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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模式研究:回顧與展望
溫州模式研究: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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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導 論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各地區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會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各個區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格局。①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珠江模式、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等。而溫州模式又因其高度自發性的獨有特征,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溫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全市面積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別占17.5%和78.2%。由于歷史上交通比較閉塞,區位條件較差,國家投資不足,自然資源也無明顯的優勢,1978年以前溫州的經濟發展非常緩慢,屬浙江省內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改革開放后,溫州初步走出了一條通過率先市場化來促進區域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新路子,經濟發展極為迅速,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3.22億元迅速增長到2000年的825億元,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5.6%,從而形成了我國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著名的“溫州模式”。
  在溫州模式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國內經濟界和學術界從各個角度和各個層面深入研究了溫州模式,形成了幾次頗具聲勢的溫州模式研究熱潮。為了全面總結溫州模式的特點,本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概述溫州模式的內涵與特征,回顧近十幾年來有關溫州模式的研究進展和現狀,并結合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近況,對溫州模式的發展與研究的趨勢作出進一步的展望。
   二、溫州模式:定義、內涵與特征
  溫州模式是指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進程中通過需求誘致型和大膽超前的局部經濟體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種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溫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眾的首創精神,將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有機地融為一體,使改革和發展在區域經濟與社會變革中成為一個相互促進的動態變化過程。溫州模式的基本內涵包括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溫州模式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的模式;二是溫州模式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制度變遷的模式,或者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教授曾指出,現代經濟增長意義上的經濟發展將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重要方面,即“產品的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的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發生變化,即城市化的過程”②。由此可見,區域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源優化配置的動態過程,它包含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資源在不同產業部門間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表現為資源從以農業為代表的初級產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的轉移,即經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二是資源在地域空間的流動和優化配置,表現為資源從廣大分散的農村地區向城鎮優勢空間的集聚,即經濟社會發展的城市化過程。
  從溫州經濟發展過程來看,溫州的經濟發展首先得益于區域內的人力資源——具有區域特色商業文化傳統的各種經營人才。改革開放政策所造就的社會經濟發展大環境,使得溫州所擁有的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出了其潛在的優勢。溫州人利用其善于捕捉商機和手工業傳統的優勢,從家庭工業起步,迅速地推進了農村工業化,進行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并很快地將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同時通過建立各種專業市場,帶動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教授在分析經濟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時,曾經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③諾斯教授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從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來看的經濟組織,即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和廠商;二是從社會經濟制度及社會經濟運行方式層面來看的經濟組織,即市場制度及市場的運行方式。
  從溫州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來看,溫州“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形成與擴張,同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微觀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種個體私營經濟迅猛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生共榮的格局;二是以專業市場的蓬勃興起為特征,形成了覆蓋面較廣的各類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使得市場很快地取代了指令性計劃的作用,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中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綜上所述,溫州模式是一種典型的利用民營化和市場化來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溫州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利用在體制外進行改革的先發優勢,率先推進了經濟的民營化和市場化,同時造成了一種區域性的經濟體制的落差,并且借助經濟體制落差的“勢能”,迅速地推動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形成了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和小城鎮建設為特色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④
  根據以上研究思路,本文關于溫州模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將依照兩條主線加以展開,一是溫州模式經濟發展的主線,二是溫州模式制度變遷的主線;此外,為了使研究更具系統性,整個論述的展開還將輔之以其他兩個研究角度,一是溫州模式研究中人文精神的透視,二是溫州模式研究中海外學者的視角;前者主要是一種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后者則主要是一種帶有國際視野的比較研究。
