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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獲》風波引發的思考——談談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
由《收獲》風波引發的思考——談談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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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在魯迅研究者和廣大讀者心目中,魯迅作品的經典地位是確定無疑的。所以,有的學者寬心地說:“魯迅作品已經進入經典,無須任何人來保衛。”
  何謂“經典”(canon)?據我理解,文學經典應該是歷代作家作品中長存在讀者記憶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說,是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它垂范后世,但卻為數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卻比流行更為久遠。每次重讀,都會感到歷久彌新。判斷經典學術價值的是批評家,決定經典流傳價值的是讀者群——在經典與讀者之間,也經常進行互動。
  毫無疑義,經典的構成有其相對穩定的因素,也就是說,判斷是否成為經典有其客觀的標準,如內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復性,思想的穿透力,對歷史進程和文學自身發展的推動作用,等等。但經典又是流動的,隨著時代的變遷,觀念的更新,長期被人視為經典的作品也會受到質疑挑戰和重新審視。在這種再選擇的過程中,偽經典將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經典卻經過沖擊和磨礪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無論古今中外,經典作品都會面臨諸多挑戰。
  從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魯迅研究也遭遇到多方面的沖擊,其中有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流傳到中國之后發生了嚴重變形的后現代主義,那些制造“斷裂”、揚言要一腳踢開魯迅的新生代、后新生代,還有質疑國民性理論、把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曲解為殖民話語霸權的“新左派”……這些思潮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場顛覆魯迅的“完美風暴”(這是借用沃爾夫岡·彼德森執導的一部好萊塢大片的片名)。不同個人挑戰魯迅的方式也不同,其中有學理式的,也有流氓式的。最近在魯迅研究領域掀起的一場風波,是由今年3月25日出版的《收獲》文學雜志第二期引發的。
  《收獲》2000年第2期引發的風波
  在這期《收獲》開辟的“走進魯迅”專欄中刊登了三篇文章: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王朔的《我看魯迅》,林語堂的《悼魯迅》。
  馮驥才認為,魯迅的“功”表現在他的小說選擇了獨特的文化視角,即國民性批判。“魯迅用他那獨特的眼光穿透國民性,在當時有意義,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義。”魯迅的“過”在于他對國民性的批判來源于西方傳教士的東方觀,即所謂“東方主義”。這些傳教士對中國國民性的分析不僅是片面的,還是貶意的或非難的,在他們對中國國民性批判的背后隱藏著一幅陳舊而又高傲的面孔,而魯迅的作品卻把這種西方中心主義嚴嚴實實地遮蓋了。
  在王朔看來,魯迅周圍始終有一種迷信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現在對魯迅的頌揚,有時到了妨礙我們自由呼吸的地步,所以他要對魯迅來一番解構。你說魯迅是革命家嗎?他說魯迅單槍匹馬,永遠翻著白眼,逮誰跟誰急,專跟小人斗。你說魯迅是思想家嗎?他跟他的朋友卻認為魯迅的思想實際上沒有什么新鮮的,不能給國家民族指道;特別是晚年被蘇聯蒙了,誤認為那兒是王道樂土。你說魯迅是文學家嗎?他卻認為魯迅也沒有更多的優秀作品。短篇小說有好有壞——失敗的作品中包括魯迅為新文學奠基的《狂人日記》和享譽全球的《阿Q正傳》;特別是沒有長篇,因而成不了文豪。王朔說,一個正經作家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經過他這一番拆卸,魯迅就變成了什么都不是。
  在我的記憶中,林語堂追思魯迅的文章主要有四篇。最早的一篇《魯迅》寫于1928年,原文是英文,譯成中文后發表在1929年出版的《北新》雜志3卷1期。林語堂在這篇文章中回憶了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的經歷,并把魯迅比喻為“白象”——象多為灰色,白象因而顯得難能可貴。在《兩地書》中,“小白象”成為許廣平對魯迅的昵稱。《憶魯迅》和《記周氏兄弟》兩篇,是林語堂晚年在臺灣寫的。《收獲》選發的《悼魯迅》一文,是林語堂1936年11月22日客居紐約時寫的,次年發表于《宇宙風》雜志。這時林語堂跟魯迅的關系已經由“相得”惡化為“疏離”。他在這篇文章中將魯迅定位為“戰士”,這是對的,但卻抹殺了魯迅戰斗的原則性與嚴肅性。他用游戲筆墨為魯迅畫象,把魯迅描繪成“無名火發,無名興嘆,不交鋒則不樂”的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好像魯迅是在為交鋒而交鋒。
