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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研究回顧與前瞻
李大釗研究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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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5月4日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社論《五四與李大釗》,5月8日《向導》周報第195期發表短文《悼李大釗同志》, 是為紀念和研究李大釗的開始。本文擬對70余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50年來國內有關研究狀況作一簡要回顧,并對跨入新世紀的研究前景作些展望。
   一、70年研究概況
  1927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有關李大釗的紀念、回憶、研究的文章和資料約有二三十種。其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三種:
  一是高一涵的回憶性文字《李大釗同志略傳》(注:載于 1927年5月23日漢口《中央副刊》第60號,又以《李守常先生傳略》為題,連載于1927年5月24、25日漢口《民國日報》。)。 此文第一次向世人提供了一份李大釗生平的梗概。作者是李大釗生前最親密的朋友、同事之一,熟悉李大釗的生平和思想。盡管文中有諸如說《我們的政治主張》是由李大釗起草的這樣的誤記,但其基本內容后來多為其他材料證實,因此,它是研究李大釗生平須參考的一份重要資料。
  二是《守常全集》,收入李大釗的文章30篇,數量雖少,卻彌足珍貴。編者是曾在北京地區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李樂光,李大釗的侄子。原稿初編為4卷,名為《守常文集》,1933年,借李大釗公葬之機, 被輾轉送到上海群眾圖書公司(一說送商務印書館),由于國民黨出版審查機關的阻撓,未能付梓,直到1939年才由北新書局以“社會科學研究社”的名義出版。據說書局担心牽扯先前的公案,將書名改為“全集”,但實際上只是編入原稿4卷中的前兩卷。書出版后, 又遭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沒收,只有少量流落讀者手中。
  此書的可貴之處,除因它是李大釗的第一部文集外,還在于魯迅為它作了序(注:魯迅的序文作于1933年5月29日,同年8月以《〈守常全集〉題記》為題發表于《濤聲》第2卷第31期,后收入《南腔北調集》。)。魯迅談了李大釗給他留下的印象:“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他“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絕對不是“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這些評價生動形象,而又耐人尋味。
  三是孟森然的《李大釗先生評傳》,1600字,簡略介紹了李大釗的生平、被捕和受審情況,并對其道德、情操、學問作了簡要評論。此文列入1934年北平杏巖書屋發行的《近代二十家評傳》,可以說是第一篇從史家的視角寫的有關李大釗的評述文章。
  1950年4月鄧拓在《人民日報》發表《誰領導了五四運動》一文,揭開了新中國紀念、研究李大釗的序幕。1957年李大釗殉難30周年前后,研究工作掀起高潮。迄1966年“文革”開始之前,17年間共發表文章一百數十余篇,著作數種。這一時期值得提及的重要成果亦可舉出三種:
  一是1951年北京宣文書店出版的張次溪著《李大釗先生傳》。這是第一本較為完整的李大釗生平傳記。書中有一些史實缺乏嚴密考證,但全書的價值還是可以肯定的。該書的珍貴之處還在于序文中有曾為李大釗良師益友的章士釗對李大釗的文章、人品、道德、學問、影響等所作的生動點評,如說李的文章“溫文醇懿,神似歐公”,“紆徐為妍,卓犖為杰”;李大釗“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其“凡持一理,必先視此理是否合于當時環境,及己是否能實行為斷”;其在北大,因無赴歐美“鍍金”學歷,被人“以樊噲視”之,但“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一入北大,比于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等等。
  二是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靜如著《李大釗同志革命思想的發展》,6萬余字,附錄一份李大釗著作年表。 這是第一本較為系統地研究李大釗思想的著作,不僅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而且受到蘇聯、日本、美國學者的關注,對后來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奠基和推動作用。
  三是1959年出版的《李大釗選集》。 此書從截至當時已發現的400余篇李大釗的文字中精選出133篇,近40萬字, 經過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研究室丁守和等人認真考訂、研究、整理而成。它為60、70年代李大釗研究提供了基本資料。
  此外還須一提的是,由朱喬森等人組成的李大釗傳記編寫組,自60年代初期開始,大力搜集文字資料和口述史料,到“文革”開始前即大體撰成了《李大釗傳》初稿。不幸的是,李大釗研究和宣傳這時被視為有損于黨的主要領導的威望。在隨后開始的“文革”中,李大釗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晚節不保”,是“叛徒”。研究李大釗的學者亦因此獲罪,慘遭迫害。
  1979年《李大釗傳》的出版,帶動了其后持續10年空前的李大釗研究熱潮。這10年間發表的文章總計達400篇以上,著作20余部, 其中影響較大的專著有張靜如、馬模貞的《李大釗》,呂明灼的《李大釗思想研究》,朱成甲的《李大釗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國》,許全興的《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閻稚新的《李大釗和馮玉祥》,肖裕生的《李大釗的軍事活動》,劉民山的《李大釗與天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吳家林、謝蔭明等編寫的《李大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寫的《李大釗年譜》等。
