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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征及其歷史地位
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征及其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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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延安知識分子群體,是指從1936年抗戰爆發前夕至1945年抗戰結束這一期間集結于延安,經受革命戰爭洗禮的新型知識分子的集合體。這一群體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而形成的,她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且,這一群體與近代各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群體相比,有著顯著的特點,為世人所矚目。
    一、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從其形成的深層原因考察,主要源于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愛國情結和社會使命感。
  憂國憂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感品質,源遠流長。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演化,這一情感品質已逐漸地積淀為一種制約與影響知識分子思想及行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價值取向。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鴉片的煙霧、列強的進犯、國人的饑寒交迫,以及自身也遭受了精神上的奴役與生活上的貧困,使得他們中的一批敢于反叛傳統、具有近代意識的人們,以嶄新的文化姿態和人格形象,出現于國人面前,自覺地担負起拯救民族、振興中華的重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這一愛國主義情感品質,由一種被動的情感反應上升為一種自覺的行動。“從這一個時刻起,幾乎每一個有良知、有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象受雷擊一般從驚恐中躍起,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1)]。“九·一八”事變后,僅上海一地,學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團體有35個,所組織的抗日集會達67次,發表的抗日愛國宣言、通電達94個,先后二次進京請愿[(2)]。而“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爆發,將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感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條以自身為主體的救亡道路。
  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將改造社會、振興民族之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覺悟和力量,他們在政治上具有依賴性。然而抗戰時期嚴酷的社會現實,使得知識分子對依賴對象和救亡途徑作出了新的抉擇。“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命令東北軍實行“不抵抗主義”,致使東北三省在一百多天里全部淪入敵手。西安事變后,國民黨雖然被迫與共產黨聯合抗戰,但仍然推行片面抗戰的路線,難以在抗戰中有大的作為。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拋棄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尋找民族的、精神的新“支點”。正如上海大學生向國民黨政府的宣言中所述:“是政府自絕于國民,而非國民先絕于政府”[(3)]。
  這時,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與紅色首都延安成了眾望所歸的一方抗戰熱土。中國共產黨自大革命失敗后,一直處于被國民黨圍剿、封鎖、追殺的艱難境地。而在國難當頭之時,共產黨人站在民族、民眾的立場上,毅然決然地舉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幟。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共產黨人又從抗日大局出發,敦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國民黨先消極抗日,不斷制造與共產黨的摩擦;而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日的進步立場,并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使敵后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延安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與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地方。
  在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作了積極的努力。黨中央將吸引、組織知識分子到延安作為一項緊迫任務,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要象與敵人爭國土那樣爭取知識分子;通過各地的八路軍辦事處、地下黨組織及一些進步的社會團體、社會媒界與知名人士,引導和組織知識分子到延安。僅在1938年5月~8月間,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達2288人。
  為了更廣泛地吸引知識分子到延安,中國共產黨在理論與政策上也作了探索和改進。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及隨后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黨長期以來在吸收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關門主義傾向,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基本動力”。到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特點、階級歸屬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作了較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并進一步明確了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對知識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體規定。并在政治上關心他們的進步和成長,于1937年至1942年間,先后創辦了抗大、魯藝、女子大學等17所院校。為了使國統區、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能夠更多地了解延安,加強了對外宣傳工作,歡迎中外人士參觀采訪,擴大共產黨與延安在民眾中的影響。到了1937—1938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歷史潮流。至1938年底,赴延知識分子人數已達十多萬,形成了一個延安知識分子群體。
    二、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征
    (一)思想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統一指導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依其演進歷程,自辛亥時代至抗戰時期大致可以分為五代人。辛亥一代知識分子因其剛剛從陳腐的士大夫集團和舊式教育中掙脫出來,推崇的是西方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和民主學說。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承續了辛亥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淵源,注重于以“科學與民主”及反傳統主義為主導的新文化建設,追求知識分子自身個性的解放,結果,“主義”與“學說”紛呈。大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因其是在五四運動的社會政治風雨中成長起來的,大多已領受了新文化的洗禮,在經歷了許多挫折和嘗試的錯誤之后,其中的先進分子開始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二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在經受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的陣痛之后,一部分人將自己的重心移放在文化事業上;一部分人在社會政治運動中其指導思想游移不定。