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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
弘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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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或中國人民最初對世界歷史的認識,是從19世紀中期中國先進分 子“睜眼看世界”開始的,它始終和中國人民“救亡圖存”、民族復興這一時代的主題 聯系在一起,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學者,無論是介 紹還是研究,他們首先是熱誠的愛國主義者。40年前,當海外看到“中國在世界史中像 神話般地出現”,整個世界處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之際,中國科學院世界歷 史研究所成立。它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即和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為中國世界史學科的 建設和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突出優點和特點,是和時代 的脈搏一起跳動,始終貫穿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 國家歷史進程中,表現出鮮明的中華民族精神。和19世紀中期相比,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和中國世界歷史研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繼承、發揚中國世界歷史研 究的優秀傳統,弘揚和培育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 的《南京條約》使朝野震動,一些人開始重視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了解,以尋求拯 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一股“睜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由知識界開始,逐漸成為一股新的社 會思潮和研究外國史地的高潮。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則徐在廣東主持禁煙期間,積極組織翻譯工作。他根據英 國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編譯成《四洲志》,較完整地介紹了亞洲、非洲、歐 洲和美洲30多個國家歷史、地理、文化以及宗教等等。1841年6月,林則徐在發配到新 疆伊犁的途中,在京口(鎮江)與魏源相會。魏源接受林則徐的囑托,在林則徐編譯《四 洲志》和《澳門月報》等資料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50卷本。這是中國第一部有 關世界史地的專門著作,使閉塞已久的中國人開始有了全新的世界概念。魏源在《海國 圖志·俄羅斯國總記》中以俄國彼得大帝為例,希望中國通過深刻、全面的社會變革, 使國家走上強盛的道路。彼得大帝“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 、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 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13萬之眾,其興勃然 ,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
    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帝國主義列強急欲瓜分中國。1896年王 炳耀輯《中日戰輯》,上海書局出版。作者在悲憤之際,認為“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 所以敗”,于是將外國報刊的有關資料匯編為《中日戰輯》,使人們牢記國恥,奮發圖 強。1897年,姚錫光編撰《東方兵事記略》,史料更加充實,較詳細地記述了中日甲午 戰爭的過程。當時,也出現了少量的國別史著作,例如,薛福成的《續瀛寰志略》等。
    和上述著作相比,更重要的是大量譯著的問世。19世紀末,外國歷史著作在中國大量 翻譯出版,成為當時十分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這些著作翻譯出版所產生的影響,已經 超出了學術的或僅僅是歷史學的范疇,而具有更深刻的社會內容。
    《萬國史記》是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學者岡本監輔用漢語編寫的世界通史性質的教科 書。1897年在中國出版,世紀之交在中國學術界廣為流行。梁啟超對其評價甚高,認為 此書可以使人認識到“大率研求新政新學者勝,擁虛名而無實際者敗”,這可認為是“ 古今不易之理”。梁啟超在他自己所編的《史學書目提要》中,把它列為首條。《俄土 戰記》,湯睿譯,大同譯書局1897年出版。梁啟超為此書作《俄土戰記序》,于1898年 2月11日在《時務報》發表。梁啟超在序中分析了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內治不修”和“外交不慎”。他認為這和19世紀末的中國十分相似。沙皇俄國不僅要 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東方者數百年”,其野心始終沒變。現在西方列強為了爭 霸,“并心注力于中國”。在民族危機面前,清政府卻為了小朝廷的私利,“倚強盜以 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國難當頭之際,讓中國人民將“俄土之事,懸諸國門”, 時時警覺,這是十分有必要的。
