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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節: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
氣節: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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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23-026B8倫理學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認為,“氣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并以此出發,追溯了“氣節”在中華民族道德傳統中的產生和演變,透析了“氣節”的基本內涵、層次及其與其他傳統道德范疇如“仁”“義”“禮”“忠”的關系,并把“氣節”放在人所處理的義利、善惡甚至生死的關系中加以論述,指出“氣節”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應是社會大眾的必需。  我們的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美德。在內容十分豐富的傳統美德中,“氣節”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認真研究一下“氣節”,對于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美德,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氣節”中的“節”字,本源于竹節。據《說文·竹部》:“節,竹約也。”段玉裁注釋說:“約,纏束也,竹如纏束之狀。”又據《史記·龜策列傳》曰:“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節”字在初創時,其內涵簡單。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客觀事物的變化,“節”字的內涵不斷豐富,由單純表示“竹節”發展為表示“時期”(如“天節不遠,五年復返。”)、“禮節”(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準則”(如“禮不逾節”)等。  “節”字延伸為“氣節”,始于春秋戰國之際。  春秋戰國,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殘余勢力的斗爭,構成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斗爭實踐使這兩大對抗階級都逐漸認識到了“節”對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節”作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家,從道德準則出發,對“節”的內涵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節;孟子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節”;荀子則提出了“楚王后車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③的“君子”之“節”。與此同時,“氣”也被儒學大師納入了道德范疇。孟子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④孟子在這里所講的“浩然之氣”,顯然是指一種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氣節和節操。  把“氣”與“節”連用,首推漢代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褒揚政績卓著、心地正直、疾惡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陽太守汲黯時,稱他“好學……任氣節”。司馬遷進一步深化了“節”的內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節”⑤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勇者,不應囿于小節,僅為個人的名節去死,而應為實現崇高的社會目標獻身。司馬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就極刑而無慍色”,⑥“隱忍茍活”而發奮著書,終于完成了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巨著——《史記》,為世人樹立了臨難立節的光輝典范。  到了宋代,統治者中出現了“空談道義”的風氣,并把“三綱”推為最高信條,提出了“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⑦的“愚忠”氣節觀,并利用強權加以推行。這就背離了孔、孟儒學大師們關于“氣節”的原旨,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單向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從而泯滅了儒家氣節觀的精神實質。  到了明清之際,隨著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日益腐敗,先進的思想家們對“空談性理”提出了尖銳批評和強烈的反對,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繼承、發展了先秦時期儒家提倡的氣節觀。如黃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王夫之則進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義、一以貫之、威武貧賤、死生富貴均不能為之所動的操守和氣節。  自1840年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的志士仁人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豐富和發展古人所提倡的“氣節”。特別是當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氣節”不僅沒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被科學地繼承了下來,發展成了既具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優秀內涵、又與傳統思想有質的區別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    二  通過對“氣節”的由來和歷史演進的回顧,不難看出“氣節”的時代性和社會階級性。歷史證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階級,對“氣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是,這些理解和解釋并非格格不入、絕對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認識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關系,還有其他各種關系。例如,同屬于這個民族或那個民族,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等等。當自己的民族或國家受到外敵侵略時,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便高于階級利益。因此,為捍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斗爭的英雄,理所當然地會受到全民族和整個國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階級內部,也會存在革新與保守、清正廉潔與貪臟枉法、正義與邪惡的矛盾和斗爭。只要這些矛盾和斗爭客觀存在,那么對于革新、進步、清正廉潔的謳歌以及對于正義和獻身精神的頌揚就是永恒的,不會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這說明,“氣節”本身并無階級性,如同武器本身沒有階級性一樣,各階級、各民族、各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從這種意義上講,“氣節”并非哪個階級的“專利產品”,而是中華民族永恒的共同財富。  “氣節”的內容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主張“民貴君輕”的儒家大師孟子,在談到君臣關系時的名言是:“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頤以蓮花為喻,形象地表達具有獨立人格的高潔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⑨“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10)的名言與“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內涵是一致的,都說明了“氣節”的實質是一種獨立人格。