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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中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  ——評三部中國當代文學史
建構中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  ——評三部中國當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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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代中國文學史為什么難寫
  1999年8、9月間出版的三部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和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因為不約而同地問世于共和國的50華誕之際,從而顯得意味深長。
  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自覺意識,應該說最初形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其標識就是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整體觀”的概念,不僅切中了歷史轉型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危機的癥結,而且意味著學術界知識分子開始把文學史研究,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將其研究的視線集中地投向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完整性歷史階段。這種自覺的文學史意識,真正體現了作為研究主體的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和文學史研究的科學精神,標志著知識分子話語從主流的意識形態話語空間中剝離出來,由附庸的狀態重新走向獨立。八十年代末期的重寫當代文學史的具體實踐,可以說是在這種自覺的文學史意識引導下的最初嘗試,雖然它沒獲得最后的成功,但在沖擊以往當代文學史的“一體化”模式,逼近被意識形態話語重重遮蔽的歷史本相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至少我沒有預料到,重寫文學史的過程竟會如此艱難,就是從學術界公開提出“重寫文學史”到真正體現出這種提法實績的晚近的三部文學史以及稍早一些的《百年文學總系》(謝冕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費了整整十年的時間。這種研究進程,絕對滯后于具有537 種文學刊物和一年出版近1.5億冊文學作品的泱泱文學大國的文學現狀。(注:楊匡漢、孟繁華:《共和國文學50年》第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當然, 這倒不是說近十余年中國當代文學史領域就是一個刺眼的空白,實際上這些年不斷有新編的當代文學史出版,但是這些文學史從體例到闡釋基本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水平上,它們能夠做到的只是一些局部的修改或充實。這種文學研究的現象使我們不得不追問:當代文學史為什么重寫得如此艱難?
  從一般意義上講,撰寫當代文學史的障礙和困擾來自于它存在的歷史時間與敘述它的時間之間的短暫距離,以及由短暫的歷史距離而導致的種種現實壓力。胡適先生在1935年論及新文學史時就說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種整個的敘述。為什么呢?第一,因為時間太逼近了,我們的記載與論斷都免不了帶著一點主觀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著客觀的,嚴格的歷史記錄。第二,在這短短二十年里,這個文學運動的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發展得很快,有些方面發展得稍遲;如散文和短篇小說就比長篇小說和戲劇發展的早多了。一個文學運動的歷史的估價,必須包括它的出產品的估價。……所以在今日新文學的各個方面都還不曾有大數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評量的時候,這部歷史是寫不成的。”(注: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第1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版。)
  胡適先生已經說得比較清楚,由于時間的短暫性,所以從客觀上講,作為階段性的文學歷史還處在發展的過程之中,不曾完整地呈現其整體的運動軌跡,史家難以廓清其本相;從主觀上講,史家本人囿于時代之中,很難作出冷靜而客觀的判斷。當然,這還僅僅是可預料的困境,難以預料的現實中壓力則更為微妙。王瑤先生在談及編寫新文學史的難處時說:“有時還會有人打上門來,說你對他的評價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偉大等等,你必須隨時警惕不要遷就強者,不要只顧息事寧人!”(注:王瑤:《王瑤先生紀念集》第14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 8月版。)甚至作家本人去世了,但他們的家屬和親朋好友也會出面干擾。有形的困境和無形的隱憂,影響和鉗制著史家的客觀精神和自由思想。
