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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研究概述
林語堂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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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5月,美國圖書館學家安德森(Arthur James Anderson)[(1)]編纂的《林語堂精摘》(Lin Yu tang:The Best of an Old Freind)出版。林語堂在為此書寫的《序》中說:“我的筆寫出我胸中的話。我的話說完了。我就要告辭了。”林語堂顯然已有死亡的預感。他要在告別這個世界之前,回顧和總結一下自己80年來的歷程。1974年,出版了他的《八十自敘》(臺灣遠景出版社)。這是林語堂耄耋之年之作。林語堂開卷就說:“我只是一團矛盾而已。”這真是畫龍點睛,非常準確地概括了他一生思想性格的特殊性,證明林語堂還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
  林語堂在《論語》時代的合伙人、摯友徐xū@①[(2)]在肯定他在現代文學史上地位的同時,不得不承認林語堂在文學史中也許是“最不容易寫的一章”。徐xū@①一語道出了林語堂以自己的存在為文學史家們出了一道難題。
  林語堂確實是“最不容易寫的一章”。主要難度還是在于林語堂本人思想性格、氣質、興趣、愛好的多重性、復雜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文化因素于一身,中西結合,融古會今。任何事情,哪怕是蒼蠅、臭蟲、抽煙、戴帽、吃糍粑、睡覺……林語堂都借題發揮,小題大做,變成為中西文化的沖突或兩種文化選擇的大題目。別人極力掩蓋的,正是他要暴露的,別人夢寐以求的,他會不屑一顧;他不僅不回避矛盾,還以“一捆矛盾”自詡。正是這些特點,造成了林語堂在現代文學史上最難寫的一章。
  林語堂本身就是“一團矛盾”,“一團連自己也理不清的矛盾,外人要去清理出頭緒來,自然更不容易。”[(3)]因此,研究和評價林語堂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們給林語堂的頭銜很多,“高人雅士”、“幽默大師”、“語言大師”、“一代宗師”、“一代哲人”、“中國大文豪”、“數千年中國文明所鐘毓出來的奇葩”有之;罵他是“反動文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洋奴”、“袁中郎徒子徒孫”也有之;說他“前期是戰斗的,后期是紳士”,早期是“叛徒”,后期“投身美帝國主義”有之,認為林語堂是“愛國主義者,不能全盤否定”,甚至毫不隱諱地說:“林語堂不是反動文人”[(4)]的也不乏其人。
  在國際文壇上,林語堂知名度很高,曾被美國文化界列為“二十世紀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4月,在國際筆會第41屆大會上當選為總會副會長,這是國際筆會成立以來,亞洲人担任此職務的第三人。他的長篇小說《京華煙云》(又名《瞬息京華》)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作品。
  1989年2月10日,美國總統布什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談到他訪問東南亞的準備工作時,說他讀了林語堂的作品的感受。他說:“林語堂講的是數十年前中國的情形,但他的話今天對我們每一個美國人都仍受用。”“我們國家要成功,我們便必須重新領悟這些話的意思。”表明至今林語堂還在影響美國人的“中國觀”。[(5)]
  但是,褒貶之間,千里之謬,反差太大,令人吃驚!究其原因,除了認識上的差別之外,40余年的“隔絕”是個重要因素。因為,在中國大陸的讀書界,包括高等院校中文專業的師生,在不久之前,有不少人對林語堂的了解還定格在30年代作為論語派的“幽默大師”身上,而對1936年出國以后,飲譽世界文壇的林語堂,知之甚少。其實,林語堂享年81歲,離開大陸的40余年,出版譯著三、四十部,小說、傳記、散文、論著、譯文等,包羅甚廣。絕大多數作品,通常有七、八種版本。其中,《生活的藝術》最為暢銷,出版以來,美國已再版40次以上,被譯成10多種文字,暢銷于歐美10多個國家,成為中產階級的枕邊書,歷經四、五十年而不衰。隨著改革開放,“隔絕”現象逐步消除,林語堂的研究愈來愈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林語堂從1918年發表處女作《漢字索引制說明》(《新青年》4卷2期),同年又發表了《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致錢玄同)》(《新青年》4卷4期),開始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林語堂近60年的文學生涯,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語絲》時期,主要是1923年到30年代,發表論著70余篇(部);二、《論語》時期,從1932年《論語》創刊前后到1936年出國前后,發表論著200篇(部);三、僑居海外時期,從1936年僑居美國到1966年定居臺灣,出版論著近30部;四、晚年寫作時期,從1966年到1976年逝世。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要想回避林語堂這個名字,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由于種種原因所造成的復雜情況,林語堂研究存在著較大的難度。從現有的林語堂研究資料來看,研究與其創作不同步,也不相稱。我們將林語堂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即:1949年前為形成時期;1949年到1979年為蕭條時期;1979年以后為發展并將正形成高潮時期。第三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資料發掘為主,第二階段資料發掘與理論研究并重。