既然“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講的這個道德。當然,要想成為“仁”者,成為“堯舜”,必須嚴格要求自己,經過長期修養和磨煉,甚至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11)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直面人生和現實,洋溢著樂觀進取的奮斗精神,而不具消極、頹廢之心態。如孔子對隱士的潔身自好就持批評態度,認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2)孔了提出的“君子憂道不憂貧”(13)的觀點,蘊含著奮發進取、心憂天下的思想。孔子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表現出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氣節”是志節之士的志向、抱負的凝聚,品質行為的結晶。荀子所說的“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14)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積也”(15)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因為“氣節”是志向、抱負的凝聚和品質行為的結晶,因此,它外則常示人以堅毅、剛烈、激奮、火熱,內則飽含對社會、事業、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它所產生的力量是無與匹敵的和震顫人心的。  “氣節”可分為不同的層次。由于認識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學思想家們把它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孔子指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不歟?君子人也。”他在《左傳·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意思是說做事情完全合乎節操是圣人之節,其次是保持節操,最下是失去節操。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還把節區分為“匹夫kēng@①kēng@①之節”和“道義人格之大節”。這些層次的區分,有助于人們追求或達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社會性和獻身性。由于“氣節”是在主體臨事時做出選擇和決斷,并且以實際行動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來,因此其社會性和獻身性十分鮮明。孔子關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16)的論述,指出了“立己”-、“達己”,只有在作為“立人”、“達人”的手段時,才具有意義。他還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17)孟子則認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18)孟子這段精辟論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為守“道”而獻身,不能用犧牲“道”去迎合黑暗統治的需要,從而強調了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和獻身性。  “氣節”與我國其他傳統道德如“仁”、“義”、“禮”、“忠”等相輔相成,密切相聯。孔子認為,“仁”為萬善之源,道德之本體,所有具體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樣,“節”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備“仁”,才會有真正的操守和氣節。孔子主張人不應一味貪生,而應以一種堅毅不撥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殺身成仁”。這種“殺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氣節”。可見,“節”不僅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達到“仁”的手段。“節”還以“義”為準繩,是“義”的行為,由“義”節制,沒有“義”的節制,“節”就失去了道德價值。此外,“節”又是“忠”的表現和“禮”的履行。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19)認為盡力助人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盡瘁國事”、“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20)一個人在生死關頭,不計名利,不問成敗,為國獻身,竭節致死,即為“忠”。“節”是“禮”的履行。“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荀子認為,堅持履行“禮”,在任何情況下不改變,即為“節”。  “氣節”總是在處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和生與死等幾個關系時經受考驗。“氣節”既然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境界和極為堅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機、困難或利益的引誘面前越能充分地顯示出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生與死的關系,如經似緯,從不同角度構建起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體系。對“氣節”的考驗,也總是圍繞這幾個關系而展開。當然,最能考驗“氣節”的,還是生死關頭。“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22)“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23)這些名言,是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捐軀、慷慨赴難的精神支柱。生命對于每個人只能有一次,其價值是崇高的。但人的價值所以崇高,是因為人可以根據道德原則進行理性選擇,包括生與死的選擇。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以選擇生命為最高原則,那么這樣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滿足個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錘百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就是志節之士在生死考驗面前作出的響亮回答。    三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經歷了不同時代的變遷,跨越了幾千年的文明史。經過歷代思想家的提煉升華以及眾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實踐,“氣節”已積淀為中華民族剛鍵有為、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富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成為愛國主義的精髓。從古至今,人們把“氣節”視為立國立身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的振興和社會的進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所表現的偉大“氣節”驚天地、泣鬼神:或為救國救民嘔心嚦血,或為抵卸外辱血染疆場,或仗義直言為民請命,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或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等等。他們所體現的精神,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精華。  “往事越千年”。翻閱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冊,我們不難看出,“氣節”作為思想道德范疇的內容所具有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是,任何時代、任何階級、任何社會都需要自己的“氣節”。古代是這樣,當代仍然是這樣;剝削階級是這樣,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美德的優秀繼承者。