  在資料方面,這一時期出版了張靜如等編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韓一德、姚維斗的《李大釗生平紀年》,全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輯的《李大釗史事綜錄》等。其中“綜錄”一書,在編輯過程中集中了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河北社科院和其他一些單位的研究人員,從已發現的1000篇有關李大釗的史實資料中篩選出800篇,進行分類、考訂、 剪裁,分12個專題,合計收入72萬字,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內容豐富的綜合性資料集。在回憶資料方面,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憶李大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李星華的《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等。此外,這一時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文集》上、下、續3冊,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遺文補編》一冊,兩者收入了截至當時發現的李大釗的文章、詩歌、講演錄、授課講義、書信等共500余篇, 為全面深入研究李大釗提供了豐富材料。
  另外,此期間還出版了由侯且岸、謝蔭明等翻譯的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張靜如主編的《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叢書則編入了日本學者近藤邦康的《救亡與傳統》一書,內中《〈民國〉與李大釗的思想》一章,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發起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李大釗成為討論的熱點之一。會后有關文章收入《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上、下冊,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7個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了紀念李大釗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有關李大釗研究的學術會議。江澤民總書記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胡喬木、胡繩發表了重要文章。會議部分論文收入《李大釗研究文集》,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同年,由彭真、薄一波等署名發起成立了全國李大釗研究會。隨后在河北省、唐山市、河南省相繼成立了李大釗研究會。北京則早于1984年就成立了李大釗研究會,90年代改為“大釗學社”。
  90年代,李大釗研究又有新的發展,10年來共發表文章400余篇;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單獨或與地方研究會合作舉辦的大型學術討論會達四五次之多。中國李大釗研究會1994年編輯出版的《李大釗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1999年編輯出版的新的《李大釗研究論文集》,基本上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此外,這一時期值得提出的重要成果還有:朱志敏的《李大釗傳》、李權興主編的《李大釗研究辭典》和《李大釗人格風范》、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與故鄉》等。河北省李大釗研究會1991年創辦的《李大釗研究》年刊,至今也已出版了7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紀念李大釗誕辰110周年之際, 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和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分別編輯出版了《李大釗文集》修訂本5卷和《李大釗全集》4卷。前者在人民出版社原有《李大釗文集》基礎上按認真考訂的原則,增刪了部分條目,對收入的文章作了細致的校勘、注釋,其注釋文字近40萬,為人們準確理解李大釗著作的原文及寫作背景等提供了方便。后者以全部收入已經發現的李大釗文字為原則,在原有《李大釗文集》基礎上,新收文章61篇(部),并對收入的所有文章加注題解和“校勘性注釋”。這兩部文集為李大釗研究提供了更為翔實的資料。
   二、近50年來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50年間,李大釗研究經歷了由側重宣傳到注重學術,由政治化到科學化,由淺入深的過程。
  就學術性的成果而言,50—60年代的研究內容集中于李大釗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和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思想的發展兩個方面。
