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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李大釗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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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四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還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學科,與當時的社會變革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李大釗自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后,就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以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誠如有的學者所說,李大釗“自覺地把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近代史與對中國現狀分析結合起來”(注:劉新成主編:《歷史學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從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歷程來看,李大釗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一系列觀點無疑是30年代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建構的以“革命”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體系的先導。在以往這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注:參見伊祥霞《李大釗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杜蒸民《李大釗的中國近代史觀》,《李大釗研究》第7輯,1997年。);本文有所不同,將以20世紀30年代所形成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為參照,側重于討論李大釗在這一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的揭示
  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傳統中國社會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李大釗在古史研究中對土地制度史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分析傳統中國社會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矛盾的話,那么,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探索,其目的則在于揭示近代中國社會新的主要矛盾。李大釗認為:“中國現在的特殊情形由來有兩種:一種是外來的壓迫,即受國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支配;一種是國內武人軍閥的壓迫。”(注:《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國際少年日紀念會”上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釗文集》版本相同,不另注明),第225頁。)所以李大釗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分析,尤其注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并進而論述中國近代社會所要進行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
  李大釗認為,中國近代社會面臨著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新形勢,這就是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及隨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李大釗指出:“歐洲各國的資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國所受他們經濟上的壓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國雖曾用政治上的勢力抗拒過幾回,結果都是敗辱。把全國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給人,割讓給人了,關稅、鐵路等等權力,也都歸了人家的掌握。這時的日本崛然興起,資本制度發達的結果,不但西洋的經濟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勢力擴張到別國……中國是他的近鄰,產物又極豐富,他的勢力自然也要壓到中國上。”由于西方殖民勢力的入侵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臺灣、滿蒙、山東、福建等地漸為外人所占,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變化,“結果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擋不住國外的工業經濟的壓迫,中國的家庭產業擋不住國外的工廠產業的壓迫,中國的手工業擋不住國外的機械產業的壓迫”。由此,中國的階級結構亦發生變化,“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3-144頁。此處的“無產階級”一語與后來的涵義不同,比較寬泛,大意指受資本主義經濟影響下的各勞動階級。)李大釗的論述說明,由于近代中國面臨帝國主義勢力入侵這一新形勢,中國社會發展遇到新的阻力——帝國主義,這是阻止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根本原因之所在。李大釗說他“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于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后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于破產。”(注:《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235頁。)這就闡明了近代中國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的一個新特點,即近代中國是在西方列強壓迫下而開始特殊的歷史的。所以李大釗說近代以來的中國是“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注:《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69頁。此時的“半殖民地”這一概念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是一個正在提出的概念,尚不普及。)。
