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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臺政策調整中的美國因素
日本對臺政策調整中的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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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先后三次調整對臺政策。在導致對臺政策調整的眾多因素中,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對臺政策變更無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國為有效實施亞太戰略,極力對日本施加影響,力圖將日本的對臺、對華政策納入美國的亞太戰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問題上有求于美國,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發揮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國際作用,也始終把從總體上保持日美“戰略一致”,加強日美基軸關系,視作處理對華及對臺關系的指導性方針。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因素對日本調整對臺政策起著決定性作用。本文試圖立足于這一視角,分析日本對臺政策幾次變更中美國因素的重大影響。
      一
  二戰結束后,美國政府確立了以遏制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為核心的獨霸全球的進攻型擴張戰略。為實施這一戰略,美國政府除在歐洲實施大西洋聯盟政策之外,也在亞太地區極力構筑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遠東防線。早在二戰結束之初,美國政府就提出了占領日本的最終目標: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建立一個支持美國目標的政府。(注:瓊斯、博頓和皮爾恩:《國際事務概覽1942—1946年的遠東》,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第734頁。)中國革命的勝利、 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冷戰格局在亞太地區的最終形成促使美國加緊扶植日本,力圖“使日本在今后對付可能在遠東發生的新的極權主義的威脅方面,充分起到強有力的、穩定的防波堤作用”。(注:周斌:《戰后日本的崛起》,人民日報出版社,1984年,第19頁。)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從其構筑遠東的遏制戰略出發,對新中國采取了孤立、遏制、封鎖的政策,并視臺灣為美國遏制共產主義鎖鏈的重要一環。美國政府認為,如果失去臺灣,就會“在以朝鮮和印支半島為支點,并穿過日本、福摩薩和菲律賓的沿海島嶼鏈上,造成一個嚴重的缺口”。(注:袁明、哈里·哈丁主編:《中美關系史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26—267頁。)為此,他們拋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公然以軍事方式介入臺灣海峽,阻止中國解放臺灣,企圖達到長期分裂中國的目的。
  從日本方面來看,戰后日本一片廢墟、滿目瘡痍,美軍的占領使日本幾乎喪失了國家的獨立與主權,日本與亞洲甚至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戰爭狀態尚未解除。面對國內的嚴酷現實以及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由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日本統治集團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求得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重返國際社會,不得不選擇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并“把它作為順應世界形勢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針”。(注: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亞洲的未來》中譯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月,第175頁。)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美國于1951年9月8日簽訂了盟國對日媾和條約,并同日本簽訂含有“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條款(即為“遠東條款”)的日美安全條約。在確定日美安全關系并將日本綁在自己的亞太戰略戰車上之后,美國政府采取高壓手段迫使日本選擇與積極反共并深得美國賞識的蔣介石集團媾和。同年12月24日,在杜勒斯的操縱下,日本政府拋出了敵視新中國、發展與臺灣關系的“吉田書簡”,“吉田書簡”以1950年2 月中蘇兩國簽訂的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含有防止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條款為由,確立了敵視新中國的基本政策,準備承認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蔣介石集團。