  有關前者,以金毓黻、劉弄潮的文章為代表。他們肯定,李大釗宣傳十月革命、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提倡民族解放、批判日本人宣揚的大亞細亞主義、揭發曹汝霖等人的賣國罪行,是把握了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流。同時,李大釗團結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一批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有組織的行動。這些都說明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注:參看金毓黻:《李大釗與五四運動》,《觀察》1950年第6卷第13期; 劉弄潮《領導五四的主將——李大釗同志》,1951年5月4日《大公報》。)
  關于后者,以李龍牧、平心、彭明的文章為代表。李龍牧結合民初到五四運動期間社會政治斗爭和思想發展的背景,有說服力地分析了李大釗思想的發展過程,指出李大釗在前期新文化運動中沒有成為“影響最大的人”的原因,是“他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已不能坦然無疑,他在追求和探索新的東西”,而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則“把新文化運動和當時的政治斗爭聯系起來”,使新文化運動脫離政治的情況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李大釗的“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使他較之陳獨秀更早轉向馬克思主義,但他的身上同樣體現了由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過渡時期的全部復雜性”;在這過程中,“堅持革命道路,反對改良道路;堅定地依靠人民,反對污蔑人民……是保證李大釗能發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注:李龍牧:《李大釗同志和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
  平心認為,李大釗早期思想中含有的“一些純度較高的革命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積極因素”,使他“經過嚴格的思想斗爭、實踐考驗和自我教育……終于擺脫了資產階級意識體系,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觀”;李大釗的科學思想經歷了從“借取西方唯物主義者和實驗科學家的科學”到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過程;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則是在繼承辛亥革命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逐漸轉變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而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經歷了由“傾向社會主義的感性認識上升到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認識”來論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依靠無產階級的先進力量”,并且在與胡適的爭論中捍衛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注:平心:《論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思想的發展》,《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5期。)
  彭明的文章對比分析了從《新青年》創辦到中共建黨前后李大釗和陳獨秀思想發展的異同,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二人都受到了進化論的深刻影響,但李大釗能“直接參預政治活動”,具有“積極的愛國主義精神”,揭露了侵略者利用馬爾薩斯人口論發動戰爭的事實,其思想中“孕育著唯物辯證法的因素”。這些,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成為向中國人民揭示十月革命意義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并且逐步由急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問題與主義論戰”后,與陳獨秀“仍用民主主義的觀點看待新事物的發展”不同,李大釗“更深入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情況”,積極從事“引導知識分子和群眾運動的結合”的實際活動,積極從事勞工問題的研究。總之,“堅定的唯物史觀,充分估計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處在群眾斗爭之中并領導他們前進”,“是李大釗和陳獨秀在發展道路上的重要區別所在”。(注:彭明:《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
  1978年以后,先是出現了一批重新肯定李大釗歷史功績的文章,以張靜如的《李大釗同志的歷史功績——駁“四人幫”對李大釗同志的污蔑》、韓一德的《李大釗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張憲文的《李大釗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這些文章的立意在于推倒“文革”中加于李大釗的污蔑不實之詞。其后10年間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三個新特點:
