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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及改革次序
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及改革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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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6X(2007)05—0011—06
  一、問題的提出及界定
  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是西方經濟學中并不存在的問題。私有制、分散決策和價格機制三位一體是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制度的一般認識。其中價格機制的自發作用能夠實現整個經濟體系的一般均衡,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定律——均衡價格決定定律,又稱“瓦爾拉斯定律”。20世紀50年代,阿羅(Arrow)和德布魯(Deberu)對一般均衡的存在給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證明,確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標準框架,即阿羅—德布魯定律[1]。從此把價格機制等同于市場經濟,成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信條。在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國外轉軌經濟學家所推銷給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策略,就是改革一步到位、價格全面放開的“休克療法”。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Braudel)1976年就曾提出:“我所抱憾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如同在社會主義世界一樣,人們拒不區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2] 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混為一談。但把二者混為一談,恰恰是轉軌和轉型研究中國外主要文獻的一貫思路,并深刻地影響著國內的理論走向。
  國內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和社會制度關系的正確認識,始自鄧小平同志的“兩個不等于”談話,這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打開了前進之門。但理論界更多地是從二者的結合來看待這種區分,對市場經濟制度自身的特點缺乏足夠的研究,更傾向于對西方教科書的引進、吸收和消化;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問題的研究,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搜索的結果基本上是空白領域。中國經濟階段式轉型成功證明:市場經濟制度不僅僅是以均衡價格決定的價格機制為內容,還存在層次性的制度安排。現代經濟活動最基本的層次性就是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劃分。從經濟調節的角度劃分,市場屬于微觀層次,市場調節被稱為“看不見的手”調節;企業屬于中觀層次,企業組織經濟的活動被稱為“第三只手”調節;政府屬于宏觀層次,政府調節被稱為“看得見的手”調節。從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市場經濟制度可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大層次加以研究,在不同的層次上還可做進一步的細分。
  已有的比較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三大市場經濟理論范式,盡管存在不同的基本前提假設、理論主張和社會制度設計,甚至對市場經濟的終極認識也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但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和基礎——市場運行機制的認識上,還是存在共同的理論認識。[3] 無論把市場運行機制看做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供求均衡機制,還是知識(信息)的傳遞機制,在對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運行機制的認識上,三大理論是共同的。市場機制的典型特征就是自發運行和競爭波動,受“看不見的手”調節。這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層次,也是核心層次。以此為硬核,才有所謂的“第三只手”調節和“看得見的手”調節。
  區別于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等同于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于價格機制的一般教條,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價格機制、市場體制和社會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同層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價格機制是構成經濟基礎的生產力的核心機制,屬于價值規律的層次。歷史地看,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和基礎是市場運行機制,其他市場經濟體制的具體安排、社會制度的不同特征以及社會心理、行為、觀念等社會現象都存在一個漸次性的成熟、發展、演進和理性建構的過程,生產力機制和經濟體制是推動社會制度演進的主要制度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探討市場經濟體制的層次性問題,市場運行機制是貫穿其中的主線,市場運行機制在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重點和制度安排。遺憾的是,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現象并沒有引起轉型經濟學家更多的理論關注。
  二、微觀制度安排的三層次分析
  微觀上看,市場經濟的層次性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價格機制、市場體系、市場規范三個層次。
  1.價格機制處于市場運行機制最核心的層次,是社會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核心機制。探討價格的本源,毫無疑問是勞動和生產資料價值的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無論以成本形式核算還是以物質投入形式加總,其價值比較恒定。因此,勞動和生產資料價值轉移的核心是勞動價值的創造和實現,盡管這種價值創造受技術決定的生產構成影響,甚至受歷史和道德因素的影響,但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價值規律,它揭示了價格形成的內在本質的規律性。當然,從經濟哲學的層次來看,價格機制也構成了對社會主體——人的價值創造的評價機制。因此,要保持人類的主體性,就必須把價格機制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從經濟現象考察價格的形成,比較直觀的現象是供求雙方的競爭決定價格。競爭越充分,價格越合理,資源配置越有效率。價格機制是市場運行機制的核心機制,但把市場經濟等同于價格機制是不夠的。
