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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
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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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關系破裂以來,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對破裂的原因進行過研究探討,并提出過不少有益的見解。不過,由于這一問題涉及面非常廣,情況十分復雜,加之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不僅學者們眾說紛紜,而且很多研究并不十分客觀。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對這一歷史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的條件也逐漸成熟起來。筆者認為,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顯然是導致雙方關系惡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旨在對這一問題,尤其是意識形態分歧如何導致中蘇關系惡化作一探討,以求教于學術界的同行們。
  (一)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由于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亦明確表示支持新中國,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展開了廣泛的合作,中蘇關系進入了后來被稱為“蜜月時期”的友好合作新階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先后到蘇聯訪問,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進行了會談。在此期間,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正式結成同盟。此后,兩國的經濟貿易關系也迅速發展起來。從1950年到1957年,蘇聯對新中國的經濟文化建設給予了大規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國建設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蘇兩國還在軍事、外交領域緊密合作,共同反對美國對朝鮮的侵略等等。
  這種類似“蜜月時期”的中蘇關系持續了好幾年。其間蘇聯雖然發生過斯大林逝世,新領導人登臺等重大事件,但它對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并未產生影響。與“蜜月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系相適應,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保持著“高度一致”,幾乎沒有出現過什么“分歧”。雙方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都奉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則以一種聲音說話,并采取共同的路線政策。盡管在“蜜月時期”中蘇兩黨兩國也有過“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處理雙邊關系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與理論、路線、政策和意識形態問題無關;盡管兩國領導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卻從未將“埋怨”上綱到“意識形態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開地互相抨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后來毛澤東也曾多次批評斯大林有大國沙文主義,批評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時,中國的領導人卻從未這樣說過,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等都沒有這樣說過。其實,這并不奇怪。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曾得到過蘇聯黨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導、援助,因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對社會主義建設卻缺乏經驗,不能不繼續向蘇聯和蘇共學習,不能不繼續取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中,也像過去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們心目中,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領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蘇共是列寧締造、斯大林領導的黨,是各國共產黨的領頭羊,蘇聯則是社會主義各國的榜樣。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國只能緊跟蘇共和蘇聯,只能繼續接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不可能也不敢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有任何懷疑。即使對蘇方的某些具體做法不滿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論、路線、政策上懷疑蘇共、蘇聯和斯大林。從某種意義上說,“蜜月時期”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實際上是中共和新中國力求“緊跟”蘇共和蘇聯的結果。
  然而,中蘇“蜜月關系”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雖然持續了一段時間,卻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中蘇關系也難免會發生變化。果然,從1956年初開始,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一致”的狀況首先受到沖擊,稍后,中蘇“蜜月關系”也隨之逐漸發生動搖了。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并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注: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后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注: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并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注: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于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并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于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于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后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并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后果并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于懷疑蘇共蘇聯,也敢于發表不同于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蘇聯新上臺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那樣“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于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幫助中國,并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采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并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并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并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后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并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后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并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采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于雙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么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臺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并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后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臺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担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并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采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么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并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于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1960年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后,便進一步采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于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于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于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于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后,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于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后,由于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愿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于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愿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并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采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采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采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么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于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并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愿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于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后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采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后發展到最高峰時,采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采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并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里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于雙方的態度并不正確,論戰并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于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臺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愿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后,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后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于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并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么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于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三)
  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爭論及對雙方關系造成的危害,給人們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歷史教訓,值得后人認真汲取。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簡要地提一下筆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處理國與國的關系時,應盡可能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分開,并且盡可能地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國家之間,既有國家利益的問題,也必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論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基本相同,還是根本不同的國家之間,都是如此,且都會發生矛盾。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以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重,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雖然不能不考慮,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應盡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萬不要將國家利益的爭端與意識形態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則,就可能重蹈中蘇關系惡化、破裂的覆轍。
  第二,對其他黨其他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對其他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除涉及本國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應當十分慎重,不要輕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評論。
  這是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各國的黨也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國情提出自己的理論,制定自己的路線和政策,并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其他的黨和國家因為經歷、經驗不同,也不大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情況,難以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想法,因而不應輕易地判斷其是非,更不應以自己所謂的“原則”、“框框”去套人家,對人家指手劃腳,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隨便指手劃腳。”“如果他們犯了錯誤,由他們自己去糾正。”(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頁。)
  第三,如果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確實產生了涉及雙方的重大原則分歧,而是非又比較清楚,正確的一方認為必須堅持,也應采取說理的態度,同對方進行討論,或對對方進行適當的批評,同時允許對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盡可能地“求同存異”,而不應強加于人,不應無限上綱,并且盡量避免采取“公開論戰”的方式去解決分歧。
  總之,如何對待黨與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筆者認為,研究時既要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也要結合新的情況進行探索。
《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滬40~46,58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孫其明20012001意識形態分歧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對這一分歧的產生和發展及其對中蘇關系的影響進行分析,并據此總結必要的歷史教訓。意識形態/分歧/中蘇關系孫其明 同濟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 作者:《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滬40~46,58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孫其明20012001意識形態分歧是導致中蘇關系惡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對這一分歧的產生和發展及其對中蘇關系的影響進行分析,并據此總結必要的歷史教訓。意識形態/分歧/中蘇關系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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