  一是選題范圍拓寬,出現了全方位研究的景象。如有關革命實踐活動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釗與青年,李大釗與中共黨組織的創建,李大釗與工人運動,李大釗與革命統一戰線,李大釗與共產國際,李大釗與國民黨北方組織,李大釗的軍事活動,李大釗與北伐,李大釗與國民軍,李大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與冀東、河南、內蒙古、江西等地的革命運動,等等;關于文化活動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李大釗的編輯活動與思想,李大釗與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與《北京周報》,李大釗與中蘇關系,李大釗與中日交流,李大釗與北京兩師大,李大釗對無政府主義的認識和批判,李大釗與五四精神,等等;關于思想方面,有李大釗的哲學思想、人生觀、調和論、宗教觀、人道主義思想、文學思想、倫理思想、經濟思想、美學思想、自由觀念、婦女解放思想、工人政治與平民政治暨平民主義思想,李大釗對中西文化的揚棄,李大釗與俄國民主主義思想的聯系,李大釗的中西文化觀、現代化意識,李大釗對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探索,李大釗與好政府主義,等等;關于李大釗與其他人物的聯系或比較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釗與魯迅、章士釗、孫中山、蔡元培、毛澤東、馮玉祥、吳佩孚,以及朱舜水、吉野作造、河上肇等。此外,還有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李大釗思想研究方法,李大釗留學日本和留日對他的影響等等。
  二是對于李大釗生平與活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研究。如楊樹升、韓一德等人細致考察了李大釗在日本留學的情況,弄清了一些重要史實。主要包括:李大釗到日本后沒有馬上進入早稻田大學,而是有8個月準備入學的時間, 其間他在早稻田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內學習英、日語;李大釗在早大實際上只讀了3個學期, 他離開早大的原因不是主動棄學,而是被以“長期欠席”為由除名的;他在日本期間并沒有受到過河上肇的影響,而是受到具有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教授安部磯雄的深刻影響,等等。又如,根據李星華、李葆華等人的回憶,以及一些學者對李大釗家鄉情況的調查,人們了解到若干有關李大釗少年時期家庭背景和他少年時期受教育的情況等。再如,朱成甲在《李大釗對袁世凱的認識過程》一文中提出李大釗對于袁世凱的態度有一個從擁護到“促袁救國”、“逼袁救國”,最終到反袁的過程;劉桂生則指出李大釗早年政治論文中抨擊的主要對象并非袁世凱等軍閥官僚,而是當時的革命黨人(注:朱成甲的文章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6期; 劉桂生的《辛亥革命時期李大釗政論試析》,見《清華大學學報》 1986年第1期。)。這些分析澄清了以往人們在同類問題上的錯誤理解,同時提出了如何判斷民初李大釗思想傾向的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論。
  三是開始將李大釗及其思想放入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研究。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朱成甲的《李大釗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國》一書。這部著作深入地研究了民初復雜多變的政局和與李大釗有關的各類政派、人物、事件,厘清了李大釗諸多論文發表的原因及文章的確切含義,在此基礎上對李大釗的思想進行了細致分析和中肯評價,將李大釗研究向科學化深入化方面推進了一大步。
  90年代,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李大釗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引起關注。1991年在中國共產黨誕辰70周年之際,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召開了“李大釗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肯定李大釗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不僅是學理上的探究者,而且是將社會主義思想積極付諸實踐者;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整個思想體系中來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來理解和宣傳社會主義”、其社會主義思想達到前人和同時代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個從“建立在理性的、道德的二元論歷史觀”的,受到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民粹主義影響的,帶有空想性質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李大釗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過程證明,能否清除頭腦中的“各種唯心主義雜質,堅定地樹立唯物主義歷史觀”,是能否完成這種轉變的重要條件;在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史中,李大釗是“由介紹到傳播,由量變到質變,由單純學理到付諸實踐的關鍵一環”,等等(注:參見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關于李大釗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者們提出,“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倡者”,并且探討了李大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因,李大釗傳播和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其后幾代共產黨人的影響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奠基作用等(注:參見陳旭霞:《1989年以來李大釗研究綜述》,載《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49~451頁。)。