  2.圍繞價格機制這個核心所形成的市場體系,是各類商品和服務交易的渠道,市場的分化和演進是與社會生產體系的發達完全同步的。有價格機制發揮作用不一定有完備的市場體系;有成熟的商品市場但不一定能形成成熟的服務市場和發達的金融市場。越低端的市場,專業化程度越低越容易培育,越高端的市場,專業化程度越高越難以培育。雖然價格機制是市場體系的核心,但市場體系的成熟往往并不與價格機制的形成同步,而取決于經濟發達的程度和經濟結構的合理性。所以,價格機制的完善與否受市場體系完善程度的影響,但二者可以存在于不同步的發展進程中。市場體系存在相對的獨立性。中國經濟轉型中價格改革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價格機制是市場體系的靈魂和血脈,但沒有完備的市場體系,價格機制的作用雖然容易扭曲,卻仍可以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價格機制和市場體系是動力和系統的關系,它們共同構成市場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
  3.為了有效地發展價格機制和市場體系,還必須確立維護這個系統的市場規范監管體系。規范市場交易秩序的法規監管制度,構成了市場運行機制最外圍的微觀層次制度安排。市場運行機制盡管微觀獨立,但按照第三條道路主張者吉登斯(Giddens)的話來講,我們不能把市場想像得太好,“市場培養起一種商業主義,它威脅其他的生活價值。沒有外界的控制,市場本身沒有自律機制——在市場交換中對可能被交易的東西無任何限制。”[4] 這是很中肯的判斷。但市場的自律機制所涉及的是宏觀層次的問題,這與社會對市場經濟的主導觀念和理性認識相聯系,涉及市場運行機制和其他社會行為的界限問題。
  三、中觀制度安排的三層次分析
  中觀層次上,市場經濟存在市場運行機制、企業組織形式和社會行業部門管理形式等三個層次問題。其中,價格機制、市場體系和市場規范共同構成的市場運行機制,作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是經濟體制的核心性制度安排。一旦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起來,市場運行機制就能夠發揮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在中觀層次考慮市場運行機制效率的發揮,首要的問題是實現市場經濟的有效競爭和限制壟斷。有效競爭是市場運行機制的效率源泉,壟斷則是破壞市場運行機制的根源;實現有效競爭和限制壟斷都不是市場運行機制所能解決的問題,這二者都與企業組織形式和社會行業部門管理形式相關。
  從中觀層次來看,企業組織形式是中觀層次制度安排的關鍵內容。市場運行機制效率的發揮并不完全取決于價格機制,而是決定于企業組織形式。作為取代價格機制的企業,其核心就是建立以成本和預算約束為中心的經營機制,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條件下能夠有效地解決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的統一問題。可以說,這種企業組織形式盡管在內部是對價格機制的取代,但在外部則完全受價格機制作用的引導,以更高的效益為導向。公司制就是在此基礎上適應市場運行機制不斷演進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從轉型國家的實踐來看,轉型過程中企業改革形式的不斷探索,表面上是為所有制問題所困擾,事實上則是市場運行機制微觀基礎的缺乏與滯后,難以形成明確的企業組織形式的改革方向和市場化運行機制。從企業組織形式演進的實踐來看,公司制企業的核心問題是建立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而不完全是產權改革。但在轉型國家,企業改革的重點不是放在適應市場運行機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創新上,而是放在了產權改革上,這在中觀層次上是對市場運行機制效率的一種破壞,破壞之后所要解決的還是企業組織形式的創新問題。遺憾的是此時大多數企業的生產和競爭機制已經受損,甚至重新解體回歸到市場資源流通的層次。
  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還受制于市場運行機制外在制度框架即社會行業部門管理形式的束縛,它決定建立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否能夠發揮效率。這就要求社會行業部門的管理形式是松散的協會化、市場化組織,而不能是隸屬于政府機關的行政化組織,是服務于企業而不是管理企業的機構。企業應該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相比較市場的自發性,企業則具有更為嚴格的組織和計劃特征。當然,企業的發展趨勢是容易形成市場的壟斷力量,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通過立法解決企業的壟斷現象是保證有效競爭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國有經濟的壟斷比私有經濟的壟斷更有益于社會總體福利水平的提高和改善。因此,轉型國家市場發育在中觀層次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建立適應市場運行機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忽視規范的企業組織形式的建立而熱衷于產權改革,只是在市場經濟中觀層次問題的解決上邁出了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步子,但有活力的企業來自適應市場運行機制的企業組織形式創新,有效率的市場運行機制最終來自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這是中觀層次上考察市場運行機制的必然結論。
  四、宏觀制度安排的三層次分析
  第一個層次是以經濟運行機制為核心的經濟體制的確立。它涉及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的界定、國際市場等問題;它決定將建立起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是否有效率。宏觀層次上考慮經濟運行機制的核心在于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的界定,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市場不能自我管制,經濟周期性的波動、企業壟斷化的發展趨勢以及競爭加劇的社會生活兩極分化等現實,必須有外部的力量加以干預和限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外經濟和市場一體化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空前加強,使市場自由化的發展和國家經濟穩定與安全的矛盾日益突出,對內平衡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對外化解國際市場的風險與沖擊,要求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無為而治的時代已經結束,管得最少并不必然是最好的政府,財稅和金融權利事實上使政府變成唯一擁有對市場運行機制進行宏觀調控可能的主體。凱恩斯主義所揭示的政策分析工具表明,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是內生于市場的平衡手段,法律和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又實際上使政府成為市場經濟中唯一可以和壟斷組織抗衡的力量。因此,市場運行機制在宏觀層次上效率化發展的失衡和矛盾,只能依靠政府職能的發揮來加以平衡。政府自身改革的關鍵并不在于規模的大小,而在于效能和責任的提高。當然,政府職能和市場經濟的界限就在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總量調控和間接調控,并不直接干預市場運行機制。