    一、1949年以前,為林語堂研究的形成時期(或稱為“前期”)
  這一時期,最先批評和研究林語堂的是魯迅;林語堂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胡風的《林語堂論——對于他底發展的一個眺望》(《文學》1935年第4卷第1號)和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雜文。
  還在參加“語絲”派行列之前,林語堂就贊賞“寬容”的處世哲學,提倡“我佛慈悲之人生觀”(《幽默雜話》),奉勸魯迅不要太嚴厲,褒楊周作人的妥協行為(《林語堂致周作人(書信),1926.2.2》),附和周作人鼓吹“費厄潑賴”,主張“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魯迅針鋒相對地寫出《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25年12月29日,載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期),批評周作人、林語堂,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著名論斷。
  魯迅的批評既堅持了斗爭原則,又顧及他與林語堂的友誼,因此易為林語堂理解和接受。特別是過了兩個月,正是林語堂主張要予以“寬容”的段祺瑞,制造了震驚中外的“3·18”慘案。林語堂云:“事實之經過使我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從而打之’之話。”(《打狗釋疑》1926年4月2日作,初收《剪拂集》)“3·18”慘案后林語堂曾畫了《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先后撰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語絲》1926年3月29日第72期)、《討狗檄文》(《剪拂集》)、《打狗釋疑》諸文,以表示響應魯迅“打落水狗”的號召,“對狗宣戰”,以“語絲”派打狗運動的急先鋒而蜚聲文壇,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中,成為魯迅同一戰壕的戰友。[(6)]所以,胡風把《語絲》時期譽為林語堂的“黃金時代”。胡風的《林語堂論》詳細分析了林語堂思想和創作的發展變化。但是,胡風的立意,并不是為了贊揚林語堂在“語絲”時的“戰績”,而主要是批評林語堂在30年代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性靈”。提及過去,只是為反襯現在。胡風代表了這一時期林語堂研究的最高水平。
  1932年9月,林語堂創刊《論語》,形成了“轟的一聲,天下無不幽默和小品……”的局面,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不斷撰文批駁林語堂及其“論語派”的文學主張。魯迅的《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二丑藝術》、《幫閑法發隱》、《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機》、《雜談小品文》等,和聶紺弩的《我對于小品文的意見》、徐懋庸的《金圣嘆的極微論》和《大處入手》、茅盾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等,都批評了林語堂及其幽默閑適文學,是這一時期林語堂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文獻。
  面對左翼作家的批評,林語堂仍然“我行我素”,堅持“幽默——性靈——閑適”的文藝觀,并撰文答辯。這次論戰本是新文學陣營內部的一次論爭。其實,魯迅雖然從當時的文化斗爭視角批評林語堂及其“論語派”,但并不否定作家的林語堂。他在答復斯諾列舉“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時說了以下幾個人:“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魯迅)、陳獨秀、梁啟超。”
  1936年8月,林語堂攜全家移居海外。40年代,國內對他評論不多。1940年林語堂第一次回國觀光,有人送他一個頭銜:“林語堂——抗戰的觀光者。”1943年到1944年,林語堂第二次回國觀光,先后在蓉、桂、滇、湘、陜等七省,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講話,在這一時期發表的部分作品中,攻擊蘇聯、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和魯迅、徐懋庸、曹聚仁、郭沫若等人,又受到一些報刊和左翼作家的批評。《云南日報》發表署名西南聯大同學的信,說林語堂“硬是開倒車。”曹聚仁的《論〈瞎纏三官經〉的東西文化觀》、郭沫若的《啼笑皆是》和《新辜鴻銘》、田漢的《伊卡拉斯的顛落——讀林語堂先生〈論東西文化和心理建設〉》、崔航的《林語堂的面目》等,代表了當時文藝界對林語堂的評價。其中,郭沫若的《啼笑皆是》專評林語堂的《啼笑皆非》,認為這是林氏著作中最不成功的一部,到處都是“啼笑皆是”。崔航評論林著《枕戈待旦》,揭露其在這部小說中虛構內容,歪曲事實,要美國支持國民黨,把槍口對準中國共產黨。據林語堂在《八十自敘》中回憶:“我的《枕戈待旦》出版,遭到讀者冷落。”Agnes smdley揭露說,何應莊付給其2萬美元。林語堂立即予以否認。[(7)]這些文章,在理論深度上并沒有超越胡風的那篇《林語堂論》。
