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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學和美學在中國的傳統與發展(專題討論)  1.當代文藝學和美學:沒有說完的話
文藝學和美學在中國的傳統與發展(專題討論)  1.當代文藝學和美學:沒有說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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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1;B8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7)05-00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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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月刊》2006年11月號發表了王建疆的《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傳統”和“話語霸權”》一文。其中談到的從順接和逆接兩個方面來看中國美學和文藝學傳統,從文化基因的高度來看中國當代文藝學、美學的發展戰略等,都頗有新意。新世紀以來,我一直呼吁中國文藝學、美學要“走自己的路”①;從2004年底起,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時,對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學的發展狀況作了比較全面的調研②,在此基礎上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藝學、美學的現狀和問題,如現代傳統、現代性、文論和美學建設等發表了數篇文章,其中對有關中國當代文藝學患了“失語癥”和“全盤西化”等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看了建疆這篇文章,我覺得意猶未盡,再談點自己的看法。
   一、怎樣評估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學所走過的路?
  從20世紀末到目前,有兩個說法值得重視:一個是“失語癥”論,一個是“全盤西化”論。這兩個觀點之間也有密切聯系,正因為認為當代文藝學是“全盤西化”了,才會推斷其患了“失語癥”。對此我已發表過文章對它們提出不同看法,這里再稍作補充。
  先看全盤西化論。這種觀點認為,“文革”以后我國文藝理論界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現代性西學東漸,人們爭先恐后、毫無保留地學習、引進并運用西方現代文論話語體系,從而導致“文論失語癥”;不僅如此,這種情況貫穿于20世紀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所以,百年中國文論的發展歷程總體上是“全盤西化”的過程③。
  對這種全盤西化論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認為,20世紀中國文論,絕不是全盤西化的過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傳統文論、又不同于西方文論的現代文論新傳統的建構、生成過程。這個新傳統離不開20世紀整個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這一大的系統工程,是這一系統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不能離開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孤立地看待中國現代文論的現代性訴求及其歷史建構,不應該將之從這個大系統中割裂出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的實踐過程,而不是全盤西化過程。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意識形態和學科建設有機組成部分的中國現代文論,其構建過程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盤西化的過程。中國的現代文論在生成過程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同時又不斷學習、借鑒西方文論的經驗和理論內容,并在大的政治氣候和時代背景下,關心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問題,從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論的新傳統。在此,是不是全盤西化,關鍵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是否為了解決本國的現實問題,而不在于是否學習和借鑒了西方。而全盤西化論者卻恰恰是在這里將兩個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了。
