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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現代性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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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中國現代性發生,傳統社會解體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陷入了一種生存困境,同時也開始了漫長的身份認同的歷程。由于知識分子是現代性的載體,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歷程可以解釋現代性在中國的命運。
  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基于三個層面,即對家族(祖先)的社會認同、對國家(皇帝)的政治認同和對儒教(孔子)的文化認同。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也是傳統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民間社會,傳統民間社會實際上就是家族。傳統知識分子不是獨立個體,也沒有社會活動的空間,而是家族成員,他們沒有從家族中分離出來。傳統知識分子不僅在家族中生長,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盡孝,延續家族事業是他們的最基本的職責。如果不能出仕,就做鄉紳,為家族服務。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為國效力,光宗耀祖。將來致仕,就榮歸故里,造福桑梓。總之,家族是最后的歸宿,不僅在生活意義上,而且在精神意義上都是如此。傳統知識分子可以沒有國,但不能沒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時,往往就回到家族去,從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謂歸隱,實際上是回歸家族。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內圣外王”,“內圣”是“修身”,而“齊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礎,最高理想是“治國”、“平天下”。因此,國家成為傳統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這種“外王”理想不僅僅是一種功利行為,由于它與“內圣”聯系起來,因此也是一種最高的人生境界。
  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學說幾乎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全部知識來源,它既是一套道德—政治學說,又是一種信仰體系(所謂“內在的超越”),沒有發生形上與形下、經驗與超驗的分化,也就是所謂“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準哲學和準宗教。儒家學說不僅論證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終極價值。這就是一種“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動(齊家、治國)具有了神圣的意義。在傳統社會里,往往有一個最高的權威即“卡里斯瑪”,成為整個民族的信仰。中國傳統社會的“卡里斯瑪”是家族(祖宗)——國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體,中國知識分子也是這個“卡里斯瑪”的信仰者和論證者,同時也在這三個層面上實現了自我認同。
  現代性是一個“祛魅”的世俗化過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卡里斯瑪”解體,傳統家族、國家、儒教被摧毀,“圣”淪落為俗。
  現代性的發生,意味著家族的解體和家族權威的衰落。由于外國資本的入侵和國內資本的產生,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經濟,現代城市興起,造成農村破產,家族解體。同時,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他們雖然大多數出身于農村,但不可能再返回農村,而是脫離家族,流入城市,成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識分子發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倡導個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對家族制度,家族主義因受到個性主義的沖擊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廣泛的共鳴,就在于抨擊了舊的家族制度,謳歌了個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變成了罪惡的淵藪,祖先這個民間的“卡里斯瑪”也失去了魔力。知識分子因此脫離了家族的羈絆,獲得了人格的獨立。
  現代性的發生,也摧毀了傳統國家,致使君權崩潰。在西方列強的打擊下,傳統國家日趨衰微,君主權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變法和革命發生,傳統的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1905年清政府被迫廢除科舉考試制度,斷絕了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聯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體,而且也打倒了皇帝這個政治“卡里斯瑪”偶像。從此,中國知識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從國家的束縛下得到解放,變成了自由知識分子。
  現代性作為現代理性精神,也摧毀了儒教。儒學不僅由于傳統社會的解體而衰落,而且在西方傳入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沖擊下瓦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舉起科學、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學是傳統的倫理思想體系,缺乏科學精神,因此科學主義乘虛而入;儒學泯滅個體價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產生,他們不是私塾中讀四書五經出來的舊士子,而是國外或國內洋學堂里培養出來的城市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儒家傳統學說變成現代科學和人文知識。對孔子的批判毀滅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瑪”偶像,使其失去傳統思想的約束,獲得精神的自由。
  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掙脫了傳統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獨立個體的身份。他們環顧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慮和彷徨,不知道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發生了所謂身份認同危機。身份認同危機包括社會認同危機、國家認同危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是全面的生存危機。正是為了擺脫這三重危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尋根。
  家族的解體和家族主義的衰微,使新知識分子獲得了自由。但是,這也造成了個體生存的危機和社會認同的危機。外國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進社會,從事自由職業;而中國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卻很難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因此,魯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西方的問題)因為傳統中國沒有市民社會,只有家族即傳統民間社會;而由于市場經濟極不發達,傳統中國的解體并沒有立即創造出一個市民社會,沒有給新知識分子留下一個足夠的生存空間。新知識分子不能回到傳統家族中去,又無法在市民社會中立足,難以找到固定職業,于是成為一群社會“流民”。這種生存狀況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即知識分子能否融入社會并成為社會的積極成員的問題。顯然,成為社會流民的知識分子只能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而不能成為積極的建設力量。成為社會流民的知識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據,它原來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現在本應由市民社會來承担,卻由于市民社會發展的受阻而喪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價值危機,孤獨的個體無所附麗,價值選擇就失去了根據。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民間社會的生存空間,他們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領域。傳統士子可以經科舉考試進入政治領域,成為國家的工具,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知識分子便喪失了晉身之階,與國家分離,成為失去依托的孤獨個體。雖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政府,以后國民黨政府也建立了公務員考試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亂,就總體而言,還缺乏知識分子從政的正當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形成一個發達的公共社會,各種社會組織、團體、政黨和輿論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識分子沒有正常的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識分子身上并沒有消失,而是轉化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這種政治熱情受到壓抑,于是,他們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為革命知識分子。這就是說,傳統國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毀,新知識分子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危機,他們與國家政治體制相分離、相抵觸,成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與國家分離的表現,也是重建新國家以達到與國家融合的努力。