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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解讀者  ——黎錦明小說地域指認性論略
湖湘文化的解讀者  ——黎錦明小說地域指認性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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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26(2003)08-0128-06
  湖湘文化按現在學術界的觀點專指湖南地區,即主要以長沙及周邊為中心而構成的地區性的歷史文化形態。湖湘文化源于兩晉后中國文化重心南移時帶來的中原儒家文化和古代荊楚本土文化。這兩種文化的交匯合流,形成了湖湘地區獨特的地域性文化。這一地域文化具有明顯的二元結構形式。一方面在思想意識層上承接了儒家思想傳統,其人格修養和道德歷練都以正統的“經世致用”、“修齊治平”為目標,具有鮮明的儒學正統特色。因此,在價值追求和人格精神上體現出濃重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特質。比如,政治參與精神和社會干預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等等是湖湘知識分子的普遍追求。周敦頤、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和森、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思想行為就具有代表性。湖湘現代小說家的創作意識也反映出這種特點。另一方面,在社會生活層上湖湘文化保持著古代荊楚蠻夷文化血脈。其民風、民俗、民性、以及心理和情感諸方面表現出濃厚的古代荊楚文化的遺風。湖湘文化的這種二元結構性鮮明地體現在黎錦明的創作意識和藝術個性上。他的小說無疑是解讀湖湘文化的一個窗口。本文擬從黎錦明小說反映的湖湘文化意蘊中,探討其小說的地域指認性特征。
      一
  所謂小說的地域指認性是指作家的藝術個性、審美品格、文化心理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指認性體現了一個文化生態系統內的群體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學傳統。由于文化生態系統不同而生成了不同類型的地域文化,積淀了不同色度的文化巖層,這一切對生活于其間的人類群體的思維意識、行為習慣具有深刻的影響。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到一個作家的審美趣味、價值取向、心理構成。其作品總會或深或淺、或隱或現地反映出特定的地域指認性。
  在人類群體中,最富人文精神的是那些創造或傳達文化精神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們往往以超出常人的對生活的觀察力和靈敏度,繼承文化傳統,理解文化精神。他們的作品也能最大限度地觀照文化的存在形式,并投影出文化的精髓,同時,使他們的作品帶上鮮明的地域指認性。老舍、沈從文、蕭紅、李jié@①人等莫不如此。一個人的心理性格、精神氣質,乃至人生觀、審美觀形成的關鍵階段是在他的青少年時期。幼時的生活經驗、審美體驗、思維形式形成的經歷等等終將影響人的一生。所以,黎錦明在走上文學道路之前,雖然只在家鄉生活了十多年,早年的家鄉生活卻給他烙下了深刻的湖湘地域文化的印記。這種印記投影到黎錦明的小說創作里,使之顯示出明晰的地域指認性。
