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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與范圍:關于經濟學范式的一個思考
對象與范圍:關于經濟學范式的一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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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馬克思是在評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理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對象理論的。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問題作了經典性論述。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這一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早已提到了,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全部智慧所在”,正是用生產一般代替或否定了生產的“特殊形式”和“個別形式”。而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1〕因而, “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2〕
  有的同志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研究對象的規定,來比附馬克思在《導言》中所談及的對象,并認為馬克思在這里講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只能是生產關系,而不能包涵有更多的內容,我們認為是不妥的。
  首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作和草稿中,明確地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確定為“研究的本題。”為了區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區別,馬克思將物質生產劃分為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生產的物質內容,另一方面則是生產的社會形式。他明確規定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3〕但是, 這是否說政治經濟學只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而不涉及財富或財富生產的物質內容呢?馬克思指出:“財富的材料……最初表現為單獨的前提。……只有當這些材料為形式關系所改變或表現為改變這些形式關系的東西時,才列入考察的范圍。”〔4〕這表明, 馬克思在這里是把材料區分為物質內容本身和為形式關系所改變了的物質內容兩個方面,是肯定而非否定“人類關系和工藝關系的相互作用是經濟分析的論題。”〔5〕
  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這方面的通常的一般論述,只限于一些抽象概念。這些在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嘗試中,當人們還在極其艱難地把各種形式從材料上剝離下來并把他們作為特有的考察對象固定下來時,它還有一些歷史價值。只是到了后來,他們將這些抽象的一般泛泛而談取消生產的特殊形式時,即掩蓋了資本家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關系時,才成為令人討厭的、索然無味的老生常談。通觀馬克思的論述,實際上可以得出相互聯系的如下兩個命題:(1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這種物質生產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和物質生產關系的統一;(2 )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本題”是“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這種生產同樣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系的統一。
  其次,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宏大體系相比,《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相對縮小了的。在系統地分析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礎上,馬克思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整體結構和宏大體系。如同恩格斯指出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所作的零碎的批判,也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的孤立的研究,相反,他一開始就是“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為特征的。馬克思制定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由相互緊密聯系的六冊著作構成的,這六冊的內容是:第一冊,資本。它由四篇構成。第一篇,資本一般(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貨幣;第三章,資本);第二篇,競爭;第三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資本。第二冊,土地所有制。第三冊,雇傭勞動。第四冊,國家。第五冊,對外貿易。第六冊,世界市場。顯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結構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與他在《資本論》一書中所規定的對象和范圍是存在差別的。這種差別,首先表現在《資本論》三卷中沒有包括進六冊中的后三冊(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內容。同時,從《資本論》包含的內容來看,可以認為也未完全包括六冊中的前三冊內容。這一點,學術界雖然尚存爭論,但僅就形式上的區別就是明顯的。我們認為,產生區別的關鍵原因,就在于兩種體系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六冊結構及其理論體系,反映和再現的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或“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整體。而《資本論》研究的對象,如馬克思所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也就是說,它所研究的是純粹的資本生產關系。就其分析的范圍而言,也僅以資本主義一國內部的資產階級生產的自身組織為限(以現在看來,這一分析屬于制度分析的范疇),而沒有上升到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所以它是不必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結構中的后三冊結構的。
  再次,從《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與范圍來看,它舍象了作為政治經濟學重要內容的“競爭”。在《資本論》所考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部組織中,雖然論及了競爭、信用、股份資本等(第一冊的第二篇到第四篇的內容),但卻舍象了對“競爭”的實際運動所進行的專門考察,而競爭的實際運動,卻是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所有經濟學家所共認的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提及:(1 )“競爭的實際運動不在我們的研究計劃之內,我們只需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組織,在它的可說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現出來。”〔6 〕(2)“由競爭引起的價格運動在這里仍與我們無關”。〔7〕(3 )“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不在本書的計劃之內,而屬于本書一個可能續篇的內容。”〔8〕當然, 作為專門研究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的規定及其運動的理論體系,對“由于世界市場,世界市場行情、市場價格的變動,信用的期限,工商業的周期,繁榮與危機的交替,會按怎樣的方式對生產當事人發生作用,”〔9 〕不作深入分析是可以的,因為它對于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部組織中的土地所有者階級,資本家階級共同剝削無產階級的剝削關系為主要目的的《資本論》而言,這些只表現為經濟過程外在的,被抽象掉的非本質因素,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也多屬于經濟過程的外部性問題。