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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一位開拓者  ——齊世榮教授學術成就評介
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一位開拓者  ——齊世榮教授學術成就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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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6)05—0001—012
  今年是我國著名世界史學家齊世榮先生八十華誕。先生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既注重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又注意對國內外最新學術動態的追蹤和把握;既注重對歷史的宏觀概括,又不放過對重要史料的細心考證。對年輕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學工作者的培養,一向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在約六十年治學、從教的經歷中,先生為推動我國世界史、特別是世界現代史的研究與教學做出了突出貢獻,成績斐然。在此,借慶祝先生華誕之機,總結他的學術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從中獲得有益的教益和啟迪。
  一、走向成熟的歷程
  齊世榮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蘇省連云港市,很小的時候來到北京。他成長的青少年時期,正是祖國處在災難深重的危急關頭。先生當時因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不愿當亡國奴而由北京冒險到了四川。高中時就讀于重慶清華中學。這是一所教學質量很高、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的學校,從而給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學歷史系,1947年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49年畢業。先生在燕京和清華大學讀書時,曾受教于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等先生。這些先生功底深厚,學問淵博,各有專精的研究,又有學貫中西、視野開闊的共同特點。這些先生學術研究的特點,加上清華大學歷史系一貫強調中西貫通的學風,給齊先生以很深的影響,也是他以后在教學和科研中時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說,齊先生在學習階段打下了扎實的業務基礎,那么,在進入工作階段之后,他又進一步拓展了業務領域,提高了理論水平和見識力,從而使他在學術研究的領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學生涯是從中學開始的。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學(今第25中學),教高三年級的世界史和政治課,不久担任教務主任并于1953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段經歷對他的人生有著深刻影響,使他切實地接觸到普通中學的教學實際,并在廣闊范圍內學習和鉆研世界史問題。和今天有些青年輕視中學教學不同,先生十分珍視并懷念這段時光。事實上,中外史學家中有許多人都曾有過中學教學的可貴經歷,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學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齊先生調入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干就是50多年。這期間,先生主要從事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系史和史學方法幾門課程的教學,同時在整個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斷開拓并做出新的貢獻。
  從1954年至今50多年時間,齊先生的學術和政治生涯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從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第一階段。齊先生是一位優秀的教師,他的教學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學生歡迎,聽過他講課的老學生至今猶稱道不已。齊先生一面教學,一面担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是“雙肩挑”的干部。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情況下,他基本做到了“兩不誤”,甚至抓緊時間學會了俄語,在1958年—1959年翻譯了《蒙古近現代史綱》一書。今天看來,他的這種作為值得稱道,但在當時卻屬于走“白專道路”的性質。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高等學校也是一派熱火朝天。齊先生在歷史系總支書記的崗位上,堅決抵制了只講去工廠農村勞動、不要課堂教學的錯誤傾向,對成天忙于“人人做詩”、“大搞衛生”等一系列嚴重破壞學校教學秩序的運動表示強烈不滿,結果作為學校反對大躍進的重點人物而遭到批判。這一方面說明先生際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說明他見識的敏銳以及作為一位學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態度。1959年受處分以后,齊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與戚國淦教授等5人合譯了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實屬難能可貴。
  1976年“文革”結束之后,齊先生開始了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30年,是先生煥發學術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圖的30年。先生的見識和才華在這可貴的30年里得到充分發揮,他對世界史學科的卓越貢獻有目共睹。
  1978年,我國即將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先生此時從講師直升為正教授,這在當時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歷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紀80年代末被任命為首都師范大學校長,從而使他有機會把自己的學識和教育理念實際應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過,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緊時間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碩士生和博士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他還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點放在原始資料的收集、翻譯和編撰上,經過多年努力,從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一、二冊。它是我國第一部關于世界現代史的原始資料匯編,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是內容最為豐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與他的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強調要有嚴謹的學風,必須既掌握理論,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結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們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對理論的鉆研和對史料、特別是新材料的搜尋是如此的執著,實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先后担任了若干社會兼職,除前面提到的系主任、校長等行政職務,還担任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等職。先生運用自己的學識,也利用他担任的各種職務,為推動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以及人才的培養,盡職盡力地工作,直到今天,還在發揮著作為開拓者和帶頭人的重要作用。
  二、堅持唯物史觀,求實而辯證地對待歷史問題
