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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中蘇論戰的意識形態因素分析
導致中蘇論戰的意識形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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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戰后特定的國際政治背景和社會歷史背景下,引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如何對待已經恢復和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如何對待戰爭與和平?如何對待蓬勃發展的民族解放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怎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等等。這些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尖銳地擺到了各國共產黨人面前,要求人們去思考,作出新的判斷,或從理論上進行新的概括。由于各國黨的經歷不同,所處國際國內環境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不同,社會歷史傳統不同,建設經驗多寡不同,加上各國領導人經驗、閱歷、個人氣質以及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很自然地就產生了意識形態分歧。這種分歧突出地在中蘇兩個大黨之間表現出來。但是,蘇共卻將其二十大的觀點欽定為“國際共產主義的總路線”,強加給世界各國共產黨,這種蠻橫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其他國家共產黨尤其是中國黨的反對,終于引發了中蘇兩黨的大論戰。這次論戰不但使中蘇兩黨關系破裂,而且還造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低潮。
      一 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產生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并與蘇聯結成了聯盟。中蘇結盟除了有西方國家敵視新中國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蘇兩國有著共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到蘇共二十大之前,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保持一致,幾乎沒有出現過什么分歧。雙方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都奉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以一種聲音說話,并采取共同的路線、政策。盡管在這一時期中蘇兩黨兩國也有過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處理雙邊關系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與理論、路線、政策和意識形態無關。兩國領導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但從未將矛盾和磨擦與意識形態聯系起來,更沒有公開地互相批評。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致,與中共和新中國搬用蘇聯模式并力求“緊跟”蘇共和蘇聯有很大關系。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中共曾得到蘇共與斯大林的指導、援助,因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一直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對社會主義建設還缺乏經驗,不能不繼續向蘇聯和蘇共學習,繼續取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在部分中國共產黨人中,甚至存在著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
    但是,從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線開始,中蘇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一致”的狀況開始受到沖擊。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上提出了關于國際局勢發展的三個重要問題:即關于兩個體系的和平共處問題、關于現代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關于不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這三個問題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后來被概括為“三和”。在會議結束的當天夜里,赫魯曉夫向代表們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揭露出許多斯大林濫殺無辜的鮮為人知的事實,全盤否定了斯大林。
    對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共領導人沒有思想準備,所以,多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研究對策。當時總的看法是,蘇共二十大有積極意義,它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表明蘇聯、蘇共及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確,破除了中國共產黨對蘇聯的迷信,因此,中共中央一開始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持有保留的支持態度的。同時,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是搞突然襲擊,事先沒有與各國黨商量,對斯大林的評價也不公正,而且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頁)毛澤東提出,斯大林是一個國際人物,他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黨和國家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待斯大林絕不能感情用事。
    對秘密報告的失誤,毛澤東提出要盡力補救,方式可以考慮發表文章,以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迷信的姿態,正面講一些道理。按照這一精神,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于4月5日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這是中共第一次對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發表不同意見。
    蘇共二十大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直接引發了波匈事件。對此,毛澤東強調:“我們早就指出,蘇共20大揭了蓋子,也捅了漏子。揭了蓋子之后,各國共產黨都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尋求本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我們黨正在探索,其他兄弟黨也沒有解決。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現反蘇反共高潮。帝國主義幸災樂禍,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頁)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澤東認為,面對帝國主義利用蘇共二十大掀起的反蘇反共高潮,蘇聯領導人軟弱無力,中國共產黨應該做中流砥柱,力挽狂瀾,不僅要頂住這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而且要反擊。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于1956年12月29日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二論》)。
    《一論》和《二論》實際上委婉而又明確地批評了蘇共二十大的觀點。從兩篇文章的內容看,中蘇兩黨對斯大林的錯誤及其產生原因的認識是有分歧的:蘇方強調斯大林的主要錯誤是破壞法制、鎮壓無辜,產生錯誤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個人性格的多疑和個人崇拜;中方反對把斯大林的錯誤只歸結于斯大林的個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摘肅反擴大化的同時,也指出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論方面的錯誤。由于當時赫魯曉夫在國內外處境都比較困難,不能不重視中共的態度,因而沒有對這兩篇文章提出異議。文章發表后,蘇聯立即把它譯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員向全國多次廣播。