  《收獲》雜志關于魯迅的這三篇文章發表之后,在魯迅故鄉浙江紹興引起極大反響。5月22日,紹興市政協委員、紹興市作家協會主席朱振國以會員身份致函中國作家協會,憤而予以批駁,并大聲質問:如此“集束炸彈”貶損魯迅意欲何為?這封公開信認為:“概括《收獲》上的三文,可以說馮驥才的開篇是‘點穴’,王朔賣點是‘抹糞’,林語堂壓卷是‘漫畫像’。”他進一步指出:“對待歷史人物,尤其是文化偉人,我們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態,宗師、奠基人、開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難免的,但他們的歷史地位永遠是不可動搖的。想以對巨人的輕侮襯托自己的高明,或以為巨人已長眠地下不可能辯護和抗爭而顯得猖狂,只能證明自己的愚蠢、淺薄和卑劣。《收獲》雜志封面上赫然打著‘巴金主編’,我們知道巴老是崇敬魯迅的,他在1983年來紹參觀魯迅紀念館時,留下了‘魯迅先生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題詞。讀者迷惘的是:這次《收獲》討伐魯迅,到底是出于怎樣的考慮?作為我們協會主席和刊物主編的巴金知不知道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這次‘倒魯’是誰策劃又代表了誰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結尾,朱振國要求中國作協機關報《文藝報》刊出這封公開信并作出復示。
  朱振國的文章首先刊登在《紹興日報》,接著,在中央有關負責同志的支持下,新華社就此事發了消息,題為《貶損魯迅引起作家朱振國質疑》。有些報紙也就此事刊發了專訊,如《中國青年報》消息的標題為:“紹興作協主席質問《收獲》:貶損魯迅,意欲何為”。6月1日上午,紹興市魯迅研究會、紹興市作協、紹興市文聯、紹興市社科聯的有關人士還召開了“反對貶損魯迅座談會”。與會者表示:“作為魯迅故鄉的文學和社科工作者,我們有職責、有義務捍衛魯迅精神,讓魯迅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對于朱振國的文章,《收獲》雜志的副主編肖元敏、程永新作出了強烈反映。程永新、肖元敏答《紹興晚報》《勞動報》記者問的標題分別為《走近魯迅,用心良苦》,《走近魯迅,何錯之有》。
  程永新答辯的要點是:近年來社會上對魯迅的議論很多,《收獲》開辟的“走近魯迅”專欄是開放型的,接受各種聲音,從各種角度觀察、感受魯迅。編輯的初衷是讓熟悉魯迅的老一輩人和我們同時代的作家從各個角度、多方位地論述魯迅先生,使讀者走近一個同樣有著七情六欲的真實的魯迅。馮驥才、林語堂,包括一貫口無遮攔的王朔,都是在肯定魯迅的大前提下展開討論的,而且,態度也是誠懇的。肖元敏也答辯說:“魯迅是人不是神,大家都有權評說。至于我們雜志社,本身不發表觀點,只是提供一個舞臺,讓作家討論,讓讀者議論。有多種聲音,并不見得是壞事。”
  中國作家協會并沒有對朱振國的公開信公開表態,而只是在6月10日出版的機關報——《文藝報》“作家論壇周刊”開辟了專欄。在“魯迅是中國現代進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標題下發表了北京召開“魯迅研究熱點問題討論會”的消息,題為《魯迅的革命精神不容褻瀆》。另一篇是《文藝報》記者金盾采訪陳漱渝的訪談錄,題為《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繼承他》。這篇談話的要點是:一,從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魯風”,實際上是1998年文壇“斷裂”事件的延伸和繼續。如果不認真研究導致產生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并加以妥善解決,而單就魯迅論魯迅,那就會糾纏不清,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二,魯迅并不是不允許批評的。就連對魯迅評價最高的毛澤東,也多次談到魯迅的弱點和局限性。所謂“貶損魯迅”,并不包括對魯迅歷史局限性的科學分析,更不包括魯迅研究領域的不同學術見解,而是專指那種背離事實和學理,一心顛復魯迅的噪音。三,對前人不要抹殺,而要跨越。但跨越前人,又首先要繼承他。如果把魯迅當作絆腳石踢開,恐怕只會傷了自己的筋骨。
  《收獲》第二期“走近魯迅”專欄刊登的三篇文章,在社會上的不同層面引起了不同的議論:
  一,關于“保衛魯迅”的提法。一些學者對“捍衛魯迅”的姿態提出了疑問。他們認為應該用平常心態來對待批評魯迅的聲音。“我們不是皇帝,沒有壓制別人的理由,命令別人的資格。不能有人不喜歡魯迅就火冒三丈,就想叫我們國家制定一個不準說魯迅壞話的法令。”把批評魯迅的做法稱之為“貶損”,是過去階級斗爭時期的心態和眼光,體現出一種話語霸權。另一些學者認為,所謂“保衛魯迅”,是指維護魯迅的正確方面,即仗義執言。魯迅生前也曾為他的老師章太炎,他的朋友劉半農,他的追隨者胡風、巴金、黃源辯誣,維護他們的正確方面。當魯迅被曲解、被丑化時,有人據實澄清,據理反駁,屬于“正當防衛”。“貶”是貶低,“損”是損害,這并不是階級斗爭時期的專用名詞。
  二,學術和政治的界限。有人說,魯迅研究是一個學術問題。“尊重魯迅是你的權利,不尊重魯迅是他的權利。我們不能因為魯迅是偉大的,就認為他在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問題上,天然享有特殊政治保護權和特殊名譽保護權。不能一聽人家對魯迅說了一些不同意見,就懷疑人家的動機,以為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這是非常不好的習慣。在政治上輕易懷疑別人的動機,是非常時代才有的陰暗心理。”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并不是對魯迅發表一些不同意見就會成為政治問題,但目前對魯迅的貶損卻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情緒。魯迅去世已經六十四年,還難以擺脫毀譽交加的境地,爭來爭去,說到底,是爭“現在”,爭“活人”的事情。“當前有人不敢正視現實人生的實際問題,便把目光轉移到魯迅身上,企圖通過魯迅來發泄自己對某些現實問題和現實人物的不滿。”比如說魯迅為專制所利用,成為扼殺自由思想的工具,等等,就無異于“對著和尚罵禿驢”。爭奪對魯迅著作的詮釋權,反映的正是挑戰主流意識形態與維護主流意識形態之爭。持這種意見的學者還進一步指出,對魯迅的評價問題不僅僅是對一個中華民族曠古耀今的偉大作家進行評價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乃至幾代中國先進的文化人思想發展道路的評價問題;說到底,是堅持還是放棄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問題。
