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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年及其七十年的哲學因緣
張岱年及其七十年的哲學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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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3)03-0063-06 [收稿日期]2003-02-10
  張岱年(1909-)字季同,別名宇同,原籍直隸獻縣小垛莊(今屬河北滄縣),當代著名學者,長期從事哲學和哲學史的教學與學術研究,有著廣泛的建樹;特別在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領域,他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一
  張岱年的父親張濂,字仲清,清朝末年癸卯(1903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民國初年曾任眾議院議員。張濂平生贊成黃老之學,對傳統醫學理論如《黃帝內經》也深有研究。1909年5月,張岱年出生于北京寓所,3歲回到獻縣,隨母鄉居;幼年在鄉間就讀私塾,10歲時又回到北京繼續上高小;小學畢業后,入北京師范大學附中讀初中、高中。1928年,張岱年考入清華大學,但因對當時清華規定學生必須接受軍事訓練頗為反感,于是改考北平師范大學。當時的北平師范大學比較自由,合乎張岱年的心愿,因而于1928年10月入北平師范大學教育系學習。在大學期間,張岱年對教育學興趣不大,卻對哲學發生了濃厚興趣,并開始進行研究。這一時期,他先后發表了多篇哲學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因而,1933年畢業時,張岱年即受聘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助教,講授“哲學概論”課程。當時的哲學概論都是講西方哲學,張岱年也是講西方哲學的哲學概論。1936年,他寫成了名著《中國哲學大綱》;同年,在清華兼授“中國哲學問題”課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岱年因與學校領導失去聯系,未能隨校南行。當時在北平的學者以陳垣為首,拒不與敵偽合作,保持民族氣節,張岱年亦蟄居讀書,不與敵偽妥協。1943年,北平私立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聽說張岱年撰有《中國哲學大綱》,立即聘請他到私立中國大學哲學教育系任講師;次年,改任副教授,講授“中國哲學概論”。這是與在清華所教的西方哲學的哲學概論不同的中國哲學概論。抗日戰爭勝利后,馮友蘭從昆明寫信給張岱年,說清華要回來復校,希望他仍回清華任教。1946年,張岱年回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副教授,講授“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和“孔孟哲學”三門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中國人民從此步入了一個新的偉大時代。張岱年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來。1949年,張岱年在清華大學最先開設了“辯證唯物論”;為了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他于1950年到中國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馬克思主義哲學。1951年,張岱年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辯證唯物論研究”和“馬列主義基礎”,并參加大課講授“辯證法”和“新民主主義”課程。同年,兼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講授“新哲學概論”,并在輔仁大學講“辯證唯物論”課程。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張岱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5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解放后首次重開“中國哲學史”課程,張岱年講授從漢至清的古代中國哲學,此后不再講授哲學理論課,專門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
  1957年,張岱年響應號召,對哲學系和教研室的若干工作作風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評意見,不料竟遭到錯誤打擊,被指責為反對思想改造,并把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擁護、贊揚說成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此被迫停止了教學工作,直到1962年才恢復。1963年,他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講授“中國哲學史”。“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北京大學對張岱年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予以平反。