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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
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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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頗多論著指摘新文化運動應對本世紀激進主義泛濫負責。論者認為,這個運動激進地“全盤反傳統”,造成中國文化的“斷裂”,妨礙“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是中國現代化不能順利實現的重要原因。有的論者進一步認為:文化激進帶來政治激進,新文化運動后期,國民革命接踵而至,其結果是開創了“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體制,后果十分惡劣。筆者認為,這些指摘都似是而非,與歷史實際不符。澄清事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文化運動,繼承五四精神。
  應該說明的是,近年人們使用“激進主義”這一概念,各人所指不盡相同,有的沒有對自己使用的這個概念作出嚴格的界定。本文所說的“激進”,指的是急劇改變現存事物的言論或行動,是中性的概念,其后果應根據每一言行的情況,具體地分析。
  二十世紀中國戰亂頻仍,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也對社會的發展十分不利。時賢企盼悲劇不再重演,善意地譴責激進。在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的同時,避開籠統的論斷,才能更好地汲取歷史教訓。
      新文化運動與思想文化“激進”
  學術界早就對五四愛國運動與嚴格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的聯系與區別有廣泛的共識。就思想文化運動而言,它與“激進”有什么關聯?請從一些具體問題談起。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古今中西文化的大討論,其基本內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銳地批評以儒學為主的中世紀意識形態,已不適應現代生活。
  時至九十年代,仍有人為此憤憤不平,說此舉是“走向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國意識的危機”。
  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學人早已指出,這些指摘不符合歷史實際。理由是:
  1、新文化運動沒有“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古代文學藝術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別是小說、白話文學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評價。諸子和佛學的研究在深化,恢復了它們應有的地位。就以儒學來說,指出其價值觀念不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同時,也沒有全盤否定其在歷史上的作用。陳獨秀等人嚴厲批判三綱,但對儒家一些道德觀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陳獨秀就曾一再申明:“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陳獨秀:《答〈新青年〉愛讀者》《新青年》第三卷第五號)說他們“全盤性反傳統”,有過于武斷之嫌。
  2、這個運動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評和學術討論的形式進行, 個別論斷或有偏頗,完全沒有超出文字討論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動。
  3、在社會生活變遷過程中, 它不過是本世紀初以來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觀念變革過程的延伸,不是思想觀念沒來由突然全盤變化。辛亥革命前,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已經開始清理傳統文化的積垢。民國元年,有識之士深感要鞏固剛誕生的民主共和制度,當務之急是對國民進行共和思想補課。
  4、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開創期, 也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文化繁榮期之一。不能說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觀點才叫中國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條件而不是災難。
  第二,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文學革命,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為造成文化“斷裂”的激進。時至今日,這類責難恐怕已不值得認真答復。上一世紀下半葉語文合一的呼聲此起彼伏。由等級森嚴和愚昧的中世紀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少數社會精英壟斷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無法維持。面對琳瑯滿目的現代文學和碩果累累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這樣的“斷裂”和“革命”肯定會贏得多數人的贊許。
  第三,新文化運動是多個思想流派的匯合,其中確有極端激進的流派,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這些流派中偏激的莫過于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中朱謙之稱得上是最徹底的“革命者”。他號召進行“宇宙的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類滅亡”“舉宇宙的存在物而悉滅盡之”! (朱謙之《革命哲學》第217頁,泰東書局,1921年,上海。)可是,沒有多久, 他便大聲疾呼:“我的朋友們呀!我懇求你,不要懷疑,不要想打破一個東西,甚至一微塵都不須打破,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來讓你真誠惻怛的一點情……這么一來,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于‘真情之流’,都復歸于神的當中,而人們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的得個解脫,而實現真情生活在人間上了”。(朱謙之《通訊代序(致李石岑)》,《周易哲學》學術研究會叢書部出版,1923年,上海)從要消滅宇宙間的一切到一粒微塵都無須打破,最極端轉化為最平和,是激進還是保守,實在說不清楚。另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也有類似的情況。