  三,如何遏制貶損魯迅的思潮。有學者認為,出現這種思潮是因為目前禁區太多,造成了人們的心理逆反;同時,魯迅研究界自身也存在不少問題。俄羅斯人并沒有因為列寧贊揚過托爾斯泰就說托爾斯泰的壞話,因為那里人們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包括對待列寧,盡可不必說話繞彎子。在目前的魯迅研究領域中,還有不切實際的拔高以維護完美的情況。有的研究者習慣于在魯迅的光輝與深刻方面不斷加碼,成為了一種潛在的造神趨向。這樣就會在有意無意之間造成了魯迅跟當代讀者的隔膜。另一種意見是,當前由于世界格局的多極化,國內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種形式,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當前存在的錯誤思潮有種種表現,如移植多黨制,提倡私有化,丑化黨的領袖,宣揚歷史虛無主義,誣蔑革命專政,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鼓吹“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等等。詆毀和丑化五四以來黨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咒罵魯迅,抬高其對立面,也是這股錯誤思潮中泛起的泡沫。因此,應該根據新形勢、新特點,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同時也應該加強魯迅研究自身的學術建設,以對面臨的種種挑戰作出有力的學理回應。
  《收獲》風波引起的不同意見,有些并不是截然對立、互相排斥的,而是能夠相通互補;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同一問題,通過切磋逐漸擴大共識。比如,發表上述不同見解的人,盡管分歧明顯,但幾乎都不在學理層面上支持馮驥才、王朔的意見,都表示肯定魯迅的歷史地位,甚至都對魯迅懷有崇敬之情。看到這一點,我們也就看到了魯迅研究的樂觀前景。
  關于馮驥才、王朔談魯迅的兩篇文章
  馮驥才是一位有才華的當代作家,我毫不懷疑他對魯迅的崇敬之情。但是他的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既是對魯迅文本的誤讀,也是對后殖民理論的誤用。
  馮驥才的文章直截了當地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于西方人的東方觀。”也就是說,阿Q及其子孫的劣根性并不是他們所固有的,而是用西方傳教士的價值標準觀察和評價的結果。魯迅是在按照西方人東方主義的眼光診斷中華民族的精神雜癥,客觀上印證了西方征服東方的合理性。
  什么叫做“東方主義”?按照美國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9年紐約文特奇出版社出版)一書中的解釋,這是西方人出于對東方的無知和偏見而建構出來的一種“東方神話”。在這些西方人眼中,東方人一方面有著“懶惰”“愚昧”等惡習,另一方面又具有“香格里拉”般的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說到底,東方主義本質上是西方試圖制約東方而創造的一種政治教義,始終充當著歐美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柱。如果魯迅果真上了東方主義的當,那么他在客觀上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幫兇。
  在魯迅著作中,國民性與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是同義詞,主要指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特質和由此形成的特有民族性格、民族風采、民族情調。國民性是一種相對于個性(Personality)的概念,它代表了該民族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精神氣質,但絕非代表該族群中的所有人。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形成過程中,曾經受到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A.H.Smith, 1845-1932)《中國人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的影響,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也受到了該書日文譯者澀江保的影響,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然而,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形成有著更為深廣的中外文化淵源,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氛圍。此外,魯迅對待史密斯的著作始終持有科學分析的態度。他一方面指出《中國人氣質》一書“錯誤亦多”(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國人“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是中國人。”(《且介亭雜文末編·“立此存照”(三)》)