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老一輩革命家就為我們樹立了崇尚革命氣節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曾充滿激情地寫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24)“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25)毛澤東還曾引用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話,提倡發揚革命氣節,爭取革命勝利。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在必要的時刻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產黨人不僅是革命氣節的大力倡導者,也是最勇敢的實踐者。陳毅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命詩——《梅嶺三章》,用“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對死的來臨作了回答。夏明翰就義時昂首高歌:“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這充分代表了無數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正是由于共產黨人具備了革命氣節,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經過堅韌不撥的努力奮斗,終于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國已經敞開國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得到重新調整。在新的形勢和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崇尚“氣節”的傳統美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氣節”的基本精神與祖國四化建設所需要的國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經濟建設中,滿懷振興中華的信心,樹立“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自強不息,義不容辭地挑起歷史賦予的重托,正是中華傳統美德“氣節”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國際交往中,既要尊重別國的主權,虛心學習別國的長處、又要保護祖國的利益,注重維護國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嚴,這正是“氣節”的真諦。  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中,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防止外敵的入侵、顛覆以及國內敵人的破壞,更需要弘揚“氣節”的獻身精神。  在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的關系時,更需要“氣節”、講禮義,發揚見義勇為、懲惡揚善的優秀傳統,從而使社會風氣得以凈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億萬民眾的心中。在古代,這一民族之魂將炎黃子孫緊緊團結在一起,激發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華民族聲勢赫赫,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在近代,這民族之魂使中華民族歷劫不滅,愈困愈堅。使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夢幻始終不能成真。在奔向21世紀的今天,它也必將鼓舞海內外的華夏赤子,為中華的振興和騰飛,壯心不己,奮斗不止。  注釋:  ①《論語·衛靈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論》。  ④《孟子·盡心上》。  ⑤《史記·范睢蔡列傳》。  ⑥司馬遷《報任安書》。  ⑦《資治通鑒·后周記》。  ⑧《孟子·離婁下》。  ⑨周敦頤《愛蓮說》。  (10)《論語·子罕》。  (11)《孟子·公孫丑上》。  (12)《微子》。  (13)《論語·衛靈公》。  (14)《荀子·修身》。  (15)《荀子·儒效》。  (16)《論語·雍也》。  (17)《論語·泰伯》。  (18)《盡心上》。  (19)《論語·子路》。  (20)《左傳·襄公十五年》。  (21)《左傳·隱公十一年》。  (22)《論語·衛靈公》。  (23)《孟子·告子上》。  (2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84-1385頁。  (25)《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56頁。  (責任編輯  廖小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石加輕去車       作者: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長沙023-026B8倫理學田仲元/李秀芳19951995  文章認為,“氣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并以此出發,追溯了“氣節”在中華民族道德傳統中的產生和演變,透析了“氣節”的基本內涵、層次及其與其他傳統道德范疇如“仁”“義”“禮”“忠”的關系,并把“氣節”放在人所處理的義利、善惡甚至生死的關系中加以論述,指出“氣節”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應是社會大眾的必需。  我們的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美德。在內容十分豐富的傳統美德中,“氣節”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認真研究一下“氣節”,對于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美德,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氣節”中的“節”字,本源于竹節。據《說文·竹部》:“節,竹約也。”段玉裁注釋說:“約,纏束也,竹如纏束之狀。”又據《史記·龜策列傳》曰:“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節”字在初創時,其內涵簡單。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客觀事物的變化,“節”字的內涵不斷豐富,由單純表示“竹節”發展為表示“時期”(如“天節不遠,五年復返。”)、“禮節”(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準則”(如“禮不逾節”)等。  “節”字延伸為“氣節”,始于春秋戰國之際。  春秋戰國,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殘余勢力的斗爭,構成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斗爭實踐使這兩大對抗階級都逐漸認識到了“節”對于維護本階級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均把“節”作為重要的道德操守加以推崇和弘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思想家,從道德準則出發,對“節”的內涵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如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①的“志士仁人”之節;孟子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②的“大丈夫”之“節”;荀子則提出了“楚王后車千乘,非智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③的“君子”之“節”。與此同時,“氣”也被儒學大師納入了道德范疇。孟子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④孟子在這里所講的“浩然之氣”,顯然是指一種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即氣節和節操。  把“氣”與“節”連用,首推漢代司馬遷。司馬遷在《史記》中褒揚政績卓著、心地正直、疾惡如仇、不留情面的淮陽太守汲黯時,稱他“好學……任氣節”。司馬遷進一步深化了“節”的內涵,提出了“勇者不必死節”⑤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勇者,不應囿于小節,僅為個人的名節去死,而應為實現崇高的社會目標獻身。