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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中日關系中的幾個問題
新時期中日關系中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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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0月,江澤民主席作為我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日本。此次訪問取得了圓滿成功。訪問期間,雙方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兩國“面向21世紀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重申兩國恪守1972年9月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8月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闡述的各項原則,“確認上述文件今后仍將是兩國關系最為重要的基礎。”此外,雙方還發表了《青少年交流合作計劃》、《關于環境問題合作聯合公報》等一系列落實《中日聯合宣言》的文件。上述幾個文件的發表為未來中日關系的發展確立了基本框架,意味著中日關系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相信只要嚴格遵循上述有關文件所確立的各項基本原則,未來中日關系將會在原有基礎上取得新的進展。中日邦交正常化近30年來,謀求中日友好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雙方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廣泛的領域都加深了相互關系,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然而,不可否認,兩國關系的發展道路并不是十分平坦的,在諸如歷史認識、臺灣問題、領土問題等等問題上不時發生矛盾和糾紛,使彼此的關系出現一些波折。未來中日關系是否會一帆風順,還有哪些消極因素,筆者愿就此發表一些看法。
  一、要正確看待歷史問題
  我國歷來強調:正確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是中日關系中的一個原則問題,是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和實現中日世代友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自1982年教科書事件以來,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來,在日本總有極少數右翼勢力不斷地為日本軍國主義歌功頌德,為其侵略亞洲和中國的歷史翻案,導致中日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經常發生矛盾和摩擦。近年來,在日本有一種所謂“謝罪疲勞”的說法,說什么中國一再強迫日本“謝罪”,不僅不起作用,反而引起日本國民的“抵觸和反感”,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反省采取一種拒絕態度。還有人對中日圍繞歷史問題的分歧和摩擦,不是從日本自身找原因,而是歪曲歷史問題的真象,把責任推到中國一方。例如,有的人聲稱,中國所以抓住歷史問題不放,是要利用“歷史牌”在外交上壓制日本;或者說是企圖在歷史問題上作文章,使日本增加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更荒謬的是有人把中國在歷史問題上的嚴正立場說成是中國企圖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作為主題”,樹立抗日的正統地位,維持“一黨統治”。(注:日《呼聲》雜志2000年1月號)這種種謬論,不僅歪曲了中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本意,更誤導了日本的輿論。近幾年,部分日本人對中國在歷史問題上的嚴正立場產生誤解與此類歪曲宣傳有密切關系。其實,我國一直主張中日關系要向前看,不算歷史舊帳。早在1961年周恩來總理就曾說過:“有上萬的日本朋友見到毛主席、劉主席和我表示謝罪。我們說,這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向前看,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1972年,中國捐棄前嫌,同日本復交,也希望從此把不愉快的歷史之頁翻過去。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回顧兩國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發生矛盾的歷程,不難發現幾乎所有問題的發生其責任都不在中國方面。教科書事件也好,日本首相參拜擺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也好,內閣大臣們的種種“失言”也好,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先在日本發生,而后中國才不得不表明態度。中國人民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問題上是十分敏感的。這種敏感歸納起來集中于兩點:一是民族感情問題,二是担心日本極少數右翼勢力為軍國主義侵略亞洲和中國的歷史翻案,如不加以制止,最終會導致日本重蹈歷史覆轍,再度為害亞洲。眾所周知,自甲午戰爭開始,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數十年的侵略,尤其是二次大戰中日本侵占大半個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極少數右翼勢力的瘋狂翻案活動,例如炮制為東條英機歌功頌德的電影,舉行誣蔑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捏造”的集會,?以及出版在日本一些政客中流傳的系統否定日本侵略中國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等等,無不引發中國人民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痛苦回憶,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憤慨。至于中國人民對日本未來前途的担心也并非杞人憂天。日本極少數右翼勢力大搞歷史翻案活動抱有十分明確的政治目的,就是要通過翻案,樹立所謂“正確的歷史觀”,恢復“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為日本右翼勢力翻案奠定理論基礎的“翻案鼻祖”林房雄,1965年就其撰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的目的曾直言不諱地說:“日本日益繁榮,但民族之魂的旗幟尚未飄揚起來。歷史被強制性地割斷,戰爭犯罪意識使大多數日本人處于軟弱無力狀態”,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恢復在‘東亞百年解放戰爭’中浴血奮戰的日本人的自豪與自信”。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日時,針對日本前述種種肆無忌憚的翻案活動,痛下針砭,多次談及歷史問題,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其結果是使日本方面在承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侵略問題上前進了一步。例如,去年4月,對日本制定外交政策頗有影響的一個智囊機構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外交政策建言中說:“日本的對華戰爭就整體而言,確確實實是日本單方面的侵略戰爭”,“從大局判斷,日本人必須接受這一基本事實。”(注:日《世界周報》雜志1999年6月8日)