   三、溫州模式:區域經濟發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隨著農村家庭承包制的不斷推廣和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農村勞動力開始不斷向二、三產業轉移。溫州則更是率先走上以農村家庭工業為特點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到1985年4月,溫州家庭工業已達13.3萬戶。大批農民走上富裕之路,成為當時引人注目的“萬元戶”。溫州經濟的飛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記者桑晉泉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文章,第一次在媒體上正式提出了“溫州模式”的概念,并且把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發展的特點概括為:以生產小商品為主,靠農民供銷員和農村集市購銷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貿易能手開辟致富門路。同時許多國家領導人也紛紛來溫考察,許多著名的學者也在赴溫州實地調研后發表了重要文章,介紹和研究溫州模式。例如,在80年代中期,馬洪(1985)對溫州樂清縣的萬元戶情況進行了調查,并充分肯定了萬元戶在農村工業化中的積極作用;費孝通(1986)把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概括為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吳象(1986)則把溫州經濟的基本特色概括為“其基礎是農民經營的家庭工業,其紐帶是以農民購銷員為骨干的專業市場,其依托是主要由農民集資興建或發展起來的小城鎮。”董輔礽等學者(1986)盡管沒有直接提溫州模式,但也對溫州經濟的發展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上海社會科學院還專門成立了課題組對溫州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在1987年出版了《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一書。浙江本地的學者張仁壽則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對溫州模式進行全面、系統的跟蹤研究,他與李紅合著的《溫州模式研究》(1990)是當時最為深入系統地研究溫州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本經濟學著作。
  費孝通是最早關注溫州的著名學者之一,他曾經三訪溫州,并先后在《瞭望》發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溫州行》所產生的影響最大。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首次形象地把溫州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概括為“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并指出,從這一特點看,“溫州模式”已超過了區域范圍,在全國范圍內帶有普遍意義。“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它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于它發展出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絡。⑤在這里,“小商品大市場”是對溫州產品結構和商品流通方式最形象直觀的概括,而“以商帶工”則是對溫州經濟發展中用市場化帶動工業化這一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的高度提煉。
  董輔礽、趙人偉(1986)則把溫州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概括為:以家庭和聯戶經營的民辦工業同專業市場、農民購銷員和民間信貸相結合。他們認為,溫州成功的經驗是:第一,以家庭或聯戶為經營單位的民辦工業同那些通常是由農村各級政權機關主持興辦的鄉鎮企業相比,具有自己的某些長處。即在經營上有充分的自主權;經營成果和生產者的利益息息相關,有利于高度發揮從業者的積極性;設備少,投資小,上馬快,容易辦起來;可以利用農民家庭房屋,因陋就簡進行生產,處處精打細算,因而成本低,資金利潤率高;生產技術簡單易學,擴散很快;企業小,掉頭快等。第二,把拾遺補缺或填補市場的空檔作為生產經營的方向,有利于爭得和保持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第三,由專業市場和遍布全國的購銷員構成的商品流通網絡,在推動、調節和組織民辦工業生產上起了顯著的作用。⑥
  溫州模式研究最早的著作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袁恩楨主編的《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1987)。該書把溫州模式的內涵概括為:以個體經濟為主要內容,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市場為基本形式,一條通過發展商品經濟而實現農村致富之路。對于溫州模式的產生,他們借用當地干部群眾的話來說,是“放”出來、“逼”出來、“創”出來和“扶”出來的。⑦此外,該書對溫州市場化過程中的某些問題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比如對于溫州的假冒騙現象,他們認為與其說是因商品經濟發展而起,還不如說是商品經濟發展不足有關。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化,每一個商品生產者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站住腳并求得發展,勢必會講求自己的產品質量和維護自己的商業信譽。而且,像當時某些機關、企業中所出現的一些反常情況,如為了獲取一點個人微利而讓公家買進大量劣質商品而遭受損失等,也會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而消失。
  張仁壽和李紅在《溫州模式研究》一書中指出,溫州模式,如同蘇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樣,主要是一種農村地區從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并把溫州模式的特點概括為: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托,以農村能人為骨干。他們認為,溫州模式的產生與發展,是現實的與歷史的、內在的與外在的、客觀的與主觀的一系列相互交錯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具體地看,溫州模式的成因主要由四個方面構成:第一,在勞動力與土地資源的關系呈現出人多地少的矛盾時,由于地理位置(附近沒有較大的城市群)限制、農村集體經濟力量薄弱及社隊企業基礎差和國家投資極少,家庭工業成了溫州地區發展商品經濟、解決農村勞動力出路的必然選擇;第二,具有經商區域文化傳統的溫州農民,通過商業活動和經營性勞務等各種渠道,不僅提高了勞動技能,增長了見識,掌握了技術,同時也迅速地進行了家庭工業初始資金的積累;第三,溫州本地具有一個區域性的寬松的政策和輿論環境;第四,80年代存在著對低檔日用消費品的巨大需求,使得溫州的家庭工業發展具備了有利的市場條件。⑧《溫州模式研究》一書具有三個鮮明的特色:一是由于主要作者是溫州籍學者,所以可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實際材料的基礎上展開翔實的實證研究,許多重要的研究結論是通過深入的觀察經濟活動和多層面、多角度的分析得出來的;二是作者盡管主要是將溫州模式作為一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來加以研究,但是,作者通過對所有制和企業制度、專業市場與市場體系等方面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區域經濟體制改革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問題,從而開始比較全面地涉及到了區域發展中的體制變遷問題;第三,作者通過對農村工業化的不同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得出結論,認為溫州模式較之蘇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對于我國處于不發達狀況的廣大農村更具有典范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從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國內學術界有關溫州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把溫州模式作為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來加以探討的,研究的主要內容和重點問題是溫州經濟的發展方式及其特征,但有關溫州模式產生、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體制或制度變遷問題,大多只是作為研究溫州模式的成因時才被涉及到,而并沒有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話題”來加以研究。之后,隨著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有關溫州模式研究的“熱點”開始轉向了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體制變遷方面。
   四、溫州模式:經濟制度變遷