  無政府主義在本世紀初傳入中國。辛亥革命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們不但言辭激烈,有的還積極參加暗殺,行動亦極為激烈。民國建立后,以劉師復為代表的力量最強的晦鳴學舍除了印發一些宣傳資料外,沒有任何反抗“強權”的實際行動。粗略統計一下,新文化運動中先后有六十多種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出版,相應有一大批無政府主義的小團體出現。但他們均與上述幾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樣,或敏于言而鈍于行;或如驚雷閃電,旋踵即逝。對劉師復等人的宣傳有過鎮壓,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們將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時候,特別是現代社會,人們的認識不可能統一,言論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進界定為冀圖急劇改變現狀的言行,那么,這樣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是頗為普遍的。
  新文化運動完全是民間的思想文化運動。是非和成敗完全是在自由討論中由廣大的參與者自行判斷、自由選擇。沒有人能夠運用超出思想和學術以外的權力作出判決。陳獨秀曾經聲稱他們的某些主張“不容匡正”,而匡正者卻層出不窮。林紓在自己編寫的小說中表達了依靠外力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人一網打盡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資談助的一個笑話以外,沒有任何實際效果。
  袁世凱病逝,黎元洪和段祺瑞立即下令廢止袁世凱限制言論自由的《報紙條例》。有了新聞和出版自由,短短幾年,各地就創辦了四百多份支持新文化的報刊。雖然出現過一些封報和逮捕新聞記者的事件,但創辦新的報刊登記即可,實際影響不大。就中國大陸而言,這是繼民國元年、二年后,言論最為自由的時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現代大學原則改造這間學校,學術自由也得到了切實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論自由有所保障的狀態下,各種思想可以自由競爭,多種聲音并存,互相牽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氣較易化解。在北京大學,最極端的鼓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亦有一些感興趣的師生組成研究會公開、自由地研討。“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治校的準則。”而且“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甚至各地的中學也沿襲了北大的組織制度,提倡思想自由”。(蔣夢麟:《西潮》第114、115—116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思潮的激進通常是社會矛盾尖銳加上壓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運動發生在思想和言論比較自由的環境下,又以維護和擴大這些自由為職志,視之為導致文化激進思潮泛濫,顯然不符合實際。
      政治激進主義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
  從辛亥革命至五十年代,中國一直戰亂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澤東稱為“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則動亂的時間更長。這些動亂是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后果?限于篇幅,一篇小文不可能全面回答這個問題,本文主要以緊隨新文化運動后興起的國民革命為例,看看兩者有何關連。其實弄清這一時段情況,整個問題的答案也思過半矣。
  這期間的戰亂首先是由軍閥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冀圖用武力統一全國,西南軍閥則以“護法”為名,力圖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用孫文的話來說,兩者是“一丘之貉”。
  “國民革命”的情況則比較復雜,它的興起深受蘇俄的影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國共合作,國民黨改組中采納的組織原則和政治綱領,黨軍的編練,都留下了來自蘇俄的胎記,不過,不能把蘇俄的影響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后者反對的是中世紀的意識形態;而前者雖然與后者有切合點,亦有很大的相左之處。
  蘇俄十月革命的沖擊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國家。不過,作為激進思潮,布爾什維主義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為政治激進主義的實踐,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在中國,離開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緊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規模的國民革命。無可諱言,新創建的小組織——中共發展如此迅猛,借助國民黨之處更多。
  以《建設》、《星期評論》為代表,一些國民黨領袖如胡漢民、戴季陶等人支持新文化運動。但孫中山欣賞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愛國運動。他支持思想革新,對新文化運動卻不完全理解。他從新文化運動中得出的直接結論是要加強宣傳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推其原始,不過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孫文:《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9~210頁,中華書局,北京)因此,他汲汲于籌款建立印刷所,鼓吹他所發明的讓后知后覺跟隨先知先覺的“知難行易”一類理論。而對作為新文化運動追求的核心價值——個人自由以及白話文學等等則持反對態度。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其領袖雖然以不談政治相標榜,其實他們選取了一條與當時的軍閥、政客有別的救國道路。《青年》創刊伊始,便在第一頁登出《社告》,揭橥他們的宗旨是“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社告》,《青年》第一卷第一號)所謂“不談政治”不過是避免進行當前政治行動的鼓動,著重從學理的層面講清有關問題,使人們可以得到認識和處理當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啟示。這就是他們說“不談政治”而又突顯“修身治國之道”的真實含義。后者大致有這么幾個要點:
  1、根據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學理, 反復闡釋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強調“國家為人而設”非“人為國家而生”,“吾人愛國之行為,在擴張一己之權利,以@①人拄國家;犧牲一己之權利,則反損害國家存立之要素……故國家職務,與小己自由之畛域,必區處條理,各適其宜。”(高一涵:《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青年》第一卷第四號)用陳獨秀的話來說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2、提倡以西方的個人本位主義,更替東方的家族本位主義。 陳獨秀指出:“宗法社會,以家族為本,而個人無權利……律以今日文明社會之組織,宗法制度之惡果,蓋有四焉: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如尊長卑幼同罪異罚之類)。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之因。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同上注)
  3、鼓吹法治。陳獨秀寫道:“以法治實利為重者, 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結果,社會個人,不相依賴,人自為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厘然有敘。”(同上注)而法治的必然歸宿是憲政。
  4、反對南北軍閥進行的戰爭,支持和談、裁軍, 力圖以思想的灌輸和批判,幫助中國人樹立科學(理性)的態度,擺脫中國古代文化負面因素的束縛,接受來自西方的現代文明觀念,提高現代公民素質,為民主共和的現代中國構筑牢固的基礎。所謂“西化”、“反傳統”,就是這些努力的不盡準確的表述。
  新文化運動這條“修身治國”之道,與當時國民黨(包括中華革命黨)的主張迥然不同。
  辛亥革命后,國民黨沒有完成革命政黨到民主政黨的轉型。它一直沒有放棄武裝,是政治激進主義代表。1917年開始,在“護法”的旗號下,力圖用武力掃平政敵,統一全國,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權。當時的中央政府內以段祺瑞為代表則堅持武力統一的政策。在混亂的政局中,兩者是對立的兩極。國民革命的興起雖有蘇俄和中共參與的新因素,但它是國民黨的“護法”戰爭的繼續和發展。離開了這條基本線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時期的政治激進主義。
  進一步考察國民革命的實際狀況,它與新文化運動背道而馳,更洞若觀火。
  在中國大陸,至今仍流行著這樣的觀點,國民黨建立的專制統治,是1927年蔣介石等人在“清黨”中“背叛”革命的結果。其實,從國民黨改組到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前后,極權統治體制已見端倪。
  首先,與新文化運動的追求針鋒相對,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們把反個人自由作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黃埔軍校造就了國民黨建立全國政權的基本骨干。孫中山以其一貫思想,對黃埔和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所謂文武兩學堂的學生諄諄教誨的就是要取消個人自由。他說:“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后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孫中山:《來校最后訓話》,《黃埔軍校史料》,第22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參與國民革命的中共領袖對此深信不疑。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跟著說:“總理曾說,謀人類的自由,就要去掉個人的自由。這一點如果相信不徹底,一定不能革命。”(《政治部周主任恩來講演詞》同上第224 頁)蔣介石更把這個反個人自由的論調,唱得整天價響,使之成為馴化盲從工具,建立個人獨裁的思想武器。他說:“學生與校長的生命是不相分離的,是整個的。”“你們既入了本校,對于自己的生命,已經是交給了總理了,交給本校長了。”(蔣介石:《對軍校第三期入伍生訓話》,《蔣介石年譜初稿》336頁,檔案出版社,1992 年)個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講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話:“在校內,在軍中,都要服從我的主張!”(蔣介石:《對軍校第三期學生講話》,同上, 526頁)如此赤裸裸的專制主義,竟沒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與新文化運動高揚法治精神相反,國民革命追求的是消滅司法獨立和法治,極力推行“黨化司法”。廣州國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員會主席曾振振有辭地宣布:“權源要必操之于黨,所謂以黨治國,即以黨為最高權之所在……故離黨而獨立之機關,絕對不容其存在也。”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黨化的與革命化的司法不可。”(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9月20日)
  再次,與新文化運動極力追求和維護的學術自由背道而馳,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統地推行“黨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長中山大學,亦與北大背道而馳,大聲疾呼要“實施大學之黨化”,說“吾黨所持之原則在以黨建國,則大學政治訓育之必施黨化主義,至無疑義。”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大學之一切學問的研究應造成科學的黨化,俾一切科學之發展,皆能完全為革命的發展而存在。”(戴季陶:《中大的改進》,黃仕忠編:《老中大的故事》第5頁,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8年)