  中國近代改造國民性思潮產生的社會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基于當時先進中國人拯救民族危機的迫切愿望。舉世公認,在明代以前中國的科技和國力曾經在全球占據領先地位,也為歐洲文藝復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資源。即使清王朝建立之后,還出現過中國歷史上可以傲視漢唐的康乾盛世。但后來由于閉關鎖國,昧于時世,整個官僚機構驕奢淫逸,貪污成風,由政治腐敗而造成軍事懈怠,武備廢弛,到十八世紀末已由盛世轉為衰敗,到十九世紀中期更進一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繼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相繼失敗之后,先進的中國人一方面通過武裝起義推翻冥頑不靈的清王朝,另一方面又從國人本身的弱點思考中國屢戰屢敗的原因。梁啟超率先提倡“新民說”,指出“新其政”必須“新其民”。他還倡議成立“知恥學會”,提倡“自誦其恥”,反對“自諱其恥”(見1989年9月26日《時務報》第40冊),以改變“民氣散而不聚,民心獨而不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的狀況。梁啟超還寫過《呵旁觀者文》,指出“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這跟魯迅揭露的“看客”現象是一致的。
  對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產生明顯影響的還有他的老師章太炎——這一點魯迅研究界此前似乎研究得不太充分。比如,許壽裳《回憶魯迅》一文(收入《我所認識的魯迅》)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話:“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與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這是他們在留日時期診斷中國國民性病根所得出的結論性意見。“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是兩個冷僻的成語。它們的出處在哪里呢?經過我跟我的學生林敏潔共同研究,發現這兩個成語出自章太炎的一篇文章《印度中興之望》,載明治四十年10月25日在東京出版的《民報》第17號。在這篇文章中,太炎先生將佛國印度跟當時的中國加以比較,指出中國人患有六種精神痼疾,即詐偽無恥,縮nǜ@①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顯然,在太炎先生指出的這六種精神痼疾中,魯迅認為最嚴重的是一和六這兩種。詐偽無恥即互相欺詐,也就是目前仍要大力治理的信用污染,這是缺乏“誠”的表現。猜疑相賊是指人與人之間勾心斗角,互相傾軋,這是缺乏“愛”的表現。不過,太炎先生是希望通過弘揚佛法來療治上述精神痼疾,而魯迅則認為療治靈魂的有效手段莫過于文藝。
  日本思想界對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早在明治維新初期,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就已經開始探究國家興亡與國民素質之間的有機聯系。魯迅在弘文學院求學期間,該院院長嘉納治五郎就跟中國學者楊度圍繞國民性問題進行過對談,必然引起正在思考同一問題的魯迅的關注。魯迅在作品中,還曾提到日本作家長谷川如是閑、鶴見yòu@②輔、廚川白村對他的影響。他十分敬重廚川白村“對于本國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難”的“霹靂手”精神,認為“敢于這樣地自己省察,攻擊,鞭策的批評家,在中國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魯迅之所以譯介廚川白村的評論集《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因為這本書中對日本國民性的批判,也可以療治同病的中國人,正如同奎寧(金雞納霜)可以治日本的瘧疾,即也能醫治國人的瘧疾一樣(參閱《〈出了象牙塔〉后記》)。對于日本人歪曲中國國民性的言論,魯迅也義正辭嚴予以批駁。比如,安岡秀夫把江浙人大吃竹筍曲解為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就遭到魯迅的批駁(《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至于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自然是魯迅解剖中國國民性時的參照讀物。史密斯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參考了不少文獻,《中國人氣質》從開筆到出版,歷時四年,是一本比較嚴肅的社會學專著。書中自然有輕視中國民眾、為西方列強開脫的局限,或主張用基督教的教義來提高民族素質,這些都屬于魯迅所說的“錯誤亦多”之處。但他談到中國人的面子觀念,因循保守,不求甚解,缺乏誠愛,脫避現實等等,則應該引起中國讀者的深思、反省。在魯迅看來,“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熱風·隨感錄六十一“不滿”》)魯迅接觸史密斯原著的中介環節是澀江保的日文譯本。這個譯本增加了書前小引,547條眉批,403條夾注。日譯者在注釋中對中國封建孝道的揭露,如王祥臥冰,郭巨埋兒,魯迅后來創作回憶散文時也給予了藝術回應。