  李大釗認為軍閥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有現象,并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阻力。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曾存在那種割地稱王于一方的軍閥,但沒有外國勢力的插手。而近代中國的軍閥就不同了,它有西方列強的直接和間接的支持。李大釗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一方面遭受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國軍閥的壓迫。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權力決定了中國軍閥的存在,因為后者是帝國主義列強的走狗。”(注:《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的報告》,《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1頁。)中國的內部紛爭表現為軍閥之間的戰爭,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結果。李大釗認為,中國軍閥以帝國主義為靠山,軍閥與帝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離開了帝國主義則軍閥不能生存。他說:“中國各個軍閥后面都緊緊地依靠著帝國主義,而且不僅僅是只有一個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者方面,它只是根據自身的利益作它與中國軍閥勾結的標準。”(注:《中國最近之政變》,《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7頁。)李大釗還具體地分析了當時的軍閥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等的背后靠山以及在爭奪中國問題上的爭斗。李大釗說:“現在各種軍人省長之間都在你爭我奪,然而,這個斗爭不只是軍人省長之間的斗爭,而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斗爭。日本一直在幫助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英國和美國則支持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注:《在莫斯科大劇院“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組織的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12頁。)所以李大釗認為,中國近代社會要發展就必須“為最后推翻軍閥斗爭到底”(注:《就中國現狀答記者問》,《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27頁。)。顯然,李大釗在這里所說的“推翻軍閥”是從革命的角度而言的,與后來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反封建”概念有所不同,其內涵要小些。
  李大釗對中國近代社會形勢的分析服務于中國民主革命的需要。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支持的中國軍閥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根本障礙,由此決定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最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帝國主義者無窮的操縱,因此內亂是有加無已的。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的。”(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李大釗在解釋和說明上述論斷時指出:“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是既反帝又反軍閥。”(注:《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的報告》,《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1頁。)1924年9月李大釗在與《莫斯科工人報》記者的談話中進一步分析了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內戰之間的關系。他說,在華北和華中由英、美資本家支持的以曹錕和吳佩孚為首的直系集團正在同由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張作霖和段祺瑞集團進行著角逐,因此中國軍閥之間的戰爭就其性質而言是由帝國主義分子策劃和支持的內戰。所以李大釗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向工農大眾解釋清楚國內戰爭的起因和意義,竭盡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進行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將把這些群眾組織起來,以進行階級和民族的決戰。”(注:《與〈莫斯科工人報〉記者的談話》,《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11頁。)進行階級的決戰就是反抗國內軍閥的斗爭,進行民族的決戰就是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這樣,李大釗就在闡明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障礙的同時,邏輯地提出了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標,并指出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是完成這一目標的根本要求。李大釗說:“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國民革命運動不可。”(注:《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69頁。)
  李大釗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來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如此才能認識和解決中國近代歷史所要完成的民族獨立的任務,推進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他看來,依照唯物史觀考察中國近代的歷史,就會自然得出這樣的答案:“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形,完全是國際帝國主義侵入的結果,中國全民族應該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作民族獨立的運動,從列強壓迫之下,把中國救濟出來。”(注:《這一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76-377頁。)李大釗提倡以唯物史觀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的矛盾,突出地提出反帝目標,與毛澤東后來提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及“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注: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的論斷,顯然是有聯系的。李大釗倡導以唯物史觀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矛盾,對于揭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近代史這門學科的學術發展來看,20世紀3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的觀點與李大釗對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的揭示具有一脈相傳的聯系。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其中心問題是怎樣認識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性質,即怎樣認識中國的國情,辨明中國究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因此其實質也是如何正確認識中國近代歷史的論戰。李大釗關于近代社會矛盾和革命任務的觀點,從中國近代的學術史角度來看,啟迪了20世紀30年代社會性質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為認識近代歷史做了基礎性工作。其表現為:
  其一,關于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如上所述,李大釗認為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逐步瓦解中國的傳統經濟,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并不是要把中國變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在于占領中國的市場,“他們一方不能不擴張市場,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這種經濟上的需要,驅著西洋的商人,來叩東洋沉靜的大門”。從其侵略后果來看,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外來的貨物和出口的原料,課稅極輕,而內地的貨物反不能自由移轉,這里一厘,那里一卡,幾乎步步都是關稅。于是國內產出的原料品,以極低的稅輸出國外,而在國外造成的精制品,以極低的稅輸入國內……國內的產業多被壓倒,輸入超過輸出。”(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2、144頁。)帝國主義除以不平等條約維護在中國的權益外,還與中國反動勢力勾結在一起,“援助反動勢力以撲滅民族革命運動,遂成為帝國主義者宰制中國民族的傳統政策”(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4頁。)。