  九十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溫州模式研究重新興起。同時由于國外新制度經濟學的傳播,國內學者也開始進一步重視建立中國經濟轉型的過渡經濟學。在這種背景下,許多學者開始嘗試從經濟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的角度來深入研究溫州模式。馬津龍(1993)在研究股份合作企業時,首次嘗試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來分析溫州模式的形成;張軍(1997)則借用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完全信息理論研究了溫州農村的民間金融市場結構,以及非正規金融部門的利率水平和風險的關系;徐明華(1998)運用過渡經濟學對溫州不同發展階段的制度變遷進行了研究;金祥榮(2000)則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較為全面地分析溫州模式形成中的制度變遷的路徑和方式;杜潤生(2000)應用自發次序理論來研究溫州模式,認為溫州經濟是一種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因而也是一種自發、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
  馬津龍在“溫州股份合作企業制度建設研究”課題中,最早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概念研究溫州模式形成過程中的企業制度演變問題。他認為,強制性變遷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和引發社會動蕩,改革成本即制度轉換的“交易費用”較高;而誘導性變遷則由于有一個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的緩沖過程,因而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制度變革形式。溫州模式是中國改革過程中通過誘導性變遷建立市場經濟的一種典型形式。溫州股份合作企業的形成,既是農民選擇中經濟取向和政治取向的二重復合,又是政府選擇中經濟取向和政治取向的共同結果。從農民選擇中的經濟取向來看,一方面技術的不斷進步要求企業迅速擴大投資規模,而股份合作制則比較有利于集中分散的資本;另一方面,政府的各項有關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的積累與分配的規定,也使股份合作企業比私營企業在經濟上具有更為有利的發展條件。從農民選擇中政治取向看,股份合作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在法律上處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它的發展不會受到當時政府政策的限制。相反,私營企業卻時常會遇到存在合法性的危機問題。從政府選擇中的經濟取向來看,各級政府出于對經濟建設的共識,謀求本地區生產力發展的政績沖動,使他們在選擇企業形式時產生了以經濟取向為基準的明顯傾向。在溫州,由于國有、大集體企業基礎薄弱,因而家庭企業及其發展形式也就成了別無選擇的“霍布森選擇”。從政府選擇中的政治取向看,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是一個基本原則,但溫州國有、集體經濟比重的不斷下降始終使地方政府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因此,引導一部分個體私營經濟逐步向新型的具有公有制經濟成分的企業組織形式過渡便成為溫州政府的自覺選擇。而80年代中期溫州農村普遍出現的以股份形式合伙經營的所謂“合股”企業,則為這種選擇提供了客觀條件。因此,溫州政府在尊重個人財產權利的基礎上,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對既存的合股企業逐步進行“按股共有”的股份化改造和“共同共有”的合作化規范。前者是通過監督建章立制,確立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建立有限責任制度;后者是通過建立歸全體職工共同所有的公共積累制度來加以規范。根據馬津龍的研究結論,股份合作制企業作為一種新型的帶有股份因素和合作因素的“混合經濟”,其發展趨勢是合作因素將逐漸減少,股份因素將漸趨增多。股份合作企業很可能將作為一種以股份制為基礎,同時一定程度上帶有合作制因素的普遍企業組織形式,而在我國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長期存在。⑨
  基于對溫州民間金融對區域經濟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關注,張軍(1997)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研究了溫州農村民間金融部門的結構演變及其性質和作用。他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出發,把民間信貸利率部分地視為具有調節借貸風險組合或過濾借貸風險的功能。他認為,農村信貸市場的分割,以及利率在非正規信貸部門能保持高于正規部門的穩定水平,是農戶和農戶組織(指家庭企業)對農村金融市場上關于還貸風險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分布狀態的一種理性反應。無論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還是在溫州,民間的借貸最初都是從親朋好友和鄰里之間的借貸鏈擴展出去的,所以如此,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履約問題在親朋好友與鄰里之間一般來說是不嚴重的,因此可以降低借貸的風險。在這種親朋好友的信貸關系中,由于篩選問題不嚴重,所以借貸甚至常常是低息的和無息的。隨著區域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和家庭工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對資金的需求也相應增加,借貸關系鏈不斷延長與擴展,非正規的民間信貸作為一個市場就逐步發展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利率開始逐步發揮過濾及防范借貸風險的功能。因此,張軍認為,在改革正規金融部門的同時應當積極引導而不是抑制農村非正規金融部門真正進入市場。與此同時,在逐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時,要放松對農村信用社的控制,讓其也可以獨立的金融組織的角色進入市場。政府的角色只是對整個農村金融市場進行規制,使之走向更加有序的競爭格局。⑩
  徐明華(1999)把溫州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制度變遷放在一個過渡經濟學的框架中來加以研究,認為溫州模式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是完全符合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的與方向,而且也符合市場化發展的內在邏輯。首先,他分析溫州模式的起點是人多地少,國家投資不足;溫州的傳統文化是講究功利,重視王商;溫州人富有吃苦耐勞,敢于冒險的精神。因而,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進行了當時被認為是非法的市場經營活動(“非法市場化”)。改革開放以后,由于“非法市場化”帶來較高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損失,因此它一開始就千方百計地尋求合法化保護。一方面“非法市場化”的主體通過“戴紅帽”的形式為自己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往往采取默認、合謀甚至公開支持的方式對市場化活動加以保護。在這一過程中,民間自主性創新是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政府對于民間自主創新的導向性規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兩者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從整體上推動了溫州經濟市場化的擴展。由于市場化的過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關于市場制度的知識的擴散過程,溫州人具有較高的關于市場制度知識的人力資本存量,因而市場化是由民間自主性創新推動的,并且發展較快。同時,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改革成本不僅表現為由利益沖突所引致的摩擦成本,還表現為搜尋知識、學習新制度,為改革制度而重新簽約的實施成本。不論是摩擦成本還是實施成本,都表現為改革的阻力。從初始條件對摩擦成本的影響看,因為溫州人幾乎沒有得到計劃經濟的“計劃內好處”,因而改革的推力較大,摩擦成本較小。從初始條件對實施成本的影響看,盡管溫州實行新制度的改革成本很大,但是不改革面臨生存危機,相比之下,改革的實施成本就顯得是可以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同時溫州模式的發生與發展正是哈耶克“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是在計劃外空間,由自發的個體創新啟動的。因此,只要上層決策者能理解和尊重群眾的個體創新,并加以正確的引導,就可能建立起某種秩序,并使這種秩序能不斷地擴展。(11)