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當天, 日本與臺灣當局簽訂“日臺條約”,同時提出了條約的適用范圍,即:“中華民國現在及將來要統治的區域”。(注:吉@①清次郎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8卷、鹿島研究出版會、1975年、204頁。)至此,美國不僅促成了日臺建交, 促使日本公然支持蔣介石集團的反攻大陸政策,而且使“日臺條約”與日美安全條約及此后簽訂的“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相互銜接、相互補充,成為在遠東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美國遠東太平洋防務體系的重要一環。
  60年代,日本在大力發展與臺經濟、政治關系的同時,還通過與美國簽訂新日美安全條約,進一步將臺灣納入其防衛范圍。1960年2 月26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在眾院安全條約特別委員會上提出了日本政府的“統一見解”,即:“遠東條款”的適用范圍“大體是菲律賓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圍地區,韓國及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地區也包括在內”。(注:朝日新聞社“安保問題用語:資料集”、1968年、96頁。)岸信介甚至揚言,中國人民如果解放臺灣,根據“遠東條款”,日本“不能無動于衷”。(注:《人民日報》1960年5月10日。)1969年11月21日, 訪美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尼克松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再次公然宣稱:“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安全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日本之所以將臺灣納入“遠東條款”的適用范圍絕非偶然,它與美國的亞太戰略的實施密切相關。50年代末,美國政府極力唆使臺灣當局反攻大陸,蓄意制造臺灣地區國際危機,陰謀制造“兩個中國”。但美國的軍事冒險政策在國際上十分孤立。在難以找到“伙伴”的情況下,美國自然將目光專注于一味追隨美國的岸信介政府,希望日本支持美國的對臺政策,伙同美國介入臺灣問題。而日本當時不僅在安全上委身于美國,還希望美國同意修改1951年《日美安全條約》中的不平等條款,擴大自身的自主權。而且,60年代后,中美矛盾因印度支那問題進一步激化,美國希望日本協調與美立場共同遏制中國。1962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上,美國總統肯尼迪以“強硬的語氣談到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威脅,希望日本同美國合作阻止共產主義入侵”。(注:〔日〕吉澤清次郎主編:《戰后日美關系史》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頁。)以日美關系為其“外交基軸”并與美國有“共同責任”“維護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日本,不能不考慮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
  可見,戰后至1972年中日復交前,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對臺政策為日本戰后的對臺、對華政策規定了明確的方向,即發展日臺關系,加強日美安全關系,共同遏制中國等“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的擴張”。而日本所處的地位及其奉行的對美“一邊倒”的對外戰略決定著日本不得不依照美國的“安排”開展對臺、對華外交,充當“幫助美國在日本領土以外進行侵略和擴張”的“打手”。(注:《人民日報》1960年5月10日。)
      二
  70年代后,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面,由于蘇聯奉行霸權主義擴張戰略,中蘇關系逐步轉冷并走向破裂,名義上仍是同盟關系的中蘇兩國關系已經惡化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另一方面,美蘇力量對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面前,實力地位相對衰落的美國在推行全球戰略時,日益顯露出力不從心的窘態。為扭轉戰略上的頹勢,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與蘇聯展開爭奪,美國大幅度調整亞太戰略,從敵視、遏制中國轉為借重中國、抗衡蘇聯,以求確保亞太地區戰略均勢。為此,尼克松1972年2月訪問中國,主動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 鑒于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系正常發展的核心問題,美國為達到聯中抗蘇的目的,被迫在臺灣問題上作出了讓步,開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被日本人視為“越頂外交”的尼克松訪華和中美關系正常化對日本的政治、外交造成劇烈沖擊,使日本政府一貫奉行的敵視中國、積極發展與臺灣關系的對華政策走進死胡同。多年來,在野黨乃至自民黨的一些領導人、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廣大國民都在敦促日本政府改善同中國的關系,而“自民黨的領袖們總是拿美國作借口,說日本若靠拢中共勢必危及日美關系”。