  其二,關于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在論戰中,一些人否認封建勢力在中國存在的事實,認為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李大釗早在20年代就認為,“中國實業不發達”,受到封建官僚勢力的壓迫;中國“官僚之勢力太大,他們也是掣肘實業的人。中國實業界的人,沒有不受官僚的操縱壓迫的。”(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81頁。)李大釗的論述說明,中國的封建官僚勢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官僚勢力在政治生活中占據統治地位。李大釗還就農村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存在情況做了研究,他在《土地與農民》一文中,利用農商部第9、第10次農商統計的資料,系統地研究了中國農村中土地這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李大釗得出的結論是,農村中出現“中農破產的趨勢”,“五十畝以上百畝以下,及百畝以上的戶數減少,一方面是中農破產而為小農的驗證,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強兼并土地集中的意義”。“而此百畝以上的各級戶數,在統計上并未分別等差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連阡連陌新興的大地主階級。”(注:《土地與農民》,《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70頁。)李大釗注重中國經濟狀況尤其是農村封建關系的考察,對于學術界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進行研究有著啟迪意義。在30年代的論戰中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工作者側重于中國經濟的具體研究,如《新思潮》出版的《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上發表《中國經濟的性質》(潘東周)、《中國土地問題》(吳黎平)、《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和《中國的商業資本》(向省吾)、《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發展前途》(王學文)、《中國勞動問題》(李一氓)等,就是專門對中國經濟狀況進行分析,以批判那種否定中國封建生產關系存在的觀點的文章。
  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性質論戰確立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基本觀點,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李大釗在揭示中國近代社會矛盾和民主革命任務過程中,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系、關于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的思想,無疑是社會性質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之先導;而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則是李大釗一些思想的展開,從而使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對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
  李大釗通過對中國近代史的考察,形成了一個重要觀點,即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華民族的歷史。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釗對這一觀點做了系統表述。他指出:“由一八四○年英人以炮火擊破中國的門戶,強行輸入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中經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聯軍之役、日俄之戰、日德之戰,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來,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沙面、漢口、九江等處,對于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89頁。)李大釗做出這一判斷,是以對帝國主義自鴉片戰爭以來侵略中國歷史的研究為基礎的。李大釗對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較系統地整理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侵華的基本史實,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歷史的過程做了較詳細的描述,目的在于使人們能比較直觀地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整個過程。
  早在1922年3月,李大釗就寫了《膠濟鐵路略史》一文,對德國獲得山東權益、修建膠濟鐵路的歷史做了描述,分析了鐵路由合作經營到“專由德國管理”,再到“業務的范圍不止在經營山東的鐵路,并可做中國別的鐵路的建筑營業”的演變過程,以及歐戰爆發后日本繼起,最后控制了膠濟鐵路的史實。對于這一慘痛的歷史,李大釗號召“國人快快起來,集股贖回,使他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復歸故主,依平民的組織管理經營,為膠濟鐵路開一新紀元”(注:《膠濟鐵路略史》,《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193頁。)。
  李大釗于1925年9月又寫有《從印度航路發現以至〈辛丑條約〉帝國主義侵入東方大勢年表》,以年表的形式記述了上起1497年(應為1498年)葡萄牙人發現印度航路下迄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的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入東方的400年歷史,重點記述了1840年鴉片戰爭到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以年表形式比較系統地記述西方列強侵華史的第一篇著作。從年表最后“辛丑以后年表當續登”一語看來,李大釗是想把帝國主義侵華情況予以全面的反映。這篇年表有這樣幾個特點:(1)著重記述西方殖民者如何侵入亞洲及逐步在中國獲得更多的權益,對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記述尤為詳細。西方列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侵略,是年表的主線。(2)對日本由受西方侵略而轉變為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國家,也有較為全面的記載。年表在1838年起除繼續用西歷、清朝皇帝年號紀年外,又添用日本天皇年號紀年,借以對比而反映中日關系。(3)對中國人民抗擊侵略的斗爭有較多的記述。如對三元里抗英、焚燒英國商館、反對英人入廣州城的斗爭、太平軍抗擊英法軍隊、義和團運動等皆有記載。(注:參見《從印度航路發現以至〈辛丑條約〉帝國主義侵入東方大勢年表》,《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50-63頁。)