  總之,魯迅選擇國民性批判的文化視角,并不是糊里糊涂套用和延續西方人的東方觀,而是有其歷史背景和現實依據,表現出魯迅直面人生的勇氣,對人性的忠誠,以及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準確感受。從美學上看,這是一種文學審丑行為。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的確充滿了病態、荒誕、畸形和丑陋,中國民眾中的確有很多阿Q式的渾渾噩噩、懵懵懂懂的人物。也就是說,百年前中國國民素質的確存在普遍愚昧落后的事實。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魯迅創作一系列剖析國民性弱點的作品,是還丑以丑的本來面目,其目的是通過民族的自我反省實現民族的自我拯救。魯迅展示中國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證西方侵略者征服東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種種丑陋的過程中滲透了作家的憂患意識和否定性評介,使讀者在否定性的體驗中獲得審美愉悅。在長篇小說《死魂靈》中,果戈理曾把作家分為兩類:一類“沉浸在那些超凡脫俗的高貴形象之中”,用一層令人陶醉的煙云迷霧擋住了人們的眼睛;而另一類作家則毫不容情地用一把銳利的刻刀,著力地、鮮明地刻劃“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前一類作家容易獲得廉價的喝采,而后一類作家則容易被世人誤認為是褻瀆人類,缺少知音,得不到共鳴,像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孤零零在路上彷徨。從魯迅生前和死后的遭遇來看,魯迅接近于果戈理概括的第二類作家。
  再談談對王朔《我看魯迅》一文的印象。去年年底,網上就傳來信息,說王朔要發表一篇爆炸性文章,全面修理魯迅。但讀完他的《我看魯迅》,不禁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失望。作為一個作家,王朔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作為一個讀者,他也自然會有閱讀魯迅作品的獨特感悟。然而不幸的是,作為一位狙擊手,他的子彈并未擊中魯迅的要害;作為一個批評家,他的文章也十分缺乏學理性,因此進行反駁毫不困難。
  比如,王朔有一個得意的論點:不寫小說就不配稱作家;不寫長篇就當不了世界文豪。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那么中國唐代之前就幾乎無人能稱作家,屈原、司馬相如、司馬遷等光輝的名字就統統都得從中國文學史上抹去。如果以篇幅長篇判定小說的價值,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就會位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之下,因為前者“偶述瑣聞,亦多簡潔”,而后者“龐然巨帙”,無所不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世界文豪排行榜上,契珂夫、莫泊桑一類作家也會通通被除名。我沒有拜讀過王朔的作品,不知道華藝出版社出版的《王朔文集》中究竟有幾部長篇?如果有,能否就會被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捧為世界文豪?
  王朔文章中還有一個高論,即認為魯迅思想沒有什么新鮮的。什么叫思想?思想就是觀念,也就是對客觀事物的一種理性認識。思想的范圍極其寬泛,既包括社會思想,也包括哲學思想,邏輯思想,文學思想,科學思想,美學思想,教育思想,等等。王朔看重“給國家民族指條明道”,這屬于社會政治思想。如果不能滿足王朔這種期待的人就不是思想家,那么從亞里斯多德到黑格爾、康德就都稱不上思想家了。如果必須有嚴格邏輯體系的理論專著才稱得上思想家,那么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也都稱不上思想家了。被黑格爾視為“東方古代世界精神代表”的老子,主要思想基本保留在《道德經》中,而這本書只有五千字 被儒家奉為至尊的孔子則連一部專著也沒有留下——《論語》至多不過是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的聽課筆記或訪談錄。
  魯迅的思想主要散見于他的九百多篇雜文當中,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廣泛性可以與同時代的任何思想家比肩。如果魯迅不是思想家,他怎會用“吃人”兩個字就概括了數千年來家族制度和封建倫理的罪惡的本質?如果魯迅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對先儒所說的“一治一亂”進行鞭辟入里的闡述?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治”,就是中國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亂”,就是中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魯迅寥寥數筆,就準確描繪出一部《欽定二十四史》中這種歷史循環的怪圈。魯迅其它體裁的作品,也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詩《野草》,就體現了魯迅深刻的人生哲學。在魯迅的小說中,也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王朔認為魯迅對于男女過日子的事“實在是生疏”,但就是在小說《傷逝》中,魯迅告誡熱戀中的青年:“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又說:“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些至理名言,難道不表現了魯迅對愛情真諦的洞察么?新時期以來,對于魯迅的哲學思想、教育思想、美學思想、歷史思想、文學思想都有研究的專著,對于魯迅的科學思想、翻譯思想、倫理思想等也有研究的專文,這些難道不都反映出魯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么?
