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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學  ——論白壽彝先生民族研究的特點和風格
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學  ——論白壽彝先生民族研究的特點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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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25.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586(2006)02-0041-08
  白壽彝先生對中國通史理論和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理論的重大貢獻為學術界所矚目。他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理論建樹亦有廣泛的影響,學術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①。本文試就其有關論述進行梳理和分析,從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民族史學和中國史學史三個方面對其研究成果進行闡述,進一步揭示白壽彝先生的學術特點與理論風格,以及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一、關于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研究
  尊重歷史,面對現實,白壽彝先生特別重視民族問題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研究。尤其是關于統一和多民族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地位、民族差異和民族意識等問題的研究,他有許多獨到見解。
  (一)正確把握統一和多民族的關系
  撰寫中國歷史要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清楚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白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卷”第一章,開篇就講:“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也包含著曾經在這塊廣大國土上生存、繁衍而現在已經消失的民族的歷史。”這是對中國現實和中國歷史的概括,即統一和多民族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特點。對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問題,白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提出過許多見解。比如,他認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個歷史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其各自的特點[1]。他指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曾出現過各種形式的統一: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社會主義多民族的統一[2]。這四個類型的劃分強調了統一的規模和階段性問題,可以說是他對中國歷史上多民族統一問題的具有創見性的理論認識。將少數民族的統一考慮在內,從全局的和多民族的角度,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這是白壽彝先生看待中國歷史上多民族統一發展進程的卓識。
  對于歷史和現實中的統一和多民族的關系,白先生說:“全中國的統一,與各民族的統一分不開。沒有各民族內部的統一,全中國不能統一。”[3]闡明了全中國的統一和各民族內部的統一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上升到理性的認識上,他說:“在統一的發展過程中間,‘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豐富了‘一’。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點,都有他們對歷史上的貢獻,都有可能對歷史上作更多的貢獻。”[2]他還講過:“統一和多民族之間不是簡單的加法關系,而是辯證的統一,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脫離不了國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到了損害,國家也必然受到損害。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不能單從一方面去理解。”[1]這些論斷是白先生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運用辯證的方法而得出的理論認識。將歷史和現實聯系起來,也反映了白先生作為史家的深刻歷史感和鮮明時代感。
  (二)正確認識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
  關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問題,白先生肯定了呂振羽在《中國民族簡史》中的看法②,認為他說出了歷史工作者在民族問題上應持有的正確態度[4](P32)。白先生主張,“一方面既要平等地對待各民族,無論大小、歷史長短、人口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都應該一視同仁。但它們在歷史上的不同影響,不同地位也要說出來,這也是一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科學的,只要一個方面是不夠的”[5]。顯然,對于如何處理民族平等和如何看待各民族在歷史上的不同貢獻和地位的問題上,白先生所堅持的是進步的民族思想和歷史主義的科學原則。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對我國各民族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他說:“對我國在歷史上的各方面的貢獻,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們研究得很不夠。”[4](P96)因此,他著力從理論上探討了我國歷史上各民族貢獻和地位的問題。概括說來,其理論見解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關于漢族是我國主體民族的看法。