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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鉞先生與“魏晉封建說”  ——為紀念尚鉞先生誕辰100周年而作
尚鉞先生與“魏晉封建說”  ——為紀念尚鉞先生誕辰10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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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35.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134(2003)01-0001-07
      一、中國古史分期的爭論與八種“封建說”
  1919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運用唯物史觀探討中國歷史的發展,由此構筑了中國古史 分期論辯的基礎與前提。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論辯大體經歷了三 個時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由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引發了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 戰。論戰大體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是否存在奴隸社會、秦漢以后中國社會性 質等三大主要論題展開,參加論戰的代表人物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還有托派李季、陳邦國、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呂 振羽、郭沫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論證了中國歷史上的奴隸社會,分別肯定 殷商、西周為奴隸制社會,西周、戰國以后為封建社會,而托派人物則否認中國社會歷 史曾經過奴隸制階段,認為“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 封建社會”[1]。對于秦漢以后的社會性質,或曰“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時代”[2],或 曰“商業資本主義社會”[3],或曰“前資本主義時期”[4]。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 史論戰,揭開了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大論辯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關于古史分期的論辯,烽煙再起,導火索為郭寶鈞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報》發表的《記殷周殉人之史實》。此文結合安陽殷墟墓葬發掘,揭示了殷代 集體殉葬之史實,并對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確定的推測,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隸 ,是否皆從事生產之奴隸,作者未敢進一步推斷。”郭沫若看到這篇文章后,撰寫《讀 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實>》(刊于《光明日報》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這些人毫 無人身自由,甚至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數近親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隸”,“因此,這一段史實,正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此說既出,引來眾 說紛壇,由殉人身份的論斷,掀起了新一輪的古史分期論辨。這場論辨一直持續到20世 紀60年代初,大體形成了三個回合:1950年至1953年為第一個回合,兩軍對壘主要是“ 西周封建論”和“戰國封建論”。第二個回合時在1954年至1956年,由兩軍對壘演變成 多方對陣,“西周封建論”、“戰國封建論”、“秦漢封建論”、“魏晉封建論”相互 角力,特別后兩者,形成辨壇勁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論辨已達到高峰。《歷史研究》 編輯部從數以百計的論辨文章中,選出42篇代表作,編成《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 問題論文選集》和《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二書,由三聯書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對前兩個回合作了一個小結。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個回合,這一回 合較之前兩者,激烈程度漸趨緩和,并呈現出二個明顯的特點:一是論辨更加理性化, 盡量從問題的全面和思想深層去考慮自己的學術觀點,如郭沫若的《關于中國古代史研 究中的兩個問題》(刊于《歷史研究》1959年第6期),圍繞“中國奴隸社會的基本特征 ”和“中國古代史分期的標準”兩個問題,概括了50年代分期爭論的內容,雖仍申明堅 持“戰國封建論”,但對其它學說也顯示了寬容;二是結合中國通史的撰著,各派均從 理論闡述到史料解釋,對自己的學術觀點進行了充實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學術界關于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1978年10 月,《歷史研究》雜志社和《社會科學戰線》雜志社在吉林省長春市聯合召開中國古代 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會開得很熱鬧,知識分子沉寂了多年,開始又能暢所欲言。 而且這是一個熱門話題,無不踴躍發言,各抒己見……‘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說法,中國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在春秋戰國之際。長 春會上又把這個問題翻出來,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重有人提。會下就有一位與會的 教授說:‘現在是西周封建說東山再起,魏晉封建說卷土重來。’”[5]1979年后,全 國各大報刊陸續發表了許多關于古史分期的學術論文,出現了“春秋封建說”、“秦統 一封建說”、“東漢封建說”和“東晉封建說”等,論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論爭的熱度才逐漸冷卻下來。
  中國古史分期論辨最為紛擾的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斷限,各派雖均以馬克思主義 社會形態理論為依據,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準則,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產工具為矩,或以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為規,因此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先后出現八種“封建說”,爭奇斗艷,讓人眼花繚亂,學術魅力也引人入勝:
  1.西周封建說