  幾年前我曾經講過,魯迅對世界文學的獨特貢獻至少有兩個:一是創造了雜文這種新型的戰斗文體,二是塑造了阿Q這個超越地域超越時空的精神典型。然而,在王朔眼中,“一大堆雜文”形同無物,而阿Q也變成了一個非常概念化的人物。魯迅心目中的雜文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雜文是各類文體的雜集,包括一些與創作性質無關的廣告、啟事、勘誤、書目……這些當然不能都劃歸于文學范疇。但魯迅筆下的正宗雜文,即那種將詩的因素與政論的因素熔為一體的戰斗型的散文,則早已昂首闊步進入了文學殿堂。至于魯迅筆下的阿Q固然是帶有極大的普遍性、進行了高度理性抽象的精神典型,又是融合了感情具象的個性鮮明的“這一個”。所以,正如魯迅所說,沒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就不是阿Q,但流氓氣多了也不是阿Q;戴瓜皮帽而不是戴氈帽就不是阿Q,上刑場時乘摩托而不是坐大車的也不是阿Q。
  在接受《中國藝術報》記者采訪時我曾經說,王朔作為一個所謂自由作家、反體制作家,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貫性,就是要褻瀆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權利,顛覆傳統。他對魯迅進行酷評也是服從于這一總的目標。據說,王朔言行的理論依據是西方的后現代主義。的確,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是以反主流、反文化、反傳統、否定一切終極價值為特征的。西方后現代主義產生于以“信息爆炸”和“知識爆炸”為特征的后工業社會。由于現代自然科學迅猛發展,現實事物的相對性、非確定性、不完全性不斷被揭示,長期以來人們固有的確定性的世界觀和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發生了動搖。后現代主義致力于意義、同一性、統一性的消解,強調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以及多元性,這在西方是有合理成份和進步意義的,因為它從根本上摧毀了有關資本主義永恒的神話,拓寬了人類思維空間和觀察客觀世界的視野。但是即使在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現為對破壞性、摧毀性的執著和對建設性、學理性的忽視。比如,法國畫家杜尚在達·芬奇《蒙娜麗莎》的鼻子下畫上八字胡,下巴下添上山羊胡,取名為《她是一個大騷貨》,就成為了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作。此外,后現代主義哲學過分強調多樣性與統一性、不確定性與確定性、差異性與同一性的對立,而無視它們是同一整體中互相依存的兩個方面,從而在反對一種形而上學的同時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另一種形而上學。
  至于王朔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后現代主義,不僅消解、顛覆的對象跟西方有本質不同,而且恐怕是吸取了后現代理論之短,而揚棄了后現代理論之長。他摹仿西方后現代主義者反諷、戲擬、游戲的態度,照搬黑色幽默式的調侃手法,要在社會主義中國消解正義與非正義、神圣與卑劣、真理與謬誤的界限。這種作品之所以能夠占領廣大的娛樂消費市場,一方面是由于迎合了讀者對左的路線的逆反心理,迎合了商品大潮下的大眾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有其聰明靈巧之處,主要表現在對現實政治中的敏感問題巧妙地予以“回避”。例如王朔小說《一點正經沒有》中有以下一段描寫:一個“小瘦子”,“想趁政府正亂的時候”爭取人權,發動人們簽名——他也找到了頑主們,作品中的“我”明確表態:“不簽!”他把簽名書摔到“小瘦子”的懷里,惡聲惡氣地說:“管你們那么多閑事呢!少拉著我們犯錯誤,我們這點人權夠用了,多了還不會使呢!”作品中的人物“楊重”說:“你們就是鼓吹‘全盤西化’那幫吧?回去告訴你們頭兒,小諸葛亮脫褲衩——裝明‘燈兒’。都想試巴著給中國指道兒,我們還那兒都不去了!”“什么東西?罵兩句共產黨就成了英雄了。明告訴你們,今天的高家莊不是從前的高家莊,就是怎么著也輪不到你們坐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然不能跟作者劃上等號,但也能折射出王朔的某些政治態度和處世原則,即想打散他的“民間觀點”,但又不在政治上“觸礁”“踩雷”。
  由《收獲》風波引發的兩點思考
  一,對歷史人物的重塑問題。
  前面談到,對魯迅的顛覆有學理式和非學理式(即流氓式)兩種,但比顛覆更值得警惕的是對魯迅的重塑,即根據當前的社會變遷或個人的政治理念對魯迅進行重新描述,以致改變了魯迅的歷史原貌。
  歷史有沒有原貌?有人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西方有些學者就不再相信歷史的客觀存在和客觀意義。他們認為人不能完整準確地認識歷史,或者說,人對歷史的認識永遠不能同歷史本體達到絕對的同一;因為對任何歷史的再現都無法擺脫后人價值觀念的支配,以往的歷史知識當中都滲透了史家的各種主觀性和見解性的因素。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是通過小說、戲劇中編織情節的技巧才變成了歷史。所以,歷史因史家的立場不同而具有相對性,絕對永恒的歷史本體并不存在。比如,同一法國大革命,有人將其描繪成浪漫主義的戲劇,也有人將其描繪成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
  我認為,歷史總是由歷史本體和認識歷史的客體兩方面構成。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有兩種歷史:一種是曾經實實在在發生過并作為獨立存在的歷史,另一種是保留在記憶之中并經過后人思考和理解的歷史。所謂魯迅研究,就是作為認識主體的研究者跟作為客體的魯迅之間進行的精神對話——這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也就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交流過程。
