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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戰略: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歷史反思
模式與戰略: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歷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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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的世界全球化潮流所向,使實現現代化成為各國無可規避的歷史命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同時又是積貧積弱已久的傳統農業國家,中國的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中最為艱難曲折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走向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雙向進程;現代化的模式選擇和發展戰略選擇的正確與否,直接決定著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現代化模式和戰略的選擇,既深刻地受制于當時的時代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同時它們作為進入現代化的路徑,又會對以后的現代化發展進程產生路徑依賴,有著長期的重大影響。從各國現代化發展歷史來看,在同樣的模式下可有不同的發展戰略,不同的模式下也可有相同的發展戰略。論其現代化的成功與否,則更多地出自于發展戰略的制定是否正確的問題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挫折,集中表現在對模式和戰略選擇的失誤上。在是片面追求現代化模式的純正性,還是從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技術操作可行性出發的根本問題上,纏繞著從理論出發和從實踐出發、革命思維和改革思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種種糾葛。從五十年中國現代化風雨兼程的歷史來看,對蘇聯模式迷信的破除是對中國現代化戰略認識深化的理論前提,對中國現代化戰略的認識深化又是破除模式迷信的現實基礎,對現代化模式的認識和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探求,一直貫穿于中國現代化發展歷程之中。經過從革命到改革的歷史變奏,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模式和現代化發展戰略的認識不斷清晰,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體系的發展軌跡。
  一、中國現代化的起步:仿效蘇聯模式和實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
  中國是把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而進入中國現代化軌道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在西方擴張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矛盾沖突所帶來的人類劫難,全面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多弊端,從而使人類新的現代化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從理論形態進入現實的實踐形態。社會主義蘇聯在短短的時間里,通過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從二三流國家進入到世界一流強國,使全世界都對社會主義道路抱有理想化的憧憬。對于急于實現現代化的后發展國家,蘇聯的樣板更有著異乎尋常的強烈吸引力。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社會主義不僅和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也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相聯系。以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個意識形態截然對立的現代化目標模式,成為當時對現代化路徑認識的知識背景。斯大林對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世界市場的權威論斷,更是從政治上劃定了兩種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對抗性,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影響深遠。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價值框架下認識的現代化,不但設定了非社即資的政治性標準,也把現代化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混同一體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中,社會主義既是實現平等、公正、自由的社會理想,也是中國實現強國之路的現代化現實途徑,還是替代資本主義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歸宿。社會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這種多重價值內涵,不僅對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有著巨大的感召力,即使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認同的。這種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認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得到國家權威的確認,并在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上得到充分的體現。在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表明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路向。
