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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意識形態進攻和戈爾巴喬夫“非意識形態化”的思考
對美國意識形態進攻和戈爾巴喬夫“非意識形態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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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歷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他在去年6月底召開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又特別強調,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上述重要論述,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革命與建設正反面經驗的科學總結,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這里,我想結合美國對蘇聯的意識形態進攻和戈爾巴喬夫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在導致蘇聯走向解體上的惡劣作用,談一談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作用重大意義的一點認識。
  一、戈爾巴喬夫的“非意識形態化”與美國的意識形態進攻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
  1991年底蘇聯的解體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戈爾巴喬夫鼓吹的“非意識形態化”思潮與美國意識形態進攻的合力在導致蘇聯解體上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蘇聯作為從十月革命中誕生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成功地建設社會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再到50年代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天,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是,蘇聯社會主義畢竟只經歷了幾十年歷史,“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帶有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特別是蘇聯高度集中的中央經濟管理體制在70年代以后越來越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而對外日益推行霸權主義更加重了其衰退的過程。蘇聯需要改革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沿著什么方向去改,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還是滑向資本主義,卻是大有文章,其結果則關系到社會主義蘇聯的生死存亡。
  如何把握改革的大方向?這涉及基本的理論指導和思想指導。恩格斯曾經指出,“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多地擺脫那些屬于舊世界觀的傳統言辭的影響,而時時刻刻地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做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布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日益加強團結黨組織和工會組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636頁,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這段話至少包含以下幾層意思:一是,社會主義是一門科學,要求人們以科學的態度去研究它;二是,在研究過程中要與舊世界觀的傳統劃清界限;三是,努力向工人和廣大群眾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育;四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加強共產黨的建設和領導。這些對于任何一個領導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來說,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
  但是,前蘇聯的某些實踐,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實踐卻離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指導思想,出現了另外一種景象。1985年担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在執政的初期還沒有公開否定社會主義,并希望通過改革,爭取發展生產力。由于各種原因,經濟改革難以推動,戈爾巴喬夫便轉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會主義的口號,力求為經濟改革掃除障礙。正是在這時,暴露出了這位蘇共“二十二大產兒”的真實面貌。他全面徹底地批判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否定幾十年來蘇聯的建設成就,向人們“發出一個可悲的、對(蘇聯)整個制度進行詛咒的信息”,同時攻擊蘇聯的“意識形態”是改革的“敵人”。(Sylvia Woodby,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Edelol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6頁,舊金山,1989)提出的所謂糾正辦法卻是非階級的、非歷史的和非意識形態的屬于“全人類共同價值標準”的“民主和人道主義”,即用所謂“全人類標準”來改造社會主義。在對外關系上,則根據“新思維”,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作全面的讓步。這就是說,戈爾巴喬夫已經完全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而是用一整套反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指導改革,其滑向資本主義道路,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們看到,這以后,在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蘇共由“領導核心”被改為“政治先鋒隊”;1990年2月,蘇聯正式向西方7國首腦提出本國的改革計劃,預定7年內蘇聯和7國集團共同或平行采取行動,使蘇聯的改革進程同西方援助活動協調一致,蘇聯將擴大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完成向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轉變,使蘇聯經濟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西方7國則參與擬制蘇聯的改革計劃,并由西方監督蘇聯對西方援助的利用。