    1898年“戊戌變法”是一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 嚴復等號召“變法圖強”、“變法維新”。1897年,維新派唐才常撰有《最古各國政學 興衰考》、《各國交涉源流考》、《各國政教公理總論》、《各國種類考》等,通過對 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論述只有通過變法維新才可以使國家強盛,反之則使國 家走向衰亡。《最古各國政學興衰考》涉及到印度、希臘、羅馬、埃及、波斯等文明古 國,通過對這些國家歷史興衰進行總結,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 家,都應該順勢而“變”,走向繁榮;否則就將走向衰敗。聯系到中國的具體情況,他 認為在外國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急欲將中國瓜分之時,中國應該提倡“新學”、“ 實學”,通過“變法”一改陳腐衰落的面貌,使國家振興發展,繁榮富強。
    康有為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領袖。19世紀末,他提出“能變則存,不 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則亡”。康有為曾編有俄、日、德、英多種變政考。在《俄彼 得變政記》中,贊揚俄國彼得大帝為改變俄國落后面貌,學習西歐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 和政治、法律制度,回國后排除各種阻力,斷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使俄國融入歐洲文明 。1898年3月,康有為以《俄彼得變政記》進呈光緒帝。康有為還撰寫有《法國革命記 》、《波蘭分滅記》、《突厥削弱記》等外國史學著作。這些著作從另一個角度表述實 行變法維新的重要性,希望清王朝不要忘記這些國家由盛而衰的慘痛歷史教訓。如果說 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通過變法維新,使國家富強,而波蘭、突厥、法國, 則是故步自封,最后走向衰亡。
        二
    19、20世紀之交,有關世界一些國家亡國史的翻譯或編譯,在當時的中國世界史著述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的統計,1900年后的10年間,至少有50種以上。這些著 作,回應了極其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客觀要求,因為研究亡國史,向國人敲響“亡國警鐘 ”,有助于警醒國民,使其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鑒。當時研讀“亡國史”比研讀“建 國史”更有意義。因為“讀建國之史,使人感,使人興,使人發揚蹈厲。讀亡國之史, 使人痛,使人懼,使人怵然自戒。雖然,處將亡之勢,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則與其讀 建國史,不如讀亡國史”。例如,一些學者譯出了日本學者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作 為警戒。該書有多種中文譯本(注:這些著作主要有:玉瑟齋主人譯:《埃及近世史》 ,1900年5月,發表在《清議報》第45期;章起渭翻譯:《埃及近世史》“歷史叢書” 之一,商務印書館1903年版;麥鼎華翻譯:《埃及近世史》,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版; 此外還有出洋學生編輯所編:《埃及近世史》“帝國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02年版 。),麥鼎華認為中國和埃及同為世界文明古國,在不少方面十分類似,欲想研究中國 的未來,不可不讀埃及的歷史。麥鼎華所以翻譯此書,是因為感嘆自己國家“時事之艱 危,悲國權之屈辱,用譯是書以助戒懼”。希望以埃及亡國的歷史作為一劑良藥,使中 華民族警醒。
    《埃及近世史》中文本面世后,在中國思想界引起廣泛反響。一些人總結埃及亡國的 歷史教訓,已經敏銳地看到,拯救國家于危難中,緊緊依靠少數的志士仁人是不夠的, 關鍵是要全國人民都要有愛國之心。他們提出,“國之立也,必人人心中有愛國之思想 ,人人目中有愛國之觀念,然后撲者起,廢者興,死者生,亡者存,而埃及人民何如哉 ?”20世紀初的這種認識難能可貴,對當時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的中國,無疑有重要的 現實意義。除上述《埃及近世史》外,闡述埃及亡國歷史的著述還有多種(注:例如, 日本學者北村三郎《埃及史》,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版,“史學小叢書”之一;文明書 局譯刊:《埃及慘狀》,文明書局1903年版;還有《埃及百年興衰記》,《經濟叢編》 1902—1904年連載;《埃及亡國慘狀記》,《游學譯編》1903年連載等。)。
    印度是中國周邊大國之一。16世紀初,先后遭到葡萄牙、荷蘭、英法等國的侵略,175 7年之后,逐漸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至19世紀中葉徹底亡國。因此,在20世紀初的中國 ,有不少著述探討印度亡國的歷史教訓。例如,夏清馥編譯《印度滅亡戰史》,上海群 誼譯社1903年1月出版。該書的主要內容是希望國人將印度的滅亡作為前車之鑒,使國 人在慘痛的歷史事實面前猛醒。