  金祥榮(2000)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從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的角度對溫州模式進行較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溫州模式”是在全國性經濟體制漸進式改革中,率先通過需求誘致型的局部制度變革所形成的浙江省以至全國“制度創新”的一個“空間極點”。溫州在全國率先通過體制外的制度創新,完成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軌,建立起了以非國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為主的明晰的和排他性的產權制度。與其它純屬政府強制性、供給主導型的制度創新不同的是,“溫州模式”是在自發需求誘致型制度創新與中央權力中心推行的強制性供給主導型改革的制度博弈中形成的。“溫州模式”在20年的運行中,走出了一條追求摩擦成本最小化的、以準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為主的漸進改革道路。從而,給溫州和浙江構筑了一種比全國其他區域產權效率更高的“體制落差”優勢,推動了其區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他提出,從區域性的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階段來看,溫州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的轉型(“第一次體制轉變”),目前,就溫州而言,正處于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型期間,也即從產權制度變革到管理革命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體制轉變”。其中重點是實現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這是企業與市場邊界出現“革命”性替代變化的時期,要實現體制變遷的階段轉變,需要重點加強要素市場建設,改變傳統的市場組織與市場交易方式,同時放松對非國有、非公有制經濟的產業進入規制。因此,溫州模式的成功表明,溫州人民實際上選擇了一條多種制度變遷方式并存和漸進轉換的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道路,它能夠適時實現制度變遷方式的轉換,使得低效率產權結構中存在的所謂“諾斯悖論”盡快消除或減少到最小范圍內。因而,與其他區域的經濟模式相比較,溫州模式對內陸省份以及全國國有企業改革更具有借鑒意義。(12)
  趙偉在“溫州力量”(1999)和“‘溫州模式’何去何從”(2000)這兩篇文章中把溫州模式的特點概括為,“產權明晰,內源積累,區際貿易”,即:其一是產權明晰的企業制度;其二是資本形成基本上完全依靠區域內老百姓的自我積累;其三是市場主要靠國內市場。同時趙偉還指出,在溫州由于財富主要掌握在私人及民營企業手中,政府靠企業稅收養活,基層官員已經開始比較普遍地認識到,只有企業發展了,政府才有好日子過,因此政府為企業服務開始順理成章起來。為了留住投資,保持經濟繁榮,政府就得設法創造優越的投資環境。而且,在這種區域環境中,鄉鎮政府要采取比較重大的決策,不取得當地民營企業界的普遍認同,就難以實施。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極有可能形成一種倒逼式的民主體制。同時,他還指出溫州模式畢竟屬于一種正在成長的區域工業化模式,目前顯現出某些內在的缺陷,如產業結構、產品檔次、企業文化等方面的缺陷,但是這些都屬于次生的,只要模式本身能夠不斷擴展,就可以逐步克服這些內部缺陷。溫州模式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將不是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即中觀層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后,其中金融體制改革和農地制度的滯后將可能直接制約這種模式的進一步發展。(13)而且在趙偉關于溫州的經濟體制變遷與經濟發展道路的研究中,還開始涉及到政治體制層面。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有關溫州模式的經濟體制變遷方面的研究具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是從具體的經濟制度變遷研究(例如企業制度和金融制度安排),逐漸擴展到對經濟制度變遷的總體過程和變遷方式的研究;二是從經濟制度變遷的研究開始擴展到經濟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變化對政治體制影響方面,從而大大豐富了溫州模式的研究層面,同時也推動了溫州模式研究的深化。
   五、溫州模式:人文精神透視
  隨著溫州模式在90年代影響的迅速擴大和有關溫州模式研究的深化,許多學者開始進一步認識到,溫州經濟的崛起,除了經濟學分析所揭示的種種因素以外,事實上還與溫州人具有區域特征的人文精神有著很大的關聯。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張仁壽等學者就已經論述到歷史傳統的影響在溫州模式產生過程中的作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學者也開始進一步認識到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現象,更是特定區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現象,溫州經濟是溫州人經濟,因此他們紛紛進一步從社會學和人文精神角度,對溫州人群體特征及其對溫州模式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剖析。其中,周曉虹(1996)、項飚(1998)、王春光(1999)等專門研究了流動在外的溫州人群體,尤其是北京的“浙江村”現象;王春光(1999)還研究了巴黎的溫州人在當地社會的融入方式,李明歡(1999)則專門研究了溫州人在歐洲的移民情況。王曉毅(1996)則通過對溫州蒼南錢庫鎮項東村的調查,比較研究了廣東和溫州兩地鄉村工業化發展對家族制度的影響。溫州學者馬津龍(1999)也對家族制問題及其對民營企業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溫州當地的一些學者如朱康對(1997)、廖意如(1997)、洪振寧(1998)、蔡克驕(1999)、李慶鵬(1999)、陳中權(1999)、朱長豐(2000)等則對傳統區域文化對溫州人文精神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曉毅(1996)通過對廣東雁田村和溫州項東村的比較研究指出,基層社會的農村家族制度和家族觀念是一種地方小文化,這種地方小文化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作用,與其所處的更大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有關。在國家控制嚴密的地方,家族制度的作用受到抑制,相反,家族活動可能就比較活躍。改革前的溫州,家族活動就比其它地方更活躍。農村改革以后,由于國家對家族活動控制的減弱,各地的家族活動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復,同時人們在發展經濟中也開始較多地借助于家族制度和家族觀念。在項東村具體表現為家族式企業的興建,甚至他們第一家村辦企業的建立也借助于族人的力量。但是此后該村的村辦企業效益不好,而村民的股份制企業發展較快。隨著村莊的開放程度較高和外來人口大量增加,村內比較富有的人紛紛遷移到周圍的小城鎮上,他們與村莊的聯系減弱。在這種發展狀態中,圍繞家庭,人們的親屬圈子在縮小,強化了以家庭為核心,關系密切的親戚為成員——如兄弟姐妹——的經濟共同體。農村工業化需要家族制度的支持,特別是在發展初期。但是,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財產關系以及組織形式的變化,家族制度所起的作用也就會有所不同。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農村工業化對中國家族制度的影響遠比土地改革或人民公社的作用更大。(14)
  朱康對(1997)在剖析溫州模式的文化成因時認為,要充分把握溫州鄉村經濟的發展脈搏,就必須深入剖析家文化在鄉村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在小商品生產方面,家庭生產方式有著大規模生產無法比擬的優勢,它一方面導致了集中性工業生產活動的分化,使之融入了分散化的家庭活動之中;另一方面,又通過家庭間的分工與協作,把分散比的家庭生產功能整合成一定的區域集聚優勢,從而降低了鄉村社區整體交易成本,提高了區域經濟的競爭力。所以,在溫州的農村工業化過程中,以小商品生產為主要內容,以家庭工業為主要形式的鄉村工業構成了溫州鄉村經濟的最主要特點。盡管目前溫州地區擁有3萬多個股份合作企業,以及在私營、股份合作企業基礎上組建的為數不少的有限責任公司和企業集團,但其中許多仍難以抹去夫妻工廠、父子公司或親屬集團的痕跡,家庭化、家族化色彩仍舊十分濃厚。有的企業雖然從名稱乃至形態上頗具現代氣息,但其內在的運行管理機制仍舊是家庭企業的翻版,其發展從根本上還是依靠家庭和家族的內在聚合力。因此,這種建立在家庭本位主義文化基礎上的家族制企業在一定范圍內雖然有著相當的特殊優勢,但最終必然會因其自身的缺陷而阻礙進一步的發展。目前溫州農村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難以形成強有力的規模優勢,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有關企業急需突破家庭、家族觀念的束縛,對自身實行徹底的制度創新,建立起適合區域經濟發展的現代企業制度,從根本上實現對小農家文化的超越。(15)