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打掉了這一借口”,“使日本人不得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這個問題”。(注:亨利·歐文主編:《七十年代美國對外政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年1月,第36 頁。)而且日本政府也認識到,“美國在尼克松訪問北平后,可能會很快承認中共”,“日本最好在承認中共一事上迅速采取行動,以確保其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并且顯示日本對尼克松秘密與北平打交道之前不通知日本的不快”。(注: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年8月,第100頁。)1972年6月佐藤政權垮臺后, 日本開始積極轉變對華政策。
  1972年7月5日,田中角榮當選自民黨總裁。當晚,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由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出現重大調整,“恢復日中邦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其后不久,外相大平正芳進一步指出,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應該“采取負責的行動,獨立作出決定”,“要下決心從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注:馬建離等主編:《海峽兩岸關系四十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第168頁。)。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首相應邀訪華。29日,中日聯合聲明在北京簽字。關于臺灣問題,聲明指出:“日本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注:波茨坦宣言第八條即:開羅宣言的條款必須實施。開羅宣言規定,被日本帝國竊取的臺灣、澎湖列島等領土必須歸還中國。)在聯合聲明發表的當天,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鄭重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1952年4月簽訂的“日臺條約”宣告結束。隨后, 日本政府與蔣介石集團斷絕了“外交關系”,各自撤回了“大使”。
  在“遠東條款”的適用范圍問題上,日本的立場也發生了從涵蓋臺灣到直接否認該條款的現實意義,從而間接地將臺灣從“遠東條款”的適用范圍中“剔除”的轉變。1972年11月2日第70 屆國會眾院預算委員會上,社會黨議員石橋政嗣就日美安全條約中“遠東條款”的適用范圍向首相田中提出質詢,田中回答:“圍繞日美條約本身的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而且美中也已開始交流,事態發生了變化。我認為現在美中之間的氣氛非常好,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完全不會發生過去那樣的臺灣問題。應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重新評價日美安全條約。”(注:外務省“日中關系基本資料集”、霞山會、1970年第5號、5頁。)中日友好條約簽訂和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后的1978年12月20日,社會黨議員土井多賀子在眾院外交委員會上,再次就“遠東條款”是否涵蓋臺灣向外務省提出質詢。園田直外相回答說,因美中建交,“現實情況是今后圍繞臺灣地區的紛爭,或者由美國行使武力的情況不可能出現了。所以,對日本與美國締結的安全條約第六條的解釋即遠東范圍雖包括臺灣,但其必要性已經消失”。(注:第68回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議錄第2 號、1978年12月20日、2—3頁。)
  從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美國為建立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格局而調整亞太戰略以及對華政策,是日本對華、對臺政策調整的重要國際背景和促動因素,出于配合美國借重中國、對抗蘇聯在遠東地區擴張的戰略需要,日本在處理對華關系時,也不得不在臺灣問題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讓步。然而也應看到,日本此次對華、對臺政策的調整力度明顯大于美國,顯示出日本試圖努力開展自主外交的“獨立形象”。
      三
  冷戰結束后,中美聯合對蘇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開始下降。美國從建立由它領導的單極世界戰略出發,把日益崛起的中國視為其潛在的競爭對手和實現這一戰略的障礙。為有效地遏制和防范中國,美國積極調整對臺政策,試圖通過打臺灣牌,牽制中國的統一和強大。早在90年代初,美國的對臺政策就開始出現某種程度上的松動。布什執政后期,美國政府就曾作出向臺灣出售總值達59億美元的150架F—16戰斗機的決定。1993年至1994年間,克林頓政府進行了“臺灣政策審議”,并于1994年9 月對美國的臺灣政策進行新的調整。(注:調整內容包括:允許美國“次內閣”級的經濟、商務、技術等部門的部長級官員訪臺;同意臺灣當局官員進入美國政府有關單位“洽談公務”;允許臺灣在美國的“北美事務協商委員會”升格為“臺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等。