  首倡此說者為呂振羽(注:見呂振羽:《西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館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呂氏又著:《論西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 ——關于中國社會完成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問題的探討》,刊于《新建設》1959年 第9期,對“西周封建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贊同并主張此說者有吳玉章、翦伯贊 、范文瀾、楊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亞南、楊翼驤、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為 :翦伯贊的《中國史綱》(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942 年延安出版)和《關于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楊向奎《關于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關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亞南《西周領主 經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亞細亞生產方式”諸特點在地主經濟封建社會的殘留》(載于 《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關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李埏《試論殷商奴隸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楊翼驤在南開大學歷史系為博 士生授課,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說”。無產階級革命家、歷史學家吳玉章在一些講話中 ,也表示主張此說。
  2.春秋封建說
  此說由李亞農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 頁,走進了典型的封建制社會。”[6]主張此說者有唐蘭、祝瑞開、吳慧等。代表作有 :唐蘭《春秋戰國是封建割據時代》(《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1963年。《光明日報》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達《唐蘭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對其“春秋封建說”作了 較為詳細的介紹)、祝瑞開《春秋初中期齊晉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學學報》1979 年第1期)、吳慧《西周的奴隸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 )。
  3.戰國封建說
  倡導此說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張此說者有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楊寬《戰國時代社會性質的討論》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吳大琨《論地租與中國歷史分期及封建社會的長期阻滯性 問題》(《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問題》(《社會 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
  4.秦統一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黃子通、夏甄陶、白壽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黃子通、夏甄陶《春秋 戰國時代的奴隸制》(《歷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壽彝《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 問題》(1977年講話,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國歷史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歷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壽彝認為春秋戰國 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秦統一,標志著封建社會確立。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導師黃子通的學術觀點。田居儉《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討論三 十年》(載于《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3年版),將白壽彝列入 “戰國封建論”者,并不確切,應為“秦統一封建論”者。
  5.西漢封建說
  侯外廬首先提出此說,趙錫元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代表作為侯外廬的《論 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趙錫元《試論中國奴隸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體途徑》(《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1、2期)。
  6.東漢封建說
  20世紀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說,70年代末,鄭昌淦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證。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國奴隸社會論》(《文匯報》1950年7月27日)、鄭昌淦《井田制的破壞和 農民的分化》(《歷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晉封建說
  主張此說者有陶希圣、尚鉞、王仲犖、何茲全、唐長孺、王思治、日知、趙儷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中國社會史論戰》第2輯)、 尚鉞主編《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 歷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犖《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漢魏之際封建說》(《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論漢代是奴隸社會》 和《兩漢社會性質問題及其它》(三聯書店1980年版)、日知《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關 鍵何在》(《歷史研究》1957年第8期)、趙儷生《從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角度來看我國 古史的分期》(《蘭州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唐長孺晚年也主張“魏晉封建說”, 其關于古史分期的學術觀點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詳細論述。
  8.東晉封建說
  此說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為梁作干的《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點:西晉帝國與西羅馬 帝國的滅亡》(《暨南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二、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
  在八種“封建說”,西周、戰國、魏晉等三說為最強,“三強”之中,以“魏晉說” 最為豐富、系統,不僅成果多,隊伍壯,而且還架構起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并顯示出強 勁的發展勢頭。“魏晉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局面,這自然與尚鉞先生的研究和倡導是 分不開的。