上述四代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其傳統文化“情結”影響與制約,一方面對西方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較膚淺,思想流程多變,以致未能在思想上對一種主義或一種政治主張形成一致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在抗戰時期成為延安各界知識分子統一的指導思想,一是由于當時的歷史背景。自從鴉片戰爭以來,覺醒了的知識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著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與實踐過種種主義和政治主張,但最終均未能實現其社會理想。“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給正處于迷茫中的知識分子以重重一擊,使他們不得不對中國的出路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斷。而正在這時,中國共產黨人高高舉起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一旗幟,勾畫了拯救中華,建立一個新型社會的藍圖,延安即成為新型社會的雛型,這給身臨延安的知識分子以巨大的鼓舞與真實的啟引。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知識分子中確立了崇高的威望。如果說,馬克思學說所勾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科學的抽象,那么,毛澤東思想所確立的中國革命的方向、道路和路線、方針則是具體的,可以感受與直接驗證的。因此,對于急于要尋找救國之真理與道路的延安知識分子來說,具有較強的感染性和吸引力。再則,毛澤東本人在共產黨內與延安知識分子中偉人地位的確立,也是一大因素。這一切,都有助于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
    (二)彌補了歷代知識分子自身的一大缺陷,初步實現了與工農的結合
  舊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社會中上階層,有較濃厚的士大夫意識,在思想情感方面與勞苦大眾有著一定的距離;在救國救民、改造中國社會的探索中,常常從主觀的愿望出發,局限在“主義”與理論的論證上,未能認識到民眾的力量。而延安時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為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的結合創造了良機。這是由于,民族危亡的共同命運和抗日救亡的共同任務,把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維系在一起。而且在偉大的反侵略戰爭中,知識分子認識到必須依靠廣大的工農群眾,這是知識分子思想認識上的一大飛躍。再則,在延安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朝夕相處,使得原有的隔閡和距離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戰斗中逐漸得以消除。
  延安知識分子實現與工農的結合經歷了一個過程,共產黨的積極引導,加快了這一結合的進程。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多次撰寫文章,發表演說,組織座談,以幫助知識分子解開“扣子”,糾正錯誤觀念。在由許多知識分子參加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還現身說法談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轉變的過程。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的積極倡導下,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學工農、當工農、寫工農、演工農,使其思想品格及作品的思想內涵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被毛澤東譽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著名作家丁玲,從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到獲斯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三)改變了階級屬性,實現了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變
  延安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轉變,是在社會政治生活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各階層謀求“抗日救亡”這一共同利益與在共產黨的教育幫助下,經過艱苦的革命實踐而得以實現的,這是一個艱難而且痛苦的過程。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民族利益成了全體國民所謀求的共同的、最高的利益,并壓倒了社會各階級、各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在民族危亡之際,中國知識分子與以工農為主體的無產階級之間,在其革命目標、思想情感方面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這是延安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得以轉變的一個歷史條件。
  為了促使知識分子階級的屬性轉變,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延安知識分子的培養和教育。自1937年開始,中共中央先后組建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黨校、陜北公學、安吳堡青年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民族學院等17所學校,組織成千上萬的延安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校學習。黨中央還選派李維漢、凱豐、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吳亮平等優秀的教育家、理論家到抗大、陜公、魯藝等校任教,為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眾運動等課程。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洛甫、陳云、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也經常到各校講課,作時事報告,使延安的知識分子得到了系統的學習和教育。中國共產黨為了在進一步消除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的不良傾向的同時,進一步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于1942年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延安是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爐。在這里,眾多的知識分子通過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培養和自身的社會實踐,逐步轉變階級屬性,成為共產黨的追隨者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奮斗者。其中,有許多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如陜北公學從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間共培養學員6000余人,其中約有3000人被發展入黨。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來青年知識分子609人,畢業時有427人加入了黨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戰士[(4)]。
    (四)確立了共同的革命目標,實現了各界知識分子的大團結
  延安知識分子群體,不僅隊伍龐大,而且結構完善。他們有的來自國統區,有的來自淪陷區,有一部分是南洋和歐美國家的華僑青年,還有延安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包括漢族、回族、蒙古族、朝鮮族等十幾個民族。在職業上也是全方位的,有文學家、音樂家、戲劇家、電影明星、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教員、青年學生等。該群體的素質也是優良的,其中不少人在赴延安前就已是名人、名家,如“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黃華,姚依林、蔣南翔等;集結于延安的文學藝術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更是不勝枚舉,如周揚、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蕭軍、歐陽山、吳伯蕭、艾青、何其芳、丁玲、蕭三、賀敬之、冼星海、呂驥、賀綠汀等。延安成了各界知識分子名人名家的聚集地,真可謂人才薈萃,群星燦爛!