    關于朝鮮亡國的著作,也有多種。1910年,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分析了 朝鮮滅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鮮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家。國家的命運,全系一家一人之 身,這尤其值得國人認真思考。李芝圃在直隸教育圖書局1911年出版《朝鮮亡國史》中 ,從歷史、政治等方面分析了朝鮮滅亡的原因,認為朝鮮滅亡的主要原因有二點:其一 ,實行君主專制,沒有民主政治,人民不享有自由,其二,缺乏獨立自主的精神,對日 本侵略者報有不切合實際的幻想,認為日本會“保護其獨立”,“保護其領土完整”。 作者強調中國要通過朝鮮亡國汲取教訓,牢記“國際只有強權,而無所謂公法;和平但 憑鐵血,而不可恃條文”。
    關于越南亡國的歷史著作,同樣有多種問世,例如梁啟超的《越南亡國史》,系根據 越南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潘承珠的口述撰寫而成,上海廣智書局1905年10月出版。書中闡 述了越南滅亡的經過和原因,以及滅亡后國家的慘狀。梁啟超強調,法國侵略越南,同 時覬覦中國由來已久,越南亡國,則給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鐘。趙伸(直齋)著有《腥風血 雨錄》,在《云南》雜志1907年第4—6號上連載。趙伸認為,越南亡國的慘狀,以及越 南亡國的屈辱歷史,有助于治療“東亞病夫三百年來之大病”,加快中華民族的覺醒。 19世紀,經過三次英緬戰爭后,緬甸成為英屬印度的一省,被英國占領而亡國。張成清 著《緬甸史》,載《云南》1908年第13—14和16號上。他譯編緬甸亡國的歷史,目的是 鼓吹愛國主義精神,希望中國人民免蹈緬甸之后塵,振作精神,反帝救亡,拯救國家于 危難之中。1903年,《湖北學生界》第5期、第7-8期合刊發表了《菲立賓(菲律賓)亡國 慘狀記略》。該文發表后不久,1904年浙江金華《萃新報》創刊號全文轉載。該文的主 要內容是,菲律賓先后淪亡西班牙、美國的悲慘歷史。著者認為,這對當時的中國具有 重要的現實意義,要求“與閱者諸君,沉觀靜思,以數其覆車之軌跡”,作為歷史的借 鑒。
    在介紹、研究外國一些國家亡國歷史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使介紹、研究帝國主義列 強侵略史的著作凸現出來,因為導致這些國家亡國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 掠奪。介紹和研究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在20世紀初的中國世界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
    日本齋藤奧治著《西力東侵史》在當時是一部有較大影響的著作。該書有兩種中文版 本。一是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版,由秦元弼譯;另一種為林長民翻譯,1903年作為福建 留日學生“閩學會叢書”出版。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對此書評價甚高,認為它是“時 下最急需之奇書”。據《周作人日記》1903年4月9日記載,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曾經購 得此書,并將它和《譯書匯編》等書刊托人帶回紹興,介紹到國內。基于對近代以來對 世界歷史的概括,出版者指出近代以來,“西力東侵,如電如潮,亞洲諸國,俱蒙影響 ”,而“受影響尤烈者有三”,即日本因能夠因勢利導,所以“轉弱為強”,而印度卻 頑固守舊,執迷不悟,所以只能“坐以待斃”。中國“有十倍于日本之潛勢力,而自暴 自棄,恐漸為印度之續”。“同此國同此民也,何為東不如西?”“同此東方之國,同 此東方之人也,何為中國不如日本?”譯者希望讀者能夠通過閱讀此書,認真思考這些 問題(注:上海文明書局:《新書出版廣告》,《江蘇》1903年第1期。)。《西力東侵 史》的某些觀點,明顯地是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進行辯護。但譯編此書的目的,并不是 為帝國主義張目,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更加警醒,認清帝國主義的嘴臉。
    陳崎編譯的《外患史》,是《國恥叢言》之一,上海時中書局1903年出版。陳崎編《 國恥叢言》的目的,是專門記述中國的國恥,敘述帝國主義是如何侵略中國的,使人們 能夠從娛樂升平、如醉如夢中醒悟過來,徹底拋棄享樂主義情緒,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前 途。這是一部簡明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陳崎在《外患史》的“前言”中說:“ 天下無外患,不足以興國,競爭不力者,進步不速。天下無不知外患者,不足以亡國。 今日外患亟矣,不知外患者,何蚩蚩蚩也。”深切地表達了憂國憂民,希望中華民族自 立自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情。
    沙皇俄國是一個極富侵略擴張的國家,沙皇俄國的歷史是一部掠奪各民族土地的歷史 。《時務報》在1897年9月17日、27日,連載《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此文譯 者為陳貽范,未署原作者名。《時務報》連載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國人民不要忘記 與中國接壤的虎視眈眈的俄國。文章概述了沙皇俄國侵略中國的歷史,包括侵略中國的 狡詐手段,和燒殺淫掠所犯下的罪行。文章強調,俄國同中國的交往,以不斷地“拓土 ”,無止境地擴張俄國的版圖的目的。每當中國內政外交出現危機時,俄國便“乘隙而 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