  蔡克驕(1999)認為,溫州人文精神是由溫州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條件所決定的。溫州歷史上是一個手工業發達的商貿城市,溫州人素有重商觀念,重功利,務實際,戀家不守土,能隨時調整自己,最大限度地去主動適應、順應環境而求生存,以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去追求利益和發展。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性文化:受永嘉事功學說的影響,溫州市民有較為獨立的主體意識;受市民階層價值觀、消費觀的影響,溫州形成一種講究排場的奢侈民俗;受手工業、商業經營方式的影響,溫州人勤勞,不怕吃苦,“民勤于力而以力勝”,有競爭意識,心靈手巧,講信譽,對新事物有濃厚的興趣,模仿接受能力強;從事手工業、小商品生產經營的溫州人還有較強的“寧為雞口,無為牛后”的自主意識;從文化史的角度看,溫州的人文精神還帶有世俗化傾向;此外,諸如強者的心理結構、對宗族文化的崇尚、對生活的人道主義態度等,都對溫州的人文精神形成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6)
  真理(1987)則側重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溫州的人文精神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他認為,甌越文明的內質是一種以生存為前提的典型的“農商文化”。就溫州而言,歷史上溫州的感性文化,是典型的“農商文化”,溫州歷史上的理性文化則是“永嘉學派”。但從這兩種文化的社會影響力來看,古代理性文化對廣大農民的影響并沒有像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明顯。事實上,現代溫州農民的商業意識并不是由于永嘉學派的出現而造成的,正好相反,永嘉學派的出現倒是農商文化影響的結果。張仁壽(1995)等學者強調:在溫州,永嘉學派的重商主義商業文化傳統奇妙地一直得以延續并廣泛地深入民間,構成了溫州人特有的文化“遺傳基因”。洪振寧(2000[1998])則認為永嘉學派的一些思想觀點,由于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得到傳播,曾經內化在一部分溫州人的意識中,并與溫州區域文化的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在精神層面上構成了溫州區域文化的不同于其他區域的一個側面,并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人。
  王春光則進一步把溫州人文精神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研究視野擴展到溫州區域之外,深入研究了溫州人的社會網絡特征及其對溫州人經濟擴張能力的影響問題。他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對北京的“浙江村”進行長時間的調查,于1998年9月到1999年1月對巴黎的“溫州城”進行了4個月的調查。通過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深入研究分析后,王春光認為溫州模式中的“大市場”,不僅僅限于80年代在溫州涌現的10大著名專業市場,而是指撒向全國乃至世界的經濟交往網絡,也就是溫州人的社會網絡。他把區域社會網絡作為調查研究的主要內容,關注溫州人在流動、移民和融合過程中如何利用、更新和擴充社會網絡,從而擴大溫州人的經濟力量和經濟影響。他發現,不論是北京“浙江村”的溫州人,還是巴黎“溫州城”中的溫州人,從他們個人的綜合素質來看,他們并沒有比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特殊性和優勢,在一些方面甚至還差些。但是,溫州人為什么卻滿世界流動做生意、開企業呢?原因是其中有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支撐著溫州人的流動和移民行為。溫州人通過人際關系鏈流動和遷移出來,又聚集在一起,社會網絡是溫州人在他鄉或別國生存、發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寶和社會資本。對許多在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溫州村”的溫州人來說,個人自身的資源相當有限,不足以支撐他們的生存和發展。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更多的還是采用依賴族人和親朋好友的策略,并以此為基礎來構建起他們的社會網絡;或者說這樣的網絡為他們在一個新環境的進入、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支撐,反過來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又進一步擴大了他們的社會網絡。他們的社會網絡主要由族親、朋友、鄉鄰三者編織而成,為他們的流動和遷移、非法存在、就業、融資及情感溝通等活動提供了支持。總之,社會網絡大大地有助于溫州人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減少他們在異國他鄉所面臨的生存、生活和發展風險。有了這樣的網絡,他們即使不懂當地社會的語言和習俗,也能找到工作,從而生存下來,甚至獲得很好的發展。(17)
  綜上所述,有關溫州的人文精神與溫州模式兩者關系的研究,實際上包括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有關溫州的人文精神對溫州本地的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影響作用的研究,這一類研究大都是由溫州本地的學者來做的,這可能與本地學者對自身環境的熟悉和關心很有關系;二是有關溫州的人文精神對溫州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影響分析,這一類分析事實上已經把區域意義上的溫州模式的研究擴展到對溫州人的群體經濟行為模式的研究方面,從而使得人們可以多視角地來觀察溫州模式,加深了對溫州模式的認識。同時,有關溫州模式研究的人文視角透視也為下一步從多學科角度綜合地研究溫州模式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六、溫州模式:海外視角研究
  “溫州模式”在80年代中期的迅速崛起,逐漸引起了國外新聞界和學者的進一步關注。隨著國外新聞媒體有關溫州模式的報道不斷增加,(18)一些國外的學者和旅居國外的華裔學者也開始到國內考察溫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例如,英國經濟學家諾倫·彼特(Nolan Peter)教授就與中國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合作于1990年共同主編出版了《中國的市場力量:競爭與小企業及有關溫州的爭論》一書。(19)此外,旅日學者嚴善平博士在研究中國的農村工業化問題時,也曾關注到以個體私營經濟為特征的“溫州模式”。(20)在許多海外有關“溫州模式”的研究文獻中,對國內學者比較有影響是美國西華盛頓大學副教授帕立斯(K·Parris)和美國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教授艾倫·劉(Alan P.L.Liu)的研究成果。
  著名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1987年9月對溫州進行了實地考察后,曾發表過對溫州模式的評論。(21)張五常認為,溫州是中國開放的先進,溫州的成就代表了中國的開放。溫州的發展,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開放時,由于當地的國營企業比重小,政府壟斷經濟的程度低,存在許多發展的空檔,新的產權制度就應運而生。并且,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由于中國本身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在改革開放初期,居民對日用消費品有很大的需求,而溫州的企業從一開始就以國內市場銷售為主,所以和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相比較,溫州的企業就獲得了市場先機,拓展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在張五常教授的論述中,他所強調的“開放”,不只是通常意義的對外開放,更多的是指區際的開放,即區域經濟走出封閉的發展狀況,經濟主動地與國內其他地區進行交流,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美籍學者黃宗智(1990)也曾把長江三角洲和溫州進行了比較研究。他說,長江三角洲與溫州恰成鮮明對照。前者的鄉村工業絕大部分是集體的。個體企業在所有農村企業總收入中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但是在溫州,地方政府相對地窮,沒有能力發展集體企業,私人的低成本企業應運而生。一些富有進取心的農民充分利用了當地特有的遺產,即解放前的家庭手工業和遍布全國的商業關系。結果,主要依靠小規模家庭生產的小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形成了地區性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和機械化。盡管溫州式的私人家庭工業確實是80年代中期中國成長最迅速的部門,但集體經濟顯然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認為,在這一意義上,就整個中國而言,松江模式是比溫州模式適應性更廣的主流方式。在考慮松江和溫州模式帶來的問題時,我們不應重蹈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作簡單選擇的經典方法的覆轍。實際在許多地方,這兩種模式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代表的兩種方式也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大多數鄉村級政府都仿效長江三角洲的模式,忙于經營或設法創辦工業企業,而它們轄下的農民家庭則采納溫州模式的方式,通過家庭生產參與市場,忙于尋找增加收入的途徑。這兩種方式的混合及其成功都是因地而異的。(22)