  與以上問題相關,1999年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紀念李大釗誕辰110 周年學術討論會,以“李大釗與馬克思主義旗幟在中國的樹立”為主題。學者們就李大釗與唯物史觀的傳播,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旗幟在中國樹立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釗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關系,李大釗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李大釗史學思想內容與特點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此外,這一時期,李大釗資料的考辨注釋工作得到重視。朱成甲提出《每周評論》上以“冥冥”的筆名發表的《過激派的引線》等幾篇文章,不是李大釗所做(注:見朱成甲:《〈李大釗文集〉中幾篇文章辨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而《向導》周報、 《中央政治通訊》等刊物上則有18篇未署人們熟悉的李大釗的真名、筆名的文章,卻與《守常政治報告》、《守常同志來信》等文在內容、行文等方面,有著一致性或銜接關系,很可能出自李大釗之手(注:這些文字已作為附錄,收入《李大釗文集》注釋本第5卷。)。這類考察, 顯然是應進一步科學研究李大釗的要求而進行的。它也必將推動研究工作更加科學化。
   三、對未來研究的瞻望
  經過70多年的研究,李大釗,這位經歷了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堅持追求真理,為民族獨立、民眾解放、政治革新、社會進步、國家富強而獻出寶貴生命的人物形象,其一生的重要活動、思想歷程及其貢獻,已經較為完整清晰地呈現出來。但是,對于李大釗的研究尚遠未能完結。這不僅由于李大釗是當今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豐功偉績至今仍有紀念價值,他的思想、行為、品格在今天仍具有廣泛的教育意義,而且因為他是中國從古老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對于他的研究是同對于近現代中國社會革命史、政治思想及社會政治改造史、文化史、學術史、報刊發展史、中外交流史等學術領域若干問題的深入研究聯系在一起的。而且,作為一位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那樣一個重要時代,在諸多領域發生過影響,特別是對后來的中國歷史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典型人物,李大釗也曾經吸引并且仍在吸引著世界上一些重視中國文明發展歷程及其意義,重視世界各民族文明史比較的學者。(注: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后藤延子、石川禎浩等繼續在李大釗研究中取得新成果;意大利一位學者將李大釗的《青春》等文章用詩歌的形式譯成意大利文。此外,臺灣也有學者在就李大釗的問題進行研究。這些均可為例證。)
  從研究工作本身來看,仍有許多課題需要探討。從大的方面來說,以往的研究整體上看,對李大釗早期的思想、活動和他選擇俄國革命道路,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深入,積累的材料較為豐富。但對其后期的情況,如他在北京大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在中國教育史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他在諸多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中的角色和作用,他在領導北京暨北方地區中共黨組織、國民黨組織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的過程中究竟做了哪些具體工作,等等方面,還缺少深入細致的研究。
  從微觀方面來看,還有不少問題有待于澄清,如李大釗是否担任過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干事?是否參加了灤州起義?他在反對袁世凱的護國戰爭期間亦即他被早稻田大學除名前,回到上海的兩個星期內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無政府主義思潮對他是否產生了影響,怎樣估價這方面的影響?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群眾悼念李大釗會議上的講演中說到李大釗曾于1920年初護送陳獨秀離京的路上同陳討論了組建共產黨一事,這一回憶是否可靠?為什么高本人在同一時期寫的《李大釗同志略傳》中不談此事,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多次回憶中,也不再提及此事?李大釗在被捕后是否遭到嚴刑拷問?他就義前是否高呼口號,應如何看待他的《獄中供詞》……等等,都是應當在進一步研究中求得解答的問題。
  筆者以為,跨入新世紀的李大釗研究將會繼續有所發展,這一發展大體上可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以新出版的《李大釗文集》注釋本和《李大釗全集》提供的新材料為基礎,人們可望在以往缺乏深入研究的問題上得到較大突破。如關于李大釗與北伐戰爭的關系,以往的研究只是指出,李大釗在爭取馮玉祥“五原誓師”,派人指示直系軍閥內部共產黨員許權中發動起義,派遣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青年參加革命軍隊等方面做了較多工作,而對李大釗怎樣具體地把握形勢,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限于材料不足,無法作出有說服力的分析。新的《李大釗文集》注釋本編入的18篇北伐戰爭期間有關北方局勢的分析和行動報告,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如果這些文字或其中大部分確如編者認為的那樣,是李大釗所寫,那么,李大釗對北伐戰爭所作的貢獻將要比現在所知道的大得多。