  二、臺灣問題回避不了
  臺灣問題是中日之間另一個原則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兩國應遵循的基本立場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有明確的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不久前,日本外務省一位高級官員稱: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27年間,日本一次也沒有違反過中日聯合聲明,既沒有越過《中日聯合聲明》這條線,也沒后退過。”(注:日《世界經濟評論》雜志1999年10月號)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過去發生的事暫且不說,近幾年又發生了把我國臺灣地區包括在“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范圍內的問題,使中日之間圍繞臺灣問題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1997年9月日美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的《周邊事態法》都規定:一旦“日本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和平和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態”,美軍采取軍事行動時,日本將提供“后方支援”。也就是說,屆時日美將采取聯合行動。日本政府在對我國政府作解釋時一再宣稱:“這不是地理概念,而著眼于事態性質”。然而事實證明,這種解釋不過是為掩人耳目而使用障眼法而已。兩三年前日本政府高級官員曾公開承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適用范圍包括我國臺灣省。1997年8月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①山靜六在一次電視發言中公然聲稱“(日美防衛合作的)防衛范圍不應具體規定”,“臺灣海峽位于菲律賓以北,屬于遠東地區,因此,從理論上說,中國和臺灣的糾紛當然應包括在日美聯合防衛的范圍這內。”(注:《人民日報》1997年8月19日)1998年5月,日外務省北美局局長在國會作證時也作了類似發言,因而丟了烏紗帽。《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實質是阻撓我國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在日本有人希望臺灣地區長期維持現狀,不愿看到中國統一,認為兩岸統一對日本不利。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國力日漸強大,引起了日本某些人的担心。如果繼香港回歸之后,實現了兩岸統一,那么兩岸三地的經濟力量合在一起,會改變亞洲經濟實力對比,這是日本某些勢力不愿看到的。第二,日本進口石油的80%要通過臺灣附近海域運回日本,日本有人担心,一旦兩岸統一,其生命線會控制在中國之后,對日本十分不利。第三,至今日本仍有人抱有濃重的“臺灣情結”,不甘心臺灣回到祖國懷抱。1994年日本一位有名的作家在其《臺灣紀行》一文中稱:“臺灣除原住民以外,是17世紀以后由(外來)船民構成的無主之地”,“1895年以后的50年臺灣是日本的領土”,“在1945年(與日本)分離以前,在那里出生、受教育的臺灣人是十足的日本人。”(注:日《朝日周報》1994年5月6~13日)第四,日本在臺灣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利益,有人担心兩岸統一會使其經濟利益遭受損失。從這一角度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周邊事態法》的出籠是中日關系的一大隱患。
  三、防范心態有損中日關系
  冷戰結束后,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發展兩國友好關系的戰略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冷戰時代,兩國關系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廣泛的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發展,出現過“中日蜜月時代”。冷戰結束后在一段時間內也大體維持了這種關系。然而,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兩國經濟實力的接近,以及兩國追求的國家目標相左和意識形態不同,冷戰時代被共同防蘇這一戰略目標所掩蓋的矛盾日漸突出,開始對中日關系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和其他問題上矛盾的加劇與此有密切的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雙方在安全問題上的互不信任和防范意識抬頭。這一點在日本對華政策上表現尤為明顯。據報道,1996年日本防衛研究所曾擬定一份題為《安全環境長期預測與日本防衛應有狀態》的內部報告。該報告預測:大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成為經濟、軍事、政治兼備的大國”,屆時,中國將“同日美形成軍事對峙結構”,對日美構成軍事挑戰。該報告稱,要以此種形勢為前提制定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一)維持和加強日美安保體制;(二)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以加強對中國政策的戰略立場;(三)同區域內各國合作,建立起遏制中國霸權行為的屏障;(四)加強自衛隊的情報搜集能力、航道和島嶼防御能力、反彈道導彈能力,如有可能,要為確立對中國的遏制力量而建造核動力潛艇。”(注:日《產經新聞》1997年1月6日)這份報告反映了日本方面的某些戰略考慮和政策趨向。第一,日美強化同盟體制是“以(對付)中國為前提的。”(注:日《世界》雜志1996年5月號)第二,1997年7月,橋本龍太郎首相曾提出日本要開展“歐亞大陸外交”的口號,表示要“從太平洋的角度看待歐亞大陸外交”。最近,有的日本報刊指出,橋本首相提出開展“歐亞大陸外交”是“出于強烈意識到中國的戰略考慮”,“今后日本將努力改善和加強日俄關系,大大加強同中國‘背后’的中亞各國的關系”。(注:日《世界周報》雜志1999年1月19-26日)第三,有跡象表明,近幾年日本表示要同東盟及各成員國加強政治和安全對話。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中國政策的考慮。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種種外交動向并不意味著不久的將來中日關系會走向對立和對抗,但不能否認它將對未來中日關系的發展產生很大負面影響。
  四、有意制造的“中國威脅論”