  齊世榮先生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作用,他認為從事歷史研究沒有理論修養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須首先打好這個重要的基礎。理論水平越高,駕馭史料的能力就越強,才會寫出真正有創見的文章。他指出,現在有些青年對理論重視不夠,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幫”歪曲歷史,也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糟蹋了,名聲弄壞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錯誤地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實,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學問能超過它。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然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一種基本功。齊先生指出,這不僅是我們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見識的史學家也是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歷史研究的貢獻的。他舉例說,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中說:“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所以日益增長,原因就在于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類歷史復雜事件的使人滿意的唯一基礎。”[1](p.27) 美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家伊格爾斯也說:“馬克思主義史學明顯地影響了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把他們的視線引到歷史中的經濟因素,引導他們研究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2](pp.14—15)
  齊先生要求學生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并指定四本書讓學生精讀,即:(1)《共產黨宣言》,這是科學共產主義偉大的綱領性文件;(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篇文章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作了精辟的論述;(3)《反杜林論》;(4)《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關于后兩本, 恩格斯曾說:“我在這兩部書里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對于攻讀世界現代史博士和碩士學位的研究生,齊先生要求他們再精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便學習經典作家是如何撰寫現代史的。
  齊先生不僅重視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導師創立的學說,同時強調重視對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觀點的研究。他曾提到對盧森堡的評價問題。盧森堡與列寧發生過幾次分歧與爭執,但總的說來,列寧認為盧森堡是“世界無產階級國際的優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時期,蘇聯對盧森堡的評價發生了突變,這是因為盧森堡一貫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化,反對權力過于集中,主張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些實際上是對30年代蘇聯出現的對斯大林“造神運動”的否定。齊先生指出:“蘇聯解體后,我們總結蘇聯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時,回過頭來再看盧森堡的理論學說,對其中的合理內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談學風問題和學術批評問題”,pp.432—433)
  齊先生一貫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發展的學說,并主張參與這種發展。他說:“馬克思主義是在不斷發展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它各個階段的發展,同樣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指南。馬克思主義今后仍然需要繼續發展,這不僅是政治家的事,各門科學的專家包括歷史學家,都有責任參加這項偉大的工作。”[3](“漫談學風問題和學術批評問題”,p.434) 與此同時,他批駁了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他說:“今天有些青年好騖新奇,看到一種新學說、新理論,就以為舊學說、舊理論一文不值,可以拋棄了;有人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已經過時了。這種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厭舊’是十分錯誤的。”[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453)
  齊先生認為,應當全面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他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又反作用于經濟的基本原理,認為“糾正傳統史學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偏頗,并不等于說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視經濟基礎的研究,決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政治以及其他上層建筑的研究”[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453)。他引證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簡直是跟風車作斗爭了……再說,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著重強調研究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的重要性,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定的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但是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意識形態的影響,有時比政治的影響還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條約舉世矚目,當時看起來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飛煙滅’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簽訂的《慕尼黑協定》,英國首相張伯倫吹噓它將帶來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轉過年來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毀了。“因此,對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意識形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種研究相當困難,意識形態不像政治、經濟事實那樣具體,它對人們的影響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確實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難用量化的材料來說明。這就要求我們付出艱巨的努力。”[3](“〈20世紀文化〉序”,pp.448—449) 總之,齊先生認為,研究歷史時應當把經濟、社會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否則就會把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齊先生自己在研究綏靖政策產生的原因時,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時,既分析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也分析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更著眼于蘇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壞。