1978年起,張岱年担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并為中國哲學史專業研究生開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課程,為培養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哲學史專業首屆研究生盡心盡力,在教學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1981年,張岱年被教育部批準為首批博士學位導師;次年,開始培養博士研究生。1980年起,張岱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1979年,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張岱年被推選為會長,后連任第二屆會長至今。1985年,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成立,張岱年兼任所長;同年,又兼任中華孔子研究所所長。
  從20世紀30年代起,張岱年便積極宣傳辯證唯物論,不斷探尋真理,追求進步。抗戰時期,他堅決不與敵偽合作,反對投降賣國。1947年,在“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中,張岱年對清華大學學生發表談話,堅決支持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表明了反對蔣介石政權的立場。全國解放后,張岱年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全國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提出發展文化事業的“雙百”方針。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座談會上發言說,先秦時代有過百家爭鳴的盛況,秦漢以后這種盛況不見了,今天黨提倡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展百家爭鳴,這是非常正確的。1957年,在遭受了錯誤打擊后,張岱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始終不動搖。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張岱年被作為“資產階級教授”、“反動學術權威”遭受搜查,家中的日記、卡片被肆意抄走,每天寫檢查材料,參加勞動。因歷史上確無政治問題,所以張岱年沒有被關進“牛棚”,于1967年6月被第一批宣布“解放”。1969~1970年,張岱年已年過六旬,仍帶病到江西鯉魚洲北京大學分校勞動鍛煉一年。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張岱年雖幾經挫折,但是他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方向毫不動搖。1983年,74歲的張岱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夙愿。1983年12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共同為張岱年從教50周年舉辦了慶祝會。1984年,《中國哲學史研究》雜志為慶祝張岱年七十五壽辰舉辦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的特點學術討論會”。今天,年逾九旬的張岱年精神煥發,心情舒暢,在有生之年,竭盡全力,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貢獻畢生才華。
    二
  張岱年自幼好學,初在鄉間讀私塾時,塾師教誦課本“牛有角,羊亦有角”,他隨即發問,這“亦”字當“也”字講吧?塾師奇之。張岱年受家學熏陶,少年時即博覽群書,打下了良好的學問基礎。高中一年級時,他在作文課中寫了《評韓》一文,國文老師閱后甚為稱贊說,“大學三年級學生的論文亦不過如此”,特將此文推薦刊登在《師大附中月刊》上。
  張岱年之所以與哲學結下不解之緣,與他的長兄張申府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張申府(1893-1986),原名張崧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系,后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與李大釗同事。五四時期,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張申府即翻譯和介紹羅素哲學。張申府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0年12月去法國,任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教授,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張申府的影響下,青年時代的張岱年即對哲學產生了興趣,廣泛閱讀了西方近代哲學著作,對宇宙和人生的重大問題經常反復加以思考,逐漸有了自己的哲學見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悍然侵占我東北三省,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人民奮起救亡。與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張岱年懷抱學術救國的理想,奮發研究哲學與哲學史,期望從中找到救國救民的真理,找到一種復興民族的精神武器。在北平師范大學讀書期間,他對英國新實在論哲學比較欣賞。他認為,羅素的著作文筆清晰,論證嚴密;穆爾長于細致分析;懷特海博大精湛;博若德條理明晰。張岱年因讀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受到了一定的思維訓練,開始確立了哲學思維應當做到概念明晰、論證嚴密的思想。