  另外,全盤西化論者把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建構歷程說成是“毫無保留地學習、引進并運用西方現代文論話語體系”過程,是缺乏事實根據的。百年中國文論的演進歷史充分證明,我們借鑒、運用西方現代文論,從來都是從我們現有的期待視野出發有選擇地進行的。梁啟超提倡小說革命就是針對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中小說地位不高,而現實生活中小說在喚醒民眾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學體裁的優越性這一現實才提出的。“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的主張,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現代文論的主張,都立足于現實中國的現實問題。至于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突破“人性論”的禁區、“文學是人學”主張的重新確立,一直到用“審美意識形態”來概括文藝的本質特征,鼓吹文學重振人文精神、體現人文關懷等等,更是直接針對現實的文學現象。這種建立在始終直面中國文學、文化現實問題的現當代文論傳統,雖然不斷有對西方的學習、借鑒,卻很難說它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方的。全盤西化論不顧事實的說法是很難叫人接受的。
  再說“失語癥”論。其倡導者認為中國現當代文論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文論話語和特有的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學術規則,是謂“失語”。
  在我看來,雖然失語癥論者意在反對西方中心論,要為中華民族文論在整個世界文論格局中爭取一席之地,其用心無疑是好的。但實際上它仍然沒有跳出以西方話語的習慣視野來看待、衡量當代中國文論的怪圈;沒有區分我們所面對的新、舊兩個文論傳統,特別是漠視百年來、尤其是“五四”以來中國文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引下,在與西方文論的對話、交流、碰撞、沖突和逐步交融中,已經形成、并在繼續發展的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論新傳統。雖然從世界文論的大格局以及中國當代文論的創新和突破的要求來看,還遠遠不夠,但這個新傳統并非沒有自己的話語。這個新傳統究竟是什么,需要認真地梳理和總結。但粗疏地看,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強調文藝的他律性和主張文藝的自律性這兩種文論思想同時生成、發展,時而互相沖突、時而互相補充、時而互相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張力的現代文論新傳統:前者與古代文論中“文以載道”傳統相呼應,形成了關心政治、關心現實、服務現實的傳統,而現代文論一旦與現實相結合,就出現了廣闊的闡釋空間和自己的話語系統。從梁啟超的小說革命主張開始,到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為人生,再到毛澤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直至今日我國文藝的“二為”方針,是一種純粹的中國現當代文論話語體系,是不可能從歐美找到的特殊表述,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現代性特征,又非常強勢,這個傳統成為現當代中國文論的主調,何來失語?而后者雖然不在主流位置,卻仍然不可忽視:從王國維提出“文學游戲”說和美的價值在美自身的觀點,到魯迅、周作人強調文學須用藝術和審美方式表現人生,到前期創造社“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再到朱光潛、宗白華、錢鍾書等人對文學審美特性的重視等等,這個同樣具有現代性和中國特色的文論支脈,也構成了現代文論傳統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雖然有的學者將這一支脈也歸入“以西釋中”乃至“以西代中”的“全盤西化”的范圍,但與事實大不相符。第二,這是一個不斷反省自身的傳統。從“五四”時期文學社團或文學流派關于文學為人生,還是為藝術,還是為創造、為革命的爭論,到胡適、魯迅對中國古代文藝的整理與批判,再到新時期文論對建國后十七年文論的反思和清算,直到20世紀80年代對單純為政治服務文論的揚棄,90年代中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90年代末開始的對中國現代文論的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爭辯,已經形成了不斷反省自身的傳統。現代文論新傳統就是在這種一次又一次地不斷自我反省中建構和生成的。而且,這個新傳統并沒有完成,更沒有結束,還是現代進行時,還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著。當然,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還可以從大的范圍,更深、更細的層面上進行歸整,但僅就上面這兩點就已經說明,中國不僅有古代文論傳統,而且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現代傳統。承認這個傳統,所謂的失語癥也就無從談起;如果承認中國現代文論不斷反省自身的傳統,那么,提出失語癥的人本身也就走在了這個新傳統的大道上,他沒有失語,也不可能失語,相反,失語癥論者也在從另一個方面參與著中國現代文論傳統話語的建構。當然,也不否認有極少數文論研究者數典忘祖、唯西方馬首是瞻,但這畢竟是極少數,不能以偏概全。
  二、如何看待中國當代文藝學學科的深層問題?