  除撰寫年表外,1925年8月李大釗曾在河南開封第一師范做了《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的演講。在對英國侵華歷程進行回顧的基礎上,他著重闡明了這樣兩點內容。第一,揭露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反動政策。李大釗認為:“帝國主義是什么?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因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貿易場和原料地,因為又要保護,便要武裝起來,所以武裝之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43頁。)李大釗指出,英帝國主義為尋找原料市場和商品市場必然要對外進行武裝掠奪,它最先到東方時侵略印度,在“得到印度以后,當然要謀及中國”。所以李大釗說:“中英鴉片戰爭之近因,為林則徐之焚燒鴉片,其遠因蓋在英國必欲在中國打開一門戶,然后借條約限制,以保護彼之商人,得行其經濟侵略政策。”(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47頁。)這是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來分析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必然性。第二,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運用的包括文化滲透、軍事征服、尋找政治上代理人等在內的各種卑劣手段。李大釗指出,帝國主義為了在中國得到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以武力為后盾,通過文化、政治、軍事等手段分化瓦解中國的民族革命力量,最終通過中國的“反革命勢力”這一代理人來控制中國。他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廷以“‘寧給友邦,不給家奴’之話,來對外人說出,造成最大之不平等條約。此時英人以目的已達,乃轉而幫同清室,來打太平天國……自此以后,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蓋完全采取此手段——即利用反革命勢力以壓制革命。中國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這種方法,即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們看,這是最好的妙法。”(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47頁。)事實正是這樣。帝國主義控制中國先是通過晚清王朝,再就是利用北洋軍閥政府等反革命勢力,以保持和進一步獲得它們在中國的侵略利益。李大釗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本質和手段的揭示,對于進一步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深入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的演變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有積極意義。
  二是就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及其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做了較深入的探討。
  近代中國面臨的是一個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理解和認識這一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對于認識中國近代史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李大釗將這一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稱之為“強盜世界”。在五四運動期間,李大釗指出:“這回歐戰完了,我們可曾作夢,說什么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或者有點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320頁。)李大釗認為,強盜世界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秘密外交”,即拿弱小民族的利益作為強盜國家、強盜政府“私相授受的禮物”,中國的山東權益就這樣被巴黎和會的大國作為“禮物”從德國轉到了日本。所以李大釗說,整個世界秩序沒有改變,“現在的世界仍然是強盜世界”。那么,這種不平等的“強盜世界”秩序對近代中國產生了什么影響呢?李大釗認為,“強盜世界”秩序,使中國處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中國山東由德國轉給日本就是“強盜世界”和“秘密外交”的反映,因而李大釗提出打破“強盜世界”秩序。他指出:“日本所以還能拿他那侵略主義在世界上橫行的原故,全因為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那么不止奪取山東的是我們的仇敵,這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啊!”他說:我們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322頁。)李大釗尤其注意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的演變及其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國際秩序自近代以來在對待弱小國家、弱小民族上是一致的,但西方列強的侵略方式則有所變化。如果說凡爾塞會議建立的是戰勝國在歐洲的秩序,那么在此之后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則建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李大釗依據其對華盛頓會議的認識,就帝國主義“國際共管”問題進行了研究,1922年12月發表的《國際的資本主義下的中國——舊國際共管與新國際共管》就是代表。李大釗認為,西方列強在爭奪中國的問題上有矛盾,但在共同侵略中國這一問題上有著共同點。“列強間在中國伸張勢力的競爭雖然極烈,而于保持增進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則全一致”。在他看來,“國際共管”是列強協同侵略中國的方法,目的在于對中國經濟、政治進行全面的控制及在控制中國的過程中采取協調行動。李大釗指出,以華盛頓會議為界,“列強對于中國的共管運動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可稱為舊國際共管,第二期可稱為新國際共管”。舊的國際共管主要是控制中國的關稅以及“對于中國借款的共同動作”,而“新國際共管不但要管理中國的財政與鐵路,并且干涉到實業的發展”。因此,新國際共管在控制中國方面比舊國際共管更富有侵略性,對中國更具有“顯明的獨占的性質”(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36頁。)。李大釗還分析了新、舊國際共管的形成過程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關于舊國際共管,李大釗說:“列強共同監督中國的傾向實顯于一九○一年義和團事件”,而真正的“舊國際共管實成立于一九○八年英、德、法的銀行團,目的在此三國對于中國借款的共同動作”,美國“隨即加入”。1911年的600萬鎊湖廣鐵路借款,就是四國銀行團辦理的。隨后俄、日加入,成英、德、法、美、日、俄六國銀行團,直到1913年美國退出。舊國際共管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惡劣影響,“外國管理中國關稅的制度,無異于監督中國重要財政的淵源”(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35頁。)。關于新國際共管,李大釗認為它是美國實現其門戶開放政策的產物,同時也是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主要原因。他說:“歐戰既平,德、俄無暇顧及中國,而英、日、法遂承其地位。美國認此為絕好的機會,使他們容納他所提出的開放門戶的政策,建立一種列強共同對待中國的政策。這就是華盛頓會議的由來。”(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36頁。)李大釗指出,新國際共管最初由參與舊銀行團的銀行家設計,醞釀于1916年;“新國際共管的計劃,實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由美政府建議于英、法、日”。“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四國銀行團代表在此合同簽字以后,這新國際共管遂告成立。”(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38頁。)李大釗認為,這個新國際共管就其性質而言,不是純粹的商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就其形成過程而言,“這最有關系的中國并未得與聞其事,直到二年以后,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才由美、英、法、日聯名通知中國”(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37頁。)。可見,在李大釗看來,新國際共管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將產生更加嚴重的政治影響。