白先生根據我國的歷史實際,指出,漢族在全國各民族中,無論在哪個時期,都是人數最多、生產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雖然在某些方面,漢族可能不如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超過了漢族。但總的講,漢族水平是比較高的。更重要的是,漢族在全國各民族中,始終成為我們國家的穩定力量。而且這個穩定的力量,并不因為元代是蒙古貴族的統治、清代是滿洲貴族的統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擠。中國歷史幾千年連續不斷,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這個功勞,漢族應居第一位。如果沒有漢族,少數民族做不到這一點[6]。這里,白先生主要抓住兩點論證了漢族是我國的主體民族的觀點。一是漢族不僅人數最多,而且是生產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二是漢族是各個歷史時期國家的穩定力量。在《中國通史》導論卷中講“多民族的統一”時,他還闡述了主體民族在多民族統一中的重要作用[4](P91)。
  需要強調的是,白先生也分析了主體民族的形成的兩個主要原因:地理原因和歷史原因。他認為,在文化水平發展不高的時候,自然條件起的作用很大。歷史上,因為漢族在黃河中、下游流域和長江中、下游流域得到了最好的自然條件,土壤、氣候、水利都比較好,所以漢族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中國在歷史上變化很大,氣候、土壤也有變化,因而形成各個地區的不平衡發展。不平衡發展,可以以有余補不足,但在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有些地區確實占了便宜,有些地區就吃了虧。漢族成為主體民族,跟這個情況有關系。他用了一個詞,叫“得天獨厚”。由于這些分析,白先生得出一個結論:“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這個觀點符合歷史的發展;漢族成為主體民族,需要有各個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同時還要有一個優越的地理環境。”[6]
  可見,白先生對漢族是我國的主體民族的認識并沒有停留在問題的表面上,而是從主體民族的作用、特點和形成的原因等多重角度作了較深入的探討。這些探討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的,他突出地反映了白先生對我國歷史的科學認識,也使漢族是我國的主體民族的結論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個方面,是關于對少數民族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認識。白先生非常贊同范文瀾關于各族人民共同開發、創造了我們偉大國家的說法,并提出“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全世無匹的悠久的歷史,這是我們中華人民所應該引以驕傲的。這份驕傲,比單獨地對漢族歷史悠久的驕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7]。他在《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講到,在推動中國歷史的前進的過程中,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份貢獻。白先生的這些論述闡明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貢獻中,互相依賴、互相支援對促進歷史發展的重要性。他還列舉歷史事實說明大的皇朝沒有少數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數民族搞好關系是不行的。進而作出了這樣的論斷:“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漢族老大哥是帶頭的,但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還是不行的。事實證明,每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總是有少數民族的發展,總是有少數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貢獻。”[6]值得重視的是,白先生的言論中不僅承認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貢獻,而且他佩服一些少數民族在開發和建設邊疆方面的突出貢獻。如對藏族在高山地區建設幾千年,他就很佩服[3]。對少數民族開發和建設邊疆的貢獻,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對邊疆的開發,少數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沒有他們,邊疆開發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他們在邊疆地區繁衍、生息、生產勞動,不斷開拓,經歷了多少個世紀。”他主張“要大寫我們少數民族如何捍衛我們的邊疆”[8]。
  我國多民族的歷史發展有著十分復雜的過程,由于歷史上民族融合的存在,也由于民族雜居,漢族的貢獻和少數民族的貢獻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白先生在研究回族的貢獻時發現了這種情況。他說:“回族人在歷史上的創造,在歷史上的貢獻,往往是跟別的民族聯系在一起的。有的時候是為別的民族的成就所遮蓋,回族自己的成就不容易被看見。從文化上講,回族人在文學方面、哲學方面、儒家‘經學’方面、科學方面,都有它的成就。但是,很難說哪一種成就單獨是回族人搞出來的。當然也有,但在記載上不多見。”[9]在《中國通史綱要》中,白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更深刻、更明確的表述:
  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民族都不是孤立發展的。每一個民族都對祖國歷史的創造出過力,也都跟國家的命運同呼吸。在長期的反封建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各民族總是并肩作戰。無論在經濟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個民族都從兄弟民族中吸收各種營養以豐富自己。每一個民族的語言也不斷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響。甚至每一個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組合、分化和融合的過程,總是不斷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員,也不斷地有自己的成員參加到兄弟民族里去。[10](P13)