  黎錦明出生于湖南湘潭農村一個書香門第而為名宦的家庭。其祖父是前清舉人,曾為四川學政史和安徽鹽運史,并著有《古文雅正》等著作;其父系晚清秀才,一生致力于女子的教育。黎氏兄弟八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各有所成。黎錦明六歲時就讀于私塾性質的學堂——長壙杉溪學校,開始接受以讀經為主,兼有博物、地理、算學、音樂、美術的學校教育。從小所受的以正統儒學思想為主的教育、家庭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氛、山清水秀的鄉村自然生活環境以及荊楚地域生機盎然、樸野剛勇的民風民性對黎錦明的思維意識、個性心理、審美趣味都有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使他的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與同為湘中地域作家的彭家煌、蔣牧良等相比既有共同性,又顯得更為復雜。與來自湘西邊地,主要受荊楚少數民族文化和道家文化影響的沈從文相比差異更大。在小說藝術追求方面,他時而逐周敦頤“重道輕文”之徑,在抒寫自己政治參與意識和社會關懷理想時,有的作品追求政治觀念的表達或思想意旨的體現,因而較為看重觀念意義的表白,而忽略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甚至表現出尚質輕文的傾向,如《妖孽》、《戰士的武器》、《赤峰之戰》等。被稱為“黎錦明小說成就高峰”[1]的《塵影》也有此嫌;時而又沿著楚辭的浪漫路子前行,在神秘幽怪的傳奇或凄美婉轉的愛情中傾吐著楚民的激情。如《高霸王》、《復仇》這類傳奇性作品就充溢著楚文化的浪漫精神。他在人生道路上的起伏波折,他的小說內容的駁雜變化,他的小說藝術的主觀抒情與客觀寫實的交錯替換等等,無不反映出他的創作思想的復雜性和所受的湖湘文化成分的影響。可以說,黎錦明的創作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解讀著生養他的湖湘文化。
  總體來看,黎錦明小說的地域指認性也帶有湖湘文化二元結構式的表現特征,主要體現在這兩個方面。其一,他的小說涵容了中原“溫柔敦厚”的詩經文學傳統,以現實主義的寫實手法反映民間疾苦,抨擊時弊,有著經世致用,干預社會的顯著功利性。從二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學道路始,黎錦明一直關切地注視著社會的興衰變化,其創作從最初的反帝反封建題材到二十年代后期《塵影》的政治批判,再到三十年代《戰煙》的社會剖析,這些都與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軌跡相聯系,反映出儒家心懷社稷,憂以天下的大丈夫情懷。其二,他又同時繼承了楚辭開創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以神秘詭奇慷慨激越的筆調書寫著楚人的激情和強悍的楚風,熱衷于以傳奇寫現實,以主觀抒情寫嚴肅人生。正因為他的創作表現出了湖湘文化的二元性特征——中原儒家文化傳統與古荊楚浪漫主義文化傳統的交織,使他小說的創作思想和藝術個性顯得復雜而特別。
      二
  以儒家社會關懷理想構建的創作意識和尚文輕質的藝術取向,是黎錦明小說地域指認性的一個特點。黎錦明在有濃郁儒風氣息的湖湘文化熏陶下成長,又飽得家庭私學教益,接受儒家文化思想,形成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抱負是很自然的。黎錦明與二十年代許多文學青年不同,在他走上文學之路以前,他沒有像大多數文學創作者那樣,要么留學國外,受到國外現代先進思想的洗禮;要么參加各種文學社團,在濃烈的新文化氣氛里受到影響;要么有較長時期在北大、清華這些新文化堡壘聽課學習的經歷,接受了“五四”先驅們的啟蒙教誨。但他十九歲走進北京后,卻很快對社會變化作出反應,立即融入社會革命大潮。他的政治熱情和社會關注意識,使他迅速寫出了反映社會民生問題的二十余篇小說。僅僅以他在十二歲時就去北京讀書來解釋他較早接觸了新思想是不能服人的。因為那時他還僅是一個孩子,且在兩年多時間里補習文化或習美術圖案,后因病退學返湘。因此這段生活不可能對他的思想產生太大的影響。那又怎么解釋他后來的政治敏感和對社會的積極反應呢?筆者以為這與他思想深處沉潛的湖湘文化基因有很大關系。湖湘知識分子往往都有極為強烈的政治意識,干預社會、關注社稷、承担天下道義,是湖湘知識分子優秀的人文歷史傳統。近現代文化先驅多出于浙江和湖湘,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有“經世致用”的歷史人文傳統。自兩宋以來湖南就成為著名的“理學之邦”。理學思潮推動了儒學的復興和普及,儒學走向地域化,而“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湖湘繁衍、發展”[2]。