    三、對中國民族革命史的研究
  李大釗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還發表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革命斗爭史。李大釗指出,自1841年廣東三元里平英團、1842年南京條約后廣東民眾焚燒商館、1845年廣東民團抗拒英人侵入廣州、1849年廣東民眾十余萬拒禁英人入廣州城,“中經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三合會、哥老會覆清仇洋的運動,乃至白蓮教支流義和團扶清滅洋的運動,強學會、保國會的立憲運動,興中會、同盟會的革命運動,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彌漫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89頁。)。李大釗在“民族革命史”的概念下,對近代中國的若干重大事件進行了獨到的分析。
    1.對太平天國、義和團等運動的論述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發展的最高峰,李大釗曾把太平天國運動作為極其重要的考察對象。(注:關于李大釗對太平天國研究的詳細情況,可參見拙作《李大釗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論述》,《廣西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
  關于太平天國爆發的原因,李大釗認為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其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他說:“鴉片戰后,英之勢力,長驅直入,打進中國來,南方以經濟壓迫最烈,于是失業人數加多,社會上頓起不安之現象,此不安現象,終成太平天國。”(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47頁。)這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入侵及其給予中國的壓迫是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李大釗同時認為,由民族矛盾又引發階級矛盾尖銳,也是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原因。李大釗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門戶洞開,外國商品因得以暢行輸入而無阻……在外貨競爭之下,中國的紡者織者遭遇了最大的艱難,社會生活隨著外貨壓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現象,發生了破產的手工業者及農民的大眾,加以鴉片的不生產的消費,因鴉片貿易而生的貴金流出,鴉片戰爭的對英賠款,以及關于鴉片販賣的賄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總此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負担,新稅增收,舊稅增額,遂以釀成太平天國的大革命。”(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1-92頁。)李大釗對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原因的論述,吸收了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的觀點。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指出:“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造成了兩個后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担,舊稅之外又加新稅。”(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頁。)馬克思強調,就太平天國而言,不管引起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么,推動了這次“大革命”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李大釗關于太平天國運動原因的分析是根據馬克思的論述而進行的。
  關于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李大釗指出:“太平天國的運動,是滿清入關以來中國民族反抗滿洲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亦是反抗帝國主義武力的經濟的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3頁。李大釗在這里將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界定為“民族革命運動”,將“反清”與“反帝”一起列入“民族革命”的范疇,與后來史家主要是在“反帝”意義上使用的“民族革命”的概念,有所不同。)他同時認為,太平天國運動在本質上又是農民革命,是農民的革命運動。對此,他是從太平天國領導者和參加者階級成分及定都天京后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的內容加以分析和說明的。李大釗說:“太平運動興,實含有農民革命的意義。觀于首事諸人,多為燒山種田的農夫,農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即宣布一種含有均分共有性質的土地政策,足以證明。”(注:《土地與農民》,《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69頁。)他還說,太平天國運動“又是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下的革命運動。看他們占據南京以后,頒布了一個含有均平性質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農民經濟的要求。”(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3頁。)由此可見,李大釗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同時又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代的農民革命運動。
  關于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地位,李大釗引用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的論述,指出太平天國運動“實為大英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后第一次中國國民革命的大運動”,并且將“經由英國影響于歐洲”。(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7頁。)李大釗指明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兩點意義,其一是世界意義,即對英國殖民者的打擊,“縮小了英國制造品的市場,可以使英國產業危機的迫至,加速社會革命”(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3頁。)。其二是國內民主革命的意義,它開啟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之先河。由此,“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主潮,自太平天國動亂以還,總是浩浩蕩蕩的向前涌進,并沒有一剎那間的停止”(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105頁。)。李大釗也客觀地指出太平天國存在帝王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局限,指出“他們禁止了鴉片,卻采用了宗教,不建設民國,而建設天國,這是他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的宗教觀念“遮蔽了帝國主義者兇惡的真相,埋沒了這次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3頁。)