    養浩齋主人譯輯《俄國蠶食亞洲史略》,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系“史學小叢書 ”之一。譯者通過此書,希望中國“朝野憂國者鑒”。日本蕨山生著《俄國經營東方策 》,上海通社1903年譯自日文出版,系“通社叢書”之一。譯者認為,俄國野心勃勃, 在20世紀急欲稱霸世界,首先要把矛頭指向中國,而對這一點,我國同胞所知卻甚少, 特別是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極力主張“聯俄”,他們在俄國東侵的歷史事實面前,應 該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麥鼎華譯《俄羅斯史》,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當時“西北 利亞(西伯利亞)鐵道既成,勢力qīn@①qīn@①南下,我國實首當其沖。“若懵于其國勢民情,日言抵御,曷當于事”。因此,出版這部著作是有現實意義的,為了抵抗沙皇俄國的侵略擴張,Y.X.C.生的《東亞十年外交史》,刊載在《江蘇》1904年第9—10期。主要內容是中日甲午戰爭至日俄戰爭期間,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作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使中國人民牢記國恥,從而奮起斗爭,保家衛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寫的《二百年來之俄患篇》,發表在1911年2月20日至3月4日的《民立報》。宋教仁依據俄國200年來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揭露了俄國侵略中國的種種事實和伎倆,“以警告國人”不要忘記慘痛的歷史。彼得大帝的遺囑的主要內容,是關于沙皇俄國不僅要成為歐洲大國,而且要在全球擴張,實現稱霸世界的計劃。20世紀初,有關“彼得遺囑”的先后公布(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遺訓十條》,《杭州白話報》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俄皇大彼得遺詔十四則》,《政藝通報》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遺訓》,《俄事警聞》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遺囑》,《揚子江》1904年第3期。),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沙皇俄國侵略擴張的本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至于“彼得大帝”遺囑的真偽,至今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是,彼得大帝確實是向自己的繼承者指示種種侵略方針的帝王,他的繼承者們確實也忠實地執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針。
        三
    中國近代的世界史介紹和研究發端于鴉片戰爭時期。從洋務運動時期到20世紀初這些 介紹和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對亞洲、歐洲、北美一些國家歷史與現實的認識有所深化。 20世紀初,中國和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近代中國對世界歷史的認識在辛亥革命期間進 一步深化。
    20世紀初,對世界歷史的介紹和研究已有長足發展,使其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不斷增 加,在中國史學界,出現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盲目地否定一切,而對西方資產階級史學, 包括他們撰寫的中國史著作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的錯誤傾向,一些學者對此提出批評。 梁啟超說:“本國人于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皆在于是”,不 能“望諸他山。”(注:梁啟超:《東籍月旦》,《新民從報》1902年第11號。)馬敘倫 的批評更為激烈,他說:“一國必有一國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政治、學術、技 藝三者皆備”,都適合本國的特點,這樣,國家才會強大,言必稱外國則是奴性十足, 中國人要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史學的優秀傳統,盡快“改其奴性”(注:馬敘倫:《無史 辨》,《新世界學報》1902年第9期。)。這種態度,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辛亥革命時期的外國史編譯和介紹,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國的“革命史”方面,這不是 偶然的。一些知識分子鼓吹以美國以及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為榜樣,使這一時期有 關外國革命史的介紹和研究,帶有十分明顯的時代特征。它主要表現為由一般性的介紹 和了解,逐漸深入到中國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去。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救 亡圖存,拯救中華民族于危難之中的過程中,已經逐漸將實現民主共和,推翻清王朝統 治的革命提上日程。徹底結束在中國沿襲數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已經成為不可遏止的 社會歷史潮流。
    18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徹底結束了1000多年的封建統治,揭開了法國歷史上 的嶄新一頁,由此法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確立和發展的新時期。辛亥革命前夜,中國對世 界各國“革命史”的介紹中,法國大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圍繞著對法國大革命的 認識和評價,不同的政治派別展開了尖銳的思想斗爭。