    二、1949年——1979年,林語堂研究的蕭條時期
  林語堂在30年代提倡“幽默——性靈——閑適”的文學主張,遭到左翼作家和《文學》出版特刊的批評;40年代,在其言論和作品中,多次反對蘇聯和斯大林,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批評魯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1966年又定居臺灣,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由于這些原因,其研究也就形成了“禁區”。1949年以后,在將近30年里,林語堂著作在大陸未再出版過,林語堂研究無人問津。
  1973年,美國安德森在其所編的《林語堂著作年表》之前有一段贊詞,對林語堂評價極高。該贊詞說他“一身融匯了東西的智慧”,“其思想合理中節”,“其風度,其氣質,古之仁人,不能過也”,“於人生則因林見樹,由大識小”;“若謂文化人中龍鳳,林氏當之無愧也。”1975年初,安德森又在其所編的《林語堂英文著作及翻譯作品編目》一書的前言中再度評價,贊許林語堂是“最令人贊佩,最罕見的人”。雖然有過譽之嫌,但能說明林語堂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林語堂定居臺灣以后的10多年里,其著作的中文版基本上整理和翻譯出版齊全,為臺灣林語堂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資料。林語堂80壽辰時,曾虛自送給林語堂一幅立軸,題詞是:“謝謝你把淵深的中國文化通俗了介紹給世界”。林語堂周年時,臺灣《傳記文學》在31卷6期、32卷1期連續開辟專欄,舉行紀念活動,發表了謝冰瑩、徐xū@①、陳紀瑩、陳石孚等多人的文章,回憶了林語堂的生平,評價了林語堂的思想、為人和作品。陳紀瑩說:“他愛國家……是個愛國主義者”。陳石孚說:“語堂先生是……偉大作家、翻譯家……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幾十年來未嘗衰退。”幾乎所有發表紀念文章或講話的人都認定,林語堂是“幽默大師”、“文學大師”、“語言大師”、“文豪”,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臺灣者學者看來,林語堂的一生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些評價,不能不說有許多溢美之詞,但為林語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
    三、1979年以后,為林語堂研究的發展時期
  1979年以后,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得以重新全面貫徹執行,林語堂研究開始步入正常軌道,進入了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1979年到80年代中期,為沖破“禁區”,發掘資料階段。
  這一階段,學者們首先以極嚴肅認真和嚴謹求實的態度,伸入了“禁區”。陳有淦的《評“論語派”》(《徐州師院學報》1979年第3期)、施建偉的《論語派與〈論語〉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3期)等文,都是以客觀的原始資料為依據,論述“論語派”的兩面性和林語堂的矛盾性,提醒人們注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林語堂和“論語派”不可一筆抹殺,應在批判的同時,給予應有的肯定。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唐tāo@②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對林語堂的散文作了概略的評述,終于第一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給林語堂讓出了一席之地。
  其次,學者們從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入手,具體分析了林語堂接受魯迅批評,由贊成周作人提出的“費爾潑賴”又轉變成“痛打落水狗”的急先鋒的全過程,恢復了他在“語絲”時期的歷史面目。主要論著有林志浩的《林語堂述評——兼談他同魯迅的關系》、張梁的《林語堂論——兼論魯迅和他的交往與斗爭》(《文學評論——叢刊》之6)、康永秋的《論魯迅和林語堂》(魯迅研究文叢)之3等。
  三是從文學流派入手來評價林語堂的文學活動、如萬平近的《老舍與林語堂及其論語派》(《新文學論叢》1984年第4期)、施建偉的《語絲派的分化和論語派的岐途》(《南開學報》1984年第2期)及上面已提到的陳金淦、施建偉論文等。