上述英國新實在論派的哲學對于張岱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他們的嚴密的“邏輯分析”方法為張岱年所吸收,形成了他注重嚴密“分析”的治學方法;另一方面,英國新實在論哲學不同程度的肯定客觀世界的傾向,為張岱年稍后接受辯證唯物論哲學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20世紀20年代末,北伐大革命雖告失敗,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傳播卻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著作深受人們歡迎,講解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譯著紛紛問世,其中尤以李達從日文轉譯的《辯證唯物論教程》影響最大。張岱年讀了這些書后,對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十分信服。他認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當代最有價值、最為偉大的哲學。他認為,辯證唯物論在宇宙觀中既肯定物質為本原,又承認精神的能動作用,解決了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在認識論中則解決了感性和理性的關系問題;歷史唯物論則解決了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問題。這樣,他在世界觀上開始接受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同時,他認為英國分析派哲學概念明晰,論證縝密,確應加以吸取。從這里,他開始提出自己的哲學見解,即堅持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同時,又力圖以分析方法來論證這些基本觀點。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哲學可以稱為“分析的唯物論”,這特別表現在1932~1933年他所發表的哲學論文。
  1932~1933年,張岱年發表了十幾篇哲學論文,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在《大公報·世界思潮副刊》上發表的《論外界的實在》、《譚理》等。《論外界的實在》是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對外界實在性作出論證。外界是否實在,是哲學的重大問題,一切有素樸唯物思想的人都肯定外界的實在。英國近代唯心哲學家貝克萊聲稱“存在就是被感知”,佛教哲學也講所謂“心生萬法”,都是否認外界為實在。哲學唯物論的任務則是從理論上闡明外界實在,并批判唯心主義的錯誤。許多人認為,外界的實在乃是常識的自明性的,無須證明;或者認為,外界實在只有通過實踐確定,不可能從理論上進行論證。張岱年則認為,對外界實在問題進行邏輯論證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他在文章中對外界的實在性作出了一系列細致的、有價值的分析論證,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論、感覺論。其實,無論用常識代替哲學論證,或把哲學論證與實踐確定對立起來,都不僅否定了哲學存在的意義,也否定了對唯心主義的分析批判,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他的《譚理》一文,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理事問題的討論。通過確定理的意義主要是指形式和規律,通過把事物的規律區分為“所根據之規律”和“所遵循之規律”,正確闡明了理事先后的關系問題,深刻揭示了唯心主義和新實在論的認識論根源。此外,他還寫了一些關于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文章。
  張岱年在1932~1933年間發表的這些論文,受到了哲學界的關注。1933年5月,《大公報》在發表《論外界的實在》時特加編者評論說:“此篇析理論事,精辟絕倫。”并針對當時日本侵略軍在華北造成的急迫形勢激勵讀者說:“有做出此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滅亡的。”熊十力讀過這些文章后對張申府說,你弟弟的文章我看了,寫得不錯,我想和他談談。金岳霖、馮友蘭也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所以,1933年張岱年在北平師范大學畢業后即為清華大學哲學系聘任。當時被稱為清華天才的張蔭麟也寫信給張岱年說:“愿附朋友之末。”此后,兩人成為密切的朋友。
  1935年,張岱年在北平中國哲學會討論會上宣讀論文《生活理想的四原則》,后來發表在《文哲月刊》上。在這篇文章中,張岱年闡述了他關于在生活理想上應當貫徹的四項原則,這就是:理生合一;與群為一;義命合一;動的天人合一。首先,他認為,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是生與理的問題。生指生命、生活,理指道德的準則,歷來人生哲學或者重生,或者重理,分成兩大派別。張岱年提出,生與理不是對立的,應當統一,為了實現生活的圓滿,必須遵守理,而理的作用也就是為了保證生的完善和充實,反對把理想與生活割裂為二。這種觀點是與傳統理學的主流相對立的。其次,以前的哲學家宣揚“與天為一”,認為與天為一是人生超越自我(無我)的最高境界。張岱年則認為,這種修養境界可以為獲得這種境界的人帶來精神快樂,但對社會、對他人沒有什么實際益處。與群為一就是認清個人利益與社群的利益本來是統一的,它所代表的境界不僅要求超越個體自我,又同時要求促進社會利益。換言之,個體人格的圓滿必須在謀求社會、大眾的利益中實現。這個觀點明顯與當時馮友蘭的觀點不同。再次,義指道德的準則(當然),命是客觀現實的限制(必然)。人的主觀理想應當合乎客觀發展的趨勢,完全脫離現實的理想只能是主觀空想。同時,理想的意義又在于變革現實。所以,理想應當順應現實的發展趨勢,而更要付諸實踐中以改造現實。最后,中國哲學家向來重視通過一種靜的內心修養達到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動的天人合一則是要求人們從行動和實踐按照自然界本身的規律改造自然,在實踐中一方面使自然合于人的理想目的,另一方面又注意不使自然受到過度傷毀,使人和自然的關系得到協調的解決。這些論文反映了張岱年早期的哲學思想強調和重視社會實踐。