  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討論而建立起來的。它曾將其古史分期 理論歸納為七點:第一,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相互關系。即“一定的生產關系總是和一 定的生產力相適應的。只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時,才能引起新的生產關系的發生 和發展;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也必然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某些變化。反過來,生產關系 也會對生產力發生作用和影響。”[7](P354)第二,人類社會五種形態所經歷的時間“ 越古越長”[7](P355)。第三,除社會主義外,新的生產關系總是在舊社會內部開始產 生的。“在古代階級社會中,不會存在著某種單純的生產關系,而且相反,經常是許多 不同的生產關系同時并存,前行生產關系的殘留和后起的生產關系的萌芽,與現實的主 導的生產關系,經常交織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歷史現象因社會發展階段 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會產生本質完全不同的結果,家庭公社、農村公社與農奴制大 莊園解體,均出現大量自耕小農,小農分化、破產,“前者為奴隸制提供大量的奴隸新 來源;后者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輸送了廣大的產業后備軍。”[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產發展,商人、高利貸者日益活躍,他們一方面兼并小農,占有大量奴隸;一 方面腐蝕貴族奴隸主,與諸侯王“分庭抗禮”,這是奴隸制經濟發展所出現的矛盾;第 六,奴隸制社會的矛盾,除奴隸與奴隸主、平民與貴族的矛盾外還有新興奴隸主與氏族 貴族奴隸主的矛盾,三家分晉、田氏篡齊、吳起改革、商鞅變法等,即屬于這類矛盾, “其間并沒有什么進行封建改革的意義。”[7](P356)漢武帝“算緡錢”是貴族奴隸主 與商人奴隸主爭奪財富的矛盾爆發。第七,關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閱”的規定、晉 鑄刑鼎、子產作刑書,“既是針對奴隸的,同時也是保證新興的富有奴隸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這樣的理論和標準,尚鉞先生將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劃分,確定在漢魏之際。為了 支持他的“魏晉封建說”,他對“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兩漢封建說”進 行了辯駁。認為“西周主要的農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沒有鐵 器,農業技術上的重大進步如牛耕、深耕細作等在西周時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態來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權沒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農業生產由農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組織進行,公社內的“私田”僅歸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買賣;再次,世襲貴族通過“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勞 動者。基于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無法構成封建的剝削性質的。關于“戰國封建 說”,他指出:“不論是資料或理論上,都不能使人構成一個象社會歷史巨大變革的印 象……頭腦中連一個簡單的形式邏輯系統也未能建立起來,相反地,從整個歷史發展線 索來看,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不僅看不見如奴隸制經濟形態的解體現象,反而構成了一 種生產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合理線索。”[7](P340)“兩漢封建說”者的主要依據 是漢代已有租佃關系和小農經濟的存在。尚鉞先生說:“小農經濟和租佃關系發生的時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體時期。因此,僅憑這些現象是不能作為論證封建社會存在的決定 性證據的,因為這些小農和租佃關系是封建社會的或是奴隸社會的,還必須深入研究當 時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特別是當時整個經濟基礎,才能比較明確的認識到這種小農和 租佃關系屬于什么性質的社會。”[7](P342)漢代生產工具落后,技術原始,生產率低 下,而貴族生活又“是那樣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奪奴隸是那樣的厲害”,小農無法維 持再生產,不得不“把土地交給豪民而為他耕作”,通過“見稅什五”苛刻的租佃關系 “尋得一種保護”,這“正是奴隸制度下的小農的生產與生活向奴隸命運沉淪變化的步 驟。”因此,“說漢代是封建社會,實在難以另人信服。”[7](P343)
  對于古史分期討論,尚鉞先生指出:“不僅要從橫的方面,即生產力、生產關系、階 級斗爭和上層建筑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綜合分析研究;還要從縱的方面聯系起來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兩晉南北朝。”[7](P346)自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他列舉了 四方面的變化:第一,由商品經濟到自然經濟的變化。他說:“從戰國到漢代,雖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經濟的社會,但在其中,商品生產和流通卻不斷發展,且呈現某種程度的 活躍,甚至連貴金屬也成為貸幣;而到了兩晉南北朝朝代,自然經濟卻占了絕對的統治 地位,前一階段頗為活躍的商品貨幣關系卻長時期地(不是短暫地)極度衰落了,物物交 換成為主要形態。”[7](P346)第二,農奴制勞役制的變化。曰:“主張西周是封建社 會的同志認為,西周時,農奴制和勞役經濟占主要地位……而主張戰國秦漢是初期封建 社會的同志們,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解釋為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租佃關 系,對于兩晉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為客’的現象,也將作如何解釋呢?”[7](P346- 347)對于這一變化,何茲全先生歸納為“由自由民、奴隸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業中奴隸制關系的變化。曰:“從戰國到兩漢,在官私手工業中,奴隸制關系都 不斷發展,直到兩晉以后,才沒落下去。把不斷發展的奴隸制手工業,解釋為封建社會 中的奴隸制殘余,也很難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學術思想的變化。曰:“戰國 時代學術思想中產生了‘百家爭鳴’,漢武帝時雖‘獨崇儒術,罷黜百家’,但在西漢 后期至東漢,實際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天人感應’到陰陽五行的讖緯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這時起傳入。東漢末作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為一種社會勢力;另方面,東漢初又產 生了以王充為代表反對迷信和讖緯說的樸素唯物論思想。此外,文藝、科學都有進一步 的高漲。對于這些現象又將怎樣解釋呢?適應什么社會要求產生這些上層建筑呢?這些上 層建筑的基礎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總結的這些歷史變化與問題,均是其“魏晉 封建說”的重要論據。
  此外,尚鉞先生還提出通過經濟現象揭示階級對立關系;從人身隸屬關系和剝削方式 的變化,觀察封建社會產生、發展、停滯、倒退的線索,再由這個線索追尋社會發展的 規律性;土地制度的變化、商品生產與貨幣流通的發展對生產關系的影響;官營手工業 的變化對封建社會發展影響等方面,考察中國封建經濟關系。(注:見尚鉞:《<中國封 建經濟關系的若干問題>序言》,載于《尚鉞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這些也是其“魏晉封建說”的內容。
      三、“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尚鉞先生的學術貢獻