  上述論著沒有任何人提出要為林語堂“翻案”,而是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展示出大量被長期淹沒的史料。在有關林語堂大量史料被批露出來的時候,新聞界著名人士徐鑄成坦率地說出了“真心話”。他說“‘廈大’文科的局面是林語堂開創的,魯迅也是在林語堂的敦請下到‘廈大’的,但這些卻象被人遺忘,尤其是因為魯迅批評過林語堂,林就更是萬劫不復。”他還說:“他(林語堂)是五四以來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和評論家,也是一位熱烈的愛國者。……按其生平,林語堂也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媚骨的文學大師。”[(8)]這一講話,對剛起步的林語堂研究無疑是一種推動。
  這一階段林語堂研究的主要特點,是認真地發掘史料,憑借史料評價林語堂。
  萬平近的《林語堂生活之路》(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3、4期)是這階段的重要文章之一;實際上是對本階段林語堂研究的一次小結。
  萬平近的《林語堂論》(1984年底完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是填補林語堂研究空白的第一本專著。這一開創性專著的問世,標志著林語堂研究已從資料發掘開始過渡到資料發掘與理論研究并重的新階段。值得重視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明確肯定林語堂為文學和文化學術活動”做過不少益的工作”,而且還頗有見地指出林語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及比較研究中的積極貢獻。
  除此外,還出現部分全面評價林語堂的論文,如《林語堂評傳》(張梁)、《林語堂論》(方云)、《林語堂》(施建偉)等。
  隨著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日益發展,在臺灣出版的林語堂著作陸續引進大陸,如《林語堂文集》(臺北開明書店1978年12月版)、《無所不談集》(臺灣多家出版社出版)、《林語堂選集》(香港文學研究社1982年9月版)以及臺灣遠景出版社的小說等,特別是《林語堂經典名著(1—35卷)》(臺灣金蘭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的引進,對大陸林語堂研究起了促進作用。
    2、80年代中期以后,為林語堂研究的資料發掘和理論研究并重階段。
  80年代中期,以萬平近的《林語堂論》為標志,林語堂研究從第一發展階段過渡到第二發展階段,并形成了1988年至今的第一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88年以來,6年中共發表了100多篇(部)論著,另有30來種相關專著的有關部分論及林語堂,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從文化角度研究林語堂的,主要論著有萬平近的《從文化視角看林語堂》(《福建學刊》1988年第6期,)、陳平原的《兩腳踏東西文化——林語堂其人其文》(《讀書》1989年第1期)等。他認為:“林語堂的知識涵養中包含了鄉士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這三種文化在他身上也免不了相互沖擊,使他產生種種矛盾和困惑。……不論矛盾多少,作為一個文化人,一身兼有多種文化涵養,畢竟是難能可貴的,這是林語堂的一個特點和優勢。”
  對于林語堂的審美觀,學者們是從兩個方面進行探討的:一是從文化比較的角度進行探討;二是在“幽默”范疇內,從論語派的流派特性、幽默觀的構成和比較中進行探討。
  陳平原的《林語堂的審美觀與東西文化》(《文藝研究》1986年第3期)及其專著《在東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12版)、孟建煌的《從林語堂的早期生活和創作看其歐化主張的來龍去脈》(《寧德師專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等,都是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切入林語堂的審美觀的。
  同是從審美的角度出發,另一部分學者的興趣卻在“幽默”的范疇。莊鐘慶的《論語派與幽默文學》(《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施建偉的《林語堂和幽默》(《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2期)等,從論語派的流派特征,從時代和文學的關系來評價林語堂及其幽默文學,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決不人云亦云。施建偉的《林語堂幽默觀的發展歷史軌跡》(《文藝研究》1989年第6期)、張健的《精神的伊甸園和失敗者溫婉的歌:試論林語堂的幽默思想》(《文學評論》1993年第4期)等,都從林語堂幽默觀形成過程中的發展變化,來揭示林語堂幽默觀的獨特性。
  邵伯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第三編·第七章 以林語堂為代表的“幽默”與“閑適”文學思潮及期演變》(學林出版社1993年1月版),比較系統地介紹和評價“幽默”與“閑適”文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演變過程,認為“30年代初期和中期,林語堂先后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志,提倡“幽默’、‘閑適’的小品文,形成了‘幽默’與‘閑適’的文學思潮。《論語》和《人間世》分別代表了這兩種文學思潮。而《宇宙風》則代表了這兩種文學思潮的合流和演變。”