    日本奧田竹松著、留日愛國學生組織青年會編輯部編譯的《佛蘭西革命史》,1903年 由上海明權社發行。該書是當時諸多中文本法國革命史中,影響較大的一種。作者高度 評價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意義,歡呼這場革命給法國、歐洲,以至整個世界所帶 來的深刻變化。1903年第7期《浙江潮》介紹此書時,明確指出編譯此書的目的,是為 了從中尋找“救吾國之妙藥”。此書“欲鼓吹民族主義,以棒喝我國民”。改訂再三, 始行出版。其中敘法國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為吾國前途之龜鑒 云云。購而讀之,不覺起舞,真救吾國之妙藥,興吾國之主動機關也。愛國志士不可不 各手一編,以自策勵”。上海明權社談到為什么要把這本書譯成中文時,強調這本書是 “國民奇書”,“凡吾國青年志士有不愿為奴隸而愿為國民者,當各手一冊,以朝夕自 勵”(注:上海明權社出書廣告,《江蘇》1903年第3期。)。1903年,上海至少有三種 關于法國革命史的譯本問世:其一,趙天驥譯《法國革命戰史》,1903年1月,上海廣 智書局出版。其二,中國國民叢書社譯自日文《法國革命戰史》,1903年4月,上海商 務印書館出版。1911年辛亥革命時,該書在1912年、1913年先后再版,在辛亥革命中,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三,人演社社員譯《佛國革命戰史》,1903年5月,上海文明書 局出版。書中較多地介紹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以及啟蒙思想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作 者強調,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為革命爆發做了必要的輿論準 備,正是由于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斷深入人心,才使民智大開,民氣大變,激發愛國之 心,鼓舞革命斗志,取得了革命的勝利。20世紀的中國,猶如18世紀的法國,只有通過 革命鼓動,使國民從蒙昧中猛醒,自覺地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中國才有希望 。
    1886年,日本中江篤介(中江兆民)著《革命前法朗西二世紀事》,中國出洋學生編輯 所1901年譯刊。1903年7月4日,上海《大陸報》曾經介紹此書,認為革命前的法國專制 獨裁,社會黑暗腐敗,“今取支那現象一一比較之,殆其返影。同人夙抱杞憂,不忍默 緘,特譯此書,以為前車之鑒”。寄生(汪東)著《法國革命史論》,長文約3萬余字, 連載在《民報》1907年第13、15、16、18號和1908年第19號。該文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 “20世紀初,在介紹法國大革命史的專文中,史論性最強,聯系中國實際最密切,反清 革命旗幟最鮮明”的文章。該文章的主要特點在于有意識地將中國和法國的封建專制統 治進行比較。作者寫道:“述法國革命之旨,在與中國一一相較,否則何取乎以異國往 事為談資。”作者認為中國人對法國的封建專制統治,當有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清王 朝封建統治的“虐史”,與法國的封建統治者十分類似。“法國當十八世紀,在上者之 專制,與夫文士黨錮之獄,民以困,議論之沸騰,無一不與中國類”。法國大革命不僅 僅只影響到歐洲國家的革命,清王朝的“政治無一善而有百弊,君相百僚,相與游魂于 釜底,安處于風幕而不自救,改弦更張,非可屬望,張皇微眇,又無所補于今之世”, 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文通過充分肯定法國大革命,鼓吹中國 進行反清斗爭,這實際上是在為推翻清王朝制造革命輿論。
    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已經有 了較多的了解。法國大革命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被稱之為“全歐革命之先聲” ,“近代文明之春雷”,“驚天動地之偉業”。爭取“自由、平等、博愛”,使他們深 受鼓舞,進一步激發了他們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決心和信心,憧憬著在中國實現 像法國大革命一樣驚天動地的偉業。1906年,革命青年柳亞子著文熱情歌頌法國大革命 的同時,將中國太平天國革命與之相提并論。文章說:“歐洲法蘭西大革命,既開十九 世紀之新幕,由是而伊大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而奧大利事件,全歐大勢為之一變。 潮流東漸,遂開巴爾干半島之風云。而洪氏適以時起,甸南服,歐人大注目于其舉動, 稱之為中國革命軍。”(注:柳亞子:《中國滅亡小史》,《復報》1906年第6期。)
    除法國大革命之外,當時還編譯有意大利、蘇格蘭、荷蘭、希臘、葡萄牙、俄國、菲 律賓等國的革命史著作。這些著作同樣是通過各個國家革命歷史的記敘,闡述反對封建 專制統治,發動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注:這些著作主要有,張仁普譯:《意大利獨 立史》,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版;東京留學生譯述:《義(意)大利獨立戰史》,商務印 書館1902年版;《意大利建國史》,上海一新書局1903年版;穆湘瑤譯:《蘇格蘭獨立 志》,通社1903年版;《蘇格蘭獨立史》,商務印書館“歷史叢書”之一;《荷蘭獨立 史》,《江蘇》1903年;秦嗣宗譯:《希臘獨立史》,上海廣智書局1902年版;《葡萄 牙革命史》,商務印書館1911年版;《俄國革命戰史》,上海人演社1903年版;中國同 時傷心人譯:《飛臘濱獨立戰史》、《非律賓民黨起義記》,《杭州白話報》1901年。 )。然而,在眾多的革命史的介紹中,內容最多、影響最大的,還是有關美國獨立史的 介紹。這些介紹,始于19世紀中期鴉片戰爭期間,而后一直不曾中斷,只是到20世紀初 ,美國獨立史的介紹、研究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有了新的內容、新的特點。