    蘇共二十大是蘇共歷史的轉折點,也是中蘇兩黨關系的轉折點。中共之所以敢于開始在意識形態上向蘇共這一長期的理論權威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提出“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失誤,我們要盡力加以補救”(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主要是因為中蘇兩黨的情況都已發生了變化。
    其一,蘇共批判斯大林是自揭瘡疤,表明蘇共、蘇聯和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也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從而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對斯大林和蘇共的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于懷疑蘇共和蘇聯,也敢于發表不同于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
    其二,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強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蘇聯新上臺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需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斯大林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都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蘇共二十大之后,中共除了對斯大林的評價有不同意見以外,對“和平過渡”也有不同看法。毛澤東在1956年就曾談到,蘇共二十大期間,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社論,“但社論中只談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問題,沒有談和平過渡問題,因為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46頁)。
    中蘇之間對“和平過渡”的爭論是從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開始的。在出席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對和平過渡問題的原則立場。中共的基本觀點是傾向于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奪取政權,所以一直主張應使用和平與暴力的兩手這種全面的表述方式。對此,毛澤東曾反復說過:我們要有兩手,和平的一手是為了爭取群眾,不給資產階級以借口來攻擊我們,這是策略性質的口號。到了奪取政權的時候,無產階級就要用暴力來回答,這是階級斗爭的規律。作為戰略來說,我們不相信什么和平過渡。這清楚地表明了他對和平過渡方式的基本態度。但在文件定稿時,考慮到蘇共方面一再提出希望能和蘇共二十大的提法相銜接,中共代表團作了適當的讓步,同時又在11月10日向蘇共中央提交了備忘錄性質的《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表明了中共方面的原則立場。《提綱》提出:對于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與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提一種可能性,這就比較靈活些;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取得議會的多數,并不等于舊國家機器的摧毀,新國家機器的建立;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成為通過獲得議會的多數而實現。(《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113頁)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盡管中蘇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分歧,并且在第一次莫斯科會議上爭論還很激烈,但雙方并沒有發生論戰,只限于在內部交換意見。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間中蘇仍處在“蜜月時期”,雙方的分歧和爭論并不很多,而且僅限于斯大林的評價及和平過渡問題,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采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并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并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
      二 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
    從1958年春夏開始,中蘇兩黨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了沖突,并在兩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上出現了爭執,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超出了意識形態范圍,而且這些分歧和爭執與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使意識形態分歧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加具有破壞性了。
    1958~1959年間,中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并圍繞這些事件發生爭論。第一件事是中國炮擊金門引起臺灣海峽危機。赫魯曉夫認為金門炮戰觸動并背離了蘇聯的戰略利益,破壞了蘇美緩和戰略,所以,對中國的決策表示不滿。第二件事是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批評。赫魯曉夫在“大躍進”遇到困難后開始對中共冷嘲熱諷,認為中共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在同蘇共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他還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認為通過公社來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第三件事是蘇聯在中印沖突中偏袒印度。蘇聯不顧中國的一再說明和反對,以塔斯社的名義發表聲明,對中印邊界武裝沖突表示“遺憾”。中國認為,這篇表面上表示“中立”的聲明實際上是偏袒印度,并將中蘇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因而對蘇聯的立場表示強烈不滿。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于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時第三次來華訪問。由于赫魯曉夫剛剛結束美國之行,正沉浸在與美國總統會談的喜悅之中,所以他在與中共會談時對所謂“戴維營精神”進行了大肆渲染,并為當時中國的頭號敵人美國唱贊歌。此外,赫魯曉夫還站在蘇聯的立場上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提出了批評,要中國服從蘇聯的戰略利益。除了在炮擊金門問題上指責中國試圖用武力來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要中國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政策外,赫魯曉夫還指責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采取“好戰”姿態,把中國的正當防衛說成是侵略,要求中國放棄領土要求,不值得為那幾塊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流血犧牲。他還指責中國放跑達賴,暗示中國應該讓西藏獨立,其理由是一個屬于中國的西藏會對印度構成威脅。赫魯曉夫還給美國當說客,要求中國釋放俘獲的美國間諜飛行員。最后,赫魯曉夫給中國領導人扣上了“冒險主義”、“民族主義”的大帽子。
    從爭論的問題看,這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并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于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了。
    雙方發生的這些爭執和沖突,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不信任,雙方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和目的,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把一系列爭執的出現和意識形態分歧放在一起考慮,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分析以后,毛澤東等人又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顯然已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發生了變化。在毛澤東等人看來,如果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了問題,赫魯曉夫等人怎么會干出如此多的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呢?