湖湘知識分子在親近儒學的傳統中修養心性,在道德準則上向儒家的大丈夫品格靠拢。明清之際,湘人王夫之(浙人顧炎武、黃宗羲)就以“經世致用”之說將治學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晚清的湘人魏源力圖以經世之學謀求國富民強,終以五十卷《海國圖志》將中國引向“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路子。尤其在近現代文化變遷時期,湖湘知識分子更是喊出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口號,顯示出極為突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使命感。從古到今湖湘地區出了那么多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與這種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歷史傳統的影響有直接關系。所以,儒家文化傳統中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抱負也深深地植根于黎錦明的思想意識中,成為他價值取向、道德原則和審美趣味的選擇標準。社會干預的意識和參與政治的熱情不僅是黎錦明小說創作的自覺,也是其小說創作的推動力。盡管黎錦明引述讀者的評語,說自己“不知道是誰家生的兒子。左不左,右不右,也不見得是超然派”[3],甚至認為不要明顯地表現作家的政治思想,只是做一個“生活與人性的描繪家”[3]。但是綜觀黎錦明的小說創作歷程,從他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后,就幾乎一直沒有放棄以自己的筆來實現其社會關懷的理想,表現出高度的社會干預意識和政治參與熱情。他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世致用”的功利特點(一般論者認為這種功利性文學就是革命文學)。這一點,與因思想激進而入獄的彭家煌、左翼作家蔣牧良、丁玲是一樣的。
  二十年代中期反帝反封建思潮此起彼伏。剛到北京不久的黎錦明就抱著“進化社會”的理想,融入現代社會文化更新的大潮。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就為中國新文學獻上了富有“五四”精神的二十余篇小說。這些作品貫穿著進化社會、新化社會、強化社會必不可少的反帝愛國精神和反封建意識。盡管他并不屬于任何文學社團流派,而事實上,儒家的社會關懷情結促使他不得不去實踐文學研究會“為苦難的人生而寫,寫人生的苦難”的文學主張。所以,反映社會的不幸,民眾的苦難,國家的積弊等等,在他的小說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二十年代中期的《一個死者》、《船夫丁福》、《小黃的末日》、《柿皮》《一幅圖畫》、《晦》、《人間》、《馮九先生的谷》等小說可以為代表。這類小說有的尖銳揭露封建衛道者的虛偽、腐朽和舊制度的非理、殘酷;有的憤怒抨擊殖民侵略者的肆行暴虐、濫殺無辜和民眾的麻木不仁;還有的描繪了中國農村兵匪燹禍、貧困凋敝的景象。這些作品無不反映出作者強烈的社會關懷精神,飽含著憂國憂民之情。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黎錦明的政治熱情和社會關懷意識毫無退減。當文壇籠罩著悲觀失望、徘徊退縮、消極頹唐時,不屬于任何黨團派別的黎錦明卻發揚踔厲,無所顧忌地以激進的思想和激烈的言辭批判政治,揭露現實。他不僅參加了海陸豐地區農民運動的文化宣傳、教育工作,而且在白色恐怖最甚時寫出了具有現實主義開拓意義的中篇小說《塵影》。1932年,“一·二八”戰爭爆發,黎錦明以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深入前線,廣泛采訪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官兵、民眾,創作了歌頌上海軍民抗擊日軍,保衛國土的中篇小說《戰煙》。抗戰時期黎錦明仍堅持參加文化界的各種抗日宣傳、教育工作,寫出了《赤峰之戰》、《戰士與武器》等謳歌“為守土而負責”、“將死亡博得勝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現出高度的關心國家社稷,重視民族安危的愛國情懷。