  同年,張岱年在《國聞周報》上還發表了《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提出了他自己關于哲學問題的基本構想。他認為,康德綜合了唯物論、唯心論,而偏于唯心論,現在應有一個新的哲學綜合,以唯物論為基礎,綜合分析方法、道德理想。這一綜合體系的特點是贊揚唯物論和辯證法,兼采分析派哲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分析方法論證唯物主義,同時,要求選擇繼承中國哲學重視道德理想的優良傳統。
  張岱年30年代中期的哲學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觀點,是從舊哲學轉向新哲學的少數幾個哲學家之一;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還未能和傳統的舊哲學割斷聯系,這是30年代一些從舊哲學轉向新哲學的少數學者的共同特點。例如,張申府、李石岑都有類似的情況。
  抗日戰爭期間,張岱年過著十分清苦的日子,專心從事學術研究,進一步思考宇宙觀、人生觀和認識論的根本問題。1939~1944年間,他寫成了書稿五種。《哲學思維論》是哲學方法論的研究,著重論述了邏輯分析方法和辯證法。《知實論》討論知覺和外在世界的相互關系,論證外界是知覺的來源,知覺以外界為條件。《事理論》論證了事物的實在性和規律的客觀性,特別闡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義觀點。《品德論》討論道德價值與道德理想的問題,宣揚“剛健有為”的人生觀。《天人簡論》探究人與自然、人類精神和自然界的關系。與馮友蘭的“貞元六書”相比,這五篇可稱為“天人五論”。這些論稿,是他在30年代中期提出的唯物主義、分析方法和道德理想相互結合的見解的進一步發展與具體化及體系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岱年更加努力、系統地領會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在哲學理論上的造詣進一步加深。但從1954年以后,由于教學任務的改變,他致力于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考察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對哲學理論的問題暫時存而不論了。
    三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世稱“四書”,張岱年少而習之。從中學讀書時起,他開始系統地閱讀中國哲學的書籍,對于中國哲學史上的問題也逐漸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1931年,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了《關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提出老子的年代在孔子、墨子之后,在孟子、莊子以前。這篇文章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冊。1932~1933年,張岱年還發表了《先秦哲學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的辯證法》,對于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進行了闡述,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此后數十年,重視闡揚中國哲學固有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思維傳統一直是他的哲學史研究的顯著特點。
  30年代中期,張岱年在清華講授哲學概論時,看到當時哲學概論的教科書和參考書都是講西方哲學,感到在哲學概論中應該有中國哲學的內容,因而計劃寫一部關于中國哲學的概論。1934年秋天他開始動筆,集中精力,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廣泛系統地研究了先秦到宋明的哲學著作,按哲學問題加以條分縷析,于1936年夏完成了五十多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時年僅二十七。當時,經由馮友蘭和張蔭麟評閱,都認為很有價值,又由馮友蘭介紹,為商務印書館接受。然而,七七事變之后,商務印書館南遷香港,又經太平洋戰爭爆發,書稿雖已經排版,卻無法付印。1943年,張岱年到北平私立中國大學講課,遂將該書稿印成講義。1956年,商務印書館將舊存的《中國哲學大綱》版型付印出版,使這部著作終得問世。
