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時代裂變中的輝煌崛起  ——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誕生
時代裂變中的輝煌崛起  ——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誕生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20世紀的車輪即將走完最后的路程。在世紀末的暮色中回顧百年文學的歷史,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浮沉,毫無疑問是一個讓知識分子自身思之悵然的現象。重新認識百年風雨中走過的坎坷路程,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在知識分子話語又一次被時髦的批評抹得滿臉污泥的今天,這種認識就更有必要。正是帶著世紀末文化語境所給予的復雜心情,我試圖穿越百年的歷史,沿著我的前輩和同輩滲著汗水、淚水和血跡的腳印作一次精神的痛苦旅行,考察這段艱難的歷程。而要完成這百年長旅,就必需首先回到源頭,面對它曾經有過的輝煌和與生俱來的艱難處境。
      一
  本世紀文學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在世紀之交的思想啟蒙運動中萌芽的。那場思想啟蒙運動又是從傳播西方思想文化開始的。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命運以鐵的事實向人們昭示著中國的落后。無論中國人多么喜歡抱怨外力而不喜歡反思自身,都不能不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關系規則。所以,有志之士為民族富強而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歷程。堅船利炮,中體西用,藥方有了一大堆,然而,等待中華民族的卻是甲午海戰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全民族心頭流血,也更堅定了一些知識分子變法圖存的決心。于是,一場以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式拉開了帷幕。
  在上個世紀末為引進西方文化而努力的知識分子中,首先值行注意的毫無疑問是嚴復。這位到英國學習了三年海軍而在回國之后難展救國雄圖的封建末世知識分子,在甲午慘敗之后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抉論》等文章,并開始大量翻譯西方學術著作。他的論文通過比較而使人們看到東西方文化之優劣:“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為學者,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論世變之亟》)他向國人介紹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介紹西方人“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的人權意識,介紹西方各種旨在保護民眾自由、民主權利的法律。他對比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告知國人:“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通國之公仆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韓》)他認識到了民主、自由與科學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救亡抉論》)這種種思想的傳播以極大的力量動搖著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奠定了新世紀思想啟蒙運動的基礎。另一個對啟蒙運動有著重大影響的人物是梁啟超。這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為目的的維新派主將在維新失敗之后更清楚地認識到:“欲新吾國,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中國,莫急于以新學說變其思想。”他鼓吹新小說,介入詩界革命,積極參與文學理論與批評,正是看到了文學在改變人的思想意識方面的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魯迅等人致力于改造國民性,正是梁啟超“新民”事業的繼續。也就是說,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充分注意到了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意義。
  然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的啟蒙運動所面對的現實矛盾,卻使知識分子很難一步走進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行列,也很難迅速形成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像西方18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一樣,中國的啟蒙運動目的也在于以民主和科學沖破封建主義的枷鎖,改變幾千年的封建觀念。然而,改變封建觀念的運動卻很不幸地在封建制度下進行。同時,民族的危機提醒著人們必須反對列強侵略以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這就使一些知識分子在瓦解國家權威問題上有所顧慮。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與思想啟蒙運動是矛盾的。牢固的國家觀念使這一代知識分子首先考慮的是救亡圖存而不是天賦人權,是民族的解放而不是個人的解放。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大講自由,特別強調的卻是“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嚴復一再講西方的天賦人權,但在《法意》18卷的譯者按語中卻說:“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合力圖強”才是“自存之至計”。康有為的《大同書》一直密不示人,原因就是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情還不能立即講民權。他們一面傳播新思想,一面又不愿意完全接受和立即實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都還在中國現實的體制之下來思考問題。他們都很重視中國國情,而國情就是封建專制制度,重視國情就是在承認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思考問題。這就使他們的啟蒙思想存在極大的局限。使獨立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不可能在他們手中建成。