  但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時間的障礙和現實的壓力,對于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并不構成“寫不成”的絕對障礙。首先,中國文學的“當代”概念與胡適先生當時所說的“新文學”概念不能完全相提并論。胡適先生在說新文學史“寫不成”的時候,新文學的歷史只有18年,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業已涵蓋半個世紀。其次,有胡適本人參與的規模宏大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年),就是一部相當成功的資料叢書,已經成為任何一部新文學史都不可能繞過的研究橋梁。這就表明,雖然新文學尚沒有完整地呈現其發展的現代歷史的軌跡,但研究者對于某一個較完整的階段性的歷史過程并不是無所作為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在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時,距下限的1927年也只有8年。而當代文學的歷史至少有三個相對較完整的歷史階段:17 年文學(1949——1966年)、“文革”文學(1966——1978年)、新時期文學(1978——至今),倘若說我們現在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難以把握尚有情可原,那么對前兩個時段的文學仍然以時間為由而講“寫不成”則難以令人信服。這就是說,胡適所說的時間障礙,并不能完全移用作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寫不出被公認具有獨立學術品格的當代文學必然原因。
  那么,真正的致命性的障礙究竟是什么呢?我以為主要有兩個。在九十年代之前,主要是當代文化語境中彌漫著濃厚的政治文化氣息。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纂基本上是在“一體化”的文化霸權的監制下從事注經式的工作。正如洪子誠先生所說:“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框架和敘述方法,實際上是五十年代就已經確立了的,周揚他們在各次文代會的報告和其它文章中已經確立了文學史的框架、理念和寫作方法。而80年代以來,沿用的都是周揚他們已經確立的路子。”(注:《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9年第6期第17頁。)
  盡管人們并不認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它們卻碰不得,文學史依然得按這種話語去闡釋作品、評價文藝運動,以致文學史的編纂體例只能沿用17年中所形成的文學史模式,文學史不斷以相似的面目出現:緒言與文藝運動以文化宣傳部門代言人的講話為綱領(也正是這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使一些已經被證明是為錯誤的政治路線和具體政策作宣傳的作家作品,也榮幸地進入當代文學史);不管各個時段的文學特征,一律按文體和題材分類,把眾多作家作品排列在時間基座上;具體的闡述方法則是作家簡介、代表作的故事梗概、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由于這種編纂方式用不著研究主體殫精竭慮地爬梳史料和思索具體的文學史問題,也用不著個體去發揮的自己的才情,因此通常是采用集體寫作的方式。作家和批評家不要指望在這種文學史中能獲得什么可得性知識,高校的文科學生在這種文學史的引導下很可能脫離當代文學發展的現狀。
  九十年代以后,則主要是知識分子自身缺乏同一性的問題。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歷史敘事,都必須遵循同一性的敘事原則。或者說,認識歷史離不開理論的指導,沒有理性的召喚歷史只能沉睡在一堆混亂而無意義的資料之中。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識分子訣別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試圖尋找屬于自身的知識話語敘述當代文學歷史,可是他們卻一時無法形成同一性的思想觀念。
  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顯然源自當代中國現實的曖昧不明。先是八十年代末期突如其來的歷史事件,然后是九十年代初期洶涌的經濟浪潮,當他們已經置身于急劇市俗化的社會現實時才不無痛苦地發現,包括他們曾經竭力呼吁的現代性理論在內的任何一種既有的理論,都無法道清巨大、迅速和復雜變化著的中國社會現實。對此,汪暉先生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作了詳盡地描述,他在文章中講道:“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在面對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啟蒙主義似乎只是一種神圣的道德姿態(而它曾經是以反道德為特征的),它的那些抽象而含混的范疇,無力對無處不在的資本和極為真實的經濟關系作出分析,從而喪失了診斷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社會一部分的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能力。”(注: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天涯》1997年第5期第142頁。)這種思想背景,使他們不得不對曾經自信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作進一步地反思,因為,這些提法都是以現代性理論為核心的。正是這些反思構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包括“人文精神”、“新左派”、現代/后現代、激進/保守等在內的幾次思想論爭的深刻的內在原因。待他們真正明白,現代知識分子的話語原本就是一個多元共存的空間,才各自廓清了自己的思路,毅然將個體的思想貫穿到文學史的思考之中,具有獨立學術品格的文學史才“千呼萬喚始出來”。