  齊先生在論述唯物史觀的重要性時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能夠十分嫻熟地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主張和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談到“對歷史中經濟、社會因素的重視,首先應歸功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但緊接著就指出,中國“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學家相當重視經濟和社會因素在歷史上的作用,這在其他國家的史學史上是很罕見的”。他指出,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就包含有“試圖用經濟現象說明社會問題和社會意識問題,并把經濟發展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聯系起來的卓越見識”;同時還指出,在班固所著《漢書》和杜佑所著《通典》中同樣包含著重要的經濟思想[3](“〈經濟社會史研究叢書〉總序”,pp.452—453)。
  齊先生既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也重視歷史材料的扎實可靠。歷史無法再現,只能通過史料來研究,因此必須從史料的搜集、鑒別和分析著手。在中國研究外國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難。上世紀80年代初,“文革”剛剛結束,那時外文資料還很缺乏,但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齊先生所寫的幾篇有關國際關系史的論文也有材料豐富的優點。當時齊先生遍尋北京各大圖書館,搜集有關資料,仍感不足時就想方設法托人在國外復印。有了豐富的材料,還需作進一步的鑒別、歸納、分析等工作,為此考據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功。齊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幾十年來時而重理論、輕考據,時而重考據、輕理論,特別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學者的文章時有“硬傷”的缺點,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討論理論與考據的關系[3](“楊妃入道之年考讀后——兼論考據在史學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陳寅恪、陳垣兩位史學大師身居南北兩地,考楊妃入道之年同一問題,得出同一正確結論為例,說明如果方法正確,運用得當,考據是有科學性的。齊先生說,我們應當向馬克思學習,把觀點與材料融為一體,達到高度的統一。《資本論》在當時是最新最革命的學說,但又是以最扎實、準確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的。馬克思說:“我的《資本論》一書引起了特別大的憤恨,因為書中引用了許多官方材料來評述資本主義制度,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從這些材料中找到一個錯誤。”[5](p.165)
  三、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系史學科的開拓者和帶頭人
  在齊先生的學術活動中,世界現代史和現代國際關系史是他從事教學和研究活動的主要領域,在這個領域取得的成就也最為突出。
  世界現代史是古老的歷史學科中一個年輕的分支。從世界范圍看,這一學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從我國看,解放前各大學極少有人研究世界現代史,也很少有人開這門課程。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各高校先后設立了世界現代史課程。齊先生從50年代至今一直從事這門課程的教學和研究,主編了若干套有影響的通史、教材和資料文獻集,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和專著,為世界現代史學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與此同時,在現代國際關系史領域也作了一系列開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處著重介紹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世界現代史學科的特征和重大意義作深入探討
  首先,明確界定了世界現代史學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現代史大體上相當于20世紀的世界歷史,對于這一點達成共識較早。但20世紀世界歷史的特點是什么?吳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國第一次提出,應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歷史怎樣“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這個看法對世界現代史研究很有啟發性。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著重論述世界現代史的特點,指出世界現代史的“研究對象是從20世紀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體化的過程”。他在與吳于廑先生共同主編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現代史編》的“前言”中指出:“世界歷史雖然從近代已經開始,但到20世紀世界才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聯系成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史就是現代史。反過來看,現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體化的眼光才能認清它的實質和各種問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現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編寫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現代史在內)是不可能的,《新編劍橋近代史》的主編克拉克就曾說過,按照其編寫宗旨,《劍橋近代史》新版不過“是許多符合事實而又前后一致的評價的匯編”。這套書第12卷(相當于現代部分)的主編莫瓦特也同意這種看法,他說:“今天幾乎沒有歷史學家……認為我們還能寫出世界通史或終結性的世界史。”① 針對此點,齊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說:“終結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任何一代人,無論晚到什么時候,都不可能窮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斷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都是完全能夠寫出來的,而且能夠寫得越來越接近客觀真實。”他還說:“作者要想把充滿矛盾運動的全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和概貌勾畫出一幅清晰的圖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滿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專題論文和國別史或國別史的匯集堆在讀者面前嗎?如果只是這樣做,他們關于現代史的局部的、具體的知識雖然會增加很多,但將永遠不會知道‘世界’現代史是個什么樣子。人類發展到20世紀,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發達的科學技術可以極大地造福人類,但也達到了可以毀滅人類的地步。世界現代史學家有責任用清醒的、深刻的歷史認識去啟發人們,使人們變得更加理智、更有遠見。但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只有微觀的歷史研究,而無宏觀的歷史研究。‘細節’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義上‘總畫面’更需要讓人們清楚。研究世界現代史的學者應當不怕困難,勇敢地承担起貫通、綜合、概括的工作。”[7] 齊先生的論述得到許多世界現代史同行的贊同,一批綜合性的世界現代史著作、教材在我國陸續出版,這些著作力求使20世紀發生的紛紜復雜的各種事件統一于世界歷史整體發展進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現代歷史本質運動上做了進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評價了世界現代史的社會功能。齊先生認為,研究世界現代史有重大意義。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閉關自守,都必須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過去,特別是距今最近的20世紀的歷史,即世界現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國,在同外國交往時,在向外國借鑒時,必須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為中用”。例如,我們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現狀,還必須深入了解它們現代化的全部歷史,研究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必要研究當年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與教訓。