  面對嚴復、梁啟超的這種表現,人們往往習慣于從思想等方面尋找原因,其實,他們的認識并非不清楚,思考也并非不深刻,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當時還不可能徹底離開傳統知識分子幾千年的一貫道路。沒有獲得獨立地位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獲得獨立意識。
  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建立需要以知識分子的獨立為條件。考察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地位的獲得,我們不能不注意世紀門檻上發生的科舉制度的廢除這一大事。正是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這一重大舉措打破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一貫道路。中國知識分子歷來走著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這條道路使他們皓首窮經而難以離經叛道,服從于科舉的指揮棒而不能真正獲得思想的自由和自我的解放。科舉制度廢除之后,他們在失落的同時獲得了獨立。他們中許多人的確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甚至為十年寒窗的奮斗目標消失而無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卻使他們從國家權威話語中解放了出來,他們不必再死守經典,不必再為生存而違心地接受國家權威話語所強加給的一切。
  但是,科舉制度的廢除還不可能把知識分子完全解放出來,因為皇帝依然端坐龍庭,封建制度雖然已經腐朽得斑駁陸離,卻仍然足以限制人的自由。從理論上說,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是國家或者集團豢養的學子,只有自己支付學費而造就者才可能是自由的人。國家公費派出的留學生理所當然要服從國家的需要。經濟上的依附必然制約著人格的獨立。完成傳統知識分子最后之大解放的是辛亥革命。皇帝退位,清王朝崩潰,即使習慣于依附而不愿意獨立的人,也因找不到跪拜的地方而只好尷尬地站著。盡管有人因此而絕望自殺,有人因此而希望再有一個皇帝,但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卻在舊體制崩潰的條件下迅速地成長起來,成為獨立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他們是第一代完全獲得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們獨立地位的獲得顯然在于舊體制的崩潰。胡適是清王朝派出的留學生,如果清王朝不亡,他回國之后需要按照王朝的意志拿著王朝的俸祿履行王朝賦予自己的職責,但是,他生也有幸,不等學成歸來,那個訂購他的老板已經垮臺,他因此而成了一個真正自由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本來在革命軍中聽令,如果革命勝利之后革命黨能夠建立起為自己所控制的國家機器,陳獨秀也許只是這架機器上的一個鏍絲釘。但是,袁世凱卻使革命黨人沒有能夠獲得政權,他也就可以隨時離開革命隊伍而實現自己的意志。與政府有點關系的倒是魯迅。他因革命的成功而供職于新政府教育當局,但是,北洋政府作為新的國家權威話語的中心卻沒有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結果是政府發大洋養了魯迅等這些在思想和行為上并不與之保持一致的人。新文化陣營的主將們都是這樣一群在歷史的急劇變革中獲得獨立的知識分子。周作人、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他們不再是以優異的學識服務于國家政權從而獲取生存條件的群體,而成為一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學識與社會交換以謀生的群體。用一句當代中國人大都熟知的比喻說,他們不再是依附于國家權力這張皮上的毛。他們在學校任教,在報館主筆,自由地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而沒有被統購統銷。
  于是,在新世紀的曙色之中,獨立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終于形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誕生的慶典和陣容的首次大檢閱。
      二
  傳統知識分子在幾千年中一直很難建立自己的話語。他們或以優異的學識為王牧民,或隱居山野融入民間。廟堂與民間是他們進退的兩極,兩極之間空間極小。新世紀的知識分子借助西方文化而在國家權威與民間之間開拓了他們的立身之地,建立起一個介于國家權力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的知識分子話語空間。他們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堅持啟蒙主義立場,倡導人的文學,完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嶄新的形象雕塑,以鮮明的特點顯示了自身的獨特存在價值。
  也許他們并無意于知識分子獨特話語空間的建立,但是,他們的社會實踐卻使他們迅速確立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新位置,明確了現代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責任。考察五四時期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話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鮮明特點:
  首先,他們像傳統知識分子一樣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關心時政,憂國憂民,但是,他們卻不再把委身權威去充當其奴仆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他們大都密切地關注著政治,因為既然關心民族的命運,而政治生活又最直接地影響著它,知識分子就必然地注視著政治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并且發出自己的聲音。在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不關心政治是不正常的。由于社會政治的激烈動蕩及其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不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然而,這種關心已經是知識分子式的,它不再是金殿前的跪讀奏章。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一代人為20世紀獨立的知識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姿態。
  其次,他們像歷代同情勞苦大眾的文人一樣,揭露社會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為下層勞動大眾的苦難命運而吶喊。但是,他們不再與大眾站在同一地平線上,而是在為民請命的同時以西方現代觀念燭照其落后與愚昧,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進行思想文化啟蒙。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新文學陣營的主將們一再寫人力車夫、寫學徒、寫各種下層人民的疾苦,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藝術,廣泛揭示社會人生問題,這都顯示著他們對勞苦大眾的關注和同情。然而,同情的淚水已經模糊不了他們的雙眼,在關注苦難命運的同時審視著受難者的人格弱點。因為這種態度,新文學有了阿Q、孔乙己、 祥林嫂等一系列承載著同情和否定雙重情感的形象。同情民眾,又不俯就民眾,這是五四啟蒙話語又一原則性的問題。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認識是清醒的,在封建的政治體制崩潰之后,國民性格中的封建文化積淀沒有得到清理,這就需要改造國民性,需要啟發民眾獲得人的意識。
  啟蒙主義包括對權威的反叛和對大眾的教育。新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話語因此而把自身從國家權威話語和民間大眾話語中區分出來。他們是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和批評者,是民眾的代言者又是民眾疾病的診斷者和醫治者。他們的聲音不是廟堂的聲音,也不是民間大眾的聲音,而是一個新生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的聲音。
  以上兩點已經可以看到五四知識分子話語的基本定位,然而,更充分地顯示其精英話語特色的還在于它的人本文主義立場和人的解放、個性解放的啟蒙主義目標。比較一下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這一代知識分子和魯迅、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容易發現其極大的不同。在嚴復們那里,人的解放和個性的解放還遠遠沒有提上議事日程,而在胡適魯迅等人的觀念中,人的地位迅速上升成為價值尺度和目的。他們的立場從神轉向人,從群體轉向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上大書著科學與民主。科學的主要內容是進化論,這是嚴復時期已經獲得的一種觀念。它的現實功用是破除愚昧和迷信。新文化運動旗幟上的“民主”二字與我們今天的理解很不相同。它包括了天賦人權和個性自由。從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可以看到:“要擁護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這里與民主相對的不僅僅是專制(舊政治),還有束縛和扼殺人性的一切舊傳統。民主不僅意味著專制制度的消滅,而且意味著人的解放。五四一代人呼喚“人的文學”,理直氣壯地張揚個性,他們思考問題的著眼點已經不是群體而是個體生命。魯迅反對“愛國的自大”、“合群的自大”,而提倡“個人的自大”,胡適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周作人提倡“個人本位主義”,稍后崛起的創造社在五四高潮中也一直高舉著個性解放的大旗。清醒者接受個人主義的思想,不僅關心個人束縛的解除,而且在于社會發展依賴于個人的發展這一人本主義的基本觀念。所以人的解放與民族解放并不矛盾。新文化陣營的一個共識就是立國先立人。他們在這里找到了啟蒙與救亡的統一。這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特點,在他們那里,立人是根本,啟蒙是必由之路,只有啟蒙任務完成,實現人的解放,民族國家才有希望。
  關于啟蒙與救亡的沖突,李澤厚的論述已過十年,但是,當前文壇很多人卻把啟蒙理解得過于寬泛,導致了許多理論和實踐上的誤區。包括一些否定五四啟蒙主義的人,也往往是因為對其內涵的誤解所致。因此,必須清楚,五四新文學啟蒙主義的中心就是人的解放。為人的解放而反抗黑暗統治,為人的解放而批判吃人的道德,為人的解放而批判國民性,張揚個性,表現自我。歷史要進化取決于人的解放;民族要強盛取決于人的解放。在五四新文學中,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對外,反抗一切壓迫和奴役,批判和否定從政治到文化各個領域各個側面的黑暗腐朽勢力;對內,一方面表現自我、張揚個性,一方面反思國民的性格弱點以打破各種精神枷鎖。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作家,致力的方向各有不同,但都統一于人的解放這一總的目標。正因為這樣,五四文學才成為人的文學。那種教育人們守節、動員人們忠君、目的在于讓大眾服從于某個集團需要而進行的說教與其說是啟蒙主義,不如說是愚民主義。其實,后來文學中的那些說教者本身也不承認自己是五四啟蒙主義的繼承者,他們自己已經與五四文學劃清了界線,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將其混為一談?那些把五四和文革綁在一起批判的人們,如果不是國粹主義者,就是因為不了解五四啟蒙主義的基本精神。因此,當前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五四正名,為五四新文學正名,為20世紀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啟蒙話語正名。
      三
  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知識分子,會發現一個突出的特點:他們的政治傾向往往很不相同,獨立意識卻極為相似。無論選擇什么道路,無論政治信仰如何,他們都不愿意放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正是這種獨立意識完成著他們先驅者的形象,也正是這種獨立意識使現代知識分子話語能夠獨立存在。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新文學的倡導者、奠基者,胡適和魯迅無疑具有標本的意義。