  因為魯迅研究者總是在現時現刻進行他的思考和判斷,他的學術活動不能不受到現時興趣的推動和生存環境的制約,因而使魯迅研究無法避免其當代性。但從另一方面看,魯迅又是一個在中國近現代確鑿存在的而不是向壁虛構的人物,盡管對他的認識可以不斷深化,而他的生平史實卻具有無法改變的客觀性。對于越優秀的魯迅研究者,翔實可靠、逼近歷史的史料就具有越重大的意義。所以,我認為不應該改變作為歷史人物的魯迅的“本相”,使魯迅成為當代標準的載體,使魯迅研究成為研究主體的想象活動。魯迅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貫重視史料的確鑿性,反對以論代史、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存在。比如,魯迅并不同意日本評論家鶴見yòu@②輔的某些見解,但仍客觀地將其作品譯介到中國。他說:“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對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題記》)不改變事物的“本相”,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目前改變魯迅“本相”的“重塑”現象有多方面的表現,把魯迅描繪成中國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即為一例。事實上,一般意義上的“自由”跟有著特定政治內涵的“自由主義”不能混同。自由主義(liberalism)觀念有從古典向現代演化的歷史過程,因此要對它作出簡易的理論界定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自由主義畢竟有其基本原則和鮮明標幟。作為一種以個體主義為根本特征的社會價值觀,自由主義的總綱領是維護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自由主義營壘之中,有人主張對私有制進行放任,也有人主張對私有制進行干預,雙方無論分歧多大,都強調財產權跟生命權、自由權共同構成了人權的基石。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引進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還積極主張在政治上移植西方多黨制,以此作為個人基本自由的保障。他們反對暴力革命,謀求改良漸進,因而只能在部分知識分子中擁有市場,始終未能成為激勵勞苦大眾為爭取自身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思想旗幟。魯迅雖然崇尚個性,主張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但他并不認同“以眾虐獨”的西方民主制,尤其反感自由主義者口頭上鼓吹寬容而在實際上并不寬容的行為方式。他甚至明確表示,歌德“自由與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意見要比自由主義理論更有見地(參閱魯迅:《〈思想·山水·人物〉題記》)。因此,要把自由主義大師的紙冠戴在魯迅頭上,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親自撕毀。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選擇的趨利避害問題。
  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交通快捷,遠程交流實現,人類社會逐步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廣袤無垠的世界緊縮成為“地球村”。特別是近二十年來,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世界范圍的產業調整加快了速度,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同一世界市場,產品生產階段的可分性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依存性日趨加強。在這樣一種國際背景之下,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愈趨密切,從而由經濟霸權衍生出一種文化霸權。西方文化通過因特網、多媒體和遍及全球的傳播媒介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均衡的文化雙向交流還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境界而遠未成為事實。美國總統克林頓宣稱,21世紀全球化即21世紀美國化。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業已成為世界時尚的參照系。價值觀念輸出,成為了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出西方強勢文化的一種霸權心理。他們深深懂得,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中,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就將最終成為贏家。