  “魏晉封建說”的首倡者應該說是陶希圣。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陶希圣在經過 一段搖擺不定之后,終于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確立斷在魏晉,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影響了何 茲全先生。何先生曾回憶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讀書時,說:“北大四年,予我影 響最大之人莫過于陶希圣,他開的兩門課: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我都選修過 ;我治中國經濟史,主要受他的影響。”[5](P14-15)何先生的“漢魏之際封建說”“ 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見端倪。”[8]而此文 的撰寫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啟發”。對于陶希圣的學術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較公允的評 價。他說:“當時北大史學系的教授依學術思想淵源,大體可分為三個流派:一個是可 由錢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為主導的學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劃在這一派里;一 個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學的學派,以胡適、傅斯年教授為代表;一個是乾嘉加點辨證唯物 論,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舉出陶希圣。要說明的是,我是從學術觀點的角度說陶希圣有 點辨證唯物論,在政治組織上他是國民黨的改組派。他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們的影響而標榜唯物史觀、辯證法,這使他成名,在學術上有高人之處 。陶希圣的史觀是不純的,他不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5]
  正因為陶希圣等人的史觀不純,所以有學者將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討論,排除在學術之外。田居儉說:“當年那場討論,嚴格地說,還算不 上真正的學術討論,因為它是和關系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的政治論戰緊密 交織在一起的。由于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御用文人和各種偽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馬克 思主義史學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駁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輿論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從學術上進行科學的研討。所以說,對這個問題真正從學術角度開展廣泛的討論,還是 全國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這樣的看法,陶希圣對于“魏晉封建論”僅 僅是提出而已,而對此說予以正確論證,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后。
  1954年,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里,他第一次向 學術界表明了其“魏晉封建說”。《中國歷史綱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這說明起碼在 此時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已有了成熟的考慮。而且本書在出版前,還征求了尹達、侯 外廬、張政lǎng@②、唐長孺等先生的意見,張政lǎng@②先生親為本書選擇插 圖,這都表明了本書的學術地位。
  尚鉞先生的“封建說”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論為基礎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論又是建立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學說基礎上的。他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學說分析中國古 代社會的變革,起碼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相當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發表了《釋@③——從中國古代農具發展探討古代社會》認為社會制 度的演變,起主導作用的是生產工具,社會關系則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變革,還 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來決定的,同時社會制度的變革也只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才 能找到正確的線索和說明。”[7](P294)這可以說是其“封建說”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說”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鉞先生“封建說”的發展時期,他先后撰寫了《先秦生產形態之探 討》、《中國奴隸制經濟形態的片斷探討·序言》、《中國封建經濟關系的若干問題· 序言》、《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等論文,對其“封建說”作了系統的論證。他的 論證基本上是循著“奴隸社會怎樣崩潰,封建社會又是如何產生”這樣一個思路進行的 。因此,他先從先秦生產形態著手,探討早期奴隸制下氏族公社與農村公社的變化。他 將奴隸社會分為兩個時期:“大約在舜、禹之時,古代社會從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轉變 ,在父系氏族時期奴隸制已經產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從西周到春秋 ,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公社的臍帶。當時的基本生產關系是‘以家長制公社為 基本的早期奴隸制的關系’。從戰國到西漢,是中國奴隸制從發展到沒落的階級。”[1 0]封建的生產關系孕育于奴隸制的發展與沒落階段。“西漢初期就已產生了封建關系的 萌芽,直到魏晉,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10]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昌盛時代,乃至說是中 國封建社會的分水嶺。”[7](P352)宋、元是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時期,明至鴉片戰 爭為封建社會末期。20世紀50年代,尚鉞撰著《中國通史講義》(即《尚氏中國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將奴隸制、封建制的發展演變過程具體劃 分為四個階段:早期奴隸制度的形成與發展——西周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的崩解與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兩漢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發展——隋唐五代,封建主義最高階 段與資本主義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晉封建說”,構建了他的古史系統 。從尚鉞先生關于古史分期研究的總體情況看,他對奴隸制的興衰,研究得較為充分, 而對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討,略顯薄弱。