  縱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史,延安各界知識分子的大團結是空前的,他們不只是形式上的聚集,而是在思想、精神、意志上建立起了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陳慕華、丁雪松、郝治平在回憶延安抗大的戰斗生活時稱延安是溫暖的大家庭,“這里沒有爾虞我詐,沒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團結友愛,互相幫助”,“在延安,大家在一起無拘無束,彼此都很坦誠,誰也用不著戒備誰,你完全可以把心胸全部敞開。”[(5)]從延安走過來的不少人,之所以一直懷念延安生活,正是這種令人心情舒暢的新型人際關系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
  促成延安知識分子“大團結”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有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即“抗日救亡”,繼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再向社會主義邁進。延安知識分子正是為了這一共同的革命目標而集結在一起的。其次是共產黨的領導。在此以前的幾代知識分子均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其“群體結構”是松散的,無組織狀態的,互相間主要靠一種“文化”的聯系。而延安知識分子群體是一個克服了散漫性和自由主義傾向、有嚴密組織、統一領導的整體,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革命隊伍。第三是在文化的構建上有了共識,各界知識人士都在為構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而努力。前幾代知識分子間的那種“文人相輕”、各持門戶之見的現象基本不復存在。
    三、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作用和歷史地位
  (一)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在政治上的成熟,使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擁有一大批意志堅定、素質優良的知識型干部,加快了中國革命的進程。
  抗日戰爭開始時,陜甘寧邊區和抗日前線最缺乏的是干部和人才,尤其是知識型干部。毛澤東說:“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6)],其中最重要的準備,就是干部的準備。為此,中國共產黨以創辦各類干部學校來加速培養抗日干部和各種建設人才。
  為適應抗戰的新形勢,1937年3月,黨中央決定把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除了繼續從部隊抽調干部進行培訓外,同時開始招收從全國各地來陜北的青年知識分子。后來,在赴延安知識分子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又相繼成立了陜北公學等十幾所學校。這些新型學校,培養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各種人才。如陜公,它在建校三年中,訓練了1萬多名學生,其中有80%以上到敵后去工作,10%在邊區各部門工作,10%到大后方工作。[(7)]194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調集10萬軍隊和2萬名干部開進東北,與東北的抗日力量會合,發展和控制東北。在這2萬名干部中,就有90%是延安知識分子。
  通過共產黨的培養教育和社會的斗爭實踐,大批學生出身的、在抗戰前后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被鍛造成為知識型干部人才,使共產黨和軍隊的干部隊伍素質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據1939年11月統計,“黨政方面”,“在中級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識分子”[(8)],華北地區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參加工作的學生,”“就是靠這些干部,打開了局面,工作開展了,而且搞得很好”[(9)];“后來的政治干部,除了老紅軍以外,就靠這批人,從這批‘三八式’里邊選出來”[(10)]。在延安成長起來的這批知識型干部,不僅在抗日救亡中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在新中國建立之后,他們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教、科技、外交等各個領域担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在根據地的文教和科技事業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貢獻,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并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1、教育事業 舊中國文化教育事業極不發達,就陜甘寧邊區而言,它雖然是中國政治最進步的地區,但仍然“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11)]。至抗戰初期,全邊區僅有120所小學,在校的“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12)],整個邊區的中學生是屈指可數的,平均起來,識字的人只有當地人口的1%。
  中國共產黨立足陜北后,把興辦教育事業視為當務之急,積極倡導與廣泛發展民眾教育。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奔赴延安,為邊區解決了小學教育和群眾教育的“師資”問題,使得邊區的小學教育迅速發展,在1937—1939年兩年間邊區受教育的小學生數增長了10倍。在成人教育方面,創造了識字組、識字班、冬學、夜校、半日校、民教館等六種社會教育的組織形式。在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方面,不少知識分子先做學生,后當教員,形成了干部與高等教育的良性循環。延安知識分子所作的上述努力與探索,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化普及工作、黨校與團校等政治學院的建設、發展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2、文化事業 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鼓舞下,貫徹文藝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針,深入農村、工廠、部隊,掀起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高潮。他們建立了各種文藝社團,如中國文藝協會、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人民抗日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以及眾多的音樂團體、美術團體;同時,還組建了延安青年藝術劇院、延安平劇研究院和邊區藝術干部學校、延安部隊藝術學校等。不僅使邊區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文學藝術的繁榮有了組織上的保證,而且也為新中國誕生后的文化建設提供了可借鑒的寶貴經驗。