不能因為今天蘇聯解體了,就說它沒有成功的地方。當然,它的解體,說明有很大的失誤。對于這些失誤,我們應當怎樣避免?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現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現代史,可以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鑰匙。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4](第2卷,p.23) 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洛赫也說:“歷史感的培養并非總是局限于歷史本身,有關當今的知識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為直接地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齊先生指出,現在有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人類前途喪失了信心,但是,“我們如果通過現在對人類的過去有一個貫穿古今的了解,就會發現:無論如何,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從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的整體,從原始社會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人類畢竟是在前進的,雖然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時看來似乎是停頓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歷史,就可以提高人們的覺悟程度,增強人們對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談世界史和世界現代史”,p.340)
  第三,辯證地分析研究世界現代史的不利條件和有利條件。齊先生認為,研究現代史,包括世界現代史,確實有很多困難,但也有有利條件,看不到有利條件也是不對的。他著重指出以下三點:
  其一,研究世界現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這既是有利條件,也是不利條件。過去人們總以為研究現代史看不到原始資料,這其實是一種誤解。首先,今天有檔案可以利用。許多國家的檔案保密期限都趨向于縮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國的檔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還出版了大量的文件匯編以及個人回憶錄、日記、書信等等。總之,世界現代史的原始資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學家望而生畏的地步。僅同盟國在1945年擄獲的德國外交部1880~1936年檔案就有400噸之重!面對如此豐富的史料,史學家即使選擇一個范圍相當狹窄的題目,要把有關這個題目的史料看完也是辦不到的。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澤而漁”。那么出路何在呢?關鍵在于史學家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具有從史料庫中選擇最有價值部分的能力。
  其二,由于作者與所論述的問題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涉及國家、民族、階級、集團或個人的榮辱利害,難以做到公正客觀。這是撰寫現代史的不利條件。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是優勢。現代史作者對時代精神、風俗習慣、社會心理、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實際操作和運轉等等有親身體會,有直接的感性認識,寫出的東西可能更符合歷史真相。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屬于現代史的范疇。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是當時的現代史。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戰爆發后任軍事參謀,寫了《奇怪的失敗》一書,至今被認為是對法國的失敗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國的《春秋》、《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其中一部分寫的也是當時的現代史。
  其三,現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變,尚未結束,或結束不久,史家距論述的時代太近,因而對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義都難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當的評價。恩格斯特別指出,現代史學家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的種種變化不可能在當時就得到充分的材料,從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說:“這并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他以馬克思所著《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為例,說明由于馬克思運用了他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而且精通法國歷史,所以“對當時的事變作出的敘述,對其內在聯系的揭示達到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齊先生引用恩格斯關于現代史的精辟論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現代史的人要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學習,運用唯物史觀并掌握大量史料,這樣就能克服困難,不因有不利條件而縮手縮腳。先生認為,其實研究任何一段歷史都有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歷史學家如果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寫出接近客觀實際的歷史著作。
  (二)有關現代國際關系史的研究
  現代國際關系史,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系,是齊先生的一個研究重點。他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史是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的(此前沒有全球性的國際關系),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其內容比傳統的外交史更為廣泛;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和密切,而且異常復雜;要提高現代國際關系史的研究水平,關鍵是要把國際關系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因素綜合起來加以考察,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
  齊先生在國際關系史方面的貢獻集中反映在對綏靖政策及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上。
  1.關于綏靖政策的研究
  齊先生寫過一系列關于綏靖政策的論文,如《三十年代英國的重整軍備與綏靖外交》、《意埃戰爭與英國的“雙重政策”》、《論“不干涉”政策的創始者及其動機》、《論1939年3月英國對波蘭保證的原因及其破產》等, 這些論文根據大量史料,針對西方學者中流行的種種錯誤論點,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具體而又深刻。
