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漢語規范化問題斷想
漢語規范化問題斷想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1955年召開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稱得上是一次“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歷史盛會,也可說是現代漢語規范化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不能說漢語沒有規范,也不能說有關方面和有關人士沒有做過規范化工作;但是,真正自覺地、全面地、有明確理論指導地開展這項工作,應該說是自此次會議始。特別是羅常培、呂叔湘兩位先生在會議上所作的題為“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其中的主要觀點,今天讀來,仍感親切、適用。
  報告在解釋什么是規范時明確指出:“語言的‘規范’指的是某一語言在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標準。”(見《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年。以下所引,凡未注明出處的,均同此。)具體言之,規范化就是“把語言里沒有用處的東西淘汰掉”,目的是“使人們正確地互相了解”,而不是簡單地確定對錯,更不是動輒指責人家違反規范,限制使用。再比如在說明什么是規范化工作時,報告強調的是“對于語言的規范進行整理”,即從語言使用實際出發,摸清情況,進行梳理和研究,而不是忙者充當裁判;強調的是“通過教育和宣傳擴大規范的影響”,并且在推行時要注意跟群眾相結合,尤其需要得到作家、新聞出版工作者的合作,而不是由語文工作者包打天下,或局限在語言研究的范圍里爭論不休。又比如,報告告誡對于規范的整理要萬分慎重,“不能草率從事”,“需要的是虛心和謹慎”。面對今天紛紜復雜的語言現象,這一點顯得更有現實意義。
  當然,會議也留給今天一些思考。因為會議距今,畢竟已有40個春秋,跟50年代相比,生活在今天改革開放年代的人們,無論是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還是語言環境,不可能不發生變化。當年會議對漢語規范化問題的諸多闡述,是否再在適用,權衡起來大概就頗費斟酌。
  舉例來說,“現代漢語的規范,就是現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里的一般用例。”這個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執行起來就會發現,今天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如果不結合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盲目照搬,未必行得通。
  首先,就“現代文學語言的作品”而言,50年代樣式較少,不外乎文學作品、政論文章、新聞報道一類;今天則作品的范圍要廣泛得多。而且,以前這些作品的寫作方法比較單一,語言模式比較固定,一般用例和特殊用例之間的界限相對比較明顯,易于區分;現在光是文學作品,其創作方法就百花齊放,語言運用上也靈活多變得多,用習慣的語言規則來衡量,勢必會有數目可觀的特殊用例被排除在規范之外。
  其次,大眾傳播媒體較以往任何時候都發達,其影響力難以估量。通過媒體傳播,某些在特定語言作品中不算特殊的特殊用例,很容易向其他語言作品滲透,結果使得特殊和一般用例更難區分。例如廣告語言中的一些特殊句式,通俗歌曲中的一些新鮮用法,正是通過大眾傳媒而迅速傳開的。
  第三,跟過去相比,今天的生活內容更加豐富多彩,人們接觸到的新鮮事物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容易看到一些新詞語、新用法。新,成了一種生活追求。在趨新心理的驅使下,人們對大量涌現的新詞語、新用法逐漸喪失了辨別能力和審視習慣,反而變得樂于接受,樂于使用。加上大眾傳媒的力量,使得原來只用于某一范圍的專門用語,也開始加快了向全民語言的滲透。例如體育方面的不少術語或習用語,股市交易中的某些說法,正在被全民語言吸收。吸收以后是否站得住,是從此變成一般用例,還是重新退回到特殊用例,事出倉促,短時間內實難決斷。