  如果說湖湘文化中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社會干預意識促使黎錦明像他的眾多前輩和同鄉那樣,從一個鄉村青年成為一個以小說反映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的小說家。那么,湖湘文化包孕的儒家文質觀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黎錦明的創作意識和審美趣味。這兩者—創作意旨的觀念化與藝術取向的尚質輕文,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表現得比較突出。比如,他的中篇小說《塵影》就具有代表性。小說以廣東海豐農民運動為題材,描繪了明清縣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從中國南方一隅農村政治生活中挖掘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探詢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走向和中國農民的命運。小說以儒家觀念化的藝術取向刻畫了農民運動領袖熊履堂的形象。在這個人物身上,與其說他是一個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左翼政治家,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品行端方,秉公無私,仁愛親民的社會革命家、為大同理想獻身的殉道者。在他身上,沒有一般農民英雄叱咤風云的氣勢,也沒有政治領袖激進踔厲的風范與高瞻遠矚的機謀。他為人執法憑的是良心、正直的人格。他到任后要從事的事業只是“打倒腐化分子,澄清革命空氣”,所以他的行事合于儒家的道德準則而不合于現代政治家的素質。他可以態度堅決地拒絕土豪劣紳劉萬發的賄賂求情,可以堅定果斷地回擊內部腐敗勢力的徇私枉法,他也可以為自己的理想、承担的道義視死如歸。但是,當政治形勢變化,政治勢力發生沖突時,他就不知所措。軍隊庇護土豪劣紳,從刑場劫走劉百歲后,工人農民們狂呼著“包圍團部去!……把團長拖出來打!……大家一同拼命去!”而這位農民領袖只得頓足道“這事怎么處治”,還希望團長了解民意后會改變做法。他沒有從政治上考慮這件事的性質和后果,而僅僅考慮到合民意、順民心的問題。軍隊向麇集山門口的人群開槍時,他只有“跳起來狂嘶道”,“不要放不要放!朋友!……”這個人物身上表現出來的更像一個熱心社會改革,秉公辦事、體恤民情的傳統型“父母官”。這是一個道德理想的集合體,一個觀念形態的聚合體,而不是一個血肉豐滿的活生生的藝術典型。也許是作者“尚質輕文”的創作意識導致對人物性格疏于典型化的結果,而沒有刻畫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魄力、智慧、膽識和個性。同時,儒家重人格道德修養的意識對他塑造人物(尤其担負著社會道義的“吏”這類形象)肯定是有影響的。所以,在熊履堂這個人物身上,黎錦明下筆最多的是他的正直、無私、同情心、講公理,為理想和道義獻身的精神等合于儒家思想風范的精神品格,注重的是突出這個人物身上具有的人格道德力量。所以,是黎錦明的政治熱情、社會關懷意識與審美觀中“重質輕文”的藝術取向打造出了這個另類的農民運動領袖。在這個人物身上集中了作者更多的觀念化、情緒化的東西,而喪失了構成一個藝術典型必須具備的某些更細膩、更生動合理的元素。
      三
  湖湘文化的另一重要源頭是古代荊楚本土文化。它對湖湘民眾心理性格、民風民俗乃至審美趣味的影響極大。黎錦明最有特色、最有文學價值和最富閱讀情趣的小說是那些洋溢著楚人的激情,貫穿著楚文化的浪漫精神的傳奇性的小說。在這類小說中,他以自己對楚文化精神的獨特詮釋和表現去解讀湖湘文化精神,在揮灑激情與想象中,凸現了具有古代荊楚文化風貌的地域指認性。這種地域指認性的特點具體反映在三個方面:
  第一、浪漫主義的楚文化精神特質