  胡適回國之初曾經聲明20年不談政治,那時的他一心一意想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然而,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在黑暗統治之下不能不表現自己的態度,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面對黑暗統治下的人生疾苦也不能不發出幾聲吶喊。因此胡適后來沒有回避對政治的關心和議論。但有一點應該注意,他雖然過問政治,卻不做政治權威的幕僚。他性格溫和,與人為善,廣結人緣,卻能做當權者的諍友。當諍友者,目的是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不喪失平等地批評當權者的權力。考察胡適一生,他真正做的官就是出任駐美大使。然而,清楚那段歷史的人決不會說胡適出任大使是賣身投靠。大戰開始,國力匱乏,中美外交至關重要,環顧海內,別無良選,能担此重任者,唯一書生。因此,盡管親朋勸阻,胡適還是慷慨赴任,去為生養自己的祖國做那永遠做不完的講演。他與蔣介石的關系的確非同一般,但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也非同一般。他以對蔣公開批評而引起蔣的注意:大談人權,批評政治,批評蔣介石,而且批評孫中山。這使蔣介石極為惱火,于是雜志被查封,胡適本人被教育部敕令警告。西方人本主義觀念碰到了中國專制主義的鐵拳,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一直面對著這種考驗。當蔣介石召見“垂詢政事”時,胡適卻沒有像一些人那樣立即拜倒在權威腳下山呼萬歲并且迅速鋪墊上升的臺階,而是以現代知識分子的脊梁堅守了自己對政府和總統進行批評的權力。這種權力的堅守并非易事,中國的當權者需要的是臣子的效忠而不是自由知識分子的批評。50年代,他支持雷震在臺灣辦《自由中國》,蔣介石政權將雷震判刑,事實上也是對胡適及其他自由知識分子的一種警告。考察胡適一生,一直到死,他基本沒有多少變化,牢牢地守著五四精神。在他影響下的派別和個人,介入政治者如傅斯年,不介入政治者如徐志摩、梁實秋等,也同樣表現著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在政治傾向上,魯迅與胡適明顯不同,但在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方面,他們卻流淌著同樣的血液。關于魯迅的獨立人格與獨立思想,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有異議。就連毛澤東也贊美他沒有奴顏媚骨。但是,有幾個問題卻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人由于各種原因而片面地理解或片面地解釋魯迅自己所說“遵命文學”的含義。其實魯迅自己說得很清楚:“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即使是真的遵命,所遵的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遵命之說本身就是一種藝術,遵誰的命令?在新文學運動的領袖集團中,陳獨秀命令過魯迅嗎?胡適命令過魯迅嗎?命令過他的只有錢玄同,——請他出山為《新青年》寫文章,那算什么命令!
  其次是關于魯迅的轉向以及與左聯的關系。魯迅是否有過轉向,這是一個大題目,在此暫且不論。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同情大眾的解放事業,這是一個事實。然而,即使在左聯中,我們也仍然能夠看到他的獨立精神和絕不盲從的各種表現。他從不參加左聯搞的飛行集會,不贊成左聯領導人的種種主張,不接受任何人試圖強加給他的教導。當李立三要他發表文章直接罵國民黨而支持共產黨的時候,他的回答也是斷然拒絕。他與周揚的沖突事實上也不僅僅在于兩個口號的論爭,而很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服從這位領導人的意志。其實,周揚對他已經算特別客氣,魯迅卻仍然接受不了那種“工頭”、“元帥”式的作風。作為左聯的成員,他的獨立人格和獨立精神使他無法完全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無論魯迅后期的思想有什么變化,五四時期確立的啟蒙主義立場卻始終堅守著。當左聯討論文藝大眾化的時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他主張“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目的卻仍然是“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文藝的大眾化》)。這與后來強調作家一定要在思想感情上與人民大眾取得一致是不同的。
  與胡適一樣,他的嫡傳弟子們也繼承了他的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精神。胡風、蕭軍等都以自己的不幸命運為代價捍衛了自己的獨立意志,昭示著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精髓。后來對“魯迅派”作家的批判大多不得要領,但周揚在《文藝戰線的一場大辯論》中將馮雪峰、丁玲們的問題的根源歸結為個人主義,可謂一箭中的。還是五四的個性主義!還是怎么也難以放棄的獨立意識!還是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立場!可是,以當年魯迅的地位和影響,“元帥”即使心中不快也仍然要講客氣,而他的弟子們在新的環境下卻失掉了像他那樣做人能夠安然無恙的條件。知識分子都在改造中紛紛放棄自己的立場而服從權威,堅持者不過以自己的悲劇證明覺醒的知識分子并不都那么自愿自覺地放棄獨立意識而重新回到依附的地位。這是后話。
      四
  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在歷史的急劇動蕩中誕生。然而,它一開始就面臨著各種尖銳而復雜的矛盾,這些矛盾注定了它不平坦的風雨之路。
  從知識分子話語與其它話語關系的角度而言,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學中存在著三種話語:除新興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之外,還有兩種話語力量:1.國家權力話語,即國家權力所支持和倡導的以國家意識形態為核心的話語。2.民間大眾話語,即下層普通民眾的話語。嚴格地說,真正意義上的民間大眾話語在文學中是少見的,因為真正的工農兵和市民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仍然沒有真正獲得發出自己聲音的空間,只有極個別的工農詩人、工農作家能夠在文壇上發表他們的聲音(且不管這聲音是不是真正屬于他們的)。然而,20世紀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一批知識分子以民間大眾代言人自居,通過所謂深入生活的方式努力操作民間話語。從四十年代以降,我們的大眾文學創作正是這樣做的一個結果。這種話語雖然并非真正的民間大眾話語,但也不再是知識分子的聲音,所以,權且把它稱之為民間大眾話語。