  本來,“語言的規范是隨著文學語言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應該從現代文學語言的作品里找我們的規范。”但從目前情況看,“現代文學語言的作品”種類繁多,表現方法多樣,語言手段不斷翻新,它們在語言運用上有時相互對立,有時又相互借鑒,情況遠比50年代復雜。要想從中記錄和整理出語言規范來,而又盡量減少失誤,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重溫此次會議文件的基本精神,并以此為參照,對以往的工作重新加以審視,看看哪些理論今天仍需要堅持,哪些需作適當調整,哪些正確的思想本應堅持卻被違反了。這樣一來,現代漢語規范工作的指導思想可能會明確一些,才更有可能開創出新的局面。
    二
  如果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去看待過去的漢語規范化工作,或許會發現,一些原來習焉不察的東西,忽然也有了可議之處。
  50年代正是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在中國風行的時候。該書所體現的語言學思想,有兩大理論支柱:一是語言的非階級性,一是語言的工具性,二者互為表里。由于那時的斯大林擁有最高權威,所以他的這種理論對中國的影響就非同小可。
  從積極方面說,50年代初期的中國大地,雖不像后來那樣,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因素卻一直在滋長。人文學科由于其自身具有相對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便理所當然地被優先納入階級斗爭的視野。從當年一些高等院校的文科情況看,有的學科,如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干脆被取消;有的學科,如教育學、新聞學、心理學(不完全屬文科),則大大萎縮。而因為斯大林指出語言是交際、交流思想的工具,沒有階級性,所以語言學暫時逃脫了階級斗爭的洗禮,非但沒有受到批判和揚棄,反而獲得了飛快發展,由解放前的冷門,一躍而成了“顯學”。這不能不說多少是受到上述理論的蔭庇。當人們滿懷深情地把五六十年代譽為我國語言學(根據需要又可以進一步具體化為文字改革、漢語規范化等)的黃金時代時,卻往往忽視了這個歷史大背景,也忽視了工具論有時候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本質上看,語言當然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但此外它還包含其他內容,比如文化內容。因此它不僅僅是一種工具。如果狹隘理解,覺得既是工具,當然越簡便越快捷越好,在處理語言文字問題時,弄不好就可能導致簡單化做法。
  現在常聽人批評一些作品“濫用方言”,但何謂“濫”,向來沒有量化標準。一般認為,一個方言詞語,如果在普通話里能找到其同義形式,它已無法提供比其同義形式更多的信息量,就不宜再用。單純從工具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可以從詞語的意義、用法、感情色彩等方面作比較,如果發現方言詞語跟相應的普通話詞語之間在這些方面沒有什么區別,就可將方言詞語淘汰。道理很簡單:同樣的工具何必配備兩個呢?這不是重復、累贅嗎?但是,方言作為方言文化的載體,它的內涵有時要大大超出語言的內容,而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特定場合它具有一定的感情容量;比如文學作品中,為了凸現地方風情,作者有意在事物名稱和親屬稱謂等方面使用一些方言俚語,常常可以表達出一種特有的旨趣和情韻。“一次,主席聽了蔣桂英演唱的民歌,說有荊楚特色。他最喜歡有小女婿的那一首,對‘一’這個詞尤感興趣。他說如果翻成北方話的‘小不點兒’或普通話的‘一點點’,就沒有荊楚特色了。”(梅白《毛澤東看黃梅戲》,《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作為詩人,毛澤東同志以他的藝術敏感,從方言詞“一”中捕捉到的,首先是“荊楚特色”,所以他不贊成翻成“小不點兒”或“一點點”。這個例子提醒我們,對待方言詞語,一定要全面考察,分清不同的使用目的,區別對待。
  普通話要從方言中吸取養料以豐富自己。這種吸取,不像在自選商場選購貨物,事先早備好了滿貨架東西供你慢慢比較,從容挑選;這種吸取,自始至終是在使用過程中進行的。不使用無以鑒別,不使用難以推廣,怎么可以過早下結論,批評“濫用”呢?