  因此,他強調:“我們要寫多民族的統一,寫各民族同漢族在相互關系上的發展。各族有各族的特點,但也離不開‘共同性’。”[8]
  (三)正確對待民族差異和民族意識
  怎樣認識民族差異的問題?白先生指出:“差異就是不同。有民族,就有民族差異。沒有差異,就沒有民族。有民族差異,就有民族感情。不管哪個階級都有民族感情。”[3]那么,民族感情怎樣理解?白先生認為,民族感情有兩種發展趨勢。一種是民族友好。你尊重我的差異,我尊重你的差異;你尊重我的民族感情,我也尊重你的民族感情。而且,各有特點,你以畜牧為主,我以農業為主,可以互相合作,互相促進。另一種是民族矛盾。彼此不尊重民族感情,在民族間往往能發展成大問題。他列舉了歷史上因為回民的吃飯問題和清初的帶不帶辮子的問題所產生的嚴重后果。應該說,白先生對民族差異的看法,視角是獨特的,他突出強調了民族感情問題,把民族感情看作是處理民族差異的問題關鍵,實際上抓住了民族問題中的主要矛盾。
  與對民族差異的看法相似,白先生認為民族意識是民族間進行區別的最主要因素。他認為,我國各民族的形成很復雜,是否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很難說。共同語言一般說都有,但我們有這種情況,即同一個民族也有不同的語言。地域,有些民族是集中的,有些就不是。比如回族,就沒有共同地域,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但在經濟、語言、地域三項要素上,不管有何不同,各民族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他是某某民族,你要說他是別的民族,他不干。這就是民族意識[2]。可見,白先生聯系我國多民族歷史發展的實際而產生的這個認識,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結果。
  民族感情與民族意識都是屬于思想意識的范疇,在眾多的民族差異因素(語言、地域、經濟、意識等)中,白先生唯獨強調了思想意識的差別,而且,他的分析是合乎邏輯和頗具合理性的。從白先生的分析中,我們大概可以觸及到他理論上時時出新的原因。那就是,從實際出發,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來分析和解決問題。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都在發揮著重大的影響,產生著巨大的作用。”[11]立足于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白先生關于民族問題的深刻見解,理論意義是重大的。從其所涉及的內容看,是處理現在民族問題和撰寫中國通史、民族史都需要弄清楚的關鍵問題。從其所采用的方法看,全局的角度、歷史主義的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等,對于人們學習和研究民族問題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
  二、關于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研究
  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研究是白先生民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白先生對民族史的研究是從20世紀30年代研究回回民族史開始入手的。此后,他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對多民族中國史和民族關系史中的一些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關于單一民族的歷史和多民族的歷史
  如何看待單一民族的歷史和多民族中國史的關系,白先生對回族史的專門工作者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搞回族史研究的人員,對中國史要有研究,至少對中國史要有點必要的了解。中國史不了解,沒法搞回族史。因為回族史畢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每一個時期都不能跟中國史分割。不了解整個歷史背景,不可能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9]。
  對于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說是白先生一生的學術追求。從他1935年在《伊斯蘭》半月刊第4期發表《中國回教史料之輯錄》開始,到2000年2月他去世前的一個月,口授《中國回回民族史》的題記為止。60多年不懈地努力,他在回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他的著述要目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回族史的研究既有史料整理,又有史書的編撰,還有理論的探索。《中國回教史料之輯錄》(1935年)、《咸同滇變見聞錄》(1943年)和《中國伊斯蘭史綱要參考資料》(1948年)、《回民起義》(1952年)為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做了開拓性的工作。《中國回教小史》(1943年)、《中國伊斯蘭史綱要》(1946年)、《回回民族底新生》(1951年)、《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狀》(1958年)、《回族人物志》(共4冊)(1985- 1995年)則闡述了回族的歷史和伊斯蘭教的歷史,以及各個歷史時期回族人物傳記。這些回族史的研究成果對于一門新興學科來說具有奠基作用。對此,李松茂評價說:“建國前,白先生研究回族史,以扎實的史學功力和嚴謹求實的學風,堅持傳統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對于回族族源的形成,回族在歷代的發展以及人物評價、反壓迫斗爭等方面,作出了符合客觀實際的表述。建國后,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回族史,在回族史諸問題的探討上更臻完善和成熟,為使回族史成為一門較完整系統的學科奠定了基礎。”[12](P99)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贏得了民族史學界同仁的尊重和敬仰,牙含章稱他是“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學家”[13]。
  1992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將白先生60年來關于民族、宗教問題的重要論述匯編成《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出版。內容包括國家與民族、民族史、回族史、回族史料序錄、伊斯蘭教史、行紀和地方史話、民俗學記聞等7編。書中有回族史料,也有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更有關于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所發表的理論見解。因此,這部《論集》也反映了白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論建樹。