  《中國哲學大綱》是中國古代哲學固有體系、問題、范疇研究的開創之作,它與一般的中國哲學史通史著作有明顯的不同。哲學史是按歷史順序敘述歷代哲學家的思想,《中國哲學大綱》則是把古代中國哲學作為整體,按照不同的哲學問題分門別類的加以闡述。因而這是一部以問題為綱的中國哲學問題史。在這部著作中,作者著重考察分析并闡明了中國哲學的固有體系、獨特結構和概念范疇。如,指出中國哲學的主干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宇宙論中又有本根論和大化論;人生論又有天人關系論、人生理想論和人生問題論等。對中國哲學特有的范疇概念如氣、天、理、道、神、本根等作出了準確分析。在全書的組織結構上,基本采用中國哲學固有的概念范疇,以顯示出中國哲學的特點。這部著作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印,兩年后又再版。這部著作不但已被翻譯成日文,有的亞洲國家還直接把它作為中國哲學課程的教材。像這樣一部雖然是在五十多年前寫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價值卻日益得到認識和肯定的著作,在當代中國學術界是十分少見的。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在教學和研究中試圖進一步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哲學的發展。1954年秋,北京大學哲學系重新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由馮友蘭講授先秦至漢初,由張岱年講授漢代至明清。當時,張岱年負責編寫的并在1956年發表在《新建設》雜志的《中國哲學史講授提綱(宋、元、明、清部分)》,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宋、元、明、清哲學,直到今天,一些學有成就的宋明理學研究家仍常常回憶起這個講授提綱帶給他們的益處。
  從1954年到1957年,張岱年先后發表了大量重要的學術論文。1954年10月發表在《光明日報·哲學專刊》上的《王船山的唯物論思想》,首次論述了王夫之唯物主義的宇宙觀,闡明了王夫之哲學在中國古代唯物論發展史上的卓越地位。1955年《哲學研究》第1期發表的《張橫渠的哲學》,詳細分析了張載哲學的體系,首次闡明了張載哲學的唯物主義性質和他對辯證法的貢獻。1957年《哲學研究》第2期發表的《中國古典哲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與演變》與1957年《北京大學學報》第3期發表的《中國古典哲學的幾個特點》,闡發了中國古代哲學的一些基本范疇的意義及其歷史演變和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特點。這兩篇論文實際上是對《中國哲學大綱》的進一步發展與補充,高度體現了他對中國哲學的全面把握和深刻了解。從1954~1957年間張岱年發表的論文來看,當時正處于他的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在思想上、學術上都更臻成熟。當時,張岱年計劃寫幾種關于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然而1957年后,他發表文章的權利被剝奪了。1958年以后的一段時間,他專門從事哲學史資料的整理,參加了《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期、隋唐部分)的注釋工作。這些教學資料,不僅在配合60年代教學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今天從事哲學史教學的同仁仍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遭受嚴重破壞。1972年,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又被提了出來,張岱年參加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材的編寫,完成了宋元明清時代的大部分章節。“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這部教材經過修訂,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滿足了當時哲學史教學的急迫需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張岱年在1957年遭受的錯誤打擊終于得到徹底平反,這使年已七旬的張岱年精神振奮,心情舒展,不顧年高體弱,加倍進行研究,以彌補過去二十年的損失。1978年以來,他出版著作多部,撰寫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一些著作正在撰寫中。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他除了撰寫《老子哲學辨微》(《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孔子哲學解析》(《中國哲學史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中國哲學》第1輯)、《論莊子》(《燕園論學集》)等分析古代哲學家思想的重要論文外,更重視從總體上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各種問題作出理論總結和全面分析,如《中國古代辯證法發微》(《學術月刊》1980年第6期)、《中國哲學的本體觀念》(《安徽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特點》(《學術月刊》1983年第6期)、《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剖析》(《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論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體系》(《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中國古代本體論的發展規律》(《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中國古典哲學的價值觀》(《學術月刊》1985年第7期)、《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理性學說》(《哲學研究》1985年第11期),等等。