  李大釗對義和團運動也進行了分析。與誣蔑義和團為“拳匪”的正統史家不同,李大釗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民族革命運動”,在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斗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義和團運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北方后,社會經濟上發生變動,以先之油燈,盡成洋油勢力,機聲、紡織聲都被洋布壓下,中國人憤恨之結果,造成一呼即應之義和團”。李大釗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義和團本身具有農民階級的局限,二是由于帝國主義的鎮壓。他說:“農民知識簡單,對于事情不能觀察,起一種仇洋的觀念,于是棄洋槍大炮而不用,全以中國東西來抵御,而鄉間所奉為惟一武器之孫悟空、關羽等神,遂相繼出而應戰矣。后卒以外人之壓迫而消滅,更有八國聯軍大最大壞果,使中國人永遠不能抬頭。”(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47-48頁。)李大釗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這一總原因出發,來分析義和團運動發生的必然性,肯定義和團歷史地位,指出其存在的弱點的。
    2.對五四運動的論述
  李大釗親自參加和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對這段歷史有深切的感受。他雖然沒有專門去研究“五四”歷史的全過程,但他談到了對“五四”歷史地位的評價和五四精神的理解。
  李大釗對五四運動的評價,突出五四運動反抗強權、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地位。他認為五四運動不是一般的愛國運動,而是帶有爭取民族解放的意義。他說:“此次‘五四運動’,系排斥‘大亞細亞主義’,即排斥侵略主義,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強權壓迫公理者,無論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應排斥之!故鄙意以為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注:《在〈國民〉雜志社成立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67頁。)因此,僅把“五四”“看做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紀念日”,這是把五四運動的意義看得“狹小了”。(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76頁。)
  對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李大釗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在把五四運動作為全民的政治運動的同時,尤其突出青年在五四運動中的歷史作用。他稱“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因為在那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李大釗認為,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先鋒作用,突出地表現為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和對民族命運深切關注的“反抗強權世界”的斗爭精神。他紀念“五四”時說:“今天是‘五四’紀念日,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之紀念日,也是學生整頓政風的紀念日。因為政治不澄清,使我們不能不犧牲求學之精神,而來干涉政治。”(注:《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紀念“五四”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08頁。)由此,李大釗盼望中國學生界把“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的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依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世界”。(注:《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95頁。)這不僅指出了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而且指明了當時青年學生努力的方向。
  李大釗認為,五四精神除含有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精神外,還包含與民眾結合、從事實際斗爭的實踐精神。所以他號召青年學生繼承五四精神,投身到民族解放運動中去,著重去開展兩方面的工作:“(一)組織民眾,以為達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對現政府立于彈劾的地位。”(注:《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紀念“五四”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08頁。)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釗對五四精神的論述是有特色的。
    3.對國民黨歷史及孫中山的評價
  對于國民黨的歷史,李大釗并不陌生。在新文化運動的早期,李大釗在論及中國政治時,對國民黨的歷史曾多有論述。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李大釗對國民黨這一現代政黨的認識不斷提高。他本人以后又推動國共合作,率先加入國民黨,因此對國民黨歷史是有所研究和探討的。1921年3月李大釗曾指出:“中國自滿清道、咸海禁大開之日,就有受些歐化洗禮的兩個大黨產生,一是同盟會,一是強學會。”他認為:“同盟會的功業,是辛亥革命。”(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78頁。)李大釗1923年4月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中,對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和存在的問題做了分析。他指出:“國民黨的根萌,實際上是培植在海外華僑散在的地方,和中國南邊華僑母國的廣東一省。第一革命后,雖然一時全國到處都有了國民黨,但這些虛浮無根的花,只是那幾株栽植在南方的廣東和海外華僑散在的地方的‘國民黨’樹上所開的花,一陣風來吹遍大地旋即萎謝了。”“自從第二革命后,國民黨受了北洋軍閥重大的打擊……因此自懦,荒廢了并且輕蔑了宣傳和組織的工夫,只顧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眾運動的勢力,這不能不說是國民黨的錯誤。”鑒于對國民黨組織的分析,李大釗指出:“國民黨從前的政治革命的運動,所以沒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為國民黨在中國中部及北部,沒有在社會上植有根柢的組織。”(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00-301頁。)在一些文章中,李大釗不但宣傳國民黨的奮斗精神,而且還對其民族主義的演變做了分析。他指出:“其在未革命時(辛亥以前),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對漢滿民族而言的意義;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謂民族主義是指合中國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一家,只不過稍有漢族為中心的意義。”而國民黨“一大”對民族主義又有了新的解釋,“這解釋系分對外、對內兩方面:在現世中國的民族,為要獨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與壓迫,這是對外;同時在國內經濟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決而獨立,這是對內。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經了這番新解釋,其意義也更新而切當了。”(注:《人種問題》,《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32頁。)
  與對國民黨的歷史探討相聯系,李大釗在深入研究孫中山指導的國民革命的基礎上,對孫中山做了較為全面的評價。1926年3月12日,李大釗指出:
  孫中山先生所指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全部歷史中,實據有中心的位置,實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系統,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凈盡。他整理了許多明季清初流衍下來以反清復明為基礎的、后來因為受了帝國主義壓迫而漸次擴大著有仇洋彩色的下層結社,使他們漸漸的脫棄農業的宗法的社會的會黨的性質而入于國民革命的正軌。他揭破了滿清以預備立憲欺騙民眾的奸計,使那些實在起于民族解放運動而趨入于立憲運動的民眾,不能不漸漸的回頭,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幟之下。他經過了長時期矯正盲目的排外仇洋運動,以后更指導著國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戰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國工農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員,改組了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黨注重工農的組織而成為普遍的群眾的黨,使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很密切的與世界革命運動相聯結。(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0頁。)
  李大釗對孫中山的評價,就學術視角而言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從中國民族革命史發展的歷程來分析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以突出孫中山“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繼往開來,鑄新淘舊,把革命的基礎,深植于本國工農民眾,廣結于世界革命民眾的偉大功績”(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5頁。);并突出強調孫中山在繼承近代民族革命傳統的同時又克服了近代民族革命的弱點。二是從孫中山的生存環境來理解孫中山。李大釗說:“我們想要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業的重要,必須先考察他的時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酷烈的時代。”(注:《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釗文集》第5卷,第90頁。)李大釗對孫中山所做的評價,是在考察孫中山生存“時代及其境遇”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這就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角度評價了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對孫中山最先做出比較系統而中肯評價的是李大釗。
  李大釗關于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斗爭史”的論斷,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思想考察中國近代史的具體體現,這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近代史研究中,梁啟超是新史學的開創者,他注重揭示中華民族沉淪與振興的經驗教訓,但由于其思想的局限,未能對包括太平天國運動在內的許多重大事件做出科學的評價。孫中山強調歷史上的民族革命,認為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但他又認為傳統文化中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反映了民族的精神。與李大釗同時代的蕭一山認為,“一部清史,實在可以說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并把天地會、朱一貴、林爽文的起義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稱為民族革命運動,認為中國近代史必須以民族革命觀為骨干,“因為它——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以它為樞紐而變動的”。(注:蕭一山:《清史大綱·引論》,轉引自馬金科、洪金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頁。)但他的民族革命觀缺乏階級的分析,矛盾之處甚多。如蕭一山甚至把鎮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看成是民族革命人物,認為曾國藩在擴大漢族權利;他一方面肯定義和團運動具有“民族自救觀念”,是“愛國保家運動”,但另一方面又稱義和團為“拳匪”,是“反動之橫流”。蕭一山用“民族革命”的觀念撰寫了以新史學觀點指導的第一部清代通史著作——《清代通史》,而李大釗則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原理對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孫中山指導的國民革命等進行分析,從而使“民族革命史”在近代史研究中成為一個比較科學的概念。民族革命斗爭史的觀點,在20世紀4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發展。以民族革命為主線的近代史著作很多,這里要提及的是,1937年延安解放社印行的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鉛印本,對民族革命運動做了系統的研究。從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李大釗的“民族革命史”的概念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的趨勢。他認為中國近代思想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傳統儒家思想的衰落和崩壞以及民主主義思想的孕育和發展是中國近代思想的基本面貌。李大釗指出:“試看中國今日種種思潮運動、解放運動,哪一樣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哪一樣不是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第一、政治上民主主義(Democracy)的運動,乃是推翻父權的君主專制政治之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義之運動。這個運動,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聯治主義和自治主義,也都是民主主義精神的表現,是打破著君主專制發生的中央集權制的運動……第二、社會上種種解放的運動,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是打破父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夫權(家長)專制的運動,是打破男子專制社會的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義、順夫主義、賤女主義的運動。”(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4-145頁。)這就是說,中國近代思想不是沒有變動,其趨向也不是復古,而是孔子主義被打破、逐漸走向衰落和新的民主主義思想得到發展。李大釗還列舉了自由主義、個性主義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表現,諸如家庭問題中的親子關系的問題、服喪問題,社會問題中的私生子問題、兒童公育問題,婦女問題中的貞操問題、節烈問題、女子教育問題、女子職業問題、女子參政問題,法律上的男女權利平等問題(如承繼遺產權利問題等)、婚姻問題——自由結婚、離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戀愛、婚姻廢止等等一系列問題。李大釗的論述說明,中國近代思想是一個不斷變動、不斷解放的歷程,是民主主義取代孔子主義思想的歷史。