  以上,本人在探討當代文學史為什么難寫這個問題的同時,還涉及了重寫當代文學史艱難的思想歷程,意在表明這三部當代文學史的思想文化意義。我以為,這三部當代文學史的文化意義決不限于其專業本身的學術意義,它們不僅為獲取現代社會中文化教育文學經典的權威性與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力,而且為建構多元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二、三種文學史的體例與特色
  雖然這三部文學史面對的是同一段文學歷史,但它們的敘事方式不盡一致,這就導致三種文學史呈現出三種不同的體例和特征,而編寫者的學術成就與敘事動機,正是通過他們的各自的敘事方式、體例和特征凸現出來。
  在既有的40余種當代文學史中,嚴格意義上的個人獨立撰寫的文學史只有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從表層上看,這部文學史體例上與以往的文學史比較接近,全書分上下兩篇,一般文學史中敘述的文學現象、作家和作品它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體現出著述者學術個性上嚴謹尚實的一面。但細讀文本就不難發現,著述者還有深刻、老到、敏銳的另一面,這突出地體現在他對文學現象,尤其是對17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現象的把握和敘述上。
  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17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一直顯得比較冷清,雖然近年來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在國內真正有所突破的得首推洪子誠先生。一方面他切入“一體化”的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的方式,如刊物、文學團體、文學運動、中心作家、隱失作家等等,他在不動聲色的描述與冷靜的梳理之中,呈現“一體化”文化模式發生、發展和衍變的過程,從左翼文藝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自由主義作家的消失,從胡風、馮雪峰到周揚以及姚文元,發人深省。另一方面他汲取了當代人的研究成果,闡釋當時的文學作品,第八章“對歷史的敘述”是對17年的革命歷史小說重新解讀,第十五章“分裂的文學世界”引入了“文革”中的“地下文學”的概念,這無疑提高了這部文學史的學術品味。坦率地說,在我所接觸的當代文學史中,對17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敘述,還沒有哪一部能像洪子誠先生這部如此地吸引我。
  在文學史體例上最富有創新意義的大概就是陳思和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了。這部文學史以時間為序,劃分若干歷史時段,每個時段選取若干種重要的文學創作現象或創作思潮。一種創作現象或創作思潮為一章,在每一章中先是一篇綜合性的概述,然后是三篇代表作品的具體闡述。
  這樣,以闡釋文學作品為主體就成了這部文學史的重點。陳先生在《前言》里明確地表明,這是一部初級教程,“突出的是對具體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學史知識被壓縮到最低限度,時代背景和文學背景都只有在與具體創作發生直接關系的時候才作簡單介紹。本教材著重于對文學史上重要創作現象的介紹和作品藝術內涵的闡發”。(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7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陳思和先生在這部文學史的編纂上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創新勇氣和執著的精神探索。首先,它在確立文學創作和創作思潮的代表作上有所創新,更新了當代文學史的觀念。任何一部文學史的篇幅都是有限的,就是陳先生這部以闡述作品為主的文學史,被列為具體闡釋對象的作品也只有76篇(部),這就意味著大部分的當代文學作品被篩選出文學史。它從根本上突破以往那種方方面面都照顧到的“排座次”方式。同時,它還吸納了一些被以往文學史拒之門外的作品——“潛在寫作”的文本。這些潛在的寫作指包括“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在內的50——70年代因客觀環境不能發表的文學作品,以它們的創作時間而不是發表時間為準,改變了當代文學史的原有構形,使它從明朗的單面性變成了復雜的多面性。
  其次,建構某種同一性的話語貫穿龐雜的具體作品。被文學史列為具體闡釋對象的作品不僅包括各種文體、體裁,而且出自不同的歷史時期,代表著不斷演變的時代的審美風尚,因此,重要的問題是操持何種同一性話語貫穿各個時代、各種思潮的代表作。在九十年代以前,按陳先生本人的話說是屬于“共名”的年代,這也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歷史進化論的觀念足以使研究者擁有充分的自信,他們往往把歷時性的時代主流話語作為當代思想的制高點。但九十年代是個眾聲喧嘩的“無名”年代,涵蓋一個時代的精神主流消失了,整體的文化精神由多種話語構成,在這種文化情境中不能指望擁有一種既有的具有絕對壟斷權的闡釋方式,而必須建構一種具有同一性的行之有效的闡釋話語。完全可以想象,對于個人來說,這是一種浩大的精神工程。然而,陳思和先生用他十余年的學術積累和執著精神,支撐起這個自成體系的話語構架,并從具體的文本闡釋到抽象的理論概括,在這部文學史中全面展示:當代文學的豐富性與作家多層面的時代感受和思考、潛在寫作與時代多層面文學的具體內涵、民間立場的曲折表現方式、紅色經典中的民間隱形結構、戰爭文化心態與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無名狀態下的個人寫作立場、民間立場與理想主義等等。盡管這部文學史由幾人撰寫,但陳思和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精神風格統馭全書。
