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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當代小說創作得失兩題
湖南當代小說創作得失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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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上偏重于現實主義而浪漫主義精神體現不足
  優美的湖湘文化特別是象征著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屈原精神所構建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釀造了我省文人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美學理想,并基本上形成了他們的精神特質。關切現實,憂患人生,抒發真情,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成為湖南當代小說創作的主旋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湖南文壇的政治型小說十分發達,鄉土小說隨之發展,題材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高度集中。由于政治文化的潛在制約及受歷史的現實的影響,重視國家命運、社會治亂、政治得失的政治型小說成為了創作主流,尤其在革命現實主義旗幟下得以高速發展。周健明、王以平、謝璞、任光椿、孫健忠、劉勇、張行、蕭育軒、向秀清、葉蔚林、魯之洛、古華、胡英、張步真等一大批新生活的歌者,目睹了新舊政權翻天覆地的變化,先后在50年代的文壇上站了起來。他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湖南老作家的影響和辛勤培養下,在現代文學的基礎上,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表現革命歷史、革命戰爭,歌頌新政權、新制度、新生活、新人新事和新風尚,自覺地把時代的腳步聲帶進作品。老作家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鐵水奔流》、《山鄉巨變》、康濯的《東方紅》、《春種秋收》、柯藍的《秋收起義》、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等作品就都是政治型小說的優秀代表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湖南當代小說從題材內容到形式也出現了轉折,題材由政治型轉向社會型,主題由單向性向多向性發展,涌現了傷痕文學、反思小說、改革題材以及道德、倫理、愛情、風俗等文學主題,主旨卻仍然趨向集中,即就是:表現社會問題,堅持現實主義。80年代初,是湖南當代社會政治小說的高峰期。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將軍吟》、《芙蓉鎮》以及張揚的《第二次握手》、葉蔚林的《藍藍的木蘭溪》、《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譚談的《山道彎彎》、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運憲的《禍起蕭墻》等作品聯珠噴涌,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強烈的政治激情和勇敢的膽識,真實地反映生活,表達人民的愿望,聲譽日隆。同時,在沈從文、周立波等鄉土文學宿將的熏陶、影響下,湖南當代鄉土小說逐步繁榮。彭見明、劉艦平、何立偉、孫健忠、蕭建國、楊克祥等,都有優秀鄉土小說問世,以寫實為主,但又不墨守現實主義的陳規,容納了許多新潮手法,使其在藝術上呈現出開放的態勢,極大地推動了湖南當代小說的發展。
  “群眾思想和社會風氣的壓力,給藝術家定下了一條發展的路,不是壓制藝術家,就是逼他改弦易撤。”[①]在全國的“大氣候”及湖南實地環境影響下,湖南當代小說創作以現實主義為主體是必然的。尤其是湖南人的國家民族情結、深沉博大的憂患意識、歷史意識都較強,無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家的創作,使其藝術指向從生活出發,追求文學的民族化與大眾化。而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湖南文學的現實主義主潮背后,也有不少作家執意追求創作的浪漫個性,以浪漫情懷和氣質審視現實人生。首先應該例舉的是孫健忠、殘雪、蕭建國、蔡測海四位。他們從1987年以來,立足現實而又鮮明地表現出浪漫主義創作傾向。孫健忠的《死街》、《傾斜的湘西》、殘雪的《突圍表演》、《山上的小屋》、蕭建國的《血坳》、蔡測海的《楚儺巴猜想》等都是優秀之作。其次應例舉的是韓少功、何立偉、聶鑫森等。韓少功用神話與半神話的形式去表達深刻的文化內涵和哲理意蘊,作品中表現出迷離恍惚的非理性特點,創作了《飛過藍天》、《爸爸爸》等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尋根”文學。何立偉以悠遠、淡化的藝術方式來寄托對社會某種現象的批判、譴責,小說注重文章之美,帶有一股淡雅的哀愁,重視感覺與意境,并用寫詩的思維進入小說天地,通過錘煉有獨特風致的語言來實現作品中的意蘊、情致、氛圍與旋律,有著《白色鳥》、《小城無故事》等好作品。聶鑫森從寫詩轉入到寫小說,用詩的語言去捕捉小說的光環,作品意蘊深含,寫法靈活,輕巧而凝重,大都表現了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某種特質,既有豐富知識性,又有較強趣味性,作品常以小見大、虛實相生,現已出版有詩體小說《夫人黨》等。但是,問題就在于,嚴格講起來,這些小說只是對“浪漫精神”的一種引申與發展,呈現出枝葉薄弱、后勁不足的創作狀況,還缺乏獨特的“浪漫氣息”和創新精神,缺乏天馬行空式的玄想和凌云健步筆意縱橫的敘事風度。雖然這些探索是可貴的,極富文學意義的,但還沒有形成流派,充分表現出浪漫的藝術風格,沒有以群體形式自覺推進。這是成就之后的不足,是文學湘軍所應該努力探索的。
  眾多作家的創作與西方文化的交軌和融合緩慢,甚至表現出淡漠的態度。