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本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專門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是抱著實業救國的志向或職業的興趣選擇各種學科的,但由于市場經濟的落后而難以成為自由職業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驅使,于是他們就放棄自己的專業和職業,由“專門的知識分子”轉化為“普遍的知識分子”,即啟蒙知識分子和職業革命家,如魯迅、郭沫若棄醫從文,胡適由學農學而改學哲學等,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更成為職業革命家。在中國,“普遍的知識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為啟蒙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很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運動,本來胡適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專注于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表明了對國家的獨立性。但僅僅過了數年,思想啟蒙就轉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機和社會問題的緊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會沒有成長起來,啟蒙未能收到廣泛的社會效果,大眾仍然沒有覺醒,從而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急躁情緒,最后很快放棄啟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適等人雖堅持啟蒙,但已經把重心轉向當政府的“諍友諍臣”,結果碰壁。
  儒教的毀滅,也導致新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文化認同危機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現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進科學、民主,只是在“用”的層面重建中國文化,忽略了對“體”的層面的引進和重建;而由于傳統的“道”的失落和新的“體”的缺失,導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學、民主可以解決社會變革問題,但不能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生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和對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圖以新的“用”取代傳統的“道”、“體”,這不但沒有解決終極價值和信仰的缺失問題,反而使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因此,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文化的接受就隱含著危機。他們的終極追求受到壓抑,而科學、民主信念的正當性也缺乏終極的論證。一些留學西方的新知識分子之所以后來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如學衡派),除了民族主義之外,還由于引進的西方文化缺乏終極價值,從而導致對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彈。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現代的,因此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為了啟蒙,他們引進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傳統。中國本土文化成了異質文化,而西方文化又遠離傳統,得不到傳統文化的“支援意識”,這就造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失根。他們在中西文化之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無所適從,成為文化的“流民”。如魯迅一方面對傳統文化深惡痛絕,稱之為“吃人的宴席”,主張“別求新聲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個民族主義者,對西方文化極為排斥,寫于五四時期的小說《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這種潛意識。他由五四時期的西化轉為革命時期的反西化,也體現了新知識分子的這種文化漂流狀況。
  新知識分子在現代性進程中發生身份認同危機,成為“社會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產生一種現代性焦慮,這是新知識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狀態。中國現代性的精神氣質,從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與階級的怨恨),從知識分子方面看則是焦慮,這與知識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關。從表面上看,新知識分子的革命選擇是基于現實功利目的——救國救民,與形上追求無關,但實際上更深刻的精神動力是獲得終極價值和重建生存家園。現代性焦慮是生存性的危機感,首先是由于脫圣入俗而產生的恐懼和憂慮。新知識分子在現代性的沖擊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魯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個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經有一段苦悶、彷徨,這不僅僅是由于找不到救國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現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慮。他對人生有一種深刻的懷疑,潛藏著一種悲觀主義的哲學,這種懷疑和悲觀幾乎終其一生伴隨著他,不論是在信仰激進自由主義的五四時期,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時期,這種焦慮都沒有完全消除。魯迅的深刻之處就在于他沒有掩飾和抹殺這種焦慮。現代性焦慮還表現為知識分子對現代性既渴求又充滿疑慮。由于對現代性的渴求,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對于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和“主義”采取拿來主義,不管是自由民主主義還是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國學會”都是如此。同時,他們對現代性又充滿疑慮,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意味著脫圣入俗,意味著終極價值的失落,意味著反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壓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識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變的,這種改變基于對現代性的不信任。如處于新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梁啟超就曾主張過保皇主義(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義(辛亥革命后至五四運動前)以及保守主義(五四運動后);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也都改信過各種主義,最后才選擇了共產主義。正是基于這種現代性焦慮,才導致新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選擇了現代性,五四以后又選擇了反現代性,從而使中華民族和知識分子本身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坎坷命運。
  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尋找生存家園的歷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義的破產,新知識分子離開家族走向社會;而由于民間社會尚未形成,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社會流民。于是新知識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隊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許多新知識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愛國愛民的信念才參加革命的,但找到社會歸屬感仍然是重要的動機。革命隊伍的核心是革命政黨,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黨,后者僅僅是世俗的政治組織,黨員保留著獨立性,而前者則是神圣的“家族”,黨員和革命隊伍的成員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個體完全融入集體,“把一切獻給黨”;由于黨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入黨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義,從而找到了生存的意義。這就是說,在革命隊伍里新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社會認同。
  由于新知識分子與國家分離,從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們就在革命斗爭中摧毀舊的國家,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并重新獲得國家認同。這個新的國家就是前蘇聯社會主義提供的樣板。革命是新知識分子取得與國家一體化的唯一途徑,在革命中知識分子獲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從而結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歷史。新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這種政治理想是與共產主義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終極價值,達到了“外王”與“內圣”的一致。