  齊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論述綏靖產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不僅“害怕對德戰爭引起本國革命”并“為蘇聯所利用”,而且“把納粹德國看作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擴張的屏障,在這個意義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擊對象,反倒是必須聯合的盟友”。在經濟方面,“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日益沒落的英、法資產階級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經濟利益”,害怕戰爭會破壞經濟復興,以致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仍然不肯加大財政撥款,加速擴充軍備。在軍事方面,英國充滿失敗主義情緒,認定自己沒有力量同時對付德、意、日三個敵人,又不愿團結法、美和中小國家,因而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并企圖通過綏靖外交來彌補國防力量的不足;法國則盲目相信并信賴馬奇諾防線,錯誤地以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齊先生揭示了綏靖政策的實質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他認為,綏靖政策是20世紀30年代走向衰落的英國和法國,在面臨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挑戰時,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種以犧牲其他國家為手段,換取與對手妥協的政策。然而,“綏靖外交推行得越徹底,歐洲的局勢就越遭到破壞,英、法的戰略地位也就越加惡化”。當英、法“把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犧牲給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險地點的‘局部化’似乎成功了”的時候,“世界大戰在總體上卻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固然是由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發動的,但戰前英、法推行的縱容侵略的綏靖政策無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齊先生的論文有很強的論戰性。例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不干涉”政策是法國主動提出的,另一派則認為它的真正策源地是倫敦。齊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當事人的回憶錄等大量史料,得出結論:“就實質而論,英、法兩國是這一政策的共同創始者。”又如西方學者大多數認為,1939年3月英國對波蘭的保證結束了綏靖外交。齊先生從“應付國內的壓力”、“防止德國的西進”、“勾結德國的新策略”幾個方面,說明英國在宣布保證波蘭獨立以后,在軍事上、經濟上都未給波蘭以實際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蘭對德國做出讓步,因此“結束綏靖政策”一說不過是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家為破產的綏靖政策所作的無力辯護而已。
  齊先生還研究了一些中外學者研究較少的問題,如意埃戰爭中英國推行的“雙重政策”等②。
  齊先生對綏靖政策所作的這種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國史學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視。在朱庭光、陳之驊提交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1980—1984年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況》一文中,把齊先生上述一系列論文作為我國學者研究二戰前史的一項主要成果予以評價。
  2.從國際范圍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地位和作用,闡明其重大歷史意義。
  齊先生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但是外國史學家對中國抗戰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計不足,甚至有意貶低,因此中國史學家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闡明歷史真相。他在提交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論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長篇論文中,充分利用戰后出版的中、日、英、美、蘇等國的文獻資料和各國最新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言必有據地對這一課題進行了新的探討。他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把中國的抗日戰爭放在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幅畫面中進行全過程的考察,并將抗日戰爭史分為三個階段(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日;1939年9月1日—1941年12月7 日;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逐一進行深入分析, 論證中國抗日戰爭的重大國際貢獻。他運用宏觀與微觀、世界史與中國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充分揭示了中國戰場與二戰中逐步形成的幾大戰場之間的相互制約和影響,詳細說明了中國戰場在以下幾方面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使蘇聯避免兩線作戰,從而能集中力量打擊納粹德國;推遲德、意、日三國同盟的形成,從而減輕英、法在遠東受到的軍事壓力,并使日本未能在軍事上給德國以實際援助;推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英、美得以集中力量對付德國,并爭取到更多的備戰時間;在中國戰場上牽制日本百萬大軍,使日本不能全力進行太平洋戰爭。這些例證及其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為最終戰勝法西斯集團所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篇論文獲得了參加大會各國學者的重視與好評。日本茨城大學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歷史學研究》1986年第6 期上撰文評論道:“這個報告是把中國歷史中的抗日戰爭放到世界史中而作的分析。它把中國人民對于歐洲、東亞及美洲大陸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線所做的貢獻及所占的地位進行了冷靜的分析論述。這一分析,給予人們深刻的印象。”日本立命館大學名譽教授池田誠在《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中對齊先生的論點作了詳細介紹,認為這是中國學者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齊先生又進一步從國際關系的角度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史。1987年在日本京都、東京兩地舉行的“盧溝橋事變五十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上,齊先生提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與國際關系(1937—1945)》的論文,這篇文章受到與會日本學者的贊賞。專門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學教授石島紀之評論說:“該報告對美、英等國以及蘇聯對中日戰爭所采取的態度進行了精確的分析,明確了中國抗戰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戰爭看作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這些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關于蘇聯史的研究
  齊先生對蘇聯史有深入的研究。1980年他發表了《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一文,觀點鮮明地指出: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論點是人們所熟知的,但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論點卻被許多人忽視了。齊先生詳細闡明列寧的論斷:“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對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這種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礎,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證,就在于無產階級代表著并實現著比資本主義更高類型的社會勞動組織。實質就在這里。共產主義力量源泉和必獲全勝的保證就在這里。”[8](第4卷,pp.9—10) 并且進一步指出,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實質的精辟論述,對一切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都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對于那些革命前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落后國家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后,應當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長期性和特殊困難,因而更有必要竭盡一切努力不斷完善新的社會勞動組織,大力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20多年前“文革”結束才三四年的時候,許多人還習慣于把無產階級專政只同暴力聯系在一起,在這個時候齊先生敢于提出上述見解,是需要相當膽識的。