  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則是一項集體性工程,嚴格地說它不是一部當代文學史教材,而是一部文學史專著。該著的正文分10個專題,這些專題都是當代文學史上無法規避的重要文學現象和問題。研究者一方面厘清對象發生、發展的歷時脈絡,觀察它外在的表征和功能;一方面試圖探究其內在本質,思索其嬗變的機奧,總結其已經生成的和可能生成的效應。各種文學現象的變化,實際上從不同的側面印證了當代文學的整體的形變。在這些專題研究當中,饒有意味的我以為是那些具有突破性的,或者與當下文化語境密切相關的文學研究。
  首先是孟繁華先生的《毛澤東文藝思想闡釋》。對共和國文學的理解和敘述,不可能離開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深入理解。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它以至高無上的權威性規范和支配著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在近二十年它仍然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思想資源之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生產和研究。可是對于這種至關重要的文藝思想,研究者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由于無法把對它評述、解釋,與對其相應的歷史事實的確認和評價一道進行,因而能夠做的只是一種缺乏學術價值的重復性注經工作。孟繁華先生把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作為一種客觀的研究對象,進行實事求是地科學分析,闡釋的過程中時時閃現發人深省的光亮。例如他認為,“無論是文藝思想理論還是文學藝術作品,在毛澤東看來,都更具有工具的價值,他更愿意從理論家或文學作品中汲取有利于實現社會變革的某些觀念,至于這些觀念在知識系統中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他不一定有多大興趣,那些與社會變革無關甚至抵觸的思想觀念,遭到批評和排斥就是意料之中的”。(注:楊匡漢、孟繁華:《共和國文學50年》第2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毛澤東的文藝功能觀,與他的中國現代社會革命觀是不可分離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有較大的闡釋空間,盡管當代文學是以不斷否定的方式推進——“文革”文學否定17年文學、新時期文學否定“文革”文學,但觀念對立的理論家都能從毛澤東文藝思想之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資源和立論的根據。
  其次是李潔非先生的《城市時代和城市文學》。本人以為,城市生活涌進當代文學的創作世界,是九十年代文學有別于其它時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標志,同時也是當代文學代際轉換的一種顯豁的分野,也許它還是當代作家心態嬗變的一種預示。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文學缺乏濃厚而成熟的城市文學資源,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學雖然留下過一些浮光掠影,但并沒有積淀成經典而對共和國幾代作家提供精神養分。就以五十年代出身的知青一代作家來說,盡管農村生活只不過是他們人生中一個并不漫長的階段,但他們固執地把鄉村記憶作為創作驅動力,似乎只有在鄉村才能尋繹出中國現實問題的內核所在,只有鄉土文明才能發啟生命的想象和支撐起道德理想的架構。從這種意義上講,城市文學是當代文學中一塊蘊藏無限可能與希望的肥沃田野。
  當然,新興作家的城市敘事還剛剛展開,他們能夠捕捉到的更多的是城市生活的表象,即物化的現實和感性的欲望,以及在城市意志擠壓下的可以賦形卻難以抓住的稍縱即逝的個體感覺和自我情緒。也許,只有那片刻的感覺和情緒才能傳達生命存在的真實,因為在瑣屑和匆忙的日常生活之中傳統的詩意和浪漫無影無蹤,在它眼花繚亂的背后則是界限模糊的追求與貪婪、合理與荒謬,本質和意義無處可尋。盡管如此,我依然相信,新增長的城市文學的土壤隱含著難以預料的無窮可能性,它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部分。
  最后是陳曉明先生的《現代主義的興起與文學的多元化》。在當代批評家中,陳曉明先生對先鋒小說給予了持續地關注,他的《解構的蹤跡:歷史、話語與主體》一書在對先鋒派作品上解讀獨樹一幟,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可能他不愿意在書中再重復已經發表的文字,所以在這篇有關現代主義的論文中,他著重梳理新時期現代主義發展的過程,評價各個發展階段的代表作,力度似乎不夠。即便如此我還是想說,雖然真正稱得上形式主義實驗傾向的先鋒派小說,黃金時期只有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短暫幾年,但它們把中國小說的敘事方法和敘事語言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它們的敘事成就廣泛地滲透在九十年代的小說里。而且,正如陳曉明先生所說,自從先鋒派之后,現實主義代表的美學規范不再被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了,“文學寫作可以依靠個人的藝術經驗作為基礎,它也表明中國文學實際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多元分離的時期”。(注:楊匡漢、孟繁華:《共和國文學50年》第 407 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