  國民革命是國民黨固有傳統加蘇俄和中共的支持與合作的產物,這一類“政治激進”的惡果,應該從中俄兩方的傳統中去尋找,而不應歸罪于新文化運動。
      政治激進思潮泛濫的原因
  說明政治激進主義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之后,仍有一個問題必須回答:為什么在二十年代,政治激進主義會成為群眾性思潮?國民黨內有激進的傳統,但自發動“二次革命”后,不少國民目之為“過激”和不切實際,支持者不多。在黨內,孫中山雖然仍是威望最高的領袖,但不贊成其主張者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后的三次大斗爭(反袁、護法、改組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黨內都有嚴重的分歧和分裂,國民黨已演變為實力不強、影響不大的政治組織。但是,國民革命幫助國民黨扭轉了被動局面,吸引了不少年青人,成為波及全國的群眾性思潮,并取得了基本統一全國的實績。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陳獨秀和其他影響大小不一的人物也成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參與者。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歷史現象?原因非常復雜,有待反復研究。竊以為以下幾個因素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思想變遷。
  十九世紀中國社會精英思考和辯論的中心是要不要學西方。甲午戰敗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學什么和如何學逐漸成了精英們關注的中心。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黑暗面?
  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缺陷,梁啟超要與共和“長別”;孫文則構想“三民主義”,冀圖“畢其功于一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公理戰勝強權”的幻覺尚未完全消褪,光怪陸離的現實又帶來新的困惑和激憤。人們紛紛探求在人間營造理想世界的新路。直至1919年底,陳獨秀執筆寫成的《新青年》“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向往“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用浪漫的筆調描繪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天國;并表示:“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本志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
  多年來,中國不少社會精英都把學習西方視為救國的主要途徑。但西方列強廝殺的慘劇和戰后的破敗景象,給這些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不少人希望尋找新的文明。“勞工神圣”以互助取代競爭等觀念風行一時;特別是與主流文化迥異的另一西方學說——社會主義,成了廣受歡迎的新思潮。當時不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也大講社會主義。他們所辦的《解放與改造》雜志宣稱第二種文明(資本主義)已經崩潰,全世界將“依第三種文明的原則來改造”,“必定是取互助主義與勞動生活”,建立“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一期)此外還有不少刊物與小團體表現了程度不等的社會主義傾向。
  第二,平等的訴求壓倒了自由、民主。
  作為上述趨向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也在悄悄地起變化。
  最初揭示的是“科學與人權”。后者的核心是個人的自由與法治、憲政。“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義務。”(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共和國之本質,既基于小己之言論自由”,“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論,固屬巨謬,即人民抹煞自由言論,亦為厲禁。”為此必須“敬重少數意見與獨立意見”。(高一涵:《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同上刊)
  三年多后,在1919年1 月發表的《本志〈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上,陳獨秀開始用民主與科學取代人權與科學為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他寫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他說的舊政治,指的是“特權人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由此可見他所說的民主,內涵比較寬泛,貫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凡不平等的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和特權,均在反對之列。
  這個口號的轉換意味著什么?在同中世紀意識形態以及當時破壞民主共和制度的軍閥、政客斗爭中,“民主”的號召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民主有多種詮釋,在二十世紀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內涵有廣泛的共識。值得研究的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接受和拒絕了什么?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這些領袖思想取向的差異日趨明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流派,后來接受了馬列主義,成為國共合作幫助國民黨大發展的重要領袖。但在這個大轉變之前,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已與西方主流文化有頗大的差異。
  首先,立憲和政黨政治成了應予拋棄的垃圾。1919年6月, 五四愛國運動進入高潮,陳獨秀明確表示:“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為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陳獨秀:《隨感錄·立憲政治與政黨》,《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這個政治理念不僅是對中國政治現狀的失望,也包含著對世界的政治發展趨勢的理解。