  黎錦明在創作上接受了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以及“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視“文學以真摯的情感為它的生命,為它的靈魂”[4]。盡管如此,但他小說的寫實風格卻與“為人生”派作家們有很大不同,尤其是他以農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與執著于現實主義寫實精神的“為人生”派作家更有巨大差別。其小說似乎并未完全沿循現實主義思想文化批判的足印,而是在傳統文化的軌跡中,昭示著楚文化浪漫精神的基因。如果說那時候同為湖湘作家的彭家煌的農村題材小說在描寫鄉村的悲劇、鬧劇中,以文化批判的立場,反觀了湖湘子民的種種文化心態、湖湘文化的存在狀態,反省著湖湘地區農民精神上的不幸,穩穩實實地踏著現實主義的道路前行。那么黎錦明的小說則在另一種激越詭異的傳奇里,寫著現實人生的種種故事,尤其是鄉土生活的景觀。在這些故事或景觀里,黎錦明再現了流淌在他性靈中的楚文化精神基質以及古代荊楚文化主觀意識的深厚傳統。
  黎錦明純粹寫農村生活題材的小說并不算多。但是,就這為數不多的作品,卻展示了作者張揚楚人文化個性的鮮明傾向,凸現出楚文化的個性特征。誠如魯迅所言:“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在作品里,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著楚人的敏感和熱情。”(5)黎錦明的農村題材的小說不象那些萌生于現實主義土壤,散發著濃郁鄉土氣息的小說。它的浪漫主義氣息傾注著作者更多的主觀性的文化體認。黎錦明在創作農村題材的小說時更注重解讀古老的本土楚文化精神,他往往能從人物的行事和故事的構造上寫出具有楚民民性的性格行為、情感心理,或者使作品涂上濃郁的楚文化色彩。所以在它欠缺寫實性的鄉土特色的另一面,是多了傳奇性的浪漫風采,離楚辭開創的飄蕩著浪漫主義精魂的文學傳統更近。
  古老的楚文化融合了南方蠻夷文化和華夏文化的元素,其地域文化中包含著強烈的尚武精神、倔強任勇的性格、富于幻想和浪漫的文學審美傳統。這些楚文化的重要特征與傳統品質成為黎錦明農村題材和愛情題材小說內質的構成基礎。他是以“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小說進入文壇”,以“傳奇性浪漫主義小說顯示獨特風格”[1]。所以,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激越的情感和離奇幽怪的情節中描寫農村生活,展現強悍浪漫的民風,刻畫湖湘子弟倔強、剛直、任勇、強悍的民性,傾吐著湖湘地域楚民的古老情懷。這類作品一般都涂抹著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主人公多勇武、強悍,羈傲不馴;故事構造充滿尚武精神、復仇精神、抗爭精神。《高霸王》寫一位豪俠的農家少年,為報收稅官兵的傷害之仇,入山習武二十年。當其重返家鄉后,嘯聚山民數千人,“替天行道”,揭竿起義,攻城掠地,印證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古老復仇精神。雖然最終全軍覆滅,但高霸王勇烈不屈的人格意識,尚武、強悍的性格,縮寫了楚文化的精髓要義。高霸王的行為是作家主觀意識的投影,它張顯著作家生命里潛隱的那種楚文化傳統意識。無論是當年喊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南公,還是后來付諸實現的楚霸王項羽,乃至小說人物高霸王,楚文化的古老精神都在他們的生命里一以貫之。收入黎錦明早年的小說集《破壘集》中的《復仇》、《鄒簫》等作品也都是描寫向丑惡、暴虐復仇的傳奇故事。《復仇》里的主人公——方板橋的遺腹子,帶著先輩的期望,帶著藝技高超的馬戲團重回故里。他要報復三十年前同黃七王爺的一場官司而招致的滅族之痛。他精湛的刀術和馬術表演出神入化,勇武超拔;他用凄切、慘厲的慷慨悲歌,傾訴了自己復仇的心志。在充滿殺氣的漆黑深夜,方氏遺族一伙人,將黃家化作劫灰后,浪跡江湖,追隨著梁山好漢的遺風仗義濟貧。《耍猴戲的》則寫湘南農村一群耍猴戲的流浪人的哀樂生活與不屈性格。他們終年過著如吉卜賽人一樣的生活,以玩蛇、斗狗、耍猴戲為生。“唱著變腔的、野蠻意味的贊歌”,吃著在柴火上連泥帶毛裹著煨熟的偷來的雞,他們身份低賤又廣受歡迎。表面上他們溫順貼服,內里卻跳動著一顆羈傲不馴的心。