  這一階段,從文學流派入手來研究林語堂的不多,有孫旭升的《林語堂與〈語絲〉派》(《西湖》1991年第2期)等文。
  對具體作品研究,是這一階段林語堂研究的一個新特點。萬平近的《〈賴柏英〉和林語堂的鄉情》(《臺灣研究集刊》1988年第3期)、《談〈京華煙云〉中譯本》(《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2期)、《評林語堂著〈蘇東坡傳〉》(《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4年2期)。黃萬華的《〈京華煙云〉兩題》(《牡丹江師院學報》1989年第1期)、徐學的《孔孟風骨,幽默文章》(《臺港文學選刊》1989年第1期)、吉士云的《〈京華煙云〉和作者林語堂》(《江蘇廣播電視報》1990.1.20)、阿弘的《林語堂小說三部曲》(《天津日報》1990.10.26[(9)])和臺灣胡有瑞的《林語堂無所不談》以及馮亦代的《林語堂的〈瞬息京華〉》、沈棲的《林語堂散文創作簡論》(《上海師大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2期)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評介論著。梁建民和沈棲合著的《林語堂散文欣賞》(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版)選了26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進行研析,是一種較好的專題研究論著。
  林語堂研究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是這一階段林語堂研究的另一個新特點。其研究涉及到的內容有:語言觀和教育觀[如陳冠英的《林語堂與交際法》(《西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91年第3期)]、宗教觀[如田紀絢的《略論林語堂的佛教觀》(《漳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3期)]、戀愛觀[如施建偉的《林語堂的三次戀愛》(《名人傳記》1990年第3期)]、編輯出版思想等。
  近10年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給林語堂讓出一個席位,并用一定的篇幅介紹林語堂及其作品,改變了過去那種不正常的局面。一些相關文學論著,如《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幽默藝術論》(薛寶琨)等,都給予林語堂一定的地位和評價。
  這一階段,全面評價林語堂的論著逐漸增加,質量逐步提高。主要有施建偉的《林語堂在大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年8月版)、《林語堂在海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8月版)以及吉士云的《林語堂傳略》(《文教資料》1989年第3—4期)和甘竟存和吉士云合作的《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即出)等,在同類論著中,唐tāo@②的《林語堂論》(《文藝報》1988.1.16)獨占鰲頭,不僅因為唐先生當年與林語堂有過直接交往,這使他的理性分析具有堅實的感性基礎,而且還由于他以散文作家的卓越的藝術思維和手筆,并借用周作人關于“兩個鬼”的提法試圖解開連林語堂自己都無法解開的“一團矛盾”,這種獨創性的思考對整個林語堂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林語堂在大陸》和《林語堂在海外》,是施建偉試圖全面“如實地描繪這‘一團矛盾’中的種種矛盾,為的是讓人們了解真實的林語堂”的姐妹篇。作者在《寫在后面的話》中說:“只要把林語堂的文化活動還原到當年的歷史背景里,林語堂的悲劇在于他完全忽略了中國和西方世界在當時的‘文化落差’和國情落差。當自己的同胞在重慶的防空洞里奄奄一息時,當黃泛區的大姑娘窮得只能頂鍋蓋出門時,林語堂卻口銜煙斗,悠然自得地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中míng@③茶、賞雪之類的閑情逸志,對三、四十年的中國人民來說,實在是格格不入的。……”
  “30年代初,是林語堂的中西文化溶化論由前期到后期的過渡時期。”
  “后期,林語堂以中國文化的傳播者的角色向西方讀者宣傳東方文明確實收到了相當效果,在西方世界確立了東方文化傳道者的形象。可是當他企圖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扮演傳統文化弘揚者的時候,國內的文化界堅決地拒絕了他的救世的藥方。……”
  “晚年,林語堂以‘一團矛盾’自詡,這是他對自己的準確的估價。他的后期的中西文化溶化觀自然也明顯地體現了這種矛盾的特征。”
  上述論著,基本上承襲第一發展階段的特點,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盡可能客觀地評價林語堂,施建偉認為,現在林語堂研究還遠遠不夠,而且林語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又是“最不容易寫的一章”,“不要急于對林語堂蓋棺論定”。[(9)]但是,也有個別學者直接了當地為林語堂“翻案”,如彭顯忠的《林語堂并非反動文人》(《語文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1期)。