    20世紀初,美國獨立史的研究,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美國姜寧著、章宗元譯《 美國獨立史》,1902年由譯書匯編社出版,該書原書名為《美國史》,共14卷,其中前 6卷的主要內容為美國獨立之前的歷史,故譯出后稱之為《美國獨立史》。該書出版后 受到熱烈歡迎,出版三個月后即有再版;后8卷的主要內容為美國獨立之后的歷史,概 述100年來美國歷史發展的概貌。1903年也由章宗元翻譯成書,書名為《美史記事本末 》。除以上外,章宗元還譯刊有《美國憲法》、《美國民政考》。由以上可以看出,章 宗元在美國留學期間,對美國歷史,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以及美國政治制度的 歷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并介紹到國內,使國內更多的人對美國獨立戰爭,以及美國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所了解。
    日本羽化生(澀江保)著、中國東京留學生譯《美國獨立戰史》,商務印書館1903年出 版。1911年辛亥革命時,商務印書館重新修訂再版,使該書的再版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 。譯者強調世界上每個國家爭取獨立、自由,都要付出流血的代價,強調這本書可以“ 作吾愛國青年的先導”。1912年、1913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該書對美國獨 立戰爭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美國獨立戰爭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一樣,都具有世界歷史性 的意義。譯者將美國獨立戰爭和當時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強調獨立戰爭的勝利,是“擲 頭顱,流頸血所博而來”,認為它是中國有志之士的必讀書。
    對美國重要歷史文獻《獨立宣言》的介紹,在辛亥革命時期外國史的介紹和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期間,《獨立宣言》曾5次全文發表,在國內廣為流傳。1901年5月10 日,中國留日學生創辦《國民報》創刊號,刊發《美國獨立檄文》。這是在中國最早全 文介紹美國《獨立宣言》。發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喚起國民精神, “明我國民當任之責,振我同胞愛國之心”。該報在創刊之時即發表美國《獨立宣言》 ,是借該宣言,表達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追求自由、獨立、民主的崇高革命理想,希望能 夠像美國人民一樣,推翻專制政體,建立自由國家。1911年11月21日,由上海一些革命 派學者創辦的《民國報》創刊號,刊發了《美利堅民主國獨立文》,此文根據美國《獨 立宣言》全文譯出。此系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后40天,全國不少省份紛紛要求獨立的形勢 下刊發的。1912年1月11日,《民國報》又刊載《北美合眾國宣告獨立檄文》。此時系1 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在短短不到 兩個月的時間內,先后兩次發表美國獨立宣言,不是偶然的。孫中山早在1904年著有《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該文被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 的宣言書,其思想內容和政治傾向,明顯地受到《獨立宣言》的影響。孫中山說:為了 保證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進步的、開明的 政府,“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的計劃,經過慎重考慮之后,早就 制訂出來了。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情況改善,把他們從現在悲 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孫中山最后對美國人民說:“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 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注:《孫中山選集》,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頁。)由此不難看出,《獨立宣言》所體現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 想,在當時中國政治生活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在五千多年漫長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 、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強大精 神力量,對一個民族來說,歷史發展的精神動力首先來自民族精神。