  其次,在實現民主的方法上,把民眾的“直接行動”,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 月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如不采納則“惟有直接行動”!(《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425頁,三聯書店1984 年)這實際上已帶有依靠群眾奪取政權的性質。陳獨秀是一介書生,手無寸鐵,這個威脅沒有嚇倒有關當局,反而被官府捉去坐了三個月的牢。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發表作為“全體社員公同意見”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
  翌年,陳獨秀重申:“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于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陳獨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518頁)
  如果把“直接行動”理解為游行、示威、罷工等和平表達意愿的行動,這是公民應有的權利,是現代民主主題中應有之義。像五四愛國運動這樣的“直接行動”也在近代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不過,此類行動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些活動有可能過于情緒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會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對國家和社會進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憲政、法治、三權分立,以兩黨或多黨制和民主選舉為基礎的議會制等等。不幸,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都是人文學者,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了解,亦缺駕馭實際政治斗爭的經驗。因此,在他們的“公同意見”中,把“民眾運動”的作用估計過高,不適當地貶低了政黨政治的作用。陳獨秀則走得更遠,把立憲、政黨、議員、法律一概否定。
  這些偏激的認識,使陳獨秀越走越遠。一年后,他斷言:“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是“欺騙勞動者的”。(陳獨秀:《〈共產黨〉月刊短言》,《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50頁)“民主主義是什么?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同上,第67頁)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終于使他轉向拒絕民主政治。
  中國接納西方現代文化的時間很短,也很不系統。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大批留學生涌進日本,多半讀的是“速成”科。以陳獨秀來說,兩次赴日本留學。第一次從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國, 歷時四個月,進的是補習性質的學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 讀的是成城學校陸軍科,翌年四月又跑回來了。時間不長,且很快就參加了革命活動。(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18—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風云際會,把他推向歷史舞臺,扮演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沒有系統研究過西方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大動蕩中,承担了為中國思想文化導航的重任。他有過非比尋常的出色貢獻。但在紛至沓來的世界性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反民主的思潮襲擊下學養不足和個性弱點都使他無力解決世界性的難題,于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漩渦。
  從高舉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個理論誤區,是對民主與自由、平等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民主必須以自由(言論、信仰、集會、結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為條件;也必須以一些領域的平等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權利的平等,人格和機會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間有內在的張力。如果在各個領域要求絕對的平等,必然侵犯個人的自由。如何恰當地處理兩者的關系,是至今仍在不斷探討的問題。問題在于1919年9月,陳獨秀走出牢房后, 平等成了他關注的焦點,出現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義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內容,忽視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視的內涵。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他直截了當地說:“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陳獨秀:《告北京勞動界》,《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449 頁)民主主義在他筆下,已經等同于社會主義。更危險的是這一平等的訴求已演變成:為了保障多數人的“平等”和自由,應該以民主的名義,剝奪少數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利。
  這不是少數人一時的激憤,而已成為頗有影響的思潮。它與國民黨結合,成了徹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據。