這些論文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概念、問題、體系及其起源、演變作出了全面的論述和準確的分析,集中表現了他在把握中國哲學方面的廣闊性和深刻性。在這些論著中,張岱年揭示出了中國哲學的特點,這就是:從部分上說,中國哲學在本體論上的基本觀點是“體用統一”,這與西方或印度哲學割裂本體現象,以本體為真實而以現象為虛幻的觀點不同;中國古代哲學的宇宙觀是“天人合一”,主張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最高規律也是人生的根本準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論的基本思想是“真善同一”,認為認識真理的方法同時就是道德修養的方法,求知與求善不可分;中國哲學在理想和生活關系上最重視“知行一致”,要求在日常生活中體現道德理想,學說與行為必須一致。從總體上說,中國哲學的發展有一個長久的唯物主義傳統和辯證思維傳統,特別是辯證思維的傳統構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獨特的思維方式。中國哲學的整體結構表現為本體論、認識論與道德論的統一。中國哲學的基本表述形式是哲學與經學的結合,通過對經典的解說表述自己的哲學見解。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哲學的積極內容與消極因素。
  在對待古代文化的基本態度上,前人拘泥于“信古”,“五四”后胡適、顧頡剛宣揚“疑古”,馮友蘭主張“釋古”,張岱年則提倡“析古”,主張在分析的基礎上批判繼承。他認為,中國哲學是有優良傳統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當歸根到《易傳》提出的“剛健”、“自強”思想上。1985年,他在中國文化講習班發表了《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講演,進一步提出文化系統的分析與綜合理論。他說,每一民族的文化構成一個文化系統,其中包含若干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系統既有共同的、又有各自特殊的文化要素,分別體現了文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并認為,同一文化系統或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包含的文化要素之間有相容和不相容的關系,同時,一文化系統包含的文化要素既有不能脫離原系統勉強拼湊到其他系統的,也有可以脫離原系統而改造容納到其他系統的。一切符合客觀實際的文化成果必然可以吸收到各個文化系統,一切適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文化成果也必然彼此相容。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既是一個新的創造,又應是各種有價值的文化成果的綜合。
    四
  張岱年從1933年執教起,迄今已有七十余年,在治學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認為,研究學問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熱忱,有對祖國深切誠摯的感情。他常說,學問不是用來嘩眾取寵的裝飾品,也不是用來謀求個人私利的敲門磚;自古以來,凡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有所創造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作為動力,為解決人生的疑難、探索自然的奧秘、挽救社會的危機而百折不撓地致力學術研究。
  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張岱年強調,必須力求理解古代思想家所達到的理論深度。這首先要求哲學史工作者具有較好的理論素養。因為哲學史是研究古往今來哲學家關于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學說,要了解歷史上這些思想學說的真正含義,必須對這些思想進行“再思”或“反思”。研究理論思維的歷史,必須具有能夠從事理論思維的能力,否則,就不可能理解過去哲學家的深邃思想。其次,必須要如實地把握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概念、命題的固有意義。古代哲學距離我們很遠,他們所用的名詞概念,所提出的命題判斷,在今天大都不易理解。僅僅具備一般的古代漢語知識,也不一定能了解哲學命題的本義,必須反復閱讀,仔細考索,才能了解其中的真正含義。張岱年經常強調,司馬遷所說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研究哲學史必須牢記的名言。張岱年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正在于他終身力行了這一銘語。
  張岱年曾指出,研究哲學史有幾大忌,這就是:淺嘗輒止,揚高鑿深,望文生義,隨意曲解,斷章取義。如,《老子》中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有人把“為”字解釋為創造,以為“道之為物”就是道創造萬物,其實,老子的本意是指“道”作為一個東西。張岱年常舉這種例子力戒研究者勿以主觀臆斷代替深思知意。