  白壽彝先生對民族史所做的最后一項工作是主編《中國回回民族史》。這本書的編撰成功,完成了白先生的一個心愿。他在《題記》中說:“多年來我一直有個愿望,編寫一部新型的回族史,在好多場合曾經呼吁過,總是力不從心,沒有動手。后來《回族人物志》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四冊出版了,這是為新型回族史的開路之作。現在多卷本《中國通史》也已完成并且出版了,于是舊事重提,仿照多卷本《中國通史》的體裁,編寫一部新型回族史的設想見諸行動了。我請兩位比我年輕些的同志(馬壽千、李松茂)幫忙組稿編排,經過兩三年的努力,現在書稿已經完成,即將送交中華書局出版。我想在有生之年‘為回回民族歷史事業作點貢獻’的夙愿可以實現了。”[12](P1)《中國回回民族史》從體裁和內容上貫徹了白先生的民族史的編纂思想,是一部綜合體的回族史。全書共分四編:序說、綜述、專論、人物傳記。白先生認為《中國回回民族史》是用新的體例編寫回族史的一次嘗試,是回族通史的版本之一。正是這種不斷的開拓和創新精神,使白先生學術領域不斷擴大,理論探索不斷加深。他對回回民族史的研究是這樣,對多民族的中國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白先生對中國多民族歷史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中國通史中多民族歷史的研究上。與他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特征的把握和對各民族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認識相關聯,《中國通史綱要》和多卷本《中國通史》都把民族史作為其重要內容。《中國通史綱要》在《敘論》中列有三個問題:一、960萬平方公里;二、50多個民族,十多億人口;三、170萬年和3600年。用醒目的數字點明了中國歷史演進的空間、時間和創造中國歷史的主體——50多個民族和發展至今的十多億人口。雖然限于篇幅,還不能充分闡述這些問題,但中國各個民族共同創造了中國歷史是明確的。而且在把握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基本線索的問題上,把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看作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講封建關系的發展和繼續發展,特別強調了“民族雜居地區的封建化”和“廣大邊區的封建化”。其重要意義所在,一方面是如實地說明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從根本上正確回答了少數民族地區在我國古代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問題,從而改變了一般歷史著作講封建社會發展時只偏重講漢族地區的發展的傾向。這與白先生重視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研究是分不開的[14]。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卷”首章即是“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多卷本《中國通史》總的指導方針是撰寫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歷史。從其他各卷的編寫看,把各民族的歷史都放到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中加以闡述,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二)關于民族關系史
  由于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聯系和交往構成了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關于我國境內民族關系的研究,是任何時期的史家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古代的史家就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資料[4](P1-26)。近代以來,對于民族關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民族關系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在史學界關于什么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以及如何看待歷史上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爭的問題,學者之間展開了爭論。許多文章涉及到了這些問題③。概括說來,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民族友好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另一種觀點認為民族矛盾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前者強調民族友好,后者主張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主要是民族矛盾斗爭。應該說這兩種觀點都是以歷史事實為根據的。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有和平往來,也有矛盾斗爭。但是二者哪一個是主流,各有各的證據,難以達成共識。對此,老一代史學家以高度的責任感,為提高人們的認識,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吳晗認為:“片面強調和平共處是非歷史主義的,同樣,用相反的方法,不講和平共處的一面,只挑戰爭、壓迫、屠殺的一面,把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說成是民族相斫史,那就更是錯誤的。”[15]翦伯贊講:“過去的史學家在論述民族間的關系時,一般都把戰爭作為主題,甚至只有講到戰爭的時候才提到民族關系。這是不對的。因為民族之間的正常的和主導的關系應該是和平相處。只有在民族矛盾發展到和平相處的關系不能繼續維持下去的時候才爆發戰爭。……和上面的情況相反,解放后又有人為了避免引起各族人民之間不愉快的回憶,主張少講或不講戰爭,只講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不強調戰爭是對的,我們沒有必要把歷史上所有的瘡疤都揭露出來。但如果認為所有的戰爭都可以不講,那就是因噎廢食。主要的戰爭是要講的。因為戰爭不是歷史的偶然爆炸,而是民族之間的矛盾長期發展的結果,并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現。”