  帕立斯(1993)在《地方積極性與國家改革:經濟發展的溫州模式》一文對“溫州模式”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23)帕立斯認為,溫州模式的形成是當地社會普通百姓與地方政府和國家中央機關相互沖突、妥協和長期談判的結果,此中,地方干部起著關鍵的作用;溫州新的經濟體制、可選擇的價值觀念及組織的出現,反映出了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界線的轉變以及兩者之間關系的重新確定。盡管帕立斯在研究中沒有引入現代經濟學的博弈論這一分析工具,但是,實際上他在考察溫州模式的成因時,是把溫州模式的產生看作是區域內的老百姓、地方政府官員和中央政府三方博弈的結果。例如,帕立斯在闡述溫州模式的特征時,專門研究了個體或家庭工業和商業企業在公有企業的“掛戶”問題,也研究了私營企業注冊為集體企業的“戴紅帽”現象,并將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創造性的騙術”。溫州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這種“創造性的騙術”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及發展環境中,對于緩和個私經濟在私人雇傭勞動這一問題上與中央部門的有關文件規定的矛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為地方政府官員在維護個私經濟發展中的努力減少了意識形態的風險。此外,“掛戶”和‘‘戴紅帽”也有助于個私企業從國有銀行或官方信貸機構獲得投資基金,同時在納稅上也得到一些便利。結果,“在地方需要和地方積極性基礎上,新的經濟體制形成了”。在考察溫州模式的制度變遷時,帕立斯以“個體工商勞動(者)協會”為例,研究了私營企業家的自發組織與地方政府部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國家機關的相互關系,揭示了私營企業主如何在避免成為意識形態原則的挑戰者的同時與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結盟”的過程,從而使得私人企業家自發組織成為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這一過程同時也表明了先行的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是如何去適應地方行為的,最終在私人利益合法性有限地不斷增加的過程中,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帕立斯的研究表明,改革不僅可以從上而下,也可以由注重實惠、為滿足當地需要而對國營控制的經濟不足作出反應的個人、家庭和群體自下而上地發動。這些普普通通的個人不僅能利用國家允許的機會,而且還能時常與地方干部合謀共商,為自己創造機會。所以最好把中國的“偉大改革”理解成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結合體。
  艾倫·劉(1992)在《“溫州模式”的利弊》一文中,對溫州模式成功的秘訣、啟示和重要意義作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24)艾倫·劉認為“溫州模式”是中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為著名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模式,其成功的關鍵在于“改變傳統體制以適應現代形勢”,具體地說,溫州的成功和秘訣可以歸納為“3M”與“1I”的結合,即群眾的創造性(mass initiativeness)、流動性(motility)市場(markets)與中國經濟結構的空隙(interstices)的結合。艾倫·劉在研究中十分強調溫州的區域經濟傳統對溫州模式產生的重要作用,并認為這種區域經濟傳統的形成與歷史上溫州人對環境壓力和政治壓力所作出的特有反應有關,因而可以把改革開放條件下溫州經濟的發展視作為類似于歷史上溫州人通過移民和長途貿易來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壓力作出反映的一種延續。因此,艾倫·劉認為,從現實角度來看,溫州模式作為一種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諸多發展模式中“走得最遠的一種”模式,其主要動力無疑來自于私人經濟部門中的企業和人員,同時也與當地黨政部門的靈活政策和基層組織的政治支持,與一部分地區(例如上海)的強有力的政治支持是分不開的。更重要的是,溫州模式在其發展過程中得到了主張進行大膽改革的國家領導人的積極支持。例如,1986年國務院正式宣布設立溫州“實驗區”,使得溫州可以在相對較少地受到傳統體制和國家現行政策的限制下進行改革。艾倫·劉在闡述溫州模式的意義時指出,溫州的經濟社會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有著深遠的意義,如果溫州模式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它遲早會推動中國政治、文化和體制的理性化,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溫州模式具備了“全方位自主”和“開放型自主”的特征,其意義不僅僅是“小商品,大市場”,它甚至可以產生出“小自主、大民主”的深遠影響。
   七、溫州模式:進一步的展望
  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進入21世紀后,學術界有關溫州模式的研究仍然保持著相當的熱情。溫州模式同樣也仍然是國內外媒體關心的熱點。在新經濟來臨的時代,在新一輪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有關溫州模式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將圍繞著以下問題展開:①溫州模式發展的內在生命力究竟如何,或者說,溫州模式是否會被“鎖定”?②溫州模式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對于其他地區來說,究竟具有多大的借鑒意義?③溫州模式在“秩序擴展”意義上對社會的政治結構與組織構架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
   (一)溫州模式發展的內在生命力問題
  這一問題關系到溫州模式在新世紀中的發展前景,是國內和浙江學者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溫州地方黨委與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浙江的學者近年在溫州模式研究中提出,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已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25)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轉變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大量個體私營經濟成分的涌現,迅速改變了原來比較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民營化進程;同時,以專業市場的興起和蓬勃發展為代表,極大地推動了區域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在這一階段中,在民營化和市場化的力量作用下,以農村工業化為代表的工業化進程和以小城鎮發展為代表的城市化進程得以迅速推進,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已經從工業化的初期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
  新世紀初,溫州的經濟發展和浙江的經濟發展都將面臨這一個相同的階段轉換問題,即,如何從初級市場經濟走向現代市場經濟;如何從工業化中期走向工業化后期乃至基本實現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溫州的經濟要順利地完成上述改革和發展的階段轉換任務,就必須在以下四個方面作出艱苦的努力:①將傳統的企業組織改造成現代的企業組織,在大量個私企業或家族式企業的基礎上,成長起一批現代公司制的企業或企業集團;②將傳統的落后的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方式轉變為現代的市場組織形式和市場交易方式;③將以勞動密集型及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為主的產品和產業結構逐步升級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和產業結構;④改變以小城鎮平面擴展為特點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大、中城市的建設,增強區域經濟中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輻射力。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中,如果溫州能夠在上述四個方面迅速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那無疑將再次證明溫州模式所具有的強大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在階段轉換過程中,溫州的改革和發展無法取得新的進展和突破,而是基本固守溫州模式原有的經濟組織和產業結構的特征,那么,溫州模式將面臨著“鎖定”的危險。一些國內學者所提出的“溫州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的疑問,(26)實際上也反映了一種對溫州模式前途的担憂。與此同時,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現在的溫州模式已不再是80年代意義的溫州模式,而是一種“新溫州模式”。“新溫州模式”突破了傳統溫州模式那種家庭聯戶經營的限制,發展到股份合作、企業集團;調整了單純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方式,走上資產經營、資本經營綜合發展的道路;改變了單純以小城鎮為依托的營銷方式,走向網絡營銷、跨國經營。溫州模式從區域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靠拢,開始與國際接軌。(27)