他們與不平的命運抗爭,與惡劣的環境抗爭,還與邪惡勢力抗爭。當官兵連長欲侮辱女藝人時,作者以奇詭的筆法寫到,不知黑暗中從那里飛來的槍響,一個仿佛鬼魅的黑影從密叢里竄走,連長躺在血泊中已沒有了聲息。官兵連長為自己的邪惡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耍猴戲的藝人以詭奇的抗爭捍衛了人格尊嚴。耍猴戲人的傳奇生活,奇幻神秘的故事結局制造出了多少令人迷惑又想象無窮的懸念。上述故事都極其簡單,內中卻蘊涵著非常豐富的文化意蘊。黎錦明通過筆下人物的行動準確地注解著古楚文化的內涵。故事的構造也沒有脫離波譎詭異的幻想色彩。在傳奇似的故事氛圍里,高霸王、方氏遺腹子、玩猴女藝人的行事撲朔迷離,故事的情節離奇幽怪、環境和人物亦真亦幻,亦古亦今。這些故事的背景并不都在湖湘地域,黎錦明卻將楚文化精神毫不顯形地植入其作品,以人物的行事勾畫出了楚人古老的靈魂,因而這類作品散發著蠻荒幻奇、孔武強悍的楚風氣息。
  第二,崇情尚性的人格追求和凄婉幻美的情感色彩
  楚地自古就有獨成一格的文化系統。“它的文化學術思想,與南方好強的民風,都是富有青春新生的氣息”[6],與溫柔敦厚,恪守王禮的中原文化相比,它更有富于情感和崇情尚性的文化品質。如同充滿朝氣,富有幻想的青年人,追求自由人格,崇尚真情真性是楚人普遍的文化心態。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以自由任性為標格的老莊哲學。這種楚人傳統文化心態也體現在黎錦明的小說里。黎錦明對于這種基于道家思想的文化心態,一方面寫了如《空惘》、《孤零者的夢》、《佞佛者》等一系列以清凈無為為主的短篇,表達了對自由任性、清凈無為之境的欣賞;另一方面,還寫了較多的以婚姻愛情為題材的作品。這類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愛情婚姻的悲劇性角色,他們為了實現愛的理想,為了爭取真情真愛,經受了世俗社會的磨難,甚至為此付出生命。黎錦明在他們的身上挖掘出了楚人崇情尚性,追求人格自由和美好理想的天性。他們雖然承受著生活的不幸,忍受著社會的不公,甚至咀嚼著愛情的苦澀,但不能改變他們追求人格自由,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志。荷香的男人是一個借債也要吸鴉片的癆病鬼。荷香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躲避當窯姐抵債的厄運外出幫傭,并愛上了一同幫傭的長工。在鄉紳少爺的糾纏下,荷香為了心中那份真摯的情感而與情人同服有毒的水莽草,雙雙殉情。在現實的逼壓下荷香選擇了用生命捍衛理想。而癡心追逐愛情的鄉紳少爺也在神志昏亂中墮崖而死(《水莽草》)。唐寡婦是勤勉、善良、膽小的農婦,她把流浪漢漢生接到家里居住。為了愛情她受盡鄉人的白眼。當她得知情人背棄了她后,以投水自盡、撒賴放潑的手段大膽地表達自己憤怒的情感,她尋死覓活被救上岸后還要跑進城吵鬧。以一種湖湘蠻民特具的倔強、強悍和氣盛的個性去保衛愛情(《唐寡婦》)。這些人物為了理想和愛情而生而死,他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情感的歸宿,更重要的是一種自由任性的人生境界,他們的行為性格體現了楚民崇情尚性的個性特點。
  楚文學特有的浪漫色彩,不僅是復仇、抗爭類故事營造的美學調色劑,也是愛情類故事情感構成的發酵劑。因此,黎錦明小說中的愛情故事,宛如楚辭的愛情哀歌,凄厲纏綿、執著感人。瑪珊因戀愛失身被有封建意識的畫家丈夫忍痛拋棄。瑪珊悲泣申述終不能挽回愛情,畫家失去愛情后也日益衰頹。四年后頹廢派畫家已成大名,在一次藝術團體的宴飲中畫家偶遇已成梨花大鼓藝人、改名為筱落梅的瑪珊。伴著鼓音筱落梅唱起令人心顫的哀曲,傾訴了如夢一般逝去的愛情和不幸的人生。畫家對這個“深情的女子”復燃舊情,想請她團聚。卻遭筱落梅回絕(《一個畫家的妻》)。在這個悲歡離合的傳奇故事中,纏繞著凄涼哀婉的情愫。最后的結尾不是以大團圓的結局昭示儒家的倫理訓誡,而是以瑪珊的回絕給人們留下九曲腸斷而又想象無窮的凄美感受。這一點有如沈從文的《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帶給人的審美感動。閻瘤大為了兩小無猜的童年伴友梅喜而苦苦守候。梅喜出嫁后,閻瘤大懷著對梅喜的無限依戀打發著若沉若浮的人生。當梅喜死了男人又再嫁他鄉后,閻瘤大再沒有勇氣生活,為枯守了多年的愛情,閻瘤大心血盡竭,直到瘋癲死去(《株守》)。閻瘤大對愛情的執著堅定,苦苦守望,最后為愛情付出一生乃至生命的行為,不僅是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抗爭,更體現出楚人執著于理想的天性,以及追求美好愛情的浪漫心理。其中依然回蕩著楚辭那樣為愛、為理想而柔腸寸斷的凄美哀婉的情感。