[16]白先生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在1981年我國解放后第一次全國性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作《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的講話時,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我們研究歷史,不能采取割裂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歷史階段看問題,固然是必要的;從整個歷史發展趨勢看問題,則是更為重要的。在民族關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盡管民族之間好一段、歹一段,但總而言之,是許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斷地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我看這是主流。這一點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我們知道,白先生并不是回避爭論而提出上述看法的。他只是看得更開闊一些,他認為,從一個歷史階段看,民族之間可能友好合作比較多,在另一個歷史階段里,可能民族間打得難解難分。糾纏于這些歷史現象中解決不了問題,最重要的是從整個歷史發展去看問題。白先生的這些認識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贊同。翁獨健先生在大會的閉幕會的總結發言中說:“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從本質上看,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愈來愈密切的接觸,形成一股強大的內聚力,盡管歷史上各民族間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見,歷史上也曾不斷出現過統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間還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締造和發展了統一多民族的偉大祖國,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才是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17]在后來由翁獨健主編的《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一書中仍然延續了這一說法[18]。
  當然,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斗爭問題,白先生也有過具體的分析。他認為,在多民族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族之間有和好,有爭吵。和好,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民間的各種往來。爭吵,有時發展為戰爭。應該看到,友好和斗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斗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斗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也應該看到,在歷史記載中,對于民族友好的記載往往不像記載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那樣引人注目。民族糾紛,特別是民族戰爭,即使是暫時性的、自發性的,也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長期友好的印象。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系逐步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系到的地區上,還是在牽涉到的方面上,都是這樣[4](P95)。根據可靠的歷史資料,辯證地和發展地看問題,白先生就是這樣將一些復雜的問題闡述清楚,并提出新的有創見的認識。
  (三)關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國有撰述民族史的優良傳統。客觀地說,中國民族史撰述起步很早,但一度重視不夠。白先生在其論著中從多角度論述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從中國多民族的歷史特點出發看民族史的重要性。白先生說:“對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了解這些民族歷史上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可以開闊我們的眼界。”[6]他還說:“講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不能丟開民族關系的發展,丟開沒法講。”[3]白先生不僅在理論上講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的治史實踐中也有切實的體現。在中國通史編纂中,民族史就被置于中國通史的首位。翻開白壽彝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我們可以看到,在題記和總目的后面有4個插頁:一頁是影印的毛澤東手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另外3頁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蒙文版書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藏文版書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維文版書影”。在一套多卷本的大通史的首卷最為顯著的位置作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有深意的。聯系該書的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樣的安排反映了多卷本《中國通史》對民族史的重視。《中國通史》導論卷第一章“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所講的三個問題(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現狀;統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也都是緊緊圍繞著多民族史撰述的歷史、現狀和幾個理論問題展開的,顯然是把對各民族歷史的撰寫看作是中國通史所要反映的主要內容。基于多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理論認識,白先生對民族史重要性的理解是準確而深刻的。