  在歷史的發展中,這三種話語之間的關系在不斷調整,自身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甚至這一階段的民間話語在下一階段可能成為國家權力話語;這一階段的國家權力話語在下一階段成為深隱于民間的東西。三種話語必然存在矛盾,而知識分子話語處于矛盾的中心。知識分子話語反傳統,反權威,關心民眾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喚醒民眾反抗壓迫和奴役,以爭取做人的權力,因而受到國家權力話語的抵制。知識分子話語以西方文化批判傳統文化,致力于民族文化的重建與民族性格的更新,揭露和批判國民的落后與愚昧,因而,受到民間大眾的反感和拒絕。在整個20世紀文學的發展中,這三種話語在相互斗爭和聯合中矛盾運動著,造就了各種景觀。而且,一種深層的關系值得注意,在這種復雜的關系中,國家權威話語與民間話語的關系是極為微妙的,在政治上,由于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它往往是對立的,而在文化上,兩者卻是統一的,始終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只有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陌生的異己。
  然而,在五四時期,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勝利是明顯的。先驅們在坎坷和泥濘中踩出了現代知識分子自己的道路,拓展了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空間。當然,對國家權力話語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權力話語的缺席。從根本上說,北洋軍閥政府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但他們在文化領域卻缺少有力的代理人。他們可以因學生運動而逮捕陳獨秀,卻無力用文化的方式清除陳獨秀造成的污染。他們可以查封報刊,卻無力讓自己的話語占領文化陣地。不過,看一看當時守舊的報刊,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知識分子所走過的艱難路程。守舊的知識分子總是在衛@①的同時與國家權力話語認同,林琴南的小說《荊生》所表達的那種借助武力清除精神叛匪的愿望也不是個別的。但歷史留給我們的光輝一幕是胡適魯迅們沒有低下他們的頭。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知識分子話語與民間話語的關系。五四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一次大革命,但一開始就帶有親民間的色彩。考察五四文學運動文獻,就不難發現《文學革命論》、《文學改良芻議》等文學革命綱領文件中為民間話語留下的生長空間。創作上俚語的采用,學徒、奶媽、人力車夫等題材的涌現,研究中民歌的收集和通俗文學史的撰寫,都是親和民間的證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民間而不走入民間,這是先驅們的共同選擇。周作人最先提倡“平民文學”,但在《平民文學》一文中卻特別強調:“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兩年之后,他又特意寫《貴族的與平民的》,把平民精神看作叔本華的求生意志,把貴族精神看作尼采的求勝意志,說:“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進化的了。”這種立場后來被看作是知識分子的局限,而百年風雨已經證明它恰恰是五四文學的閃光之處。五四高潮過后,一些知識分子開始一步步放棄知識分子自己的話語,為20世紀文學留下的是有目共睹的教訓。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缺字
  
  
  
齊魯學刊曲阜109~11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20世紀文學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在世紀之交的思想啟蒙運動中萌芽的,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文化活動為其奠定了思想基礎,科舉制度的廢除和封建帝制的崩潰使其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話語空間。現代知識分子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不委身于國家權威;關心大眾疾苦而不認同于勞苦大眾;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并以人的解放為目標;在對權威與民間的雙重反叛中創造了自身的輝煌。盡管一開始就面臨種種復雜的矛盾,先驅們卻在坎坷與泥濘中走出了自己的閃光之路。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109~11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新宇1998199820世紀文學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是在世紀之交的思想啟蒙運動中萌芽的,嚴復、梁啟超等人的文化活動為其奠定了思想基礎,科舉制度的廢除和封建帝制的崩潰使其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話語空間。現代知識分子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不委身于國家權威;關心大眾疾苦而不認同于勞苦大眾;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并以人的解放為目標;在對權威與民間的雙重反叛中創造了自身的輝煌。盡管一開始就面臨種種復雜的矛盾,先驅們卻在坎坷與泥濘中走出了自己的閃光之路。
2013-09-10 21:58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散文大家曠達風趣
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