  蘇聯解體后,在西方和俄羅斯內部有一批人開始攻擊和否定十月革命。針對這些謬論,齊先生發表了《論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幾個問題》一文,深刻說明十月革命不是“早產”,十月革命也沒有失敗,它在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響,其歷史地位是不容抹殺的。齊先生還撰寫了《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偉大意義》、《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紀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從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歷史的經驗教訓的角度,論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偉大意義。
  齊先生在蘇聯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體現在由他主編的《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的歷史演變》一書,特別是由他撰寫的第七章“蘇聯的建立、興盛和解體”中。在這里,他結合蘇聯史實,特別強調必須一分為二地分析蘇聯歷史,既要看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成就,又要記取問題和教訓。關于蘇聯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他作了深入的分析,具體總結了5點,即1)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2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必須不斷改革,才能繼續發展;3 )在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為此要對外開放;4)必須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政治積極性;5)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 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是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頭等大事[9](pp.363—372)。
  (四)關于整個20世紀史的研究
  齊先生與廖學盛同志共同主編了《20世紀的歷史劇變》(以下簡稱《巨變》)一書,該書集近20位專家之力,費時8年始告完成。 《巨變》已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作為首批優秀成果10本書中的一本于2005年出版。 《巨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百年來世界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為線索,分為“20世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變革”、“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殖民體系的瓦解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百年來國際關系的演變”等4個部分, 對20世紀歷史變化作了全景式的系統研究。鑒定專家認為,該書資料豐富、論述全面、見解深刻,是多學科交叉創新的重要成果,也是國內第一部對20世紀人類歷史進行深刻總結和反思的學術專著,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四、為推進世界通史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齊先生治學范圍寬廣,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貢獻。
  (一)在對世界史這門學問的認識上,齊先生提出不少具有啟示性的看法。他認為,世界史之成為古老的歷史學中一門自成體系的、獨立的分支學科,嚴格說來,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世界歷史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出現,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才在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日益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各國史學界的有識之士于是開始認真思考撰寫世界史,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而不是只局限于國別史、區域史和專題史。但是,世界通史或者叫全球通史這門學問,無論在中國,還是就世界范圍看,相當長時間內都不受專業歷史學家的重視。他們認為世界通史的內容“太空泛”,難以把握,不成其為一門學問;挑一個國別史,或者在國別史里再挑一段,或挑若干專題進行研究,寫出來的東西才是“高、精、尖”。齊先生指出,其實有些人心里怕的是:由于世界通史范圍太廣,必須大量利用別人研究的成果,寫出來的東西難免“硬傷”累累,受專家譏笑。因此,正如韋爾斯在《世界史綱》的導言中所說的那樣:“現今的歷史學者大多是些學究氣十足的人;他們唯恐有微小的錯誤,而寧可使歷史互不連貫;他們害怕寫錯一個日期,遺人笑柄,甚至于害怕做出可以爭論的錯誤評價……從他們那里可以得到只是積累起的資料,而不是裝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
  關于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前景,特別是中國學者能否與西方學者爭勝的問題,齊先生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看法。他多次強調,中國人搞外國史,要有點志氣,要拿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批駁了那種認為中國人研究外國史,材料掌握不如對方多,很難達到高水平的看法,指出“材料是研究的基礎,當然重要。但我們只要掌握了足夠的材料,就可以進行研究,就能寫出高質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國人一樣多,才能達到他們的水平。恩格斯寫《德國農民戰爭》,材料主要根據戚美爾曼的《偉大農民戰爭史》,但水平顯然高于后者”。齊先生還以外國人的中國史著作為例,說他們掌握的中國史史料能與中國學者一般多的很少,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寫出一些高水平的著作,其中某些見解仍是值得我們參考的。齊先生還提出一個重要論點,即本國人研究本國史,“難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缺點。‘旁觀者清’恰恰是外國學者特具的優點。”[3](“后記”,p.482) 齊先生不僅這么說,而且身體力行。1982年他赴美講學,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作了兩次學術報告:“論‘不干涉’政策的創始者及其動機”和“論1939年3 月英國對波蘭保證的原因及其破產”,講的是西方學者熟悉的題目而不是中國史,但是齊先生掌握了與所講問題有關的大量史料并且熟習西方學者的有關著作,更確信運用唯物史觀能闡明歷史真相,知己知彼,故而敢與西方學者爭鳴。齊先生的老師周一良教授聽說后十分高興,特為此來信鼓勵,贊賞他的學生“堂而皇之,正經八百地對外國人講世界史問題,亮出我們的觀點與水平”,是“為國爭光,可喜可賀”。
  齊先生還有一個重要主張,即中國的世界史學家必須對本國史有相當的了解,其理由之一是通過中西歷史對比,才能看出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從而對兩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理由之二是中國史學有悠久傳統,有許多寶貴遺產值得繼承,切不可“數典忘祖”;理由之三是作為中國人研究外國史,重要目的之一是“洋為中用”,從外國歷史中汲取對我們有益的營養,而不懂得中國史就起不了這種作用。齊先生經常提醒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不要僅僅鉆研自己研究的那段外國歷史,不要過分強調沒有時間看中國史的書,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開闊一些,否則就難以達到第一流水平。齊先生本人對中國歷史是相當熟悉的,這在他的文章和講課中都有明顯的反映。他講《史學方法》課,系領導規定全系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都要聽;因授課內容所舉例證包括古今中外,故研究中國史的學生聽后也感到很有收獲。