   (二)溫州模式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究竟具有多大的借鑒意義
  這一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對溫州模式向區域外部拓展能力的認識。從目前來看,江蘇和浙江兩省的學者對這一問題表現出較多的關注,因為這一問題最初的提出就與“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研究這一背景相聯系的。
  黃宗智(1990)認為,盡管溫州式的私人家庭工業確實是80年代中期中國成長最迅速的部門,但到1986年集體經濟顯然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認為,在這一意義上,就整個中國而言,松江模式是比溫州模式適應性更廣的主流方式。美國學者艾倫·劉(1992)在闡述溫州模式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時曾經指出,與緊靠大城市和依靠國有企業的技術和人才發展起來的蘇南模式相比較,溫州的農村工業化是在遠離工業化大城市、低儲蓄水平、低技術水平和依賴家庭工業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因此,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更適應于中國農村的發展。(28)但是,他也認為,溫州模式成功所依賴的群眾的創造性、流動性和善于遠途貿易這些因素,與溫州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密不可分,中國有多少農村社區具備這些條件很值得探討。
  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我國的一些著名學者曾就溫州模式對西部大開發的借鑒意義進行了討論。費孝通教授等部分學者認為溫州發展的路子對西部大開發有較強的借鑒意義。溫州在人均耕地少、人均資源少、國家投入少、交通條件差的情況下,通過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走出了一條不依靠國家投資實現自我發展的路子。因此,西部發展也應該像溫州一樣,要“以人為本”,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大開發的重頭戲。也有的學者認為,西部地區根本就沒有溫州模式的存在和發展時代背景。因此,西部很難借鑒溫州經驗。
  事實上,現存的有關溫州模式借鑒意義這一論題的意見分歧主要源于研究者所持的研究視角的不同。持肯定意見的學者往往是從制度演變及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方面來看待溫州模式的示范效應的。他們認為,溫州模式實際上是20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歷程在中國的一個濃縮,它完整地反映市場經濟從萌芽到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溫州模式實際上揭示了一種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一種誘致型制度變遷的代表。因此,通過總結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的機理,可以為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此外,也有學者進一步強調溫州模式的形成是中國近代工業和近代商業的銜接,其產權清晰的特征是與市場經濟對財產制度的要求相吻合的,其內緣型的區域發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與中國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相一致的。因此,溫州模式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可借鑒性。(29)
  客觀地看,溫州模式的借鑒意義問題確實應該從經濟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面來加以考察。應該說,對于中國還存在的許多經濟相當不發達的地區來說,溫州模式在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可借鑒性。這一點實際上已經表現在國內許多地區的政府和企業家紛紛到溫州參觀考察這種高度的熱情上。但是,對于經濟發達地區來說,溫州模式的可借鑒性可能主要表現為溫州的制度變遷方面,即使從“產權明晰”的改革歷程的角度來說,溫州模式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當然,從發展的角度來說,溫州模式的借鑒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溫州模式自身的發展,即是否能夠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溫州模式”。
   (三)溫州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是否能夠演變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擴展秩序”模式,這一“擴展秩序”過程對社會的政治結構和組織構架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
  這一問題現在已受到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學科領域的廣泛關注。馮興元(2001)從文化傳統、制度創新與“自發秩序模式”的關系角度對溫州模式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所謂“溫州模式”,就是以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浙江模式”是“溫州模式”的更新和擴展模式,它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解決模式,或者說,是一種自發自生發展模式和自組織(self-organizing)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雖然重要,但只起著促進性的、輔助性的、倡導性的作用,而不是經濟管理作用。浙江模式的核心是自發和內生的經濟發展,帶有強烈的自組織特征,其動力來源于民間力量和浙江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在浙江,市場力量起著自組織的作用,政府起著促進性和輔助性的作用。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溫州,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不時推出制度創新(例如“包產到戶”),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聞全國的“溫州模式”。推動這些發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傳統尤其是溫州的重商文化傳統。他認為溫州模式的發展道路似乎是撿起了30年代被掐斷的社會和文化線索,是晚清文化的重續,其進一步發展有可能建立起市民社會。由此,馮興元認為,溫州模式及其擴展模式(“浙江模式”)是可擴展的,可以擴展到蘇南,也可以擴展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擴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發秩序模式”。(30)
  中山大學李俊慧則從溫州民間“自治”與廣東順德地方“自治”的比較研究角度指出,溫州模式無論從經濟或者社會的角度來看,都可以看作為一種“民間自治”的模式,它為已經開始實施“自治”的地區提供了自行走上一條與現行全國性體制不盡相同的道路的可能性。(31)此外,浙江大學趙偉教授也曾從“倒逼式的民主體制”的角度,研究了溫州經濟發展對地方政府行為及地方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影響。(32)
  事實上,溫州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已經對溫州社會的組織結構及基層政府行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的主要方面是積極的,表現為地方政府對致力于發展地方經濟的企業家的重視,對改善地方經濟發展的內部環境的高度關心,對地方政府自身職能轉換緊迫感的意識以及對民主改造意識的增強。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影響也存在著某種消極的表現,例如“阿太案例”,(32)這種消極的影響實際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政治體制改革相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后。從這個角度來說,溫州模式是否能夠真正成為一種“擴展秩序”模式,不僅反映于溫州模式自身的演變,取決于溫州地方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取決于溫州人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要取決于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們相信,溫州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將為中國全方位的改革提供更多新的啟示和借鑒,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貢獻出新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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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參見于光遠:“由溫州談到‘一制多式’”,《大公報》1992年1月28日。