但是,對于揭示經濟過程中“競爭的實際運動”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影響,尤其是對交換關系的實現來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卻是必須詳加論證的內容。應該在《資本論》分析的基礎上,專門探討競爭的實際運動以及信用,股份資本問題,并且還要研究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和經濟波動等等。事實上,馬克思也清楚地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他寫道:“資本一般”,“就是英國人稱為‘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結合起來),至于余下的問題,(除了國家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對社會各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的關系以外),別人就容易在已經打好的基礎上去探討了。”〔10〕很明顯,馬克思在撰寫其科學巨著《資本論》的同時,也并未認為它已經涵蓋了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或者說,除了《資本論》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以外,政治經濟學已經無事可做了。
   二
  建立在傳統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通過比附《資本論》而產生的。因而,它也就同時具備了《資本論》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全部特點與不足。換言之,《資本論》在對象上僅限于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組織的理論框架也被大致地照搬了過來。這樣,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應有的宏大體系,就演變為只分析“資本”及其在內部組織中的運動,但又不包括“競爭的實際運動”;不包括國家與世界市場等內容的一種理論框架分析體系。顯然,這種以比附為主,但創新不多的理論框架在解釋和指導現實經濟生活方面的功能是欠缺的。
  首先,“比附體系”〔11〕按照《資本論》的對象和范圍去設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導致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及其領地的狹窄化。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所設定的政治經濟學是以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活動為對象和范圍的。它不但包括社會中生產與交換活動的內部組織,而且包括由競爭引起的生產與交換活動的實際運動;不但包括國內的生產和交換,而且也包括對外經濟關系;不但要研究企業的生產與交換,而且要研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國家問題……。這同《資本論》只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他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作為對象和范圍無疑要寬廣得多。“比附體系”因此失去了不但不能包容、解釋社會主義的復雜的經濟生活的能力,而且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在本世紀尤其是二戰后因科學技術生產力迅速提高而引起的種種變化,也不能象馬克思那樣作出深刻的分析。
  其次,“比附體系”中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構造,基本上是以對生產關系的研究為本題的,這樣,因研究的目的和任務不同所決定,從而使其對經濟生活的重大指導作用受到限制。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目的,是要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的分析,揭示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因而對一些作為經濟學基本內容的主體要素如競爭、信用等并未作為重點進行系統的分析。對《資本論》的任務與體系而言,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學,卻又不能將其排除在對象范圍之外,因為這是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所決定的。然而,“比附體系”的對象論決定了其不能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任務來構造出自己的完整體系,這就從根本上違背和抹煞了研究目的——研究任務——研究對象和范圍這一分析事物發展的邏輯關系。脫離了研究的任務和目的的理論,對經濟生活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必然是乏力的。
  再次,“比附體系”,將生產關系作為唯一對象,而對生產力以及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關系所引發的經濟運行能否作為對象的強力排斥,在理論研究與經濟實踐中均導致了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理論上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變成了實際上的政策經濟學。由于把政治經濟學只看作是研究生產關系的科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是要揭示其生產關系的腐朽性和反動性;反之,社會主義部分,當然是要分析宣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與進步性。進而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演變為對“國家特定階段的基本經濟政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宣傳與解說。這樣難免就會出現“就事論事”和“就時論事”的現象,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在當時分析說是必要的,后來又成為不必要的,文化革命中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當時分析證明是必要的,后來又被認為是錯誤的;甚至產生了同是鄧小平同志倡導的農村承包責任制,在我國不同時期都有截然相反的評價這樣反常的事情。因而,薛暮橋同志1990年作出的關于“現在蘇聯和我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政策經濟學”〔12〕的判斷,是沉重且發人深省的。
  從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生活實踐來看,由于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將生產關系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和范圍,片面夸大或抬高生產關系的作用,故而實踐中不斷地引發人為拔高生產關系,以圖脫離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的進步而推進社會發展的錯誤舉動,現在看來,實際上起到了誤黨、誤國、誤民的負面效果。行然后知不足,從理認上分析,它同科學合理地確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范圍,顯然有著必然的、深層的聯系。
   三
  任務總是根據現實經濟生活的要求提出來的。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經濟學界雖然基本上都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統一的。但是在統一論的前提下,實際上有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傳統的斯大林的對象定義,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對象范圍的縮小,即只研究生產關系而忽視了對生產力的研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定義是符合馬克思的對象理論思想的,他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概括為生產關系,將生產關系界定為三個方面是正確的。兩種觀點爭論的焦點雖然表現為如何理解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對象的論述方面,但實質上已暗含了或包含著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象是否應有所差異這一思想的萌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問題應當說更加明朗化了。