  延安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成為邊區以至全民族的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如《兄妹開荒》、《白毛女》、《赤葉河》等一批戲劇深受邊區人民喜愛。《八路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等不少優秀歌曲,在我國音樂史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在文學創作方面,不僅碩果累累,而且迎來了一個文學創作的新時代,奠定了新中國文學創作的基石。
  3、科技事業 三、四十年代的陜甘寧邊區,經濟與現代工業相當落后。到了1938年,延安集中了一批科技人才,有留德的教授和博士,有在國統區執教的青年教師,有從事各種專業的科技人才,他們為發展邊區的科技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如工程師沈鴻,1938年春,帶7名技術人員和10部車床來到延安,與其他技術人員合作設計了印刷機、油墨機、造紙機、制藥機和煤油機,奠定了陜甘寧邊區的工業基礎。在晉察冀集中了一大批學理工的大學生和留學生,創辦了軍事工業和軍工研究室,能制造常規武器,奠定了新中國軍事工業的基礎。延安光華農場的科技人員,進行了當地棉花栽培新技術的研究和推廣工作,為解決當時缺棉少布的困難立了大功。陜甘寧邊區還有一支政治覺悟高、技術精湛的醫療衛生隊伍,在延安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醫療系統和醫學教育系統,為各根據地培養和輸送了一批醫護人才。
  廣大科技人員、專家同時還在科技理論研究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探索。1939年,延安自然科學院成立,既注重解決抗戰和邊區建設中急需解決的科學技術問題,又著力為全國勝利后所需人才做準備。自然科學院的教師們帶領學生對陜甘寧邊區的生物植被進行普查后,向中央提出了“開發南泥灣”的建議,隨之掀起了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0年成立了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有會員320人,下設機電、農學、地礦、煉鐵、生物、醫藥、航空、氣象、土木工程等十多個學會。這些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的建立,為邊區以至后來新中國的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和組織形式、社會實踐方面的寶貴經驗。
  (三)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經過抗日救亡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實踐,促進了自身的進步和發展,從而確立其劃時代的歷史地位。
  一是實現了知識分子工農化,并逐步成長為無產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在抗日救亡這一全民族的共同目標驅使下,接受了共產黨的教育與引導,在一個特定的環境氛圍里實現了與工農群眾的結合,促進了自身思想品性的改造,克服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脆弱性,逐漸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這一“結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直為后來的知識分子所推崇和仿效。
  二是延安知識分子作為抗日救亡的主體力量之一,在革命斗爭中逐步形成了“重實踐”的新價值觀。抗戰之前的幾代知識分子,在救國救民道路的探索中,偏重于理論的爭辯,而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將抗日救亡落到了實處,直接參與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與科技事業的建設,注重從實踐中實現自我價值。這一價值取向的形成,使延安知識分子真正走出了“象牙之塔”,獲得了更多地了解中國國情,了解勞苦大眾的機會,拓展了思想空間,強化了革命意識,提高了思想的敏銳性,這也是延安知識分子得以健康成長的一大內在因素。
  三是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在接受中國共產黨統一的組織領導過程中,增強了組織紀律性,克服了舊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作風。延安知識分子群體的每一成員,是作為一名抗日救亡的戰士而接受共產黨的組織領導的。共同的革命目標和利益,使他們在思想意志上實現了高度的統一,因而從根本上抑制了以往的“散漫”作風和個人主義傾向。知識分子之間,以及他們與工農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同志式的緊密團結的人際關系;長期的集體生活,逐漸形成了守紀律、服從組織領導與管理的自覺性。思想作風和精神狀態上的這種深刻變化,使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階層以一種嶄新的姿態立于工農群眾、立于社會之中。
  在中國知識分子發展的歷史長鏈中,延安知識分子群體只是其中的一環,但她卻是一個嶄新的開端,開創著中國知識分子輝煌的未來。她的劃時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可磨滅,她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注釋:
  (1)《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上)第309頁。
  (2)《中國青運史研究》叢書之六第41頁。
  (3)1931年11月23日《申報》。
  (4)《江西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第92頁。
  (5)198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第4版。
  (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56頁。
  (7)1940年11月8日《新華日報》。
  (8)(9)《陳云文選》第145、113頁。
  (10)《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62頁。
  (11)(12)《抗戰中的中國文化教育》第165、166頁。
  
  
  
浙江社會科學杭州020-025K4中國現代史劉悅清19951995 作者:浙江社會科學杭州020-025K4中國現代史劉悅清19951995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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