不僅如此,戈爾巴喬夫還主動要求西方在政治上也來幫助改革蘇聯。蘇聯總統安全問題顧問普里馬科夫等在1991年5月致西方7國首腦要求援助的信箋中(1991年5月30日《紐約時報》刊載了全文),專門提到戰后西德、日本在西方“全面援助”下“成功改革”的先例。信中直截了當地說,對蘇聯,“西方也是在幫助建立一個享有人類共同價值觀的龐大民主國家”,從而自動放棄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同年“八·一九”事件后,戈爾巴喬夫立刻宣布,“從今以后,蘇聯已經被看作是民主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戈爾巴喬夫在會見歐洲人權會議的各國代表團團長時的談話。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9月10日電),蘇聯的“物質基礎是作為世界經濟中的一部分的市場經濟,政治支柱是作為全人類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精神源泉是新思維”(戈爾巴喬夫在馬德里中東和會上的講話,塔斯社1991年10月30日電)。這就是說,這時的戈爾巴喬夫已把蘇聯從經濟、政治到價值觀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員了。此后,形勢急轉直下,戈爾巴喬夫以蘇聯的名義,針對蘇共發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非黨化”。蘇共機構被查封,財產被沒收,報紙被停刊,檔案被封存,共產黨人遭到種種迫害。蘇聯各共和國紛紛宣告獨立。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去總統職務,同日,曾叱咤世界風云數十年的大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消失了。
  從戈爾巴喬夫開始政治改革到蘇聯解體的全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改革的指導思想不是別的,正是所謂“全人類共同價值標準”和“全人類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這樣一類“非意識形態化”的口號。這對演變與瓦解蘇聯起到了其它力量難以起到的惡劣作用。
  關于蘇聯為什么會滑向資本主義和走向解體,一些俄羅斯學者也在進行探討。例如,1999年訪問中國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一位教授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座談時說,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逐漸的,是在改善社會主義的口號下進行的。老百姓沒有發現這點。他說,蘇聯存在特權階層,是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的。魚從頭開始腐爛,蘇共中央是往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蘇聯人在意識形態上被炸毀了。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現在是電視、麥克風和書刊報紙出政權。他的話代表了當前俄羅斯一些比較激進的知識分子的看法。當然,說沒有人看出當時的危險,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例如,蘇聯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普羅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著一種同革新社會主義主張完全不同的方針并且這一方針越來越明顯,這是從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轉向資本主義”。“社會意識的墮落發展到了極點。拼命污蔑蘇聯的歷史,焚燒國旗,粗暴地毀壞和褻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和偉大衛國戰爭中犧牲的蘇聯軍人的紀念碑——這還不是席卷全國的歷史蒙昧主義的全部野蠻行為”。“社會和人民所需要的對過去的罪惡、錯誤、斯大林時期的鎮壓、無道德和停滯狀況進行批評——這是一回事;而對我們國家制度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詆毀——這又是一回事。”他強調指出,“我們社會發展的兩個趨勢——社會主義趨勢和資本主義趨勢——的斗爭集中反映在俄羅斯聯邦憲法制定的問題上,所謂的憲法‘非意識形態化’是以公開地、直至厚顏無恥地贊賞私有制和私人經營為背景進行的。……當前阻止我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首先是蘇聯共產黨。因此有人才如此瘋狂地要把蘇共趕出政治舞臺。”(《在具體工作中把共產黨團結起來》,《莫斯科真理報》1991年11月30日)一些人對蘇聯外交上的危險傾向提出警告:“在蘇聯滑入深重危機的時刻,過分積極的對外政策舉動,使蘇聯較多地依賴于外部世界,較少地獨立自主,……蘇聯領導把本國的‘改革’變成了世界各國的大業,自我置身于這樣一種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國會對我們搞經濟制裁,担心布什不來訪,担心外國輿論對我們不理解。這就不得不唯美國和西方的馬首是瞻。”(《集中抓國內,為時尚不晚》,蘇聯《俄羅斯文學報》1991年第5期)但是,這種聲音顯得過于微弱而根本不被聽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見遭到壓制和打擊。例如,大學教師安得列耶娃主張對黨的歷史作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蘇共中央就組織文章反擊,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臺。正像有的文章所說,戈氏鼓吹的“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都是‘單行道’,只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只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集會、游行、罷工,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只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參看馬堅《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蘇聯演變及其教訓的思考之一》,《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6期)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80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加緊向蘇聯發動意識形態進攻,且攻勢愈益咄咄逼人。1982年6月,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說稱,“我現在要敘述的長期計劃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進,將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被棄置在歷史的灰燼之中。”并提出美國要“舉國(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業”(《中美月刊》第27卷,1982年7月,4頁)。很明顯,這是在吹響向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和平政治攻勢”的進軍號。
