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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恨水談本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
由張恨水談本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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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恨水承繼了前人(包括林紓的譯作、梁啟超倡導“小說革命”后興起的譴責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及禮拜六派諸多創作)的業績,利用章回小說舊形式,創造了許多受讀者喜愛的作品,這些作品是追隨歷史前進的,越來越貼近當年的社會斗爭和焦點問題,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就是這樣一個作家,卻被后來的文學史研究所忽略,甚至被埋沒。現在看來,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誠然,這是由復雜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但在近百年文學研究中,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并不限于張恨水一個作家,還有許多有成就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同樣被忽視被埋沒了。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叫做“張恨水現象”。既然是文學史研究,我們就應該尊重歷史,尊重文學發展的內在聯系,盡可能反映文學發展的本來面貌,把類似于張恨水的許多作家的業績擺平了,擺正了,這才是文學史研究應取的正確態度。
  毛澤東早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明確指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許多年來,這些專門研究似乎并沒有認真地抓起來。在鄧小平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針指導下,我們看到近代史的研究,遠遠超過了近百年文學的研究。
  人們對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歷史運動的評價,已經提出了許多新見解新成果。相形之下,對近百年文化史文學史的研究,就顯得落后了。近年來,已有論者著手20世紀文學研究,有些論著即將問世。這是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的新課題,它很有利于我們擺平過去擺不平的諸多問題,對新的文學創作也會提供有益的借鑒。在這里,筆者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擬從“張恨水現象”出發,就拓寬本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略述幾點淺見。
  首先是本世紀文學的發端問題。我們不妨先看看“過來人”是如何說的。胡適說,他的名字就是從《天演論》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中得來的。他受了梁啟超的“無窮恩惠”,梁主編的《新民叢報》及其《新民說》,就是“要把這老大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1〕。毛澤東坦然說, 他曾經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崇拜”者,康的著述和梁的《新民叢報》甚至“可以背下來”〔2〕。 錢玄同在《關于文學革命的兩封信》中說得更明白:“梁任公實為新文學之一人……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先生。”〔3〕其后, 陳子展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書的開篇中就總括地說,戊戌維新雖然失敗了,“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實在是在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是中國“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就從這個時期開始”。類似的知人之論尚多,不必多引述了。梁啟超等人提倡的“詩界革命”、“小說革命”、“文體革命”及其創作譯作,有力地推動了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更新和發展。就中“糾彈時政”的“譴責小說”,成就尤為引人注目。林紓的譯作,顯然推動或引導了言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以及文言體小說的發展。那時一批又一批涌現的作者,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及藝術功力不同,對外來文化的了解和借鑒有深淺的不同,這就涌現了許多不同形式不同風格的作品,它們提出的各種社會、人生問題,都反映了他們憂國憂民的共同心情。從總體上說,這就是當年歷史狀況的反映,也就是“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4〕。這就是說, 從戊戌維新到“五四”運動,人們對中國國情的認識雖然日益深化了,但作為反映當年歷史狀況的文化的質是相同的,更何況后人和前人在文化思想上還有很深的聯系。因此,把維新思潮引發出來的文學運動,作為本世紀文學的發端和有機的整體,是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歷史根據的。
  其次,是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的發展變化的問題。本世紀的社會思潮和與之相偕的文學思潮,曾經大起大落,發生過很多的變化。這在本世紀文學發端時期,似乎可以找到它的原由來。嚴復提供的《天演論》等譯著,梁啟超在報刊上廣泛介紹“西學”并據此批判“中學”,這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新因素并影響深遠。這和前人用“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批評時政不同,也和魏源用《圣武記》批判投降派不同,它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標準和思維邏輯,這就是“依據西學,批判中學”,簡言之,就是“據西批中”。它對“中體西用”說是一個突破,它的基本傾向就是從政治文化角度出發,批判封建制度及傳統文化倫理道德,提出改革社會和改良人生的主張,從而起了覺世覺人的啟蒙作用,進而引發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社會革新運動。由于后來者對于“西學”和國情的了解更多更深切,其改革主張也更激進。這就出現了后來者批判前人進而取代前人繼續前進的現象。