  失語癥論也好,全盤西化論也好,其實都反映了當代文藝理論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這個困局呢?在我看來關鍵之一是要解決當代文藝學學科內部構架的失衡問題。
  當前文藝學學科的三大基本構件中,文藝理論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存在著不和諧。由于種種原因, 90年代的文藝學建設的重點不在文學理論上,而在文論批評史上,中國古代文論史和西方現代文論史取得較大的實績,超過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也與文學理論脫節,獨立行走。這種情況表明,文藝學學科中,作為主體部分及文論史和批評基礎的文學理論處于話語權缺乏的尷尬地位。
  這種學科內局部失衡的情況說明,我們的文學理論既對中外文論的歷史和現實缺乏審視、總結、概括、吸收,也對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現實狀況關注、參與不夠,因而文論史和文學批評這兩個部分就與主體部分的文學理論缺乏互動、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學理論缺少新的生長點和強大的活力。
  所以,文藝學學科的深層問題在于其中文學基本理論缺乏與“史”和批評的互動、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納傳統文論并實現現代轉換的內在動力,又缺乏吸納當代新的西方文論并加以中國化的消化能力,還同與文藝現實聯系較為緊密的文學、文化批評有所隔離,因而造成文學基本理論在文藝學學科體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這種現象的除非學術原因外,就理論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現代性的視野。事實上,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突破,除了在學術界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文藝觀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外,我主張應該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夠在比較大的范圍內得到認同。這個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學本質論的突破、文學創造論的突破和文學接受論的突破。就文學本質論的突破而言,新世紀文論已從反映論文學觀進入價值論和主體論文學觀,又達到文學審美意識論的高度,已經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學創作論方面,對中外文學創作的新鮮成就和經驗關注較少、總結不多,尤其是在創新的文學創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無策,更談不上理論的提煉、概括和對創作的指導,理論與創作實際嚴重脫節,從而淪落到許多作家認為理論可有可無的地步,這是值得深思的。中國古代的文論、詩話、畫論名著,雖然沒有嚴密的邏輯體系,但都與當時的文藝創作緊密聯系,因而獲得了理論的生命,有些至今讀來仍覺得大有深意。這對我們當代文論的發展和推進是很有啟示的。再就文學接受理論而言,也存在著與實際脫節的問題。我們當前面對每年正式出版 1400多部的長篇小說和絕大多數小說少有讀者問津的尷尬局面。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論上、特別是現代接受理論的回答。而我們在這方面還做得很不夠。要充分認識到,文學理論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個艱苦的、長期的建構過程,并不是簡單的幾聲吶喊和尖刻的幾篇批評就能奏效的。相反,當代中國文論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確的途徑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決當前中國文學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并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同時,達到理論、批評、文論史三方面的協調和統一,形成整體突破。
  總之,我認為,中國當代文藝學走出困局的關鍵恐怕還在于我們所有文藝學學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藝學學科三個部分互通、互動、加強交流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的現實,解決現實的問題,這樣才能夠達到對文學基本理論的全方位創新和突破。
  三、當代中國美學有無自己的傳統?
  隨著20世紀80年代幾部中國美學史類著作的問世,中國美學似乎已經橫空出世了,若再要問有沒有中國美學,就顯得十分可笑。但在當代美學研究中,學者們并非都能如此看待。新世紀以來,關于中國美學的“斷裂說”有之,“重建說”亦有之,意在否定當代中國有自己的美學,同時更是否認有自己的美學傳統。我對這個問題的總的看法與我在前面對當代文藝學的看法一致,即認為不僅中國有自己的美學,而且已經形成了與古代美學傳統相對的現代美學傳統。但這個新的美學傳統與當代文論的傳統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這個異則表現在都具有對古今中外審美理論的兼收并蓄,也表現在對自身發展的不斷反省上。這個不同卻表現在與中國現當代文論的關心政治、關注現實相比,現當代美學理論卻受審美超功利性特點和形而上特點的制約,相對地離現實較遠,離技術和應用較遠,更多地關注審美活動自身的研究。