司馬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就極刑而無慍色”,⑥“隱忍茍活”而發奮著書,終于完成了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巨著——《史記》,為世人樹立了臨難立節的光輝典范。  到了宋代,統治者中出現了“空談道義”的風氣,并把“三綱”推為最高信條,提出了“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⑦的“愚忠”氣節觀,并利用強權加以推行。這就背離了孔、孟儒學大師們關于“氣節”的原旨,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單向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從而泯滅了儒家氣節觀的精神實質。  到了明清之際,隨著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日益腐敗,先進的思想家們對“空談性理”提出了尖銳批評和強烈的反對,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繼承、發展了先秦時期儒家提倡的氣節觀。如黃宗羲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思想;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王夫之則進一步提出了“守”,即行仁義、一以貫之、威武貧賤、死生富貴均不能為之所動的操守和氣節。  自1840年以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的志士仁人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斗爭,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實踐豐富和發展古人所提倡的“氣節”。特別是當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后,“氣節”不僅沒有被全面否定,而且在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被科學地繼承了下來,發展成了既具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優秀內涵、又與傳統思想有質的區別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    二  通過對“氣節”的由來和歷史演進的回顧,不難看出“氣節”的時代性和社會階級性。歷史證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階級,對“氣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是,這些理解和解釋并非格格不入、絕對排斥,而是在不少方面的認識是相同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關系,還有其他各種關系。例如,同屬于這個民族或那個民族,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等等。當自己的民族或國家受到外敵侵略時,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便高于階級利益。因此,為捍懷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同侵略者進行殊死斗爭的英雄,理所當然地會受到全民族和整個國家的敬仰。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階級內部,也會存在革新與保守、清正廉潔與貪臟枉法、正義與邪惡的矛盾和斗爭。只要這些矛盾和斗爭客觀存在,那么對于革新、進步、清正廉潔的謳歌以及對于正義和獻身精神的頌揚就是永恒的,不會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這說明,“氣節”本身并無階級性,如同武器本身沒有階級性一樣,各階級、各民族、各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都需要它。從這種意義上講,“氣節”并非哪個階級的“專利產品”,而是中華民族永恒的共同財富。  “氣節”的內容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  “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主張“民貴君輕”的儒家大師孟子,在談到君臣關系時的名言是:“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⑧宋代思想家周敦頤以蓮花為喻,形象地表達具有獨立人格的高潔人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⑨“士可殺而不可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10)的名言與“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內涵是一致的,都說明了“氣節”的實質是一種獨立人格。既然“氣節”是一種獨立人格,那么它就必然具有主體自為的性質,而不是先天的德性。孔子的“為仁由己”和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講的這個道德。當然,要想成為“仁”者,成為“堯舜”,必須嚴格要求自己,經過長期修養和磨煉,甚至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11)只有這樣,才能達到高度自覺、志向堅定的崇高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直面人生和現實,洋溢著樂觀進取的奮斗精神,而不具消極、頹廢之心態。如孔子對隱士的潔身自好就持批評態度,認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2)孔了提出的“君子憂道不憂貧”(13)的觀點,蘊含著奮發進取、心憂天下的思想。孔子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表現出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氣節”是志節之士的志向、抱負的凝聚,品質行為的結晶。荀子所說的“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14)以及“圣人也者,仁之所積也”(15)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因為“氣節”是志向、抱負的凝聚和品質行為的結晶,因此,它外則常示人以堅毅、剛烈、激奮、火熱,內則飽含對社會、事業、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分析。它所產生的力量是無與匹敵的和震顫人心的。  “氣節”可分為不同的層次。由于認識水平有高低、追求的境界有不同,因此儒學思想家們把它劃分為不同的層次。孔子指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不歟?君子人也。”他在《左傳·成公十五年》中又提出了“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意思是說做事情完全合乎節操是圣人之節,其次是保持節操,最下是失去節操。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還把節區分為“匹夫kēng@①kēng@①之節”和“道義人格之大節”。這些層次的區分,有助于人們追求或達到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  “氣節”具有社會性和獻身性。由于“氣節”是在主體臨事時做出選擇和決斷,并且以實際行動在社會實踐中表現出來,因此其社會性和獻身性十分鮮明。孔子關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16)的論述,指出了“立己”-、“達己”,只有在作為“立人”、“達人”的手段時,才具有意義。他還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17)孟子則認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18)孟子這段精辟論述,指出天下政治清明,君子全力使“道”得到施行;天下政治黑暗,君子要為守“道”而獻身,不能用犧牲“道”去迎合黑暗統治的需要,從而強調了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和獻身性。  “氣節”與我國其他傳統道德如“仁”、“義”、“禮”、“忠”等相輔相成,密切相聯。孔子認為,“仁”為萬善之源,道德之本體,所有具體德行均由“仁”派生。同樣,“節”也是由“仁”派生的。只有具備“仁”,才會有真正的操守和氣節。孔子主張人不應一味貪生,而應以一種堅毅不撥的精神追求“仁”,做到“殺身成仁”。這種“殺身成仁”的精神就是“氣節”。可見,“節”不僅僅是“仁”的派生之物,而且是達到“仁”的手段。“節”還以“義”為準繩,是“義”的行為,由“義”節制,沒有“義”的節制,“節”就失去了道德價值。此外,“節”又是“忠”的表現和“禮”的履行。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19)認為盡力助人為“忠”。