  從發展趨勢看,方言總要慢慢萎縮;從局部看,從某個特定時期看,方言也可能占一定優勢,它會主動向普通話滲透,不僅會給普通話增加一些東西,也會擠掉普通話中原有的東西,而以自己的東西取而代之。近年來粵方言以及港臺詞語的大舉滲透,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這也許對普通話的發展有好處,完全用不著驚慌失措。正如海潮漲落一樣,來勢迅猛,到時又會退去。再看此時的海灘,雖不復舊時模樣,但基本面貌未改,而且還會留下不少意外的收獲。
  我們談的是語言的問題,也不妨舉文字的例子。漢字簡化,減少一些字的筆畫,使它們易認易寫,方便了群眾,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方針正確,所以進展順利,成績很大。但也有片面追求筆畫簡省,忽視其他方面的情況。例如“廠”字,繁體由“廣”和“敞”組成,現在簡成了“廠”,筆畫一下子從15筆簡成了2筆,可算是簡得不能再簡了,但綜合起來看卻不見得簡便。因為繁體“廠”字學起來雖然麻煩些,但一經掌握后就捎帶著學會了“敞”字;簡體“廠”字好學好記,但“敞”字得專門另學。兩相比較,從效益看,簡得并不劃算。
  不僅如此,簡體“廠”這種筆畫結構,給書寫也造成一些局限。首先它只能一橫一撇寫得規規矩矩,不大能橫撇連寫(連筆酷似日文)。其次它不容易寫得好看。軟筆還比較好辦,比如可以適當將橫筆寫得短肥些;硬筆就相當棘手。第三,跟別的字搭配在一起,且字體又較大時,“廠”中間的大空缺簡直難以處理。豎行尚能勉為遮掩,橫寫實在無計可施。這大概就是有的書法家題寫廠名時不愿用簡體的原因之一吧。
  再往深層說,“廠”本是個獨立的古字,讀hǎn,像突出的石崖,下可住人;又讀ān,同“庵”,多用于人名。現在用作“chǎng”的簡化字,跟古字“廠”撞車,導致二字相混。由于古字“廠”現在基本不用,一般人也不認識。所以這種撞車,平常情況不會產生什么影響,一遇特殊情況就會帶來麻煩。清人俞蛟,號夢廠(ān)居士,所以他的一部頗有價值的筆記小說,書名也叫《夢廠雜著》。如果出版此書,題寫書名怎么辦?用簡體,“廠”很可能被人讀成“chǎng”;用繁體,又有礙漢字規范。你看,漢字簡化的第一要義本是為了簡便,現在卻有點自尋麻煩了。
  再如“魚”,下面原是四點,后來簡成了一橫,筆畫少了三筆。但繁體的四點基本上是相同筆形的簡單重復,不會給認和寫增加什么負担,簡不簡掉三筆實在無所謂。而從書法角度看,一橫放在字下而容易使筆勢板滯,極難寫好;四個點并列,放在字下,寫起來卻可以千姿百態,變化萬端。
  筆者無意對這兩個簡化字的得失優劣妄加評議,更不配對整個漢字簡化工作說三道四;引這兩個字為例,無非是想說明漢字除了是記錄漢語的工具,具有交際功能外,尚有藝術功能和學術功能。倘使當年進行漢字簡化時,在強調漢字的工具性之外,也兼顧一下它的后兩種功能;倘使今天在進行漢字規范、特別是社會用字規范時,能將它這三方面的功能綜合起來考慮,也許會在工作中少幾分尷尬,多一點主動。
    三
  從事漢語規范可以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容納,一種是剔除。容納的實質是寬容,即對突破原有規范模式的一切語言現象不忙著定是非,判正誤,而是堅信語言本身的篩選能力,承認不同表達形式的表達特點,尊重語言使用者的創造。其結果是語言本身的豐富,語言使用的活躍。容納當然不排斥選擇,但這應當是在語言實踐之后,而不是在實踐之初。
  剔除采取的是審視的態度,對一切新出現的語言現象總喜歡像海關人員那樣左檢查右挑剔,生怕一不留神混進一些走私貨物,溜進幾個奸滑之徒,從此釀成大災大禍。這也難怪,因為他們追求的是語言的純潔。
  世界上萬事萬物真能做到純潔的可謂鳳毛鱗角,語言這東西又偏偏最不容易做到純潔。在封閉凝滯的環境中,語言相對穩定,人們還勉強可以感受到它那副純潔的面孔。一旦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思想活躍,交流頻繁,語言的每一個分子簡直都被激活起來,它的發展演變,直叫人眼花繚亂,此時再要求它純潔,實在顯得有點一廂情愿。想當初,“的士”“巴士”剛出現,說慣了“出租汽車”“公共汽車”的人有過一陣騷動,有人驚呼這是“舊時方言外來詞回潮”。又是“舊時”,又是“方言”,又是“外來詞”,可謂不純潔之至,但曾幾何時,“打的、面的、的哥、的姐、大巴、中巴”紛紛用開,原先蹙眉的人也跟著改口,再讓他說“出租汽車”一類名稱,倒反而不習慣了。最近廣東又出現了“冷巴”的叫法,倘若流行開來,不知還會不會引起騷動?