改良派的保皇主張被資產階級革命綱領所取代,改良派文化運動的業績也因此被否定被埋沒了,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五四”以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此后依據馬克思主義批判封建制度、傳統文化以及資產階級思想,就越加激烈廣泛,“五四”文化革命倡導者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歷史功績,似乎也被認為不足道了。這種思維邏輯,一直延伸到“文革”。十年浩劫,使許多人猛醒過來。在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思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弘揚民族文化已經成了重要的任務。我們在回顧歷史時會明確地感到,當年的各種批判爭論,是服從于革命斗爭需要,有積極的歷史作用的,但其負效應很不小。比如,對傳統文化的斷然否定,就是很不恰當的。許多對歷史發展有貢獻的人們的功績,被否定被埋沒,也是不妥當的。張恨水坦然承認繼承了前人的業績而又不為前人所局限,這就顯得很可貴了。因此,我們在拓展本世紀文學研究領域時,需要擺脫“據西批中”這個思維框架,實事求是地評價先前被埋沒的各類作家作品。
  第三,文學創作的多樣化問題。本世紀文學自發端以來,創作是多樣化的。散文脫出了桐城派窠臼,時務文和各類小品文多途發展;戲劇經歷了新劇、文明戲、愛美劇、話劇四個階段逐步走向成熟,形式與題材也是多樣化的;舊戲曲追隨時代前進,大膽創編新劇,涌現了許多精品和名家;詩歌革新成績較少;小說創作卻是大開生面,言情、社會、歷史、武俠、偵探等各種題材和形式,都呈現活躍狀態。后來,由于過分強調文學改革社會的功利目的,創作視野變窄了,題材和形式也單一化了。比如,武俠小說自向愷然、李壽民等人的作品問世以后,武俠就脫離了“捕塊”或“王之爪牙”的地位,武俠小說也就獨立發展,事實上成為“成人的童話”,也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正義感和尚武精神。但自新中國成立后,武俠小說在大陸斷了線,卻在港臺等地發展起來,涌現了梁羽生、金庸、古龍等一批名家名作,武俠小說成了揭示人性復雜性的一種文學形式。又比如歷史小說,原來是很寬泛的,一類取法于《三國演義》,強調所謂“七分史實,三分虛構”,作品不免厚重板滯;一類取法于《隋唐演義》等古代作品,傳聞虛構的成分較多,讀來顯得輕松。總之,各朝的帝王將相后妃外戚、各種起義領袖及軍閥頭目,都可進入歷史演義小說。誠然,這些作品的成就是很不一樣的,但其中顯示的反封建的民主傾向卻是明顯可取的。后來,我們過分強調歷史題材的諷喻性和教育作用,創作視野狹窄了,題材和形式也單一化了。臺灣高陽的《慈禧全傳》《胡雪巖全傳》等大型歷史小說,似乎傾向于反映歷史人物和環境的原貌,讓讀者從中悟出古今相同的道理來,因此很受讀者歡迎。改革開放以后,作家們似乎從港臺創作中獲得了啟發,武俠小說和歷史小說創作開始復興,并且來勢很猛。這顯然是一個好現象。前人的歷史本來是后人的一面鏡子。把前人的成敗得失是非功過邪正曲直生動真切地反映出來,讀者就會從中獲得許多啟發和教益。由此可見,把本世紀文學創作多樣化的情況展示出來,對于創作界和讀書界都是大有益處的。
  第四,擺不平的問題舉例。如前所述,由于歷史斗爭埋沒了許多人的歷史功績,這就造成了本世紀文學研究中許多擺不平的問題。這里略舉幾個例證,以供參考。比如,在革命和保皇的論戰中,改良派聲譽大落。梁啟超本人也被“據西批中”的思維邏輯所否定了。但他提供的這種思維邏輯及傳播的啟蒙思想卻影響了許多后來者。他在《新民說》中對于中國民族性和國民性的探討,對魯迅及其他許多作家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此后,人們在研究現代作家探討國民性成果時,幾乎想不到這種探討和梁啟超有什么關系,因為這種文化思想前后繼承的關系被政治斗爭割斷了。又比如,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對《官場現形記》《廣陵潮》等作品大加批評指責,說它們不會“布局”,不會“結構”,不會“描寫人物”,“不懂文學方法”,“不配在新文學上占一個位置”。始料不及的是,胡適也和他批判的對象一樣,也被后來者所否定了。實事求是地說,《官場現形記》是清末社會腐敗的歷史剪影,《廣陵潮》卻是民元后反映辛亥革命在揚州、南京、上海等地引起震動的一個較好的作品。它們的缺點也正和《文學改良芻議》的不足一樣,雖不完滿,卻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進化的一種標記。《廣陵潮》塑造了堅貞不屈的革命黨人富玉鸞的形象,這在“五四”前的文學創作中是并不多見的。“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文化革命中提出的一個響亮口號,文學創作中揭露禮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成了一個重要的主題。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一文中明確地說,“魏晉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直可以說壟斷了2000年來的中國學術界;墨家店早被吞并了,孔家店僅存了一個招牌。禮教固然吃人,運用或縱使禮教以吃人的所謂道術,事實上才是一個更加神通廣大的噬血大魔王呀。”老舍對此似乎大有同感,他把一個“四世同堂”的家族放在日寇的刺刀下來敲打剖析,祁老人對兒孫們各自的作為幾乎沒有干預,任其發展。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那個家庭不但是兒孫們的安全歸宿之所,也是街坊們的好鄰居。祁家四代人那種“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的親情,至今也是令人羨慕的。由此看來,從“打倒孔家店”起步的新文學創作,后來卻出現了《四世同堂》這樣的作品,這是一個很大的反差,也是認識深化的反映。是社會思潮需要擺平的問題。此外,不同的派別的同樣的創作擺不平的例子也很多,比如秦瘦鷗的《秋海棠》和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幾乎是同時問世的內容相近的作品,由于秦屬舊派作家,因此許多文學史只評論《風雪夜歸人》,對《秋海棠》卻只字不提。許多人都知道許地山的《換巢鸞鳳》,而不知道包天笑、張恨水也有這樣的同名作品,類似的例子很多,不必多舉了。
  綜上所述,實事求是地總結本世紀文學發展史,是面對新世紀的一個重要的新課題。其中有許多問題,都需要從當前的社會思潮出發來加以評斷。張恨水在繼承前人業績的同時再創新前進,這種求實的態度,確實為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提供了許多的啟發。
  注:
  〔1〕《胡適自傳》
  〔2〕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四篇
  〔3〕見1917年《新青年》三卷一號
  〔4〕《新民主主義論》
  
  
  
通俗文學評論武漢4~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易新鼎19981998易新鼎,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7 作者:通俗文學評論武漢4~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易新鼎19981998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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