  (二)與吳于廑先生共同主編六卷本《世界史》。20世紀60年代,周一良、吳于廑兩位先生主編出版了4卷本《世界通史》。80年代, 鑒于這套書的內容亟須更新,國家教委遂請吳先生和齊先生合作,主編一套新的6卷本《世界史》。 這套書的編撰體系是吳先生生前定下來的,吳先生去世后,齊先生具體負責完成了各卷編寫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廣泛吸收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更多地體現了撰寫者自己的研究心得。這部通史具有以下特點:1)在分期上,沒有把上古、 中古分作兩個階段,而是統一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兩卷的分界,大致為公元1 世紀開始直到5、6世紀方始結束的橫貫亞歐大陸的民族大遷徙運動,這一遷徙導致亞歐大陸南部文明地區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則伴以社會形態更迭——奴隸社會終結和封建社會開始。近代以1500年為上限,在此前后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新航路的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導致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從而引起遍及世界各地的社會經濟重大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開始的。”[10](p.784) 現代則以20世紀初為起點, 而不是像以往那樣以十月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起點。2)反映中國學者自己的世界史觀點。例如過去蘇聯學者都以巴黎公社作為劃分世界近代史兩個階段的標識,《世界史》則不再沿用這種劃分辦法。又如過去蘇聯學者一貫譴責法國熱月政變,《世界史》則運用相關史料,說明熱月政變是結束恐怖統治,恢復和建立資本主義正常秩序的重大轉折點。再如關于納粹黨與大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過去蘇聯與東德學者一致強調納粹黨是德國大資產階級豢養起來的,而西方學者則否認納粹黨受到過大資產階級的扶植。《世界史》全面地分析了這個問題,指出納粹黨經過十幾年經營,到上臺前已得到廣大中下層群眾,特別是城鄉小資產階級支持,從而在1932年成為議會第一大黨;20年代德國統治階級對它還不重視,但進入30年代后,由于納粹黨是唯一能夠對抗共產黨、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有組織的力量,所以得到大資產階級、容克地主和國防軍的認可,并在他們的支持下取得政權。3)在體例上, 包括了中國史部分。把中國史放在世界范圍內探討其地位和作用,可以體現完整意義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國史的匯編。當然,《世界史》中的中國部分,其具體寫法與專門的中國史有所不同。4)在時間跨度上包括現、當代史,一直寫到20世紀90年代。“文革”前很有影響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當時的條件,不包括現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區,敢寫世界現、當代史,開學界研究之新風。今天大家對這一階段的研究已經很少有顧忌了。5)在內容上加強或增添了文化、 科學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專節介紹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拜占庭文化;近代部分有專節介紹自由主義思潮,特別是專門有一節介紹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包括社會財富分配、服飾、飲食、衛生與健康、人口、家庭、教育、高層文化、低層文化娛樂等。
  由于具有上述諸多創新與成就,6 卷本《世界史》已被許多高等學校采用作為教材,具有廣泛的影響。1995年,該書獲國家教委頒發的第三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三)為普及世界史做了大量工作。齊先生認為,普及與提高應當并舉,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沒有普及作基礎,得不到社會的公認,只在幾百個人的小圈子中打轉轉,文章再好,學科也沒有生命力,久而久之,也就自行消亡了。”[3](“世界史學科建設中的幾個問題”,pp.416—417) 他還指出,普及讀物并不容易寫,需要“深出淺出”,內容是深刻的,形式要通俗易懂。寫出引人入勝的通俗讀物是要付出艱辛勞動才能辦到的,亦非人人可辦,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淺出之。為實踐自己的主張,齊先生與馬克垚等同志共同編寫了《人類文明的演進》[11];與朱龍華、劉宗緒同志合寫了《世界近現代史干部讀本(1500—1945)》[12]。此外,齊先生還主編了20卷本《精粹世界史》③ 和《強國興衰史叢書》[13],這些書均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對普及世界史起到了良好作用。
  五、辛勤耕耘的歷史教育家
  齊先生不僅是著名的世界史學家,也是一位造詣很深的歷史教育家。他在深入進行史學研究的同時,又以極大的精力關注歷史教育工作。他所總結的許多教育經驗,對我們今后歷史教學的普及與提高,對于人才培養,都有很強的學習和借鑒意義。
  齊先生強調:“教學與科研,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學校,首先要教學,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教書,有兩種教法。一種是年年老一套,講稿的紙變黃了,內容還不變。這種低水平的教學必須否定。另一種是內容不斷更新,及時反映學術前沿的成果,反映教師自己研究的心得”。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只有進行科學研究。他舉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講課為例,“每一遍都有新內容,精彩的內容,反映他的新的研究心得”。但反過來齊先生又強調:“教學也能起到促進科研的作用”;“教學的過程,也是教師再學習的過程”。對于有些問題,教師平日讀書和備課時以為明白了,待到把它們講給學生聽時,就往往發現并未徹底搞清楚,還得再思考,再學習[3](“漫談科學研究與學科帶頭人問題”,pp.423—425)。他批評現在有些50多歲的教授就不愿上基礎課的現象,指出老教師一定要上基礎課,因為老教師知識面廣并有專門研究,在多年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故由他們上基礎課,對學生的好處很多。最后,他把上述內容歸納為一個結論:“一個好教師應當在教學、科研兩方面都做出優秀成績。”[3](“漫談科學研究與學科帶頭人問題”,pp.423—425) 齊先生本人在76歲以前每學期必上一門課, 近兩三年雖然不上學期課了,仍不斷作些學術報告。
  齊先生教導學生要處理好創新與繼承的關系。他說,學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但創新的基礎與前提條件是繼承。沒有繼承,就談不上創新。人類知識是一個不斷積累、不斷發展的過程。每一個人在開始從事一門學科的研究時,總要先了解前人已經做過哪些工作,以及這些工作的成敗得失如何。所以,有成就的學者沒有不重視目錄學的。齊先生平時十分注意史籍目錄的積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新出版的史學著作,并寫專門的評介文章,如《西方對世界現代史的研究》、《現代國際關系史的一個“熱門”——評介西方學者關于綏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還專門為研究生開設“世界現代史要籍評介”課程,以豐富他們的書目知識,開拓他們的眼界。齊先生入室弟子所寫的文章,都有材料豐富的優點,這與齊先生的教導是分不開的。但是只有繼承而無創新,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止,學術就會喪失生命力。“發前人未發之覆”,是一切科學工作者都應當追求的目標。齊先生批評當前那種只講數量、不重質量的學風,特別反對在職稱評定上過于量化的錯誤做法[14]。他說,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對著作持十分嚴格的態度,他的標準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我們應當像顧炎武那樣,要精品,不要廢品。
  齊先生對青年同志提出了“立志”、“勤奮”和“虛心”三條希望。他要求青年“要立志做教育家,而不是教書匠;立志做史學家,而不是史抄公”,因此一定要爭取做到“為文要有創見”。同時,“要有成就,就得勤奮,耍‘小聰明’是絕對害人害己的”。在勉勵中青年“要虛心”時,他在一次會上坦誠地批評“有兩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氣很大,動不動就用‘全稱肯定’和‘全稱否定’的語氣講話。不客氣地說,這是很危險的”。他進一步語重心長地指出,“你讀過的書還很有限,怎么能這么大的口氣呢!顏之推說:‘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真是至理名言啊!”[3](“世界現代史學科建設中的幾個問題”,pp.419—422)。這些年來同志間的坦誠批評越來越少,齊先生這樣一位老一輩學者對中青年提出的忠告是何等的懇切,這才是“忠言逆耳”,對有志于史學的青年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為了提攜年輕人,齊先生也向老同志提出希望,特別提到“老教師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培養中青年,發現人才并提拔人才”;而“一個人如果能在一生中發現一些人才,并幫助他們成熟起來,那就是對社會做出了貢獻,也是做教師的最大幸福”[3](“世界現代史學科建設中的幾個問題”,pp.419—422)。事實上,在這方面齊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篤行者。他既教書又育人,歷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培養出許多專家、學者和有用之才,可以說是桃李盈門,成績斐然。