  其次,從歷史教育的角度和民族團結的角度看民族史的重要作用。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白先生就對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的問題的必要性作了論述,他認為,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的作用,更寬廣、深刻和強化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內容。通過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更加鞏固了各族人民的團結;同時,由于各族人民團結的更加鞏固,也大大地提高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效果[7]。這些認識不僅把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十分明確地表達出來,而且對歷史學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和積極影響也表述出來。白先生對回族史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更加具體地表達了他對民族史研究的看法。他認為,加強回族史的研究,可以教育回族人民,鼓勵回族人民繼續前進,讓回族人民懂得過去在祖國歷史上的地位,對祖國文明創造的功績,加強自己對維護祖國、建設祖國的責任感。這是他從歷史教育的角度出發而闡發的見解;從民族團結的角度著眼,他認為,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讓兄弟民族,包括漢族,增進對回族歷史的了解,讓大家更多地知道回族的歷史跟全國各民族的歷史分不開,回族跟全國各族人民的密切關系,從而增加我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9]。
  從對回族史的研究到多民族中國史、民族關系史的研究,從民族史的視角到歷史教育、民族團結的視角,白壽彝先生以其恢弘的視野,勇于探索的精神,對中國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也使他躋身于民族史著名學者的行列④,成為民族史學界具有深刻個性特征的史學家。重視理論研究,提倡開拓創新,主張融會貫通的學術特色在他對民族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關于民族史學和中國史學史研究
  民族史學是白壽彝先生力主發展的一個學術領域,多年來的治史實踐和理論探索,使他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整體的把握,他的通識也使他對民族史學的發展前景和重要意義有準確的定位。同時,從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角度,他建議發掘民族史學以豐富和完善中國史學史的學科體系。
  (一)對民族史研究工作的認識
  關于民族史研究工作,白先生特別重視研究方法、總結工作、資料收集工作和理論建設工作。
  怎樣研究民族史?白先生認為,最要緊的是放開眼界,發掘潛力,不斷綜合新的研究成果。放開眼界,就是要能提出新問題,不要總是拘束于過去已經提出的老問題。多提新問題,重要的是站得高,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6]。從整個歷史的發展看問題,是白先生研究歷史的方法之一。重視總結工作,更是白先生所提倡的學術不斷出新的基礎。
  1988年10月,白先生在中國民族史學會上作題為《關于民族史的工作》的講話,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關于民族史研究的總結問題。時值建國40周年即將來臨,他有對40年來的民族史研究工作作總結的強烈意識。他說:“總結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值得我們下力氣去搞。我們把這件工作做好了,對于我們民族史的研究進一步開展,會有很大的好處。”[19]他建議民族史的總結,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按照民族去總結,或按照地區進行總結。在總結過程中,要注意到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等等。
  重視總結工作,是史學史意識的體現。總結工作是繼承與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總結前人的成果是使我們的研究站在更高的起點上,這樣看來,白先生對民族史總結工作的重視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實際上他也在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卷的撰寫中作了示范。該書第一章第一節“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便是對建國前(從先秦的典籍到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中國民族史撰述的總結。在總結的最后他所提出的看法,對民族史的研究,對民族史學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他說:
  以上,我們簡單而扼要地回顧了新中國創立前,我國多民族歷史撰述的一些情況。它們已形成了悠久的歷史傳統,留下了相當多的歷史資料,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撰述體裁,表達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個時期的歷史特點。這些寶貴的遺產為我們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資料和編寫上的借鑒。那些認為中國史書只記載漢族不記載少數民族的歷史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
  漢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兩三千年的漫長時期里,他們接觸各地區少數民族的機會比較多,因而漢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記載比較多,也相當重要。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寫下的歷史,在不同民族中有很不相同的情況。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歷史記載,還處在初步階段。我們急需加緊努力,使漢文及少數民族文字的記載得以互相補充、互相印證,使我們多民族祖國歷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斷的充實和提高。[4](P32-33)