  新中國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體制,經濟上是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格局,社會發展目標是工業化和民主化。從現代化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這一獨具特色的社會形態符合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國情,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三年國民經濟恢復的歷史也證明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上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當時的人們并沒有深刻認識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巨大的實踐價值。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理論上的定位是過渡性的社會,其前途是社會主義,這固然說明了中國實現現代化所要效法的目標模式和發展戰略,也同時表現出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對社會主義多樣性的認識不足。現在我們固然可以嗟嘆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沒有如期堅持下去就急速轉入了社會主義,由此帶來了中國現代化中“超、急、快、粗”的許多問題。但在當時急于實現強國之夢的一代人的眼里,一個寄托著更美好生活的大同社會理想和能夠迅速實現工業化的目標模式,有著不可抵御的強烈吸引力。當時流傳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之類的口號,反映了人們對蘇聯斯大林模式的敬仰和崇拜。對于蘇聯搞社會主義中實際發生的諸多問題,人們還遠不知情。所以,一旦嚴峻的政治、經濟壓力有所和緩,向社會主義進軍幾乎是必然之舉,全國上下都有著迫不及待之勢。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大力推動下,預期十五年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三年就完成了,但遺留下了許多“過急、過快、過粗”的后遺癥。實際上,在彌漫著模式迷信和對社會主義超階段追求的情況下,即使按十五年之期完成過渡,“急、快、粗”也是必然出現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急速轉向社會主義,主要來自加快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驅動。由“一五計劃”起步的國家工業化,標志著蘇式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進入實施階段。實施工業化中,首先遇到了資金缺少、物力匱乏、技術落后等問題。為了把有限的資金、人力、物力資源集中用于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國家不得不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運用政權力量靠擠壓農民為工業化提供積累。在這一發展戰略指導下,建立起了高度統一的國家計劃體制,通過“一化三改”,用集體化方式把分散的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組織起來,進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然而,靠政治運動的轟轟烈烈方式只能實現“改造”,雖然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成為了國家唯一的經濟基礎,但離工業化的目標還很遙遠。
  一般說來,蘇聯模式在現代化初期有較強的短期效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對中國工業化的起步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弊端更有著長期的負效應。中國的資源狀況與蘇聯相差甚遠,人口壓力大,知識文化程度也低得多,現代工業的基礎微乎其微,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制約因素更為復雜,硬性仿效蘇聯模式和發展戰略的后遺癥十分嚴重。從在“三大改造”中毛澤東要資產階級絕種,要小生產也絕種的話語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的兩大問題:一是在目標模式上,簡單地把社會主義可以看作解決一切社會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在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上一味求純;二是在手段上,簡單地把革命戰爭時代的動員群眾的經驗套用到建設上來,過分依賴于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方式。在人均180多元的水平上急速進入的社會主義,帶來了超時代的社會發展目標、高速度的指令性計劃、急于建成共產主義、粗放型的生產方式等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問題。主要弊端是統得過多,管得過死,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這說明,從發展生產力出發,擺脫傳統理論的框架,擺脫戰爭經驗的影響,這是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
  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曲折:對蘇聯模式的片面修正下的趕超戰略
  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是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提出的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國防”。把交通運輸單列為四個現代化之一,是因為當時交通運輸的滯后已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的一個“瓶頸”。這也說明黨對現代化的認識還處在一個淺層次上。到1963年第三屆全國人大上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中,以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取代了交通運輸的現代化。這反映了經過“大躍進”的挫折后,黨對現代化認識的深化,看到了科學技術在現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總體上,這一時期黨對現代化的理解雖有進展,仍還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沒有跳出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窠臼,發展戰略以趕超為特征,而且在意識形態上還有更加強化的趨勢,以階級斗爭為社會發展動力的勢頭更為強勁。社會主義傳統觀念與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內在矛盾,表現為政治和經濟日趨不相容的激烈沖突,以致于帶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這種狀況的發生是與黨對蘇聯模式片面修正下的趕超戰略密切關聯著的。
  蘇共二十大破除了國際共運對斯大林迷信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對所進入的社會主義也進行了反思,開始認識到移植蘇聯模式中的一些問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是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開山之作。由于當時期大林模式對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還有其正面影響,剛剛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對施行現代化趕超戰略更有其極大的便利,對社會主義進行體制改革的探討也包含有巨大的政治風險,所以,八大前后黨所萌發的許多后來認為卓有開拓意義的新設想,很大程度是來自國際共運外來因素的啟發,還并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原則框架。當時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路徑,實際上是要走中國特色的斯大林模式。這種歷史的局限性,不僅影響著探索的深度,也使探索過程帶有極不確定性。例如,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學說,在深化了社會主義社會復雜性認識的同時,也存在著把矛盾泛化為階級斗爭的因素。