    1960年中共中央決定把中蘇之間的分歧從中印邊界沖突和對美政策這些具體問題,擴展到列寧主義理論觀點方面來,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因為毛澤東始終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和平共處觀點持懷疑態度。赫魯曉夫對尼赫魯和艾森豪威爾的軟弱態度,更使毛澤東確信,蘇共領導人在理論上的誤區是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所在。5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在與朝鮮勞動黨領導人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爾森談話時公開講:“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共處”。而所謂社會主義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所謂和平過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何處去了?他指出,與蘇聯的這些分歧“現在我們要公開談了”。如(他們)不改變,我們就把所有可證明的文件都拿出來。(李丹慧:《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這時,毛澤東一面繼續肯定中蘇分歧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一面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把赫魯曉夫同修正主義聯系起來,稱之為“半修正主義”。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認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
    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于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并從布加勒斯特會議開始,陷入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意識形態分歧。而且兩黨都把意識形態分歧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高度。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分歧和矛盾越來越多時,雙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問題,本來可以采取“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采取了“無限上綱”的辦法,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搞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扣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
    這樣以來,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采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蘇聯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之后,特別是在公開信中系統地闡述了蘇共的理論觀點之后,毛澤東決心同蘇共中央展開公開的意識形態大論戰。毛澤東已經認定,蘇聯共產黨出現了修正主義,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他有一條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并導致蘇聯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所以要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批倒、批臭,從而把大論戰推向了高潮。在論戰的高潮期,雙方基本上都緊緊圍繞意識形態分歧為核心,使論戰成為意識史學月刊開封121~123K4中國現代史李明斌20042004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后,中日雙方圍繞“二十一條”中有關“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部分展開了長時間的交涉,史稱“滿蒙交涉”。交涉過程中,張作霖堅持抵制態度,并采取了為中央政府出謀劃策、明應暗抗、以夷制夷和發展地方經濟等具體措施,終使日本長期要求解決的“滿蒙懸案”,一直“懸”到張作霖被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立項課題“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環境 污染與治理的歷史考察”(01JA770028);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社科研究基金項目。邁夫曹永琴/閻宇波/Octavia Hill's System:A Way of Housing Reform for the Poor's Dwelling Conditio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ritain
   MEI Xue-qin,GUO 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BNU,Beijing 100875,China李明斌(1966-),男,河南南陽人,信陽師范學院馬列所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理論和國際政治研究。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121~123K4中國現代史李明斌20042004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后,中日雙方圍繞“二十一條”中有關“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部分展開了長時間的交涉,史稱“滿蒙交涉”。交涉過程中,張作霖堅持抵制態度,并采取了為中央政府出謀劃策、明應暗抗、以夷制夷和發展地方經濟等具體措施,終使日本長期要求解決的“滿蒙懸案”,一直“懸”到張作霖被炸。[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立項課題“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環境 污染與治理的歷史考察”(01JA770028);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社科研究基金項目。邁夫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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