  但就中國美學中古代和現代兩大傳統而言,也具有內在的聯系與區別。中國美學的古典傳統顯示了哲學統攝,道藝相通,關注人生的功能和封閉性、感悟性、評論性、技法性的特點。與此不同,中國美學的現代新傳統具有中西結合,以西釋中,知識譜系化,論理邏輯化,范疇學科化、意識形態化和開放性、建構性特點。而這兩個傳統的所有特點又都能從中國美學史寫作中找到最典型的例證。可以說,沒有兩個傳統的對照,就沒有美學史的寫作成果,而沒有美學史的寫作成果,中國美學傳統也就無跡可尋。中國美學的傳統是在幾部《中國美學史》類著作中彰顯的。同時,中國美學的現代新傳統也就包含在這種對古典傳統的闡釋中,是傳統的現代生成,也是現代的傳統回歸。這里不存在新舊傳統的斷裂。相反,新舊傳統相統一的學理基礎已然分明。這一點可以從近年來我和一些同行專家出版的美學、文藝學教材和相關著作中有關意境、氣韻、中和、神妙等審美形態、范疇的闡述看得分明。
  王國維開辟了以西釋中的現代美學傳統。這個傳統的開辟既是中國美學的發現或發現了中國美學,又是中國美學傳統的現代延續,也是古今美學的變軌和轉型。至今我們仍可以從現有的幾部中國美學史類著作中看到王國維的手法和路數。但從梁啟超、王國維開始,中經蔡元培、魯迅、胡適、周作人、瞿秋白、朱光潛、宗白華、蔡儀等,他們都未及寫出“中國美學史”類專著。為什么?這是因為中國美學史的寫作涉及到理論認識的成熟和對中國審美歷史、文學藝術歷史資料的充分掌握和深刻理解。因此,它的出現要比美學理論的建構和傳播晚得多。但它的出現其意義卻遠遠大于美學理論的一般性建構和傳播。因為,“中國美學史”類著作的出現是對中國美學合法性的確認。如果沒有中國美學史寫作的成功,有關有無中國美學的問題將永遠是個懸案。
  中國美學史寫作的主要特征是以西釋中而非像有的學者所謂的“以西統中”或“以西代中”,它力圖重新發現和確立中國古代美學,并已成傳統。中國古代美學史類著作的確立也就是中國美學的確立。李澤厚、劉綱紀所寫的《中國美學史》第一卷(1984年版)不僅開中國美學史寫作之先,而且是以西釋中、建構中國美學的楷模。美學理論和美學史寫作都有發現和建立中國美學的企圖和功效,但比較起來,美學史的寫作由于更注重歷史事實,因而更具有確證的功能。幾部美學史寫作的成功,無形中宣告了中國古今美學的誕生,其意義之大,不可低估。但對這個意義重大的學術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雖然在其外圍論著頗豐,但對其本身或核心處卻鮮有問津。這樣就形成了學術的盲點——燈下黑。即中國美學已經在眼下生成,而我國某些知名專家卻在否定中國美學的存在,“斷裂”、“西化”論有之,“重建”、“重構”論亦有之。這當中原因自然很多,不過,過多地關注諸如現代性、全球性、民族性、轉軌對接等抽象概念和理論的探討,而對美學史寫作的具體內涵、價值和作用關注、認識不夠,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現在從中國美學史寫作看近世中國美學的轉型,就能夠避免從抽象的概念出發經虛涉曠,或騎驢找驢,而是達到理論與現實、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從而切實、有效地解決有關中國美學傳統和現代性關系的難題。
  注釋:
  ①朱立元:《走自己的路》,載《文學評論》,2000(6)。
  ②朱立元主編:《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和批評發展概況的調查報告》,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
  ③馮黎明:《全球化語境下當代漢語文論的兩難處境》,載《文藝研究》2005(7)。

學術月刊滬96~103J1文藝理論朱立元20072007
文藝學/美學/當代/發展
朱立元認為,20世紀中國文論和美學,并非“全盤西化”的過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傳統文論和美學、又不同于西方文論和美學的現代文論和美學新傳統的建構、生成過程。20世紀的中國文論和美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新傳統。其在當前的發展中面臨的深層問題在于基本理論缺乏與“史”和批評的互動、互通。當代中國文藝學和美學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決當前中國文學所面臨的這一現實問題,并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同時,達到理論、批評、歷史三方面的協調和統一,形成整體突破。高建平則認為,我們只有來自西方的“美學在中國”和美學的史前史,沒有中國美學。提出“文化多樣性”口號的背后有著深層的審美的普世性與地方性之間的張力關系。今天我們需要建構真正意義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國美學”。王建疆認為,學科首先要講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謂特色或個性。同時,也不能從學科發展的水平高低來論斷該學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現實。其發展也應該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構。
作者:學術月刊滬96~103J1文藝理論朱立元20072007
文藝學/美學/當代/發展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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