  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向,既是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正確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規模進行趕超戰略的開端。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嚴厲批判,確立了采取不均衡發展的趕超戰略的指導思想。在“趕英超美”的口號中,把“鋼”作為工業化的趕超基準,這是把現代化目標粗陋地指標化了,否定了現代化發展戰略必須全面均衡的規定性。由于把知識分子打成了別有用心的另類,由于中斷了剛起步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建設,以“鋼”為中心的趕超戰略的實施,只能借助黨所熟悉的在戰爭年代動員群眾的方法。冀望于以工農為主體的群眾運動推動“大躍進”的趕超戰略,一邊是煽動一鼓作氣實現共產主義的轟轟烈烈,一邊是不斷施加高指標加拔白旗的政治壓力,工業化的神圣目標成為了全民盲動的狂熱之舉。為了實現“大躍進”,盲目地進行行政性分權,把中央企業、財力幾乎都下到了地方。中央控制能力大大弱化,地方又管不了管不好。“趕英超美”的趕超戰略成為單一的行政指令和群眾運動的混合物。計劃體制所必要的知識依托和中央計劃權威已經蕩然無存,所剩的只有是加倍強化的行政權威。雖然斯大林模式的原則尤在,但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精細計劃架構沒有建立起來。從蘇聯移植來的體制框架,在群眾運動的喧鬧中發生了嚴重扭曲。不僅未能克服原來體制中的弊端,反而拋棄了其中一些合理的東西,有些弊端更是有所發展,造成了巨大的經濟運行的混亂無章。
  “大躍進”帶來了嚴重經濟災難,也帶來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發展動力不足。由于人民公社一步跨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幻想破滅,干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傷害。調整時期對體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補,但物質激勵機制始終未能建立起來,小額的物質獎勵甚至被當作修正主義措施予以批判。在中國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硬制約條件下實施趕超戰略,精神激勵的作用一向受到格外重視。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嚴格統一,也非常便利精神激勵方面的操作。為給中國現代化提供必要的動力,六十年代圍繞著“反修防修反復辟”和“全國學解放軍”進行的思想革命化運動,更強化了精神激勵機制,甚至到了“精神萬能”的程度。此時的體制結構特點是斯大林模式加上“精神萬能”。這個斯大林模式的修正版,不但兩者的弊端都在放大,而且還經常相互抵牾。其在社會上的反映是“政治與經濟”、“紅與專”何為第一位的爭論。沿著這條路惡性發展的結果,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災難。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戰略是“抓革命、促生產”,突出強調政治和精神的作用。它以否定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以“突出政治”為中心,以“大批促大干”為動力,以政治運動方式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以片面的“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為經濟指導方針。企業要不斷為完成政治任務組織納貢式的突擊,宏觀經濟運行機制陷入無序和混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成為體制性的死結。由于徹底否定了市場和商品的作用,使價格體制僵化,產業結構畸形,供求關系混亂,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平均主義猖獗,經濟效益全面下降,年復一年地重演“工業報喜,商業報憂,滯銷積壓,財政虛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文革”的結束,宣告了這種體制走到了盡頭。華國鋒時代“洋躍進”的流產,則是過去盲目趕超戰略最后的回聲。
  三、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實施:改革開放的發展戰略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徹底改革過去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使中國在全面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文化大革命”后,中國重新審視了時代標準,對當今世界文明主流有了新的認識,改變了過去犧牲農業和其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工業化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全面啟動現代化。
  在吸取過去29年的經驗教訓基礎上,中國的改革特別強調生產力標準,一切從現實的國情實際出發。改革領導者鄧小平是第一代領導集團重要成員,清楚過去的決策過程中手段和目的的關系,能更準確地把握發展中國問題的根本所在。他在改革伊始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略,以實踐為根據,沖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森嚴壁壘,為中國現代化打開了廣闊的發展天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現代化徹底摒棄了斯大林模式的局限,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改革的突出特點是漸進性的增量改革。首先從放權讓利入手,讓非國有經濟成份生長起來,不斷擴大體制外成份的增量,不斷擴大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份額,然后再動體制內的改革。改革首先從農村改革獲得成功,然后擴展到城市改革。對外開放首先是在經濟特區取得突破,在沿海地區推開,然后向內地全面展開。通過改革的制度創新,使多種經濟成份的迅速成長,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蓬勃發展,改善了單一所有制結構,形成了新的社會激勵機制。中國較好地處理了以改革為動力、以發展為中心、以穩定為基礎的三者關系,奠定了中國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經濟社會基礎。
  在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多重二元結構的基本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化,徹底糾正了過去急于求成、盲目趕超的戰略失誤。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時代出發,充分考慮中國現代化的制約因素,提出中國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設想,勾勒出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具體途徑。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形成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表明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有了科學的計量模式,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具有久遠而深刻的影響。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全面進步的跨世紀戰略,進一步豐富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實現兩個轉變和實施兩個戰略。即: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實現管理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的戰略。這是中國經過五十年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得出的最偉大的成果,是對現代化豐富內涵深刻體認的科學總結。