  這三部當代文學史體例上的差異,表明了編撰者不同的歷史關注點和研究方式,洪子誠先生著眼于整體發展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歷史,陳思和先生用力于篩選和闡釋各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代表作,而楊匡漢、孟繁華先生關注文學史的專題研究。這就突破了以往彼此重復、千人一面的模式化文學史教材陳陳相因的整體格局。因此可以將三者放在一起,相互參照和互補,當作一部較全面和完整的當代文學史使用。它們相同之處,則是擺脫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束縛,同屬知識分子話語空間,標志著當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批評、文學研究相脫節的時代行將結束。
      三、兩種歷史敘事的原則
  “一體化”文學體制下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不存在歷史敘事的原則問題,其支配性的歷史敘述的準則是以科學為名義的價值判斷,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以“規律”和“本質”為名,以先驗理性和政治烏托邦激情為實的文學史寫作。只有“祛魅”年代的知識分子,才會在文學史寫作時慎重地甚至不無困惑地面對歷史敘事的原則問題。
  馬克斯·韋伯提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這對概念是出于這種思考:人作為既有情感又有理智的存在物,科學和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門科學從有效處理現實事物之間關系的功能著眼,追求的是‘工具合理性’;而作為一種信仰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和宗教,是把主觀預定價值的正當性當作目的,追求的是‘價值合理性’;前者屬于客觀合理性,后者則是一種主觀合理性”。(注: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第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在韋伯看來,現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問題都來自于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緊張和對立。
  體現在文學史寫作上的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緊張和對立,具體化為兩種寫作動機的矛盾——文學史敘述的科學動機與承傳知識分子人文傳統的動機。因此,我所關心的是洪子誠和陳思和兩位先生在文學史寫作上如何作出自己的選擇與決斷。
  洪子誠先生在自己專著的《前言》中明確地說:“對于具體的文學現象的選擇與處理,表現了編寫者的文學史觀和無法回避的價值評析尺度。但在對這些文學現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學運動、理論批評等進行評述時,本書的著重點不是對這些現象的評判,即不是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注: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5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版。)
  細讀洪先生的文學史之后我才真正理解洪先生這段話的深刻含義。首先,他清楚地意識到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歷史敘述既然不可能完全復現曾有的過去,那么歷史敘事就無法做到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的絕對地中止價值關聯,研究者在歷史現象的選擇和編纂本身就隱含著研究主體的“意義”觀。其次,研究者的價值關聯又是有限度的。雖然作為個別歷史事實的文學現象不存在規律性的問題,但存在著具體的因果關系。他在面對文學現象與進行因果分析時力圖保持“價值中立性”,運用經驗科學的方法論準則解釋對象,從而使文學史具有科學性。從洪先生的研究方法中,不難發現韋伯“理想類型”的影響,因而我們也可以將有關評述韋伯的話移用于洪先生身上,他“力求使價值合理性的‘世界觀’通過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動,落實到責任倫理上,這就完成了一個獨立的人格對社會歷史的自覺意識”。(注: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第27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 月版。)