  李大釗進一步分析了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經濟原因,論證新思想的發生、發展和舊思想衰落、崩壞的歷史必然性。在李大釗看來,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切變動根源于經濟的變動,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思想文化是隨著經濟的變動而變動的。李大釗指出,中國近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的重要特征是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由此,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所以他說:“中國的農業經濟,既因受了重大的壓迫而生動搖,那么首先崩頹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4頁。)。這就是說,由于孔子學說的經濟基礎在近代中國社會發生了變動,因此孔子學說在近代中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歸于滅亡的命運。李大釗認為,新思想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唯物史觀說明
  對中國近代思想的變遷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是從李大釗開始的。李大釗研究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入手,闡述思想文化的經濟基礎及其變遷的經濟原因。誠如有的學者所評價的那樣,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思想史,“開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之先河”(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4頁。)。
  李大釗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論述了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軌跡及在近代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同樣有其經濟的基礎。由于近代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動搖,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經不能維持,現代的新經濟組織正在形成,并且隨著新經濟勢力的產生,自由主義、個性主義也出現了。因此,“現代的經濟組織,促起勞工階級的自覺,應合社會的新要求,就發生了‘勞工神圣’的新倫理,這也是新經濟組織上必然發生的構造”。所以李大釗說新思想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自由流行”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因為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6-147頁。)這樣,李大釗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從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變動的視角論證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緣由,闡述了新思想代替舊思想以適應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論證新文化運動進行“倫理革命”的合理性,是李大釗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突出貢獻。五四時期中國學術界對早期新文化運動抨擊封建文化持有不同的看法,封建文人如林琴南等對新文化運動則更是反對有加。李大釗在中國率先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立即運用唯物史觀對道德這一上層建筑進行解說,其目的在于論證封建倫理道德已失去存在的依據,從而在理論上支持新文化運動,以推動新文化運動在更高的層次上發展。李大釗指出:“道德既是社會的本能,那就適應生活的變動,隨著社會的需要,因時因地而有變動。”(注:本段引文均見《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15-116頁。)“道德既是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動,那么道德就也有新舊的問題發生。”道德是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的,亦即道德是“隨著生活的狀態和社會的要求發生的”;而物質“只有前進,沒有反映;只有開新,沒有復舊”,因此道德只有開新,斷無復舊的道理。正是依據物質和意識的關系,李大釗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出發對新道德取代舊道德做了說明:“適應從前的生活和社會而發生的道德,到了那種生活和社會有了變動的時候,自然失了他的運命和價值,那就成了舊道德了。這新發生的新生活、新社會必然要求一種適應他的新道德出來,新道德的發生就是社會的本能的變化,斷斷不能遏抑的。”正是對新舊道德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的揭示,李大釗說明了新道德代替舊道德的必然性,也就是新道德的產生是“斷斷不能遏抑的”。李大釗的論述從唯物史觀的新視角說明了新文化運動進行倫理革命、反對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這是中國學術界最早對新文化運動反對封建文化斗爭做出的馬克思主義評價。
  李大釗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國近代史這門學科的發展史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李大釗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雖處在開創階段,但他在近代史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觀點,如關于近代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民主革命的任務、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又是一部中國民族革命史等,以及他對近代思想所進行的唯物史觀的解釋、對新文化運動反封建文化斗爭之合理性的理論論證,已初具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國農村經濟性質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觀點的雛形。李大釗對中國近代史的探索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近代史研究京154~179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32003李大釗在20世紀20年代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進行了許多研究,對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進行了探索;特別是他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華民族革命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奠定了以后(特別是3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礎李大釗/中國近代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唯物史觀/20世紀20年代吳漢全,徐州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徐州 221009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154~179K3中國近代史吳漢全20032003李大釗在20世紀20年代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進行了許多研究,對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務進行了探索;特別是他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華民族革命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奠定了以后(特別是30年代)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礎李大釗/中國近代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唯物史觀/20世紀20年代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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