  又如,在李大釗思想發展過程中,如何消化傳統文化和怎樣吸收外來文化,這二者對他的思想演變又怎樣相互作用地發生了影響,這個問題雖然已有不少文章涉及到,但大多由于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了解不深,同時既不甚清楚李大釗所受文化影響的渠道,又難弄懂李大釗文章中一些特定語匯,因此,很難把問題說清楚。注釋本文集在解釋李大釗文字含義和語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對有關中外文化的術語和李大釗文字涉及到的古代和外國人物,都盡可能追根溯源。而《李大釗全集》則新收入了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時在《法學通論》、《刑法講義》兩部教材上的批注及教材原書,又收入了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時和同學一起做的《〈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包括《支那分割之命運》一書的譯文),及他在日本期間與同學張潤之合譯的今井嘉幸著《中國國際法論》,為學者了解曾從不同角度給予李大釗以深刻影響的部分外文資料提供了幫助。學者們有望借助這些材料,加深李大釗與中外文化關系的研究。
  其二,隨著近年來學術史和學術思想史研究熱潮的興起,李大釗的學術思想將會引起愈來愈多的注意,1999年全國學術討論會收到的論文中有關李大釗史學思想的論文占有一定比重,表明人們已經意識到這一從50年代以來一直較受關注的課題,仍有待于深入探討。當然,除了史學思想外,從李大釗的論著中能否總結出其他領域的學術思想,李大釗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和學術思想史上是否占有一席地位和占有何等地位?這些問題正有待學者們加以研究。在這一課題上出現一批新成果是可以預料的事情。
  其三,隨著80年代以來李大釗研究工作深入化、科學化趨勢的不斷發展,還會有一些以往研究中有爭議的或似乎已有定論的問題重新引起討論。例如,李大釗早期文章中對于辛亥革命后出現的所謂“穩健”、“急進”、“折衷”諸種政黨予以了無情揭露和徹底否定,他担任編輯部長的北洋法政學會刊物《言治》的發刊詞亦明確表達了“不黨”(注:郁嶷:《言治宣言書》,《言治》月刊第1期。)主張, 這成為一些學者不相信李大釗可能會加入中國社會黨的部分原因。但是,這是不是就決定了李大釗肯定不會加入政黨或政黨性團體?即使不考慮灤州起義親歷者凌鉞在《辛亥灤州起義記》(注:參見唐向榮:《論李大釗與辛亥北方革命的關系》,載《辛亥革命研究動態》1998年第1期。 )中提供的李大釗參加辛亥期間北方革命組織共和會一事,關于李大釗參加中國社會黨的數種資料(注:這幾種資料一是張次溪的《李大釗先生傳》所據資料;二是曹綏之、曹嘉蔭的《中國社會黨興滅簡記》(手抄件,藏北京檔案館);三是顧頡剛、曹綏之、曹嘉蔭的《中國社會黨和陳翼龍的死》(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 四是張次溪在《陳翼龍先生事跡匯編》中所記與曹百善、曹嘉蔭的談話(載《文史資料選輯》第75輯)。)也是不應完全視而不見的。據說國外有學者正在就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國內亦有學者對此進行肯定的論證(注:董寶瑞:《李大釗與中國社會黨》,紀念李大釗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尚需更具說服力的證據。
  又如,對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的領導作用究竟應如何評價?以往學者通常強調李大釗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與辦《每周評論》討論政治問題,并注意團結、指導青年學生,這一系列舉動對思想界的引導作用和對五四運動的影響;也有人依據不可靠的回憶,指出李大釗曾參加游行,并與陳獨秀、高一涵一道上街散發傳單。隨著近年來有關五四運動本身研究的深入,不僅李大釗參加游行和散發傳單的舉動已證明失實,而且五四運動起因于多種因素合力推動說,代替了以往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說。那么,究竟怎樣估價在示威運動期間并沒有較多積極活動(注:參見拙作《李大釗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50頁。)的李大釗對于運動的領導作用呢?
  又如,國外的學者已經不止一次地發現,李大釗的一些文字中的觀點甚至語句,直接來自日本的報刊或著作。這當然不是否定李大釗思想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但這一情況為我們提出三個問題:其一,在將李大釗思想與國外特別是日本當時的思想潮流結合起來研究時,有必要下功夫尋找、核對日本報刊、論著中相同、相似的內容,加以對比分析;其二,研究和估價李大釗思想,不能不考慮這種借用外來思想的狀況,并且也有必要將李大釗的思想與同一時期國內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進行更為廣泛的比較;其三,科學的研究工作應當努力尋找確鑿的證據,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避免缺乏根據的推論和空泛的議論。這是進行實事求是研究的需要,是將李大釗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的需要。
  
  
  
中共黨史研究京75~80K4中國現代史朱志敏20012001朱志敏,1953年生,歷史學碩士、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中共黨史。出版有《五四民主觀念研究》、《李大釗傳》等著作,在《近代史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五四時期的平民主義思潮》、《五四時代民主觀念的特點》、《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李大釗與胡適》、《李大釗對傳統文化的揚棄》等文章 北京 100875 作者:中共黨史研究京75~80K4中國現代史朱志敏20012001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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