以此而推,志士仁人“盡瘁國事”、“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20)一個人在生死關頭,不計名利,不問成敗,為國獻身,竭節致死,即為“忠”。“節”是“禮”的履行。“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荀子認為,堅持履行“禮”,在任何情況下不改變,即為“節”。  “氣節”總是在處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和生與死等幾個關系時經受考驗。“氣節”既然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道德境界和極為堅定的操守,那么越是在危機、困難或利益的引誘面前越能充分地顯示出來。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生與死的關系,如經似緯,從不同角度構建起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體系。對“氣節”的考驗,也總是圍繞這幾個關系而展開。當然,最能考驗“氣節”的,還是生死關頭。“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22)“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23)這些名言,是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國捐軀、慷慨赴難的精神支柱。生命對于每個人只能有一次,其價值是崇高的。但人的價值所以崇高,是因為人可以根據道德原則進行理性選擇,包括生與死的選擇。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以選擇生命為最高原則,那么這樣人生只能是自私的人生,是只追求滿足個人利益和欲望的人生。“千錘百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就是志節之士在生死考驗面前作出的響亮回答。    三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經歷了不同時代的變遷,跨越了幾千年的文明史。經過歷代思想家的提煉升華以及眾多仁人志士的躬行實踐,“氣節”已積淀為中華民族剛鍵有為、自強不息、不畏強暴、富于犧牲的民族精神,成為愛國主義的精髓。從古至今,人們把“氣節”視為立國立身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的振興和社會的進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們所表現的偉大“氣節”驚天地、泣鬼神:或為救國救民嘔心嚦血,或為抵卸外辱血染疆場,或仗義直言為民請命,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或貧賤不移、富貴不淫,等等。他們所體現的精神,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之精華。  “往事越千年”。翻閱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冊,我們不難看出,“氣節”作為思想道德范疇的內容所具有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是,任何時代、任何階級、任何社會都需要自己的“氣節”。古代是這樣,當代仍然是這樣;剝削階級是這樣,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仍然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美德的優秀繼承者。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老一輩革命家就為我們樹立了崇尚革命氣節的光輝典范。毛澤東曾充滿激情地寫到:“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24)“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25)毛澤東還曾引用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話,提倡發揚革命氣節,爭取革命勝利。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在必要的時刻要“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  共產黨人不僅是革命氣節的大力倡導者,也是最勇敢的實踐者。陳毅面對敵人的重重包圍,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絕命詩——《梅嶺三章》,用“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對死的來臨作了回答。夏明翰就義時昂首高歌:“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這充分代表了無數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正是由于共產黨人具備了革命氣節,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經過堅韌不撥的努力奮斗,終于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國已經敞開國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空前大交流、大融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得到重新調整。在新的形勢和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崇尚“氣節”的傳統美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氣節”的基本精神與祖國四化建設所需要的國民精神是相吻合的。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在經濟建設中,滿懷振興中華的信心,樹立“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自強不息,義不容辭地挑起歷史賦予的重托,正是中華傳統美德“氣節”的自立精神所在。                     在國際交往中,既要尊重別國的主權,虛心學習別國的長處、又要保護祖國的利益,注重維護國格的神圣和人格的尊嚴,這正是“氣節”的真諦。  在保衛社會主義的四化建設中,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防止外敵的入侵、顛覆以及國內敵人的破壞,更需要弘揚“氣節”的獻身精神。  在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與私、義與利、善與惡的關系時,更需要“氣節”、講禮義,發揚見義勇為、懲惡揚善的優秀傳統,從而使社會風氣得以凈化,使精神文明程度得以提高。  “氣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已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億萬民眾的心中。在古代,這一民族之魂將炎黃子孫緊緊團結在一起,激發了全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華民族聲勢赫赫,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在近代,這民族之魂使中華民族歷劫不滅,愈困愈堅。使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夢幻始終不能成真。在奔向21世紀的今天,它也必將鼓舞海內外的華夏赤子,為中華的振興和騰飛,壯心不己,奮斗不止。  注釋:  ①《論語·衛靈公》。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荀子·天論》。  ④《孟子·盡心上》。  ⑤《史記·范睢蔡列傳》。  ⑥司馬遷《報任安書》。  ⑦《資治通鑒·后周記》。  ⑧《孟子·離婁下》。  ⑨周敦頤《愛蓮說》。  (10)《論語·子罕》。  (11)《孟子·公孫丑上》。  (12)《微子》。  (13)《論語·衛靈公》。  (14)《荀子·修身》。  (15)《荀子·儒效》。  (16)《論語·雍也》。  (17)《論語·泰伯》。  (18)《盡心上》。  (19)《論語·子路》。  (20)《左傳·襄公十五年》。  (21)《左傳·隱公十一年》。  (22)《論語·衛靈公》。  (23)《孟子·告子上》。  (2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84-1385頁。  (25)《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56頁。  (責任編輯  廖小平)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石加輕去車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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