  傳統文化的瓦解,導致文化的脫圣入俗,新知識分子喪失了文化認同,成為文化流民。他們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學中尋求超越,這是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特征決定的。于是,新知識分子就開始尋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體用不二的文化。前蘇聯傳入的革命理論即東方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學和最先進的意識形態的身份與現代性相銜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義的品格即共產主義學說重建了革命的“體”和“道”,從而具有了形上的意義。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在1918年11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5卷5號上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報》文章的話:“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有了BOLSHEVISM于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并指出:“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運動所風靡。”在與眾多的西方現代性思潮的斗爭中,特別是與三民主義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能最終取得勝利,它的理想主義品格和終極關懷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中實踐馬克思主義,不僅實現了救國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從而獲得了文化認同。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新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回應經歷了肯定和否定的歷史回合: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與五四時期接受了現代性,導致脫圣入俗和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危機。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識分子以反現代性的方式進行了重建社會、國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獲得了自我認同。在建國后,進一步完成和強化了這種反現代性的建構。
  在建國后,按照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性質是國家與社會不分,國家對社會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經濟上的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文化上的意識形態一元化等。這就重新建構了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生活世界,知識分子在這個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們也認同了這種存在。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民間社會的存在,家族也被消滅(國民黨通過農村破產和城市化有限地消滅了家族,共產黨則通過土地改革和集體化徹底地消滅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單位”。單位不僅是生產單位,而且是國家的細胞、人民生活的共同體,它在黨政機構的直接領導下,集國家的幾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國家管理成員的經濟生活(生產以及一切社會服務等)、政治生活(通過黨組織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監督階級異己分子)、執行法律(治安保衛甚至有送勞動教養的司法權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會、青年團、婦聯等主要工作)。每一個人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工人屬于工廠,農民屬于人民公社,干部屬于機關,知識分子屬于文化教育等事業單位,就是沒有工作的人也有相應單位管理,如學生屬于學校,家庭婦女屬于街道居民委員會。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社會流民的歷史,成為單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單位是國家的細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識分子融入單位就得到了歸屬感、神圣感,產生了一種忘我的集體主義意識。在單位體制中知識分子獲得了社會認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園。但是,這是以犧牲知識分子的特性為代價的,他們不再是自由知識分子,而成為單位的屬人。
  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知識分子主要是作為小資產階級成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時,知識分子憑借自己的知識獲得了“國家干部”的身份,雖然低于黨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數人改造好了還可以入黨,轉化為黨政干部。這樣,知識分子就結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獲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獲得這種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徑,為此知識分子也經歷了各種磨難,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畢竟獲得了國家認同。這種認同是與共產主義的神圣使命相聯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義,它成為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最高理想。國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能被“洗腦”,為什么無怨無悔地認同社會主義。他們不明白,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著實現了“內圣外王”的使命。
  建國后,通過思想改造和學習教育,知識分子實現了由自由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從而獲得了新的信仰。與革命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這是唯一的現實。同樣的是,他們大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虔誠的,對自由主義的清洗是徹底的。支撐著他們的除了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外,還有崇高的終極價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徹底消失的文化中,馬克思主義是唯一能夠給予他們神圣意義的學說。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獲得了新的文化認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瑪”。
  總之,經過長期的追尋,中國知識分子終于獲得了身份認同,包括社會認同、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這就是以單位(集體主義)——黨和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新的“卡里斯瑪”。這種身份認同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生存危機的逆向反應。但歷史并沒有到此終結,一方面傳統社會主義存在著內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與新知識分子間也有矛盾,這一切導致它必然發生變革。傳統社會主義雖然為新知識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但也使他們付出了犧牲知識分子的特性的代價。這種特性就是獨立的身份、自由的思想,這是在傳統文化解體后本應確立的,由于歷史條件的不成熟而喪失了。改革開放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改造,是對現代性的全面建設,從而提供了恢復知識分子特性的歷史契機。市場經濟的興起,將形成一個民間(市民)社會,并打破人才對單位的依附和國家對人身的全面控制,使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自由職業者,獲得獨立身份,得到新的社會認同。政治改革將推進民主化進程,并形成一個公共社會,從而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生活開辟空間,得到新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的變革也將使文化生活多元化,從而為知識分子的自由思考提供空間,得到新的文化認同。這意味著知識分子開始了又一場身份認同,而這是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價值取向上進行的,它實質上是對現代性的體認,從而獲得真正的自我認同。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2~106G0文化研究楊春時20072007
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認同
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摧毀了傳統知識分子對于家族的社會認同、對于國家的政治認同和對于儒教的文化認同,使新知識分子發生了身份認同危機。中國現代性的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尋找精神家園的歷史。隨著革命及新中國的建立,這種危機得到特殊形式的解決。改革開放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新的身份認同。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02~106G0文化研究楊春時20072007
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認同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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