  從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正是重視總結史學遺產的做法,使白先生對中國多民族歷史的發展有較全面的了解,對多民族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更準確的把握,對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有清醒的認識。同時,也使他對中國多民族史學的發展所作的預測更具有前瞻性。
  在民族史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中,白先生還強調了資料和理論問題。他指出,當前的民族史研究,盡管面對著復雜的歷史情況,但需要有個共同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大量地搞資料,沒有材料是不行的。搞材料,是無窮無盡的事情[8]。在《關于民族史的工作》中,他說:“這些年,我們的資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視得還不夠,還不能擺在應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單位把資料工作看成是簡單的工作,這是不對的。資料工作中,有比較簡單的,有相當復雜的,有時比寫論文還要困難。”聯系白先生的治史實踐,我們不難理解這段話所蘊含的意思。白先生本人研究回族史就做了大量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
  從事資料工作和從事理論建設工作相比,白先生對后者的重視程度更高。他說:“史料可以成為史學理論的依據,而史學理論的科學成就,則雖極為豐富的史料也無可與之比擬。”[20](P20)他對理論的高度重視,可以說體現在他所研究的各個領域。就民族史研究來講,他認為,有不少理論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地發掘。就是已經習以為常的看法,還是可以重新提出來進行再認識的。他還說:“理論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聯系,能解釋更多的矛盾。因此,我們也就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我們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專史、專題,但不能作繭自縛,要把上下古今、左鄰右舍盡可能地收入眼下。我們必須注意,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至少須要懂得一些其他有關的民族的歷史,懂得中國歷史發展的全貌。”[19]結合前面所述白先生對民族史研究的貢獻,我們可以明了白先生所說的“理論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聯系,能解釋更多的矛盾”這句話的分量。實質上,它說明了理論的價值,也說明了理論的要求。讓民族史工作者認識到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對于促進民族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民族史編撰的理論與實踐
  白先生講:“搞歷史最大任務是寫歷史書。”[6]把民族史研究的成果表述出來,就涉及到了民族史的編撰問題。
  對于民族史怎么寫,白先生指出:“民族史的寫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寫成社會發展史的形式,體裁可以有多種。否則很多東西不易寫進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適當的形式,不要寫得太呆板。不要只引用經典著作。經典著作的結論,不能代替歷史。歷史是具體的。比如說,某個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說。這都有個長期的過程。寫書的時候,也可以使用傳說。漢族的歷史就有很多傳說嘛。寫明它是歷史傳說就是了。有的傳說可能失真,但不能說完全無真實性。它總有個歷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討論,需要人多一些,但寫書時無需太多人。人多了不好辦,改也不好改,總得有拿主意的人。學術問題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寫成的書稿要保證有一定的水平。”[8]顯然,白先生對于民族史的編撰有過比較認真的考慮,從民族史編撰的體裁、形式、具體內容,到材料運用和編寫人員的組織等都考慮在內,應該說,這些意見包含了白先生的史學思想和治學經驗。
  白先生在《關于回族史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中,針對回族史的編寫,又具體分析了民族史的體裁問題。他指出,目前寫的史書,多采取一種綜合論述的體裁,就是按著歷史發展的順序,把某一時期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等方面分別寫出來。這種體裁的好處是能夠把歷史發展過程中間各個時期的社會面貌展示出來。但它也有明顯的缺點,即各種制度不容易完整地表述出來,人物傳記也缺乏記載。這實際上是把中國的史學傳統給丟棄了[9]。他主張,新的回族史應該克服這兩個缺點,可以設想寫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回族史有關的基本資料及回族史研究的過程。把已有的回族史研究所經歷的行程以及達到的水平、提出的問題都寫出來。第二部分,用現在所流行的體裁把回族的歷史發展的整個面貌按照歷史順序寫下來。第三部分,寫回族的各種制度。第四部分,寫人物傳記。同時,白先生對新的回族史的編撰也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科學性,要寫得確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要注意民族感情的問題。二是資料性,有些原始性文件,各種重要的議論,可吸收進去,使內容更充實。文字上要講究,一個一個字要有分量,有分寸。三要生動,讓人愛看,吸引更多的人看,讓書發揮更大的效果,有更多的社會效能。現在看來,白先生關于回族史的設想已經實現。《中國回回民族史》就是按照他的設想編撰的。
  (三)加強多民族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設想
  白先生對民族史編撰的歷史和現狀的認識,使他對民族史學的研究有一種緊迫感。