  齊先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好老師,他對學生高標準,嚴要求。為了使他們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合格人才,齊先生在思想上十分關心學生,要求他們熱愛祖國,獻身教育事業,安貧樂道。齊先生還從遵守紀律、言行一致、遇事考慮他人利益等具體事情抓起,教育學生“學會做人”。在業務上,先生教育學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學高峰,并從基本功教起,訓練學生搜集、鑒別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寫作論文的能力,等等。對學生的論文,他不僅要求立論有據,史料及譯文準確,就連引文出處、標點符號使用以及抄寫是否工整都不放過,凡錯誤之處都予以指出并親自核對修改,學生無不為之感動而深受教育。今天,齊先生雖然已經八十歲了,但仍然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敏捷的學術思維活躍于教學與科研第一線。
  六、高度的歷史使命感是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
  齊先生80高齡仍然筆耕不輟,并以極大的熱情關注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他之所以如此執著,根本原因在于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他不止一次說過,我國在1949年以前只講外國史(主要是西洋史),而無世界史,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在整個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時各學校的主持人也就不可能有胸懷全球的抱負,即使個別人有這樣的抱負也無濟于事,不能影響全局。況且,當時知識界上層普遍崇拜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西洋史自然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興奮地指出,今天,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經濟繁榮,這就為世界史學科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改革開放的時代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歷史這門學科恰好是了解世界的一個有力工具。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和使命感,齊先生強調世界史學家應抱著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崇高目標建設自己的學科。他說:“當今國際局勢多變,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日趨激烈。學習世界史,能夠幫助我們辨明國際形勢,認清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趨勢,從而堅定地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15]
  記得齊先生不時說起,臧克家先生曾經贈白壽彝先生詩句:“該罷休時不罷休”,對于白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竟根本沒有想到“老之已至”而贊嘆不已,并“對自己的懶惰深深愧疚”。其實,和白先生一樣,齊先生不也同樣是“該罷休時不罷休”嗎?他正是以白先生和其他前輩的精神為榜樣,時時激勵自己。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對事業的執著成為他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
  附:齊世榮先生著譯目錄
  (一)專著、材料、工具書、資料匯編:
  (1)《齊世榮史學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齊世榮、廖學盛主編:《20世紀的歷史巨變》,北京:學習出版社,2005年。
  (3)齊世榮、廖學盛主編:《20世紀的歷史巨變》(論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4)齊世榮主編:《綏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
  (5)齊世榮主編:《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的歷史演變》, 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撰寫第7章)。
  (6)齊世榮主編:《強國興衰史叢書》,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西班牙、葡萄牙:帝國的興衰》
  《英國:從稱霸世界到回歸歐洲》
  《法蘭西的興衰》
  《德國: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
  《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美國:從殖民地到唯一超級大國》
  (7)齊世榮主編:《精粹世界史》(20卷)北京:青年出版社,1999年。
  (8)國家教委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組織編寫:《中外歷史問題八人談》,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內有齊世榮先生文章2篇:《略論英美法三次資產階級革命》、《文藝復興及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
  (9)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6卷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齊世榮主編:《人類文明的演進》(2卷),北京:青年出版社,2001年。(撰寫現代史部分)
  (11)齊世榮、劉宗緒、朱龍華:《世界近現代史干部讀本(1500—194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撰寫現代史部分)
  (12)齊世榮主編:《世界五千年紀事本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齊世榮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982年。
  (14)齊世榮主編:《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3冊), 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二)翻譯:
  (1)斯賓格勒著,齊世榮、戚國淦等譯:《西方的沒落》,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2)齊世榮、余繩武等人編譯:《蘇聯歷史論文選》(3冊),北京:三聯書店,1964年。
  (3)齊世榮編:《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論蘇聯歷史學》,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
  (4)茲拉特金著,齊世榮譯:《蒙古近現代史綱》,內蒙古大學內部印行。
  (5)齊世榮主編:《帝國史譯叢》(4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收稿日期:2006—04—15
  注釋:
  ① 參見中文版《新編劍橋世界史——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頁。
  ② 詳見齊世榮先生主編的《綏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該書集中體現了齊先生和他的學生們關于綏靖政策的研究成果。
  ③ 齊世榮主編:《精粹世界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齊先生在“序言”中說,“精粹”的含義,一是所選的20個專題都是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二是每本書的字數不過20萬字左右,盡量體現“少而精”的原則,絕非主編和作者自詡“精品”之意。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12K5世界史張宏毅20062006
張宏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 100875
  張宏毅(1936—),男,漢族,江蘇丹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12K5世界史張宏毅20062006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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