  從1982年到1989年初里根執政的7年時間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致聯手促使蘇聯向資本主義轉化。其特點是力求將意識形態的壓力直接轉化為蘇聯當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7國參與執制蘇聯的改革計劃,并監督蘇聯對西方援助的運用。它們通過裁軍談判、經援和人權問題等,沿著一個既定目標不斷地向蘇聯施加壓力。例如,在80年代,美國利用蘇聯的經濟困難,不斷以經濟援助為手段,迫使蘇聯在國內人權政策方面進行改革。鑒于蘇聯放寬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國將暫停執行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向蘇聯提供5~10億美元援助用于購買美國農產品,此外還將向蘇聯提供醫療用品和技術援助。美國還把人權與軍控談判掛鉤。美國政府代表通過1988年3月召開的北約首腦會議,發表《常規軍控談判方針》指出:“歐洲安全不僅取決于軍事因素,還取決于政治經濟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軍與保護宗教信仰、人員流通、取消政治犯等人權問題相聯系。此后,美國認為,蘇聯在對待政治犯和猶太人離境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就暗示這可能為新的軍備談判創造了條件。(美聯社華盛頓1988年5月31日英文電,美國國務院女發言人菲利斯·奧克利談蘇聯人權狀況)
  1989年1月中旬在維也納舉行的35國人權會議集中討論了蘇東人權狀況。蘇聯和華約為了在常規武器談判上達成協議,在人權方面作出了“空前的讓步”。這些讓步包括同意建立監督機制,使歐洲33國和美、加兩國可以在任何時候對其所進一步懷疑的踐踏人權的行為提出疑問。被懷疑的蘇東國家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各國政府可以要求舉行雙邊會議,直至把問題提到每年一度的國際人權會議上解決。這樣,蘇聯以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責和干預斥責為“干涉蘇聯內政”了,從而陷入了極大的被動局面。
  對于蘇聯在人權政策上的退讓,美國深表“滿意”。1989年4月14日,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國新時代的對外政策》的講話中說,“現在,克里姆林宮出現的一種新的現實精神證明了我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美國從此就放棄施壓。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成員、東西關系問題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所說:“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難逃脫來自美國的指責。無疑,使俄羅斯人和其他蘇聯人建立起一整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應該成為美國的一個長期奮斗目標……”(Michael Mandelbaum,Ending the Cold War,《外交》季刊,1989年春季號)而這一目標竟由于蘇聯戈爾巴喬夫等人的“主動配合”于1991年底提前實現了。
  這一幕可謂20世紀國際關系的“天方夜譚”。一方發動意識形態的猛烈進攻,另一方卻大叫要放棄自己的意識形態,向對方看齊。其最終結果是,蘇聯于1991年12月自動解體。也正如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所說,“所有這些是在西方未發一槍的情況下發生的。”(Michael Mandelbaum,The Bush Foreign Policy,《外交》季刊,美國和世界,1990/1991)也就是說,蘇聯的真的實現了西方所矚望的“和平演變”。
  蘇聯解體后的“新俄國”的情景又怎樣呢?一位美國學者指出,“在新俄國,自由導致了失望。如果說1991年的勝利似乎是一種不知羞恥的慶祝市場經濟、人權和西方價值觀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勝利,那么,葉立欽在1996年的勝利則是以一批新的寡頭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稱的。選舉之后,銀行家、傳媒大王、實業家,這些曾給予財政援助和參與競選的人們希望獲得回報,包括:在克里姆林宮的職位,廣播和商業上的特許證,以及獲得國家資源財富的通道。”其結果是,“克里姆林宮內外新的寡頭政治支持者把他們自己看作是無可爭辯的幸運兒,是當之無愧的。”(David Remnick,Can Russia Change?,美國《外交》季刊,1997年1/2期)而廣大勞動者、知識分子的生活卻急劇地下降了。
  二、“非意識形態化”的本質是反社會主義的
  寫到這里,我們不能不對戈爾巴喬夫一類人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做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知道,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定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經濟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意識形態不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起到了維護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權的巨大作用。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是無法由任何人主觀意志加以消除的。