  奴隸制如何瓦解?封建關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此問題給予較為充分說明的是王仲犖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發表名篇《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 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以生產關系的變化為線索,以依附民(即農奴)階層的形成為標 志,描述了奴隸制與封建制的衰與興的過程。認為夏至戰國為原始奴隸制;戰國初至東 漢,較發展的奴隸制占統治地位;自漢武帝時,大量“流民”出現,至東漢末,黃巾起 義,埋葬了奴隸制,引起了封建關系的急劇發展,舊的奴隸與奴隸主的生產關系,不得 不讓位于新的依附民與封建主的生產關系,至魏晉,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與 依附民“部曲”、“佃客”構成了封建社會初期的基本階級;魏晉時,封建制的優越性 并未立即顯露出來,到了南北朝,封建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有了較為充分的發展,為唐 代的昌盛作了準備。王仲犖先生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尚鉞先生有關研究的薄弱之處,而且 沿著尚先生的學術思路,將“魏晉封建說”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稍后,何茲全先生發表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發表了《漢魏之際封建說》(《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體闡述了 戰國秦漢到魏晉南北朝社會變化的四個方面:即由城市交換經濟到農村自然經濟;由自 由民、奴隸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爭奪;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繪了中 國歷史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發展線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不僅構建了“魏晉封建說”的理論體系,還將“魏晉封建說”的 研究作了一系統的總結。
  這樣,在“魏晉封建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鉞 、王仲犖、何茲全。尚鉞對“魏晉封建說”具有開創之功,王仲犖則有開拓之力,何茲 全有集大成之勞。對于尚鉞的開創之功,王仲犖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賦《挽尚鉞同志 》詩,概括了尚先生的學術貢獻,曰:
三千桃李列門墻,老樹婆娑撲鼻香。若問門人誰最健,中國粲粲扶余王。古史自今開草昧,萌芽何必諱清初。從來學術難定論,且繼前賢要著書。
  
  “古史自今開草昧”注曰:“尚鉞同志主張魏晉封建論。”[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學術貢獻和地位。
  1959年,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受到批判,翦伯贊先生將尚鉞的學術觀點與“食貨派 ”聯系起來。何茲全先生說:“史學界開始批判尚鉞教授和他的魏晉封建說,而我也執 這一說,認為漢魏之際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我倆雖無深交,但學術思想是有共鳴的。 翦伯贊教授曾著文說:尚鉞同志是共產黨員,但和共產黨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貨 》余孽倒似一伙。”[5](P90)從材料反映的情況看,沒有跡象表明尚鉞先生與陶希圣在 學術上有任何淵源關系。雖然何茲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響,但其以后的學術思想 與陶氏有著本質的區別,而與尚鉞先生較為接近,同屬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翦伯贊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實際。
  對于尚鉞先生的“封建說”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難,戴逸先生曾作了這樣的評價,曰:
  他具有許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種創造精神和執著性格。他提出了魏晉封建論和資本主 義萌芽說,體系最完備,論述最詳盡,旗幟最鮮明,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與范文 瀾的西周封建論、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并稱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他對自 己的學術主張,極為堅持,雖然碰到萬鈞壓力而毫不動搖。回想那時,學術研究的環境 太嚴酷了,有的情況簡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 中提到過一句: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晉封 建論的同志碰到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開始尚是一般的詰辯非難,逐漸地上綱上線,成了 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異端邪說,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領導命令不準在課堂上講授魏晉 封建論,其帽子之大,壓力之重,令人惶惶然……從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長長的二十多年內每一次政治運動,他都首當其沖,無數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洶涌而來。服勞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鉞同志遭受的坎坷經歷,一言難盡,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鎮靜自若,處之泰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爭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權利。他對自己認定的真理,執著追求,表現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大無 畏氣慨。閱讀他的遺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可以挑揀他在論證和運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種在逆境中堅持真理的勇氣,那種“威武不能移”的錚錚鐵骨 ,那種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不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12]
  每讀尚鉞先生的書及戴逸先生的評論,不禁對尚鉞先生的學術精神肅然起敬。
  收稿日期:2002-12-04
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7K1歷史學牛潤珍20032003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國古史分期論辯中產生八種“封建說”,其中“魏 晉說”最為豐富和系統,這是與尚鉞的研究和倡導分不開的。他系統提出了古史分期理 論,辯駁了“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兩漢封建說”,對于“魏晉封建說” 有開創之功。尚鉞/古史分期/魏晉封建說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2  牛潤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7K1歷史學牛潤珍20032003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國古史分期論辯中產生八種“封建說”,其中“魏 晉說”最為豐富和系統,這是與尚鉞的研究和倡導分不開的。他系統提出了古史分期理 論,辯駁了“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兩漢封建說”,對于“魏晉封建說” 有開創之功。尚鉞/古史分期/魏晉封建說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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