  正如同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領域要趨利避害一樣,在政治文化領域更應該強調趨利避害的原則。文化不但有強勢、弱勢之分,而且有地域之分,良莠之分,雅俗之分。要象“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那樣結成一道“彩虹聯合體”,恐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未來世紀在人類面前呈現的亮麗景觀,應該是經濟上休戚相關,共榮互補;政治上格局多元,主權獨立;文化上相互吸取,積極抗衡。決不能片面強調“文化的同一性”“文化的全球模式”而放棄文化主權,斬斷文化賴以生存的“地方性”或“區域性”的根基。我們不能把世界上的餐館都辦成“麥當勞”,把游樂場所都辦成迪斯尼樂園,也不能讓各國的孩子只喜歡唐老鴨、米老鼠,讓各國的青年人只欣賞搖滾樂。不同質文化之間交流和融合的過程,應該成為一個自覺取舍的過程,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權衡校量,去其偏頗”的過程,“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的過程。魯迅九十三年前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這種文化觀至今仍然應該成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
  比如影響王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后結構主義的一個分支),原以解構形而上學為最終目的,希望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偏執心態,但中國一些患有“新名詞流感癥”的人卻歪曲話語規范,扭曲詞匯所指,用以胡亂解構客體,專門顛覆自己所不喜歡的對象。王朔對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的解構,其實是一種偽解構操作,即對于“解構”的一種庸俗濫用。又如西方的后殖民(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理論,原本是一種值得中國學術界重視的理論;對于消除無形的殖民主義,改變第三世界國家一部分民眾心靈上的殖民狀態,防止意識形態滲透和外來品味滲透使本國文化原質失真,尤其具有令人警醒的作用。不過也應該防止馮驥才式的誤用,更不應該借民族性來抗拒現代性,排斥國外可資借鑒的科學技術和優秀文化成果。比如把二十一世紀描繪成由儒家文化主宰的世紀,實質上就是在狹隘民族主義心理驅使下的想入非非。因為無論是思想基礎、價值系統,也無論是思維方式和思維水平,原始儒學跟現代民主、現代科學和現代市場經濟都不相適應。
  近二十年來,西方新論迭出,旗幟林立,話語翻新,令人難以適從;然而國際性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爭鳴在西方已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近來甚至出現了“理論無用論”。國內有些研究者食洋不化,他們往往不是從文本引發論點,而是習慣于從西方文論中尋找理論框架,再從文本中尋找支撐這種框架的實例。在各種炫人眼目的理論新裝背后,閃動的是海德格爾、福柯、德里達、費耶阿本德等人的身影,以致在有意無意之間陷入學術時髦的陷阱,不同程度染上了理論失語癥。
  學術界在話語轉換過程中也出現了令人憂慮的現象。話語,原是一種語言學概念,指個人說出的具體語言。然而,有些研究者把西方一些內涵復雜的學術話語當成一種全球通用語使用,如號召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保持一種邊緣的地位與角色,不僅疏離“中心”,而且對“中心”采取批評和敵對立場。如此照搬,社會效果就跟疏離西方話語中心,削弱西方的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截然不同。又如抽象地提倡消解“國家話語”“權力話語”“主流意識形態”,那將產生的社會效果也是不言自明。總之,我們的學術研究應該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但也應該像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強調的那樣,拿來時要“有辨別”,不能“口無遮攔”,把人家“拋來”的東西,不分有益、無益、有害,統統一口咽下。
   *
  二十世紀末魯迅研究領域的這一場風波目前是平息了。《收獲》雜志又刊出了《我愛魯迅》一類文章,更給人以“夜闌風靜hú@③紋平”的觀感,然而從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文壇只要有了魯迅,就永遠不會沉寂。這種風波即使“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魯迅:《摩羅詩力說》)這是魯迅的宿命,也是魯迅研究者的宿命。好在魯迅不會逃避更不會害怕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重新審視,重新評估。《抱樸子》一書中有句名言:“滄海huàng@④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我想,這也同樣適用于魯迅文化遺產的汪洋大海。
  (本文系根據作者2000年11月25日上午在江蘇省魯迅研究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整理)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肉
   @②原字礻加右
   @③原字轂字車換成系
   @④原字氵加晃
《魯迅研究月刊》京45~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漱渝20012001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5~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漱渝20012001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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