  但是,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社會民主黨人卻竭力宣傳“非意識形態化”的主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漸形成為一種思潮,其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1946年,西德社會民主黨首腦舒馬赫爾提出了“世界觀中立”的觀點,即否定指導思想和排斥理論,企圖引導工人運動“非意識形態化”。1953年以自由派知識分子自居的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就提出了“摒棄意識形態”的口號,認為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而普遍地進入“工業社會”以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過是同一社會類型的兩種形式,如果把兩者視為對立的兩極,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不難看出,這種以無黨派自居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實際上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性質,其實質是借否定意識形態來掩蓋意識形態的階級性,以抽象的人類價值或人性尺度來否定階級分析,以此麻痹人們的思想,反對和取消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為資產階級占領意識形態陣地大開綠燈,進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社會主義。
  如上所述,就在一些人宣傳“非意識形態化”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始終不忘強化意識形態。特別是美國,是很懂得意識形態重要性的。早在1958年,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就發表了受參議院委托撰寫的一份報告,提出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別強調工業時代“擴大了政治理論的作用。政治理論能動員群眾來支持國家在國內外所進行的事業”。(《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12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前總統尼克松在1984年發表的《現實的和平》一書中指出,“至關重要的是西方發動攻勢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斗爭”,“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他相信美國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中文版,93、94、92頁,世界知識出版社)尼克松于1988年寫的《1999年不戰而勝》和布熱津斯基1989年寫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則更為精巧地設計了一套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徹底戰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策略手法。布熱津斯基特別提出抓人權的口號。他說,“倡導尊重人權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可加速共產主義衰亡的過程。”(中文版,30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
  面對西方反動勢力發動的意識形態攻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能夠用什么“非意識形態化”來自我欺騙嗎?當然不能。然而問題并不這么簡單。“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部分普通公民中存在,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不夠成熟與缺乏經驗,對于執政者如戈爾巴喬夫一類人就不能這樣看。在戈爾巴喬夫那里,所謂“非意識形態化”主張,其實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骨子里卻充滿著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出席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發表演說時就把他的嘴臉暴露無遺。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對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2000年以后的世界將迎來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但是卻有巨大的障礙阻礙著人類走向和平與富強,這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要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垮臺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義的道路上會前進得更遠。”(捷克傳媒《對話》(DIALOG),1999年第146期)還有什么比這更為卑劣的呢?!他用孫行者鉆進肚子的辦法竊居蘇共最高領導職位,然后用他的“改革”和“非意識形態化”從思想上搞垮蘇共,最終把蘇聯引向解體。他的狂妄野心還要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共產主義力量徹底搞垮。難怪西方領導人要對他大加贊揚,把瓦解共產主義的成就首先歸功于他。事實上,戈爾巴喬夫不過是混進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的忠實代言人。
  三、最根本的是要捍衛我們意識形態的核心——馬克思主義
  從蘇聯解體的驚心動魄的史實中,我們不能不深刻地感受到,社會主義國家要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同志把這一點提到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根本”的地位上來加以強調,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從來就主張把捍衛其核心的價值觀當作捍衛其國家安全的根本。如美國學術界的重要刊物之一《外交史》雜志1994年冬季號的一篇文章,就突出強調“國家安全政策包含著保衛國內核心價值觀(Core Values)免遭外來威脅的必須的決定和行動”,而“這些價值觀除了用于戰勝敵人外,還成為值得為之奮斗的目標。在檢驗這些價值觀時,不僅要注意其物質利益和權力概念,而且它們牢牢地把握住關于家庭,性別,性生活,種族,以及‘人民的同一性’的信仰,所有這些均應考慮在內”。(Elane Tyler May,Commentary: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Culture and Gender in Diplomatic History)這就是說,美國十分注意以資本主義核心的價值觀占主導地位并使其滲透到內政、外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實上,他們做得是如此的“自覺”,以致于遠遠超過了我們一般人的想象。例如,有的美國學者指出,“直到今天,美國各個階層中,到處有人宣傳私人企業的優點及社會主義必定導致的罪惡;由于幾代以來,資本社會的宣傳機構,一直在傳達這種思想,其中包括各種媒介物、學校、教會、政客以及決策者,因此我們才產生這種偏見。凡是出現對‘自由企業’的批評,經常都被視為不合乎美國格調的論點,資本主義相對地被認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條件。”“‘個人主義’在美國被視為隱私權的保有,它并且代表了在生產、消費及娛樂上無需公有的一種形態。……這種‘個人主義’只不過代表一個人有‘野心’,而且被視為一種偉大社會價值”。(邁克爾·巴侖蒂:《少數人的民主》中譯本,33、35頁,四季出版公司,1980)看來美國在堅持和鞏固其自身核心意識形態、特別是在堅持個人主義上真是十分的頑強。這對于我們不能不具有某種警示作用。