  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黃季陸提出議案,建議采用比例選舉制為政綱之一,以便保護少數,完善民主制度。擁護者在發言中說:“選舉本為和平運動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議席上有發言權,即須競爭選舉,而競爭的機會不要助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毛澤東立即在大會上發言反對:“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提案人解釋:“比例選舉制非代表資產階級,亦非有害于革命事業,實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毛澤東又一次說:“比例選舉制雖為社會黨所贊成,但當其未成功時,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盡然……蓋以自由給與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如此坦率地申明說的和做的是兩回事,十分罕見。更值得重視的是,有一代表發言補充說明:“本黨政綱中規定通通選舉,本席即有疑義,曾詢宣言審查委員會,據云此不過形式規定,因吾黨現在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此等選舉法當然不適用。后總理又添一案,厘定考試制度,以濟選舉制度之窮,可見我們現在只適用考試選舉,其他選舉是不適用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十四號)民主、選舉云云,通通說說而已,這是以革命的名義決定的既定方針。在這一問題上,國共合作是親密無間的。
  第三,民族主義和大一統情結排拒和平發展的“聯省自治”。
  激進思潮泛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國處于屢受列強侵略的貧弱地位。如何改變這個狀況?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內因是主要的,主張著重內部的改革。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另一派則認為禍根是帝國主義,他毫不含糊地說:“我深信外國的資本主義是致中國貧乏的唯一原因。”再加上在他看來,“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及經濟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Revolution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的Evolution呢?”(陳獨秀:《復東蓀先生》, 《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53、56頁)他的這種急于從列強欺壓下拯救中國的情緒,是與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大國人民長期郁結的民族主義難分難解的。
  當時響徹南北,此后又長盛不衰的“打倒帝國主義”或“打倒列強”的口號,除了個別時候有武力抵抗外敵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國政權,推進世界革命的含義外,基本的要求是:1、 收回被割據的領土和租界;2、 取消不平等條約;3、收回關稅自主權;4、取消治外法權;等等。這些都是正義的要求。胡適等人的主張,是通過內部的制度改革,發展經濟、文化,澄清吏治,實現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實力,和平談判,收回利權。而在陳獨秀等人則一反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主張,認為這些都緩不濟急,應該用武力手段急速實現這些目標。
  與此相關的是如何實現國內和平和國家的統一。在陳獨秀等人看來,各地的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因此他們支持孫文和國民黨武力統一和北伐的主張。胡適等人則支持陳炯明、唐繼堯、趙恒惕等地方實力派的主張,實行“聯省自治,”逐步和平統一。(“聯省自治”與孫文之爭,海內外已有不少論著作了詳細分析,筆者另有專文評述)
  胡適等人對內對外的主張不過是新文化運動揭橥的“修身治國”之道的延伸,但在當時就被視為支持“軍閥割據”,后來更贏得一頂“買辦文人”帽子。陳獨秀等人的慷慨悲歌迅速壓倒了胡適等人和平變革的呼號。這個現象后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代代相傳的大一統情結和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第四,兩極化的思維方式與“黨軍”結合的惡果。
  前面已經說過,新文化運動本來是各種流派兼容并包、自由爭辯的思想文化運動。在這樣的文化環境(制度和氛圍)中,所在皆有的極端思想將得到自然的化解。可是在國民革命興起的地方,這樣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精神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非黑即白的兩極化思維方式,而且以政權和軍隊為后盾。文化的警察和法官,取消了文化自身的消解和淘汰功能。
  辦軍校、編練“黨軍”,是國民革命的特點和賴于興起的基石。蔣介石是這樣訓練軍校學生的:“古人云:不為圣賢,便為禽獸。余更續數語曰:不為信徒,便為叛逆。更進一言曰:不為同志,便為寇仇。蓋天下事不是則非(不進則退),理固然也。”(蔣介石:《軍校第一期同學錄序》,《蔣介石年譜初稿》,348頁,檔案出版社,1992年, 兼與香港龍門書局《民國十五年前的蔣先生》校改)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也斬釘截鐵地說:“……中國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在中國現在時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報都一定迅速變化其態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從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現在是不能再戴著了。”(子任(毛澤東):《上海民國日報反動的原因及國民黨中央對該報的處置》,《政治周報》第三期,第五頁)毛與蔣,一文一武,認識完全一致。毛澤東還進一步說明,如果廣州的革命軍隊占領了上海,“《時事新報》之類一定發封(也許《醒獅周報》在所不免)。言論只讓多數人自由,那少數人的自由一定給他剝掉,和著以前恰恰相反。這時候中間派一如在廣州之不能公開宣傳。”(潤(毛澤東):《向左還是向右?》,《政治周報》第二期,第十三頁)后來,國民革命軍打到上海,毛澤東夢寐以求的以革命和多數人的名義剝奪言論自由的局面果真實現,但毛本人的言論也屬被剝奪之列了。
  蔣和毛的上述主張,按其極端性來說,遠遠趕不上朱謙之。朱不過是一介書生,他的“宇宙革命”革不掉北大的一片破瓦,而給新文化運動增添了幾分熱鬧。蔣和毛的背后有槍桿子,“言出法隨”,老百姓只能徒呼奈何。
  不是要追究激進思潮泛濫的原因嗎?歷史事實給我們的啟示是應該正視的。