  冷戰結束以來,影響中日關系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滋生和蔓延。所謂“中國威脅論”自1992年產生以來在日本時起時伏,有時鬧得十分囂張。近年來雖然有所收斂,但并沒有消失。預計今后還可能以某種形式出現,影響中日關系。在日本,關于“中國威脅論”有種種說法。第一種是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宣傳自1990年以來中國軍費以兩位數的速度增加,并引進俄國先進飛機和艦艇,著重加強海空兵力;說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將對日美,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構成威脅。第二種是“中國軍事大國化論”和“經濟威脅論”。199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法推算,1992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2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據此,日本有人宣傳,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后,將把更多的資金用于軍事建設,很快成為軍事大國,從而對美日構成嚴重挑戰。同一時期,在日本和美國有人預測,到21世紀前10~20年,中國將出現能源和糧食的嚴重短缺。屆時,中國可能為爭奪周邊海底石油而同鄰國發生軍事糾紛,或因搶購石油和糧食擾亂國際石油和糧食市場,從而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石油和糧食進口國構成威脅。第三是“中國謀求超級大國地位和霸權論”。1996年6月日本一個智囊機構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稱:“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在謀求超級大國地位和霸權,這是危險的。”據稱該報告的觀點“反映了日本政界要人和經濟界領導人的觀點和看法”,“在日本領導層引起共鳴。”(注:法新社1996年6月5日電訊)“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滋生和蔓延對中日關系產生了惡劣影響,它嚴重破壞了中日關系的社會和群眾基礎。由于“中國威脅論”的喧器,加上有人利用中國“六·四風波”、核試驗和1996年3月在東南沿海搞軍事演習等問題大作文章,使得日本國民對中國的看法發生很大變化。據1997年2月日本總理府公布的一份輿論調查,在日本,對中國“不感到親切”的人達51%。而在80年代以前,對中國“感到親切”的人一直保持在70%左右”。(注:《朝日新聞》1997年2月23日)
  關于“中國威脅論”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國內外學術界有種種說法。日本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威脅論”與其說有什么現實根據,不如說很大程度上出于戰略需要”。“所謂威脅,有歷史形成的,但同時往往是有意制造和人為操縱的”。(注:日《世界》雜志1996年3月號)
  五、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推動建立中日友好合作伙伴關系
  以上所列舉的幾個問題,已經或正在對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隨著國際環境和雙方國內形勢的變化,預料上述問題今后還可能發生。如果處理不當,會進一步對中日關系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以便防止問題的發生或在發生時予以妥善處理和解決。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消極因素只是中日關系的一個側面,或者說是次要方面。
  促進中日關系發展的積極因素仍處于主導地位。第一,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這是維系中日關系的重要紐帶。中日貿易在經歷了1998年的下降后,1999年又恢復增勢,達到661.8億美元,超過1997年的638.2億美元的最高水平。到1999年4月日本對華實際投資累計達241.1億美元,居中國引進外資的第四位。據日本調查,日本廠商對中國入世后的投資環境環境看好。同時日本對華經濟援助及其先進技術對中國現代化經濟建設仍起很大作用,需要繼續引進。第二,兩國在政治、外交上互有需要。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再次確認:中日關系對兩國來說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第三,為了發展各自的經濟,雙方都致力于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這方面雙方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第四,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給中日兩國人民都帶來了深重災難,兩國人民不愿再看到兩國發生嚴重沖突。日本方面提出的“中日不再戰”表達了日本人民維持中日友好的愿望。上述諸因素的綜合作用,將會繼續促進中日關系向前發展。
  當然,應該看到,由于中日關系全面發展的戰略基礎業已發生變化,中日關系應尋求新的增長點。那就需要在新的政治基礎上,即根據各自的國家利益,在尋求共同的戰略目標的過程中,“面向21世紀,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把一個相對穩定和健康的中日關系帶進21世紀。
  字庫未存字注釋:@①原字木加尾
《和平與發展》京17~20,25D6中國外交趙階琦20002000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謀求中日友好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雙方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但在中日關系中仍存在著一些消極因素,如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以及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對中日關系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趙階琦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和平與發展》京17~20,25D6中國外交趙階琦20002000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謀求中日友好始終是兩國關系的主流,雙方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但在中日關系中仍存在著一些消極因素,如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以及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對中日關系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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