  我們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目前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制度的本質和她要努力實現的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目標以及中國共產黨帶領億萬人民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決心,決定了她的指導思想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這樣的社會需要一代又一代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把國家、集體與個人三者的利益辯證地結合起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人,需要不斷深化對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研究和認識,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丟掉馬克思主義也就丟掉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
  當然,我們清醒地看到,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堅持這個根本,每一步都必須戰斗,首先是思想領域的戰斗,理論領域的戰斗。
  從國際上看,自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人就把中國看作是他們“最后一個眼中釘”。他們露骨地攻擊中國是“日漸縮小的共產黨國家的代言人”,“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敢于這么大膽地維護大部分美國人認為過時或邪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他們聲稱,“中國已成為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的對手和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討厭的象征”。(《紐約時報》1991年9月10日)基于此,美國這些年來始終不放松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和文化滲透政策。
  從國內看,由于我國現在正處于深刻的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人們的精神世界正發生著重大變化。而經濟成分的多樣化,利益的多樣化,決定了目前文化上的多元化。多元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這種多元化中,必須保證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這個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有了這個指導思想,即使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某些與主旋律格格不入的雜音和噪音,我們照樣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鉤魚船”。但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得不到保證,在多元化中缺少了這個主心骨,這樣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種無序的多元化、混亂的多元化,最終必將導致我國文化的變質和轉向。這是十分危險的。總之,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是關系我們社會主義江山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項十分突出的任務,決不能掉以輕心。
  從根本上說,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發展,這體現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巨大指引作用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發展的學說絕無任何狹隘與僵化的成分,而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她吸收人類社會與世界各國一切進步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但堅決抵制與排除那些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如西方一些人宣揚的極端個人主義等。我們黨開拓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就證明了這點。如果說,前些年西方國家沾沾自喜地以為中國正走在資本主義道路上,那么,現在連他們自己也不完全相信這種說教了。關于這一點,俄羅斯學者霍考夫在去年發表的“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國首先關心的是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發展“將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中國會成為按西方理解的民主國家,還是仍舊是市場經濟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結合的國家?”“華盛頓無疑保持著對中國經濟(以及意識形態)改革前進方向的關心,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局勢并未按(對美國)有利的方案發展的話,北京始終處于美國對外政策排序中的最受關注的地位。”(M.T.霍考夫:《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俄文雜志《美國、加拿大經濟、政治和文化》2000年第7期)然而,美國當局一些人的可悲之處在于,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好,他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好,都統一于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之下,并按照中國自身的特點向前發展,這是任何力量也改變和阻擋不了的。
《高校理論戰線》9~15K5世界史張宏毅20012001張宏毅 北京師范大學 作者:《高校理論戰線》9~15K5世界史張宏毅20012001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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