引自楊榮華主編:《九十年代兩岸關系》,武漢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02頁。 )調整后的對臺政策背棄了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一再承諾的“一個中國”的精神,主張提高與臺灣當局接觸的級別,推進與臺“實質性”關系。基于這一立場,美國政府于1995年5月批準李登輝訪美,從而導致中美關系遭受嚴重挫折。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以及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改善了中美關系,使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動作有所收斂,克林頓還在上海宣布了對臺“三不”政策。但此后不久,美國政府就派新任能源部長理查森訪臺,臺灣當局的“國防部總長”也到華盛頓與美國國防部長科恩會談討論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此外,美國還積極調整對日政策,加強日美同盟關系,并將推動日美同盟地區化作為阻止中國進一步崛起的重要戰略手段。
  與此同時,冷戰結束后,日本不斷加快走向政治大國的步伐,努力確立其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國地位。為此,日本政府逐步重視臺灣在其亞太戰略中的地位。一方面,它希望通過發展對臺實質關系,增強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強在該地區的政治、安全地位;另一方面,它又企圖通過介入臺灣問題,對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造成掣肘,延緩乃至阻礙中國的統一進程,制約中國的進一步強大。部分親臺勢力甚至極力主張臺灣獨立,圖謀將臺灣從中國領土上永遠地分離出去。基于上述思想,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逐步從其長期遵循的“一個中國”、不與臺灣發展官方關系的立場上后退,開始積極介入臺灣問題。
  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對臺政策調整,為日本“反思”過去的對臺政策,發展與臺實質關系,干涉中國內政提供了契機。早在90年代初,日本國內的一些親臺勢力就曾提出“建議”,要求政府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重新制定對臺政策。美國正式調整對臺政策后,日本政府開始進一步“反思”過去的對臺政策。有些日本人還公開提出,日本對臺政策既不要超越美國,又不要落后于美國,以保持日美中三角關系的平衡。1995年李登輝訪美前后,日本《產經新聞》甚至載文鼓動日本國會從李登輝訪美事件上“吸取教訓”,對中國的反對要“斷然拒絕”,并將同意李登輝訪日作為“對日本作為亞洲領袖的考驗”。(注:劉江永:《馬關條約百年后的日臺關系》,載《日本學刊》1995年第6期。 )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日臺官方接觸的級別不斷提高,頻率日益加快,并呈公開化發展趨勢。1994年10月,日本政府無視中國的強烈反對,批準臺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借出席廣島亞運會之機訪問日本。1996年3 月,針對我國在臺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日本政府多次向我國政府提出抗議,并以延緩第四次對華日元貸款相威脅,公然支持臺灣的分裂主義行徑。1998年4月,日本政府改變25年來不承認臺灣護照的做法, 對所謂“中華民國護照”直接加蓋入境許可證。(注:臺灣《聯合報》1998年5月1日。)
  在軍事防衛領域,1995年2月, 美國推出了《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加強美日同盟關系,對付該地區諸如新霸權力量崛起、領土糾紛等地區“不安定因素”,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為積極配合美國的東亞戰略,主動分担在該地區的安全防務責任,日本政府自1995年6月始,先后10次召開安保會議, 討論防衛政策的調整問題,并于同年11月內閣會議上通過了《新防衛大綱》。(注:防衛廳編“平成8年防衛白書”、313—320頁。 )《新防衛大綱》強調了日美安保體制“在確保周邊地域的和平與穩定,構筑安全環境方面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在“周邊地域”發生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事態時“要圓滿有效地運用日美安全保障體系”。這一條款實際上是“日方對美國提出的在亞太地區(特別是在朝鮮、臺灣問題上)采取‘共同軍事對應’的回答”。(注: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第115號、1997年5月、134頁。)1996年4月,日美簽署了《日美安全聯合宣言》。為使宣言的精神具體化,1997年9 月日美發表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這個“新指針”在設定“日本周邊事態”的概念和運用范圍時采取模糊戰略,提出“周邊事態不是地理的,而是著眼于事態性質的概念”。盡管日本政府盡力回避回答“周邊事態”的適用范圍是否包括臺灣,并用所謂概念的“性質”進行搪塞,卻難以掩蓋其在臺灣問題上的真實企圖。日本政府多位閣員在解釋“周邊事態”的范圍時援引《日美安全條約》中“遠東條款”,明確地將臺灣納入其中。也就是說,日本政府所認定的“周邊事態”實際上就是指“在朝鮮和臺灣海峽發生的事態”。(注:“日本經濟新聞”、1997年6月9日。)