  剔除倒不是一概排斥,符合規范的當然也吸收,一時拿不準、無法定奪的也可容納。但這一切的決定權據說主要在語言學家手里。誰個規范,誰個不規范,誰個處于兩可之間,諸如此類,都主要得由他們說了算,其余的各色人等一概不必為此勞神費心,只需照他們指點的辦理就是。遺憾的是,這番好意好多人不愿領情,在語言使用上依然我行我素,不怎么把語言學家的訓誡當回事。于是有人感嘆曰:“規范意識太差!”誠然,這確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但深究一下便不難發現,事情并不如此簡單。
  首先,迄今為止,語言學家們據以判斷一種語言現象是否規范的主要依據,基本上是與此有關的某些語言規則。語言本身的規則和語言運用遠不是一回事,用語言規則來駕馭語用,難免捉襟見肘。何況,在語言使用過程中還不時會出現一些偶發現象,幾乎無法取舍,更應慎重。例如,“金庸熱”興起后,原本只在武俠小說中使用的一些詞語,迅速流行開來,特別在體育報道中,更是被大量地、反復地應用。再如,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個說法”“給個說法”之類很快在全國成為大眾習語,而且毫無爭議地被各階層接受,就連李銳這樣的知名人士,也受影響,情不自禁地以“請給一個‘說法’”作為自己文章的題目,并在該文結尾接連寫道:“我希望老熟人吳冷西給我一個‘說法’,也給歷史一個‘說法’。”(李銳《請給一個“說法”》,《讀書》1995年第1期)電視劇《愛你沒商量》剛一播出,“××沒商量”的格式立刻風靡全國。盡管你可以指斥它語言“痞氣”,或憤憤然于“電子傳媒文化”的無孔不入,以致使人們“交出了自己的語言”,但你卻無法拒絕這樣的語言事實,也無力扭轉這類現象。看來,尊重語言規則,尊重規范意識,首先就得尊重千百萬群眾的富有創造力的語言實踐。
  其次,當今有些語言學家,可以算是語言研究家。就研究而言,可能十分高明,但語言實踐的范圍不廣,除寫學術論文外,不大有興趣寫其他種類的文章,比較缺乏語言使用的具體經驗,對別人寫作中的創新不大習慣,對別人寫作中的甘苦體會不深,所以評議起來難免有不周到、不切實之處,嚴重的,甚至用一般扭曲了個別。他們判定一些語言現象是否規范時,經常言而不中,大概與這些情況不無關系。
  基于以上理由,語言學家要想對個別語言現象的發展走向進行預測是可能的,但要做到從總體上準確地預測語言發展中的諸多復雜情況,就不那么容易了。例如,語言運用中,在一些職業、職務、職銜前冠以“男”或“女”的字樣,有的單純是為了區分性別,如“男同胞、女同胞”“男教師、女教師”等;有的則除了區分性別外,還兼有強調的作用,如“女部長、女將軍”等。這類情況,往往沒有或不必有對應的詞語出現,如舊社會理發是男人的職業,婦女是不會干的,解放后男女平等,婦女也從事這一職業,于是有了“女理發師”的說法,但一般并不說“男理發師”。有時根據語言體系均衡的需要,可以預測出現了“男保姆”之后,會繼之而出現“女保姆”,原有“富翁”,后來有“富婆”,但不能據此推斷出在出現了“男阿姨”之后,是否一定會出現“女阿姨”。至于下面這句話:“《論語》有‘后生可畏’的話,想不到女后生也這樣可畏。”(張中行《負暄三話》77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我們甚至很難判斷“女后生”的說法是否規范,更不要提預測今后會不會有“男后生”一說了。
  再比如,漢語里表示某件事情或某個動作行為開始的意思,喜歡用“開”字打頭,后面再配一個相關的詞語。例如開始收割叫“開鐮”,開始演出叫“開演”,會議開始叫“開幕”,比賽開始叫“開賽”,諸如此類。近來這種格式用得多了起來,也變得復雜起來。例如舊時京劇開演又可叫“開鑼”,可重大的拍賣活動也曾經叫“開鑼”,后來又改稱“開錘”,而擊錘明明是表示一樁拍賣交易結束,而不是開始。高爾夫球和臺球比賽都用“開桿”,這是一種叫法指稱兩件事物。隨著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收割小麥已很少用鐮刀,因此今年報道三夏情況的新聞已不用“開鐮”,這是舊有叫法的淘汰。面對如此復雜的語言現象,你怎么預測呢?橋牌比賽如果可以叫“開牌”,釣魚比賽呢,是叫“開鉤”還是“開竿”?
  雖然從理論上說預測是可行的,但要付諸實踐,特別是要預測準確,卻很不容易。因為預測往往需要假設種種條件,而這些假設不是根據已有語言規則進行推論,就是主觀的分析,都不一定跟得上語言的變化。特別是,一旦出現特殊情況,假設不準,預測也會隨之落空。
               (100010 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語言文字應用京016-020H1語言文字學黃佑源19951995 作者:語言文字應用京016-020H1語言文字學黃佑源19951995
2013-09-10 21:58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散文大家曠達風趣
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