  第二個層次是市場經濟制度的憲政性法律制度安排。這是確立與社會制度要求相適應的經濟體制的關鍵性制度安排,它決定建立的經濟體制是否公正、有序,是否能夠體現社會制度的理念。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原則就是憲政性法律制度安排最為突出的內容;全民共同富裕、小康生活和和諧社會,就是核心理念和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執政就是基本的政治結構。
  第三個層次是市場經濟社會秩序的形成,即社會成員在心理、行為、習慣、道德和觀念等社會生活方面的態度形成,關系到社會經濟生活的穩定性問題。這些內容似乎無關痛癢且形成最為緩慢,一旦形成便很難改變。它完全取決于社會對經濟體制的認識,特別是對市場運行機制的認識,并且受憲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影響和引導,但作為社會秩序內核的社會心理、行為、習慣、道德和觀念的成熟程度,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并且是最終推動市場經濟和社會制度發展、演變的重要力量。
  因此,一個經濟體制的好壞,并不取決于上述任何一個方面,也沒有統一的標準和尺度,關鍵要看在上述三個方面的制度建設上是不是達到了有效的結合,實現了穩定、效率和公正有序的統一。明確的社會制度架構以及政府、市場和市民社會秩序的結合,無疑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但這個基本框架決定于社會制度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創新能力,放任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僵化的社會制度理念,都不可能保證社會向穩定、效率和公正有序的方向發展。因此,宏觀層次的市場運行機制的確立,需要一個長期的實踐、調整、改革和完善的過程。
  五、改革的次序性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
  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和改革的次序性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次序性問題是轉軌以來在國際轉型經濟學界引人注目的問題。國外的研究,早期源自對市場化轉型方式及其績效的不同理論主張;后期則更加關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有沒有“最優次序”的學術探討。早在1990年蘇聯解體的前后,麥金龍(Mckinnon)就從金融控制的角度明確提出了經濟市場化有一個“最優”的次序問題,而且這種次序也因其初始條件而有所不同。他明確提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如何排次序的問題是極其重要的。政府不能、也不應該同時實行所有市場化措施。[5]顯然,按照麥金龍經濟市場化“最優”次序的理論,休克療法的激進市場化策略完全是錯誤的。但當時麥金龍的“最優”次序理論并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直到激進主義的改革措施,不但沒有實現經濟迅速的穩定和發展,反而引發了俄羅斯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轉型經濟學家才從激進主義與漸進主義轉型方式的優劣比較中,把最優次序的問題納入轉型經濟學的研究框架。
  轉型經濟學家德瓦特里龐(Dewatripont)和熱諾爾·羅蘭(Roland)的研究非常具有代表性。熱諾爾·羅蘭的結論是,在改革不確定的情況下,一切取決于改革的順序。[6] 他特別強調三件事情對正確的改革次序是重要的,第一,信息特性;第二,次序應當使改革過程事前是可接受的;第三,次序應當把進一步聚集改革的支持者和動力并滿足事后政治約束作為目標。這種研究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模型化地說明改革次序的先后,但在實際上,它并不反映市場經濟層次性的制度安排特征。
  比較麥金龍和熱諾爾·羅蘭關于改革次序性研究的差別,前者是從市場經濟本身來說明問題,而后者的目的則還是在證明激進主義和漸進主義轉型方式的優劣。遺憾的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并沒有引起國際轉型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理論認識的更大改觀,他們仍然熱衷于轉型方法的優劣和正確次序的選擇,甚至進行不同改革次序在成本、可控制等方面的實證分析,卻完全忽略了中國轉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市場經濟存在層次性的制度安排。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也非常重視改革的次序性問題研究。但國內與國際研究并不完全相同,后者關注的是最優改革次序的確定以及何種次序最優的問題;而前者則更為關注中國經濟轉型的次序性問題或者層次性研究。因此,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研究基本上是個空白領域。例如,洪銀興既強調“轉型的次序”問題,又專門研究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層次性”問題,但對層次性和次序性二者的關系并未界定。值得指出的是,他所研究的是經濟轉型的層次性,而不是本文探討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層次性。洪銀興認為經濟轉型涉及經濟體制的轉型、增長方式的轉型以及工業化路徑轉型三個層次。[7] 周冰對改革次序持否定意見,他認為對改革進行設計和計劃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周冰認為,改革次序安排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進行決策,才能達到緩和改革中利益矛盾與沖突,減少阻力,控制風險,以防止憲法性秩序崩潰,實現體制平滑轉型的問題。[8] 事實上,經濟轉型的層次性問題和最優改革次序的確定并不矛盾和沖突,不是一分為二,而是合二為一的問題。改革作為一個被動和主動不斷交替的過程,所謂最優只能是相對而言的。甚至從轉型的實際經驗來看,最優改革次序的確定完全取決于改革的可控制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人們無所作為的自發過程。次序性問題在國際轉型問題研究中被認為是經濟轉型順利發展的關鍵。事實上,正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層次性決定了市場經濟改革的次序性。