一大部分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這種差異性的存在,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了“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期都是一樣”的觀點。可以認為,理論界大部分學者傾向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研究對象上不僅存在統一性,而且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這是因為:(1)任務不同。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通過揭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及其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為無產階級推翻舊世界提供理論武器。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通過對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服務。(2)側重點不同。資本主義部分側重揭露資本家剝削的實質, 論證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社會主義部分則側重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運行機制,探討如何通過經濟體制的改革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研究如何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條件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等。(3)對象系統蘊涵的內容不同。 資本主義部分的對象主要包含著社會活動的四個環節中的階級關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對象系統蘊涵的內容更廣一些。除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外,還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產業結構、經濟效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內容。
  任務的不同,決定了對象系統的變化,而研究對象和范圍的相應調整,又服從于一定的理論研究任務的提出。既不能以一般分析取代對特殊社會形態下生產與交換的研究,從而脫離對經濟關系的本質分析,抹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區別。同時,又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拒絕和忽視對社會主義經濟生活中的競爭、運行、增長和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降低理論對豐富復雜的社會主義經濟生活的指導作用。我們認為,辯證地認識和解決對象問題上存在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矛盾,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系統合理地確定下來,關鍵在于轉換思想,明確如下認識:
  1、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隨著任務的改變而變化的。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演變過程表明,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始終具備著為本階級利益服務的鮮明特征。其研究對象和范圍,是同資產階級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任務分不開的。同樣道理,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的發展推動著經濟理論的繁榮,現實的經濟過程和聯系不僅需要有本質的說明,還需有經濟運行的分析,還需加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列入分析計劃的“競爭”問題、國家問題、對外貿易問題、世界市場問題等。
  2、 馬克思將現代社會生產中的“財富的材料”區分為物質內容本身和為形式關系所改變了的物質內容,后者構成了現代生產系統的要素,應納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根據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理論,構成系統的要素除了它的自然質,即在不考慮要素所隸屬的系統的情況下,要素作為獨立的客體所具有的自然屬性,如各種不依賴于系統的物理、化學性質;各種質上有別的形式等等。可以通過要素本身的研究直接獲得(如同商品學、工藝學的研究那樣)。然而要素一旦組成為系統,就會表現出新的性質,這種性質是超要素、超個體的,以致于沒有具體形態的性質。故人們又稱其為要素的系統質。這些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生產”系統的構成要素的“系統質”,當然應當構成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及重要內容。
  3、以往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偏重于單純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及其規律,而撇開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及其機制方面的研究。這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產生的前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僅僅限于這方面就很不夠了。若硬抱著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實用的結論不放,并用來建立現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比附體系”,只能阻礙和延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新體系的形成。
  4、認真研究西方經濟學戰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在研究對象、 范圍及研究重點方面的演變與擴展過程,并對其作出客觀的評判與借鑒。六十年代以來,為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運動的需要,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又將其原有的研究范圍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并將經濟學的分析運用到對人類行為的研究等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必須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批判借鑒其中可以為我所用的“理論因素”。
  5、克服理論研究中的“見風使舵”和短期行為。 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繁榮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力戒研究中的教條主義、虛無主義傾向,真正有效地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胡岳岷)*
  注釋: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8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3頁。
  〔5〕[英]瓊·羅賓遜:《現代經濟學導論》, 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1頁。
  〔6〕〔7〕〔8〕〔9〕《資本論》第3卷,第124、126—127、 126—127、939頁。
  〔10〕《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170頁。
  〔11〕比附體系,我們將其定義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通過“模仿”,“比附”馬克思《資本論》的體系結構而形成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濟學”理論框架及內容。
  〔12〕薛暮橋:《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當代經濟研究長春31-35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牛福增19971997 作者:當代經濟研究長春31-35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牛福增19971997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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