  第三,湖湘地域具有古楚風韻和鄉土氣息的民風民俗。
  民風民俗通常表現在地域性社會群體的常態生存形式中,是最富民間特征的文化存在形式。湖湘地域的民風民俗大多延續著荊楚本土傳統風習。雖然黎錦明自小生活在鄉村環境里,在湖湘地域富有鄉土氣息的民風民俗中成長。但他十二歲就離家在北京、長沙等地讀書,對社會下層民間生活的體驗并不象在民間長大的沈從文那樣深刻和豐富。所以他的鄉土題材的作品量少,鄉土民間特色也較欠缺。可他畢竟曾沐浴過楚風湘雨,不可能不對湖湘地域的民風民俗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少量農村題材作品中仍可見到湖湘地域特有的民風民俗的鮮活痕跡。如《株守》、《馮九先生的谷》等。而黎錦明最有鄉土特色的作品是《出閣》。它用風趣、清新的筆調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湖湘山村鮮明活潑的婚俗畫,可以稱得上是他解讀湖湘民間文化的樣本。小說如作者自論“是無主題”的,因為作者要表現的只是一截湖湘地域生活里民風民俗的小片段,反映一種湖湘鄉間民俗釀造的生活情趣和生存樣式。所以,黎錦明只在短小的篇幅中,描繪了四姑娘出嫁時,與她情義相投的同村玩伴充當她的轎夫,一路上與她嬉笑戲嘲的情景。其間穿插著湖湘農村送嫁、哭嫁的婚俗、鄉村生活風情以及湖湘地域優美秀麗的鄉村自然景致,極富生活情趣和湖湘地域鄉土特色。而在美學風格上也以它輕靈婉轉、浪漫活潑的藝術情調盡現楚辭遺風。
  綜上所論,黎錦明是湖湘文化的解讀者,他以自己的小說解說湖湘文化的精髓。他以自己小說的獨特地域指認性凸顯了湖湘文化的二元結構特征,反映了楚辭開創的浪漫抒情傳統。如果說他的小說尚有人物刻畫粗糙、結構松散、情節蕪雜等弊[7],那么他對湖湘文化解讀的精到、準確是可以遮掩這些瑕疵的。
  收稿日期:2003-04-01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成都128~1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賈劍秋20032003黎錦明是活躍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湘籍作家。他的小說解讀了湖湘地域的獨特文化形態和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二元結構對他的創作意識和藝術個性有深刻的影響。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地域指認性正是這種文化二元性的形象體現。黎錦明/小說/湖湘文化/地域指認性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賈劍秋,女,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成都128~1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賈劍秋20032003黎錦明是活躍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湘籍作家。他的小說解讀了湖湘地域的獨特文化形態和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二元結構對他的創作意識和藝術個性有深刻的影響。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地域指認性正是這種文化二元性的形象體現。黎錦明/小說/湖湘文化/地域指認性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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