  今年4月27日, 日本眾院審議通過政府提出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法案的通過表明,在涉及包括臺灣在內的亞太問題上,日美已實現了“步調一致”。今后,日本很可能援引“周邊事態法”,對美軍阻礙、干擾我國統一的行動進行支援,充當美軍的“幫兇”。對此,日本政治評論家本澤二郎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國會通過包括“周邊事態法”在內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是要把“國民的生命和財產獻給美國”。(注:《人民日報》1999年4月28日。)
  此外,日本還決定從今年起參加美國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 )的研制和開發。雖然日本政府多次表示日本參加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研制開發與臺灣沒有關系,但由于美國政府已聲明將根據《與臺灣關系法》向臺灣提供日美共同研究的成果,因而“日本客觀上參與了美國對臺灣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政策”。(注:〔日〕柴田哲雄:《關于日本參加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幾點看法》,《現代國際關系》1999年第5期。)而且,日本始終回避對“周邊事態”的范圍與日本TMD 系統的應用范圍是否一致作出解釋,這有可能為日本任意擴大軍事行動范圍,將臺灣納入TMD的防御范圍埋下禍根。
      四
  在回顧、分析戰后以來日本對臺政策的調整歷程之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和結論:
  首先,日本的對臺政策是隨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對臺政策的變更而變更的。70年代以前,美國將臺灣、日本納入自己的遠東戰略,日本為確保日美基軸關系,被動選擇了親臺反華政策;70年代中美關系大門打開后,日本迅速有力地調整了對華政策,斷絕了與臺灣當局的外交關系;90年代以來,美國奉行以防范和遏制為主要內涵的對華“接觸”政策,日本又借機介入臺灣問題,積極推進與臺實質性關系。可以說,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對臺政策是日本制定、實施對臺政策的重要國際背景,對日本調整對臺政策起著決定性作用。當前,由于美國已將中國視為其在21世紀的主要競爭對手,因而可以肯定,美國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不會放棄它一貫奉行的“以臺制華”戰略。盡管美國最近針對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再次申明了“一個中國”的立場,但我們在對此表示歡迎的同時應該冷靜地看到:美國這次“迅速表態”是在中美關系因中國駐南使館被炸、“考克斯報告”出籠而處于困難的背景下作出的。況且,美國從來就沒有認真信守自己多次作出的鄭重承諾。而日本近來不僅加固了日美同盟關系,而且在阻止中國崛起方面與美國擁有共同利益。這就決定了美國因素今后仍將成為影響日本對臺政策的重要因素。臺灣問題作為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的首要干擾因素和不穩定因素將長期存在下去。
  其次,7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日本雖然在總體上盡力保持與美“戰略一致”,但在調整對華、對臺政策時,已開始逐步丟掉被動適應的色彩,而是從其國家利益出發,自主地決定調整的時機與幅度,從而使日本的對臺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性。當前,日本已將爭當政治大國,確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看作事關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目標。隨著其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的不斷提高,日本今后將更多地從這一目標出發自主地選擇對華及對臺政策。這也決定了日本不大可能放棄它手中的“臺灣牌”,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的地位將會更加突出。
  基于上述兩點啟示,我們應該:(1 )在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前提下,以靈活、務實的精神,妥善對待中美關系中的矛盾,高度重視保持中美關系的穩定,盡可能避免中美關系的惡化,以盡量減少美國因素的負面影響,防止美國及日本對臺政策的進一步發展。(2 )在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前提下,堅定地貫徹“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針,積極創造條件,營建兩岸政治對話的氛圍,推動統一大業的早日實現,從根本上打掉美日手中的“臺灣牌”,使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格局中占據有利的戰略地位。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法的左半部右加尺
  
  
  
日本學刊京32~43D7國際政治王公龍20002000 作者:日本學刊京32~43D7國際政治王公龍20002000
2013-09-10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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