1905年的七年多時間里他寫過不少中西方名人傳,在傳記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他起到了橋梁作用。梁氏之所以能出色地完成這一使命,原因有二:第一,他酷愛《史記》,對中國古典傳記了如指掌;第二,他在流亡日本期間飽讀西方傳記,吸取了西方傳記的精髓。他的傳記具有突破傳統,繼往開來的意義。我們今天也處在世紀之交,如果當代的傳記作者們能從中受到啟示,既借鑒中國古典傳記的優秀傳統,又吸取西方傳記的精華,在中西結合點上,也許可能創造出新的傳記文學精品大作。
  
  
  
文藝評論哈爾濱70~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蘭村19991999 作者:文藝評論哈爾濱70~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蘭村19991999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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