  誠如一位湘籍前輩所言:湖南“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獨立自由之自思想,有堅強不展之志節。”在西方現代派文學于80年代中后期大量引進,以及多種探索性的創新藝術手法如潮涌來之時,因為諸多因素影響,湖南作家群體中的不少成員明顯地呈現出難于適應的窘狀,并從而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我省當代小說創作的缺陷。
  “亙古綿延的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是決定民族心理素質的‘基因’,是對吾國吾民作精神構建和心靈塑造的框范。”[②]湖南當代作家的思想氣質使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清醒的理性精神,而對西方新潮文化產生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排斥,很難從異域吸取新鮮汁液,也從而使湖南作家群中不可能出現格非、蘇童、洪峰等先鋒派作家,也不可能出現王朔等“玩文學”的“侃家”。“南方謂荊揚之南,其地多陰,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③]劉禹錫也說:“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人秉是氣,往往清慧而文。”環境影響了作家的風格。湖南作家的風格一直傾向于清新秀麗,自然淡雅、平易樸實。這種傳統風格也難與西方文化交融。
  但是,在文學走向世界的時代,只有中西文化兼容并收,方能使文學真正達到“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④]而在湖南當代小說作家群中,只有那些涉世之初即置身于多元文化輻射和浸潤的年輕作家,較少接受傳統文化的直接影響,對新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能夠接收,并反映在作品中。這一方面的代表得數殘雪與韓少功兩位。殘雪是較多與西方文化交軌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說“人為地紊亂地敘述和錯亂的感知形態,自然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⑤]她在運用荒誕派作品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兼收意識流、黑色幽默等流派的特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即:“采取非理性、非邏輯的結構方式和敘述語言,把大量表現同類意象的細節、感覺、言語、行為、表象、幻象反復堆砌和隨意拼接拢來,突出和強調作家對世界和人生的某種感受、情緒和認識,即從荒誕的形式來凸現荒誕的內容。”[⑥]但她的小說偏重于捕捉事物的丑態和消極心理,削弱了其藝術魄力。而且,由于她的作品中非因果性、非連續性、非確定性成分太多,人為地增加了閱讀中的艱澀,縮小了讀者面。尤其是其作品題材狹窄,格局小,難以產生振奮和激勵人心的力量。所以,從這些方面看,她與西方文化的交軌還需深入。韓少功在1985年,從沉穩厚實的現實主義創作轉至“尋根”文學中來。他的新作品充滿一種“真誠與智慧”,把現實主義傳統中厚實深沉的歷史感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現代主義幽深奇渺的哲學內蘊結合在一起,對作品進行非理性的整體意象構思,從文化的角度對歷史、對人類作宏觀的觀照,對現實與人生作更深刻的穿透。他把喪失理智的癡呆瘋癲者作為構思的中心人物,將夢寫成一面照見歷史的鏡子,體現作者對民族歷史、現狀、未來的深沉思索,表現其憂患意識。韓少功的“尋根”文學吸取了西方營養,開闊了文學視眼,活躍了創作思想,“但也存在著創作與理論的脫節和理念色彩過重,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⑦]雖然殘雪、韓少功等在與西方文化交軌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但由于當時文藝界特別是理論界支持不夠,其作品優秀之處透射出的光芒甚少,影響波及不遠,因而在這一方面繼續作積極探索的人數與層次都甚少。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省當代小說創作存在一些局限,但其老中青三級作家群陣營仍然整齊,不可等閑視之。例如:作家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套高水平文學叢書《當代小說文庫》的十多部長篇小說中,我省獨占三部——譚談的《橋》、孫健忠的《死街》、彭見明的《大澤》;歷史長篇巨著《曾國藩》、《傀儡夢》、《戊戌喋血記》、《辛亥風云錄》、《太行風云》等也都有廣泛的轟動性的社會影響。尤其是湖南文學的生力軍——中青年作家群日超活躍。他們創作陣營龐大,吸取著豐厚的文化傳統,底氣與潛力十足;且講究語言錘煉,于各種文體都進行實踐,有著廣闊的發展前途。同時,湖南當代小說存在的這些局限,也正是其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點,只有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才能找出根源。只要作家們擺脫文化上的藝術保守性,調整社會文化心理,在傳統文學基礎上積極探索新的創作道路,必然會使我省小說創作再上新臺階。
  ①丹納:《藝術哲學》P35。 ②謝海泉:《“文化造型”初論》,載《理論與創作》1993年第2期。 ③孔穎達:《禮記·大庸》④恩格斯:《反杜林論》P111。 ⑤⑦康詠秋等主編的《湖南新文學七十年》。 ⑥吳慧穎:《表現丑冷的新路與偏執》,載《求索》1988年第1期。
  
  
  
益陽師專學報127-1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龔軍輝19951995 作者:益陽師專學報127-1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龔軍輝19951995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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