  頭一條不應忘記的事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的是寬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宋明理學反復宣揚“不為圣賢,便為禽獸”的兩極化思維方式,是中世紀意識形態奴役人們心靈的工具。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沖破這一類思想牢籠。以革命的名義繼承這樣的思維方式,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動。思維方式和觀念的變革是各種重大變革的先導。這種思維方式在革命的名義下復活,強有力地證明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必須堅持和更廣泛地進行。此后,它屢仆屢起,頑強地以各種形式再現,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內在需求。不應該籠統地指摘“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因為思想文化的變革仍是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沒有出現光要思想文化而不顧其他領域的變革的歷史現象。上述種種思想文化傳統壓倒新文化運動的訴求,導致激進思潮泛濫的事實;近年“說不”等廉價的狹隘民族主義居然蠱惑了那么多人,都應該引起中國人高度警惕。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不長期耐心反復系統地清理和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負面因素,不堅持不懈地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理性等現代觀念,完成新文化運動的未竟事業,中國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
  歷史經驗還表明,化解激進,穩定社會秩序,最根本的保證是尋求建立適當的制度。
  國民政府統治下作為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州,連中間派也沒有言論自由,新文化運動賴于生存的制度消失了。
  激進思想所以危險,在于它與黨軍結合在一起。從民國成立之日起,派系有軍隊;私人有軍隊;就是沒有以捍衛自由、民主和憲政為職志而在政治斗爭中保持中立的國家軍隊。這個制度缺陷,因“以俄為師”編練“黨軍”而登峰造極。
  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際,國會和共和政府已經被扭曲,公民的政治參與渠道已被阻塞,碩果僅存的現代文化教育制度成了失去屏障的孤壘,隨時都有被摧毀的危險。國民政府成立,干脆“以黨治國”,推行“黨化教育”,連北洋軍閥不敢公然拋棄的國會、學術自由、出版自由也一概化為烏有。
  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在清政府鼓勵下,商會等民間社會組織逐漸發展壯大。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學生和其他知識階層的各種自由結社如雨后春筍,工人也開始組織自己的團體,這些組織既是民主自由的基礎,又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減震器。國民黨的黨化政策實際上取消了這些組織的獨立性和集會結社自由。(參閱李天綱:《1927:市民自治運動的終結》,《文化上海》第51—6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專制統治導致激烈的反抗,加上軍閥之間的矛盾,農民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后的反抗,整個中國陷入了長期動蕩不安,戰亂頻仍的狀態。
  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領域去尋求激進思想泛濫的原因,更不能把戰亂歸罪于知識階層和新文化運動。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化解激進的機制在中國被摧毀?從制度著眼才能找到激進思潮在中國泛濫的根本原因,從而總結歷史經驗,找到相應的對策。
  繼承五四,首要的是繼承和回歸當時已初具規模的現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別中世紀的思想變革。如果需要“超越五四”,也應該從當時的制度缺陷中尋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鑒的智慧,完成新文化運動清理中世紀意識形態,確立現代觀念,分享現代文明成果的歷史重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冀圖從有待清理的傳統文化中尋求救世良方,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1999年3月于廣州中山大學
                  (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找的左半部右加耆
  
  
  
東方文化廣州6~15K4中國現代史袁偉時19991999“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全盤反傳統”?抑或因文化的激進而導致了本世紀政治的激進?本文通過大量的事實、嚴密而有說服力的學理上的論證,指出:造成激進思想在中國泛濫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復雜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制度上的原因。我們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去尋求激進思想泛濫的原因,而應追問為什么化解激進的機制在中國被摧毀?作者還進一步指出:繼承五四,首要是繼承和回歸當初已初具規模的現代思想和教育制度,并從當時的制度缺陷中尋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鑒的智慧。袁偉時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東方文化廣州6~15K4中國現代史袁偉時19991999“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全盤反傳統”?抑或因文化的激進而導致了本世紀政治的激進?本文通過大量的事實、嚴密而有說服力的學理上的論證,指出:造成激進思想在中國泛濫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復雜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制度上的原因。我們不能局限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去尋求激進思想泛濫的原因,而應追問為什么化解激進的機制在中國被摧毀?作者還進一步指出:繼承五四,首要是繼承和回歸當初已初具規模的現代思想和教育制度,并從當時的制度缺陷中尋求可供今日改革借鑒的智慧。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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