  這一階段,資料發掘相對少于理論研究的論著,但這并不意味著林語堂研究的資料工作已經功德圓滿。恰恰相反,目前的情況,僅僅說明,在上階段的資料大發掘的高潮過去之后,已進入難度更大的縱深開掘,今后只有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獲得新的成果。
  1989年7月,《文匯月刊》同時刊出林語堂的《自傳》和施建偉的《林語堂出國以后》,報刊竟相摘轉,電臺廣播消息,吉士云的《林語堂傳略》等也被其他報刊摘轉。社會輿論的熱點表明,1936年林語堂出國以后的情況,是林語堂研究領域的薄弱環節。
  曾與林語堂一起籌辦《論語》的92歲章克標老人的《林語堂在上海》(《文匯月刊》1989年第10期)一文,透露了50多年前自己與林語堂交往的一些逸事;在此之前,章先生還在香港《明報月刊》、《讀者良友》上分別發表了《林語堂與我》、《閑話〈論語〉半月刊》等;1991年,又在《上海文史》第二期上發表《著述生涯六十年:“林語堂的一生》一文,引起了讀者與研究者的極大興趣。施建偉的《林語堂與幽默》、《林語堂和賽珍珠》、《林語堂和魯迅》、《林語堂的“一團矛盾”》和〈八十自敘〉》、《南云樓風波:魯迅和林語堂的一次誤會》及沈棲的《林語堂晚年的散文》、吉士云的《林語堂著作編年》和《文人眼中的林語堂》和吳禹星的《試論三十年前半期魯迅與林語堂的關系》等文,都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陳瀨渝的《無言的訴說——參觀臺北林語堂故居》(《團結根》1990.4.14)一文,首次向大陸讀者披露了林語堂故居的詳細情況,成了當時林語堂研究中的最主要的資料收獲。
  這一階段,林語堂著作的出版也開始得到重視,為林語堂研究提供了較完整的資料。上海書店影印出版了《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話》等散文集,以及《京華煙云》、《紅牡丹》、《賴伯英》等小說,成為中國大陸上當時出版林語堂著作最多的一家。其他出版社也相繼出版了林語堂的小說以及論著多種。
  這一時期,在林語堂研究中成果最豐、影響較大的主要有兩位學者:一個是福建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萬平近先生,從1984年以來,先后發表了10來篇(種)論著;另一個是華僑大學文學院暨臺港文學研究所所長施建偉教授,從1983年以來,先后發表了20余篇(種)論著。這樣,在林語堂故鄉——福建省,形成了林語堂研究的中心。遺憾的是,在二、三十年代,與林語堂有過交往或直接掌握第一手資料、目前尚健在一批老學者,卻很少人涉足林語堂研究。
  林語堂在海外40年,臺灣學者們積累了大量的資料。據統計,臺灣報刊上發表林語堂研究論著100余篇,但絕大部分屬于紀念回憶性文章,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
  在林語堂家屬的配合和支持下,近幾年來,臺灣的林語堂研究已取得較大進展。特別是1985年,林語堂夫人廖翠鳳將臺北陽明山仰德大道二段141號故居、林語堂生前所有藏書、作品2000余冊、一部分手稿及有代表性的遺物捐贈給臺北市政府。同年5月28日,在其故居成立“林語堂先生紀念圖書館”,公開向公眾開放。每年約有2500人前往紀念圖書館參觀。
  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所著的《林語堂傳》(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版)的出版,為研究林語堂的生平、思想、家庭、作品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并將進一步促進海峽兩岸的林語堂研究。
  “毋庸諱言,對林語堂的研究與其他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較,無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10)]
  綜上所述,林語堂研究,大陸積累了他前半生的資料較多,研究論著多出于中青年文學研究者之手,理性色彩較重;而臺灣的優勢是林語堂后半生的史料較豐富,回憶、評論文章的作者大多與林語堂有過交往,感性色彩較濃。兩者如能取長補短,互相協作,林語堂研究定會邁向一個新的高度。
  注:
  (1)安德森:美國波士頓西門斯學院圖書館學、目錄學專家。
  (2)徐訐:臺灣作家,30年代與林語堂一起創辦《論語》月刊,也是林語堂的摯友。
  (3)(5)(9)(10)施建偉《林語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1992。
  (4)(7)(8)吉士云《林語堂傳略》,文教資料,1989,(3—4)。
  (6)梁建民、沈棲《林語堂散文欣賞》,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讠加于
  @②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③原字艸加名
  
  
  
文教資料南京067-0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吉士云19951995 作者:文教資料南京067-0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吉士云19951995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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