  從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研究來看,市場經濟從微觀、中觀到宏觀都存在層次性的制度安排,這基本上構成了經濟轉型次序性改革的邏輯線索。邏輯主線就是市場運行機制的培育,改革的重點則依次是微觀價格機制的形成、中觀企業制度的規范、宏觀經濟體制的完善三個階段,這可以看做是經濟轉型的基本次序。結合不同的轉型實踐可以有不同的微調,但無論是漸進主義道路,還是激進主義道路,都沒有脫離這個基本的發展脈絡。這個次序性制度安排完全是由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
  首先,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微觀市場運行機制是實現社會資源配置方式轉型的關鍵。有了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各種配套的市場體系,就能夠實現微觀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轉變。這是建立市場經濟微觀運行機制的階段。
  其次,中觀層次企業組織形式的市場化創新,是培育市場效率和市場主體的關鍵。產權結構多元化的公司制企業保證了市場運行機制的競爭效率,這是建立市場經濟中觀運行機制的階段。
  最后,宏觀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確立和憲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結合,為以市場運行機制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框架形成和社會制度創新確立了規范和秩序,使得社會轉型能夠穩步推進。這是建立市場經濟宏觀經濟運行體制的完善階段。轉型國家的經驗證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次序性問題只能在層次性制度建構的階段性轉換過程中有效解決,這些次序性的問題也存在一個伴隨市場經濟層次性制度安排培育發展而使其實施條件漸趨成熟的過程。通過階段性的改革和發展能夠為市場經濟次序性的改革奠定層次性制度基礎,提供改革條件,從而使改革變得更加容易接受,在利益調整的改革格局中阻力更小而共識更多,這顯然是解決市場經濟改革次序性難題的有效途徑。
  六、結束語
  研究表明,市場經濟實際上存在著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性的制度安排,這種層次性安排既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又具有宏觀層次社會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安排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系統性并行不悖,完全可以通過層次性、階段性的制度建構實現其整體完善和確立。這為轉型國家向市場經濟的順利轉型提供了可行路徑。但轉型的效果,一方面取決于對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內在邏輯架構的正確認知和把握;另一方面則依賴于改革的階段性推進和恰當的改革次序。既有的轉型經驗充分證明:經濟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經濟體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轉變過程。按照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安排的邏輯路徑,結合轉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來考慮改革的次序性和戰略選擇,就能夠有效地避免出現大的改革失誤。
  [收稿日期]2006—12—17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11~16F11理論經濟學張建君20072007
層次性/次序性/經濟轉型
  hierarchy/orderly/economy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 HIERARCHY OF MARKET ECONOMY AND ORDERLY OF REFORM Marxism economics i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from West economics to market economy theory that is as institution hierarchy or as price mechanism of equilibrium. On the basis to form different model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hina's “dual-themes and pattern of stage change”of transformation model has been successful; but Russia's“shock therapy”transformation model is a complete failure. The institution hierarchy of market economy is not only able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 correct order of the reform priorities.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conom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hierarchy of market economic will be able to better grasp the orderly of the economy system of China's priority reform op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countermeasure.
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層次性的制度安排和把市場經濟等同于一般均衡的價格機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理論認識上的根本差異。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經濟轉型模式。中國的“雙主題階段轉換式”模式獲得了成功,但俄羅斯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轉型模式則徹底失敗了。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認識,不但能夠解釋中國經濟轉型的順利發展,而且提供了正確把握改革次序的理論基礎。隨著轉型的不斷深化,從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角度能更好地把握中國改革的次序性選擇和轉型對策。
作者: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京11~16F11理論經濟學張建君20072007
層次性/次序性/經濟轉型
  hierarchy/orderly/economy transformation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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