  中國發展戰略目標是被人口、資源和環境等條件嚴格鎖定住的,歷史負担和歷史欠帳太重太多,發展速度不可能很高很快,現代化不能急于求成。飽受過“超英趕美”趕超戰略之苦的中國,不能再追求那種激動人心但充滿危機的大目標。中國只能走一條穩定、協調、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所以,必須再三強調,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至少要100年,一切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都要從這個最基本的實際出發。
  中國未來的幾十年將是人口、資源、環境、糧食、能源的矛盾沖突最為激烈的時期。龐大的人口壓力會助長不合理經濟活動的泛濫;靠拼資源、拼消耗向自然界大量透支的經濟增長,又會加劇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得十分局促的生存空間更加窘迫。建國以來,中國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走的是一條注重速度和數量而不考慮資源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粗放型傳統發展模式。經濟增長依賴于外延擴大的高投入、高耗費、低產出、低效益。以蘇聯那樣優越的資源條件,也承受不住長期粗放式生產的高額代價,最后由經濟衰退導致了政治劇變。中國自然環境資源太脆弱,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效益型的生產方式,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為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了新的契機。實行科教興國戰略,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正是抓住科技革命新機遇發展自己的關鍵所在。
  在新千年到來之際,以信息革命為主導的全球化浪潮進一步高漲,各國都面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激烈競爭,發展戰略制定的合適與否是決定競爭成敗的前提條件。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加入WTO,對參與國際競爭作出了積極的姿態,并制定了全面的發展戰略。為在保證效益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提出了持續、穩定、協調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從中國經濟多重二元結構的特點出發,提出了非平衡發展與平衡發展相結合的戰略;根據中國人口多、資源環境匱乏的國情,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從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以人為本的本質特征出發,提出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戰略。這些戰略的提出,是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主動納入世界文明發展潮流的積極反應,是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全面振興作出的科學規劃。
  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曲折主要體現在“知難行易”的苦苦探索方面,那么,在對二十一世界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大政方針已經明確之后,問題會集中體現在“知易行難”的堅韌不拔上。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要對中國二十一世紀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全面實施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技術保證,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對體制、觀念乃至人們生活方式的深刻調整和變革。中國二十一世紀現代化發展戰略能夠得到有效實施,意味著一個更有責任意識的民主社會,一個更有效能的法制國家,一個多元經濟全面開放的市場機制,一個更有寬容性的文化創造系統。在這條需要艱辛開拓才能前進的道路上,同樣充滿艱難坎坷,同樣存在著翻車的可能。因此,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實現,還有待于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的巨大努力。
  中國共產黨具有中國現代化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黨既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制定者,也是實施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領導者,同時也在領導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關口,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犬牙交錯,所面臨的問題都是綜合性的。當前,制度性腐敗已成為阻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障礙,是誘發眾多不穩定因素的主要根源。在清理腐敗中強化黨對現代化的領導權威,既是推動政治改革建立法制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落實中國二十一世紀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政治保證。盡管現在還有許多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不利因素,在中國入世之后還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新問題,但從百年歷史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沖出了最險惡的地段,雖然前程并不是鋪滿鮮化的一馬平川,但堅冰已經打破,方向已經明確,又有了科學的發展戰略規劃,揚帆遠航的中國現代化船舶,正乘著新世紀之風,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期盼。
嶺南學刊:哲社版廣州20~24D4中國政治王海光20002000王海光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 作者:嶺南學刊:哲社版廣州20~24D4中國政治王海光20002000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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