  1985年3月5日,在第一次全國史學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就提出了加強多民族史學研究的問題。他說:“就中國史學講,現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實際上還逗留在漢族史學史的研究階段。有的書里,也講了《契丹國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國的五十幾個民族,不能說每個民族都有它長久的史學,但有不少的民族確實是在這方面有很多積累,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壯族、白族,歷史儲藏很富,研究還很不夠,現在還剛開始。”[21]白先生的這段話指出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多民族性體現得還不夠充分,主要是用漢文的史料研究漢族的史學,少數民族的史學涉及得太少了。他認為這有各民族史學的發展不平衡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們對少數民族史學研究不夠造成的。因此,他主張,應該把進行少數民族史學史的研究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科目加以提倡[22]。可見,加強對民族史學的研究是白先生完善多民族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宏偉設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有更準確的表述:
  史學史的工作,是很艱巨的科學工作。單就中國史學史來說,漢文史書浩如煙海,整理出來一條發展的線索,已經很不容易。國內的兄弟民族,如蒙古、維吾爾、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們的史學,現在我們知道得還很少。把中國史學史寫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國史學史,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寫兄弟民族的史學史,中國史學史就不算完整。[20](P178)
  綜上所述,重視民族問題,關注民族史研究,提倡發掘民族史學,是白先生在民族研究領域的主要特色之一。從他對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研究、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的研究、民族史學和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所提出的理論見解看,三者之間是密切相關的。民族問題的研究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民族史的研究也成為提升民族研究理論的基礎,民族史學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相結合為進一步開展民族研究指示了門徑。白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全局的器識和深厚的理論素養從不同的學術領域對民族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所反映的理論風格和學術特色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民族問題的理論看法所具有的影響力,他關于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所產生的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以及他對民族史學發展及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種種建議和設想所帶來的民族史學的長足進步[23],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收稿日期:2005-11-20
  注釋:
  ①參見劉先照:《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一代開拓者》;陳連開:《開拓·創新·富于啟發的理論成果》;馬壽千:《回族史研究是一門很艱苦的學問》,以上均見于《歷史科學與歷史前途——祝賀白壽彝教授八十五華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85-321頁。武尚清:《科學的民族史觀的重要成果》;陳振:《白壽彝先生史學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李松茂:《白壽彝先生關于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的研究》;楊懷中:《積累四十年終成四冊書》;以上均見于《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祝賀白壽彝教授九十華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 381-456頁。王東平:《白壽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②呂振羽認為:“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眾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歷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著偉大的貢獻,而其主要創造者也是漢族。決定全民族命運的偉大抗戰事業,‘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蔣介石匪幫的統治完成全民族解放的偉大神圣事業’,主要也由漢族在担當。但同樣不容否認,中國境內其他兄弟民族,對過去中國文化的創造也都直接間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貢獻;對神圣民族抗戰和解放全中國的偉大解放戰爭也都有相當的功績。”見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3頁。
  ③參見《中國民族關系史論文選集》,甘肅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④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條目分類目錄”[民族史學者],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
回族研究銀川41~48D5民族問題研究吳鳳霞20062006
白壽彝/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學
白壽彝先生在民族研究方面,涉及民族、民族史和民族史學等領域,其特點是民族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研究相結合、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研究相結合、民族史學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相結合,這些特點突出反映了白壽彝先生民族研究的學術特點和理論風格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作者:回族研究銀川41~48D5民族問題研究吳鳳霞20062006
白壽彝/民族/民族史/民族史學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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