  ②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頁。
  ③道格拉斯·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④史晉川:“浙江的現代化進程與發展模式”,《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⑤費孝通:“溫州行”,《瞭望》1986年第20~22期。
  ⑥董輔礽、趙人偉等:“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經濟研究》1986年第6期。
  ⑦袁恩楨主編:《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1頁。
  ⑧參見張仁壽、李紅:《溫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參見馬津龍:“溫州市場經濟與股份合作企業”,《溫州論壇》1993年增刊。
  ⑩參見張軍:“改革后中國農村的非正規金融部門:溫州案例”,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7年秋季卷。
  (11)參見徐明華:“溫州模式發生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兼論過渡經濟學相關的幾個問題”,《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3期。
  (12)參見金祥榮:“多種制度變遷方式并存和漸進轉換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13)參見趙偉:“溫州力量”,《經濟學消息報》1999年11月26日。另見趙偉:“‘溫州模式’何去何從”,《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4月7日。
  (14)參見王曉投:“家族制度與鄉村工業發展——廣東和溫州兩地農村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秋季卷,總第16期。另參見王曉毅、朱成堡著:《中國鄉村的民營企業與家族經濟——浙江省蒼南縣項東村調查》,大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3月版。
  (15)參見朱康對:“小農家文化與溫州農村家庭經濟”,《浙江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
  (16)參見蔡克驕,“溫州人文精神剖析”,《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7)參見王春光:“流動中的社會網絡:溫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動方式”,《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另見王春光等:“溫州人在巴黎:一種獨特的社會融入模式”,《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王春先:《巴黎的溫州人——一個移民群體的跨社會建構行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8)參見林白:《溫州對話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參見Nolan Peter & Fureng Dong,Market Forces in China:Competition and Smal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Landon,Zed Books Ltd 1990.
  (20)參見嚴善平《中國經濟的成長與構造》,勁草書房1992年版,第190頁。
  (21)參見林白:《溫州對話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323~324頁。
  (23)參見K·帕立斯:“地方積極與國家改革:經濟發展的溫州模式”,原載《中國季刊》1993第134期,譯文載《上海市委黨校文獻情報》1994年第4期。
  (24)參見艾倫·劉:“‘溫州模式’的利弊”,原載《亞洲概覽》1992年第8期,中譯本載張敏杰主編《西方專家為中國經濟診斷》,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25)參見金祥榮:“多種制度變遷方式并存和漸進轉換的改奉道路”,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史晉川、鄭備軍:“關于浙江省“十五”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思考”,載《浙江經濟》2000年第3期。
  (26)參見宣海林、夏德榮:“‘溫州力量’到底有多大?”,《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1月21日,第1版。
  (27)參見楊曉平:“蘇南溫州殊途同歸”,《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5月8日。
  (28)艾倫·劉:“‘溫州模式’的利弊”,原載《亞洲概覽》1992年第8期,中譯文載張敏杰主編:《西方專家為中國經濟診斷》,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早版,第223頁。
  (29)參見林承亮:“三大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與比較——‘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改革與發展研討會’述要”,《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30)參見馮興元:“市場化——地方模式的演進道路”,《中國農村觀察》2001年第1期;“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整和力量——蘇、浙模式的比較之二”,《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12月15日第2版。
  (31)參見李俊慧:“‘自治’精神的起源——論溫州民間‘自治’與順德地方‘自治’之異同”,《經濟學消息報》2000年12月8日。
  (32)“阿太案件”是指溫州瑞安市一個綽號叫“阿太”的地痞,依靠長期跟蹤監視當地官員,取得其受賄證據后,對其進行要挾,后來發展到幾乎控制了當地的干部任命,故被人稱為“地下組織部長”。“阿太”現已被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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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會科學杭州3~15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史晉川/朱康對20022002本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首先概述了溫州模式的內涵與特點,同時從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兩條主線,分析回顧了近十幾年來有關溫州模式研究的進展和觀狀,接著對溫州模式研究中有關人文精神問題和海外學者的視角兩個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最后指出了溫州模式的內在生命力和發展前景,并預測了下階段溫州模式研究的三個熱點問題。溫州模式/制度變遷/經濟發展史晉川,男,1957年生,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杭州 310027)  朱康對,男,1964年生,中共溫州市委黨校副教授。(溫州 325027) 作者:浙江社會科學杭州3~15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史晉川/朱康對20022002本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首先概述了溫州模式的內涵與特點,同時從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兩條主線,分析回顧了近十幾年來有關溫州模式研究的進展和觀狀,接著對溫州模式研究中有關人文精神問題和海外學者的視角兩個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最后指出了溫州模式的內在生命力和發展前景,并預測了下階段溫州模式研究的三個熱點問題。溫州模式/制度變遷/經濟發展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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