愛國主義作為民族 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不僅表現為它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而且也顯示出它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土壤。從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艱”,到魯迅的“我以我血薦軒轅”,他們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成為中 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通過簡要地回顧中國世界歷史研究早期的發展歷程,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弘 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優秀傳統和民族精神,對于世界歷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愛國主義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它的時代性決定了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 ,具有不同的內涵。中國世界歷史研究自萌生時期,就表現出由那個時代所決定的鮮明 的愛國主義精神。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世界史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世界上一些 國家“亡國史”、“革命史”的介紹和研究,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今天雖然時代變 了,但愛國主義仍然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靈魂。只有這樣,中國世界史研究才能建立起 自己的理論體系,才能有自己的話語權。從事世界歷史研究,要有堅實的專業知識和專 業基礎知識,要有較好的外語水平,要有一定的史學理論方法論素養,但首先要有中國 人的靈魂。而這一“靈魂”的核心,只能是愛國主義精神。無論是現在和未來,這種精 神都不能少,在世界歷史研究中,既要反對僵化,也要反對西化。
    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充分地實現其學術的和社會的功能 ,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愛國主義在今天的具體內容,就是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我們 今天繼承和發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優秀傳統,弘揚和培育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民族精神, 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自覺地將世界史研究同建設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聯系在一起,積極投身于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中 國世界史研究在新時期做出更加輝煌的貢獻。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馬右世界歷史京4~12K5世界史于沛20052005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自萌生時起,就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 核心和精髓,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它的時代性決定了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不 同的內涵。和19世紀中期相比,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歷史研究,已發生了深刻變化 ,但愛國主義仍然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靈魂。我們今天繼承和發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優 秀傳統,就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弘揚和培育中國世界史研 究的優秀傳統和民族精神,自覺地將世界史研究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聯系 在一起,使中國世界史研究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做出更加輝煌的貢獻。中國/世界史研究/愛國主義/民族精神進步運動,是美國進入工業時代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廣泛及社會各階層和各個領域的 改革運動,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發生在經濟繁榮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運動 。張東生/何華峰許平/胡修雷
    本文譯者許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修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郵編:100871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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