  關于撰寫學術論文,張岱年提出,首先要充分了解學術界在某一方面的研究狀況,這樣才能鑒別自己的心得是不是新的見解,有沒有價值,也才能在前人的研究和爭論中發現疑問,進一步考察。其次,要充分掌握關于某一問題的所有資料,不經過這種“竭澤而漁”的工夫,所寫的論文就可能有漏洞,易被駁倒。再次,要發揮獨立思考的精神,不要受權威或已有結論的束縛,力求發前人所未發,即發現前人未曾發現的客觀事實或客觀規律。他認為,一篇成功的學術論文必須達到三個要求,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和有益于社會。張岱年本人治學以謹嚴見稱,強調無征不信,謹守史料所能證明的界限,否則,寧可存疑。他的治學精神的核心是實事求是。他在長期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總結的經驗,比較集中地體現在198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一書中。
  張岱年從教七十余年,他的學生中多數成為從事教學和研究的中堅與骨干。他既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導師,又是一位誠懇寬厚的長者。接觸過他的同志、朋友、學生莫不為他平易近人的作風所感動。不論什么人登門請教,他都竭誠接待;無論提出什么問題,他都認真聽取,耐心解答,對學生更是循循善誘而又嚴格要求。他批閱研究生的論文,一個錯別字也不放過。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對于獎掖后進、培養人才,更是不遺余力。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友人、學生及晚輩請他作序、推薦文章、撰寫評審意見的不計其數,平均每年中為同事們審看稿子、寫意見要花費兩個月以上的時間。身邊同事常勸他抓緊余年時間寫出自己計劃的專著,而他卻說,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多年,我治學雖忙,這些工作不能不做。
  張岱年從來不爭名譽、不爭地位,對金錢更不計較,對別人的困難常慷慨相助。他常主動詢問他的同事、學生家中有何困難需要幫助。有一位學生去世,他連續三年每年寄給這個學生的家屬一百多元以資助生活。他與晚輩、學生合寫文章,稿費從來全部給合作者。他曾與三位中年學者共同編著《荀子新注》,自己主動提出不要稿費。1978~1979年他在北京大學為研究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一位同仁與北京大學的一些同仁一起為他作了詳細記錄,提供給他整理參考。1981年,這位同仁去世;次年該書出版后,張岱年把稿費的大部分都送給了這位同仁的家屬,一時在中國人民大學傳為佳話。張岱年的道德文章,識之者莫不交口稱道。惟其如此,國內不少中青年學者,仿照傳統習慣,以“私淑弟子”自居。這決不是崇尚張岱年的名望,實是仰慕他的為人之誠。的確,張岱年的個人作風,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的結合。
  張岱年平日不吸煙、不飲酒,衣著樸素,生活節儉,一生以求知、讀書和著述為樂事,此外更無嗜好。他治學兼用多種方法,或做卡片,或記于書眉,或夾記紙簽,不拘一格。自學哲學之后,常常從事于深沉思考。晚年體衰,常臥床而思,每有所得,即躍起記于紙上,復再思之,其勤于思索如此。他的座右銘是:
  自強不息,立不易方。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追求真理,永遠前進。
河北學刊石家莊63~68B5中國哲學陳來20032003文章簡要回顧了著名哲學家張岱年七十余年來與哲學結下的不解之緣,并總結了他的理論特色、治學特點、人生態度以及在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張岱年/哲學/研究/七十年  Zhang Dainian/philosophy/study/seventy years此文寫于1985年冬,曾經張岱年先生親筆改正多處,但后來一直未發表,今已忘記其故何在。筆者在文中認為,張岱年20世紀30年代的哲學可以稱為“分析的唯物論”。張先生當時看后對我說,在30年代也有人曾這樣說過。又,我把他40年代的五篇哲學論著合稱為“天人五論”,也得到了他的首肯。今年是張岱年先生九五大壽,特將此文尋出,略作修改后交由《河北學刊》發表,以為紀念。Zhang Dainian's Study of Philosophy for Seventy Years  CHEN L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is thesis goes through a famous philosopher Zhang Dainian and his study of philosophy for seventy years and sums up the features of his theory,characteristics of study,life attitudes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Chi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陳來(1952-),男,浙江省溫州市人,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63~68B5中國哲學陳來20032003文章簡要回顧了著名哲學家張岱年七十余年來與哲學結下的不解之緣,并總結了他的理論特色、治學特點、人生態度以及在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張岱年/哲學/研究/七十年  Zhang Dainian/philosophy/study/seventy years此文寫于1985年冬,曾經張岱年先生親筆改正多處,但后來一直未發表,今已忘記其故何在。筆者在文中認為,張岱年20世紀30年代的哲學可以稱為“分析的唯物論”。張先生當時看后對我說,在30年代也有人曾這樣說過。又,我把他40年代的五篇哲學論著合稱為“天人五論”,也得到了他的首肯。今年是張岱年先生九五大壽,特將此文尋出,略作修改后交由《河北學刊》發表,以為紀念。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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