  陳思和先生在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選擇上明顯偏于后者,他認為,當代文學具有開放性的特點,這一特點使這門學科具有不確定的特性,“它沒經典的作品和經典的解釋,這就容許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對學科的積極注入,容許研究方法上的多種可能性存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深刻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感應著時代變遷而激起的追求、奮斗和反思等精神需求,整個文學史的演變過程,除了美好的文學作品以外,還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知識分子的夢想史、奮斗史和血淚史”。這種文學史的意義“與其他現代人文學科一起承担著知識分子人文傳統重鑄的責任和使命”。(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3頁,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這種價值合理性原則體現在他主編的文學史中的明證,就是把“地下文學”的概念擴展為“潛在寫作”。在陳先生看來,雖然這種“潛在寫作”在“一體化”的文化體制下不可能公開發表,但它們表明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良知并沒有因為政治的重壓甚至摧殘而中止與泯滅,他們的精神成果及其藝術成就無疑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創作與思考的高度。共和國前30年的文學史因為它們存在而具有“復調”意味,“并使得我們通常對那個時代的文學容易產生的淺薄、輕浮的印象發生改變”。(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 149 頁,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從編纂者的角度說,對“潛在寫作”的認定, 還包括他們認同的文學史研究的傳承文化價值的職責意識。五四開創的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流淌在知識分子的心靈河床,即使是河床被強行覆蓋但潛流不止,研究者應該重新清理并投身于這種精神生命的流程,用陳先生本人的話說:“我們這幾代的研究者做的是疏通源流的工作,讓傳統之流從我們這一代學者身上漫過,再帶著我們的生命能量和學術信息,傳遞到以后的學者那兒去。”(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
  盡管洪子誠、陳思和兩位先生的歷史敘述的聲音都發自知識分子的話語空間,但他們的歷史敘事原則存在著差異,這是事實。我認為,這種差異一方面來自兩種文學史的體例上的區別。援引佛馬克和蟻布思關于文學史的界定,可以這么說,相對而言洪子誠的文學史是作為一項科學事業的文學研究,它運用解釋的力量來產生結果;陳思和的文學史是作為文化參與的文學研究,主要是對文學作品進行評論,稱為闡釋。(注:佛馬克、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第2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另一方面,差異源自兩位先生內在的精神個性。 如果以錢理群先生關于現代知識分子“豐富的痛苦”的精神現象分析來概括他們的話,洪先生更像懷疑和困惑的哈姆萊特,而陳先生更接近執著于理想和夢想的堂·吉訶德。他們的學術研究個性,不僅隱伏在他們所選擇的歷史敘事原則里面,也見之于他們的學生對他們的精神個性描述中。孟繁華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化》一文中認為,洪先生在《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的第七節“我不是堂·吉訶德”中評述茅盾、朱自清的一段話,可以看作是洪先生的心態自況:“他們其實并不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只不過他們更清醒地認識自己的特點(也包括弱點),在這樣的基礎上,尋找與社會、與時代可能建立的聯系的新方式。他們潛心于寫作,潛心于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并不完全是對學術研究等特別沉迷,其動機也有著他們對社會責任的執著。(注:見《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第165頁,陜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張新穎則這樣評述他的教師:“在陳思和,是逐漸地、自覺地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開創的新文化傳統發生緊密的聯系,有意識地使自己成為傳統中的一環,不僅從傳統汲取力量,并且在現實中傳遞為他所認同的精神的薪火。”在陳思和身上,這個世紀的歷史和他所處的現實是貫通在一起的,我把這種情形簡單地概括為:激活歷史,承担現實。二者常常互為因果、互相表現、彼此啟發和支援。”(注:張新穎:《薪傳》,載《世紀論語》第376——37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以上,我在比較分析兩種文學歷史的敘事原則的同時,還強調了它們的個體性、獨特性和自主性。毫無疑問,正是以這種真正意義的個人性的自由聲音為單元,才能構成多元價值共生共存的、具有文化創生機制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
  
  
  
創作評譚南昌11~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02000 作者:創作評譚南昌11~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02000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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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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