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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社會學導論
電視社會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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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傳播史經過千百萬年的演進,到了公元20世紀30年代,實現了傳播工具的又一重大革新——電視的誕生。
  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在倫敦市郊亞歷山大宮播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電視節目。正如其中演播的一首名叫《電視》的歌所描繪的那樣:電視隨著“神秘的電波,從藍天而降,把迷人的‘魔術’,送到我們身旁”。是的,自那以后,電視這一“獨眼怪獸”猛然闖入人類社會,揭開了人類傳播史的新紀元。
  在電視誕生后的第三年,美國的一位名叫E·B·懷特的作家就曾經預言:“電視是對現代世界的考驗,我們通過這個嶄新的機會看到了視野以外的事物,從中我們會發現兩種不同的前景,或是破壞安寧,使世人再度陷入煎熬難忍的困境,或是靈光照寰宇,福從天來。電視將使我們屹立不倒或使我們淪落,這是可以斷言的”。
  此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事實上,電視一方面獲得了人們許多熱情的贊美:“電視進入了社會組織之中,幾乎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生活中的每個人的一部分”;“如果忽視電視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就無法談論20世紀的社會發展”;“電視培育是現代新人形成的條件”;“電視是溝通人與人、人與社會及社會集團之間聯系的中介”;“電視是人類視聽文化和信息手段在當代的延伸”……
  另一方面,由于受各種利益的驅動,電視傳播經常離弦走板兒,尤其在西方國家,那些充斥著色情與暴力的電視節目,嚴重地侵蝕著人們的思想,污染著人們的心靈,沖擊著家庭的倫理規范,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公害。為此,電視也遭到了人們的無情斥責:“電視是文化的災難”;“電視使人沉緬于低下的情思”;“電視是塑造丑陋人的搖籃”;“電視是家庭中的魔鬼”;“電視是家庭生活中的‘第三者’”……
  電視的確在向兩極分化。但至少從目前看來,電視既不是一無是處的魔鬼,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天使。
  在不同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條件下,電視或則靈光普照,或則為非作歹。面對這一現實,對于褒貶不一的電視傳播來說,確實存在著如何不斷調整自身與社會的關系,更好地在社會中充當合格、理想的角色這一現實問題。同時,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各種復雜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及電視的迅速發展,在電視系統內部及其與社會各系統的協調關系上,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加上科技的新發展,電視如何面對信息技術革命的嚴峻挑戰……這一切都為開展電視社會學的研究提出了要求,也為這一新興學科的施展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舞臺。
  在我國,與遙遙領先的電視傳播實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研究電視傳播與社會相互關系為己任的電視社會學這個學術領域,至今幾近空白。雖然也曾有過一些零星的表述,但作為一門學科,我們尚未為它建構出自身的理論框架,連輪廓也還不甚明晰,致使我國同世界上許多國家與地區在這一學術領域的差距逐漸拉大。社會與電視事業發展的需要,呼喚著包括電視社會學在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電視理論的崛起。
  那么,電視社會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任務與方法是什么?它與其他相關學科有什么關系?為什么要研究與學習電視社會學?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電視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一、電視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及定義。
  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這是此學科區別于彼學科并得以獨立存在的重要標志。
  電視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社會學是一門對人類社會進行總體性綜合研究的社會科學。具體說,社會學是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社會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探討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的一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1]如果說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存在于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聯系之中,那么,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電視社會學的研究中心并非整個社會,而是社會制度體系的一個方面,其特定研究對象存在于電視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的相互聯系之中。這就決定了電視社會學與其母學科——社會學在學科系統上的聯系與區別。其聯系在于二者都著重于研究社會現象而不是別的什么現象(諸如自然現象、生物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等),并透過這些現象進一步探尋其中的內在規律。其區別在于一般與特殊、整體與局部之差異。純粹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不局限于社會生活的某一特殊領域,而電視社會學則是集中研究電視傳播這一特殊領域的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是社會學這一學科系統里的一個特殊的局部。
  明確了電視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我們是否可以作出這樣的界定:電視社會學是研究電視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相互關系及其規律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
  二、電視社會學理論的邏輯起點與邏輯導向。
  邏輯起點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前提,也是建立科學形態的理論體系的基礎。比如研究美學,其出發點就是研究美的本質,從“美”這個抽象范疇不斷上升到各個具體范疇,從中揭示各種獨特的審美關系,展現藝術及其歷史運動的內在規律。
  電視社會學理論的邏輯起點是信息。作為一個具有哲學概括意味的范疇,信息是電視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最簡單、最一般、最普遍、最抽象的規定,也是構成電視傳播的最小細胞。沒有信息,就沒有傳播。電視傳播是信息傳播的一種方法、渠道與獨特手段。考察電視與社會的各種關系,離不開信息及其傳播。信息是電視與社會所構成的這一對特殊矛盾的胚芽,由此導致了各種矛盾運動的發展、展開。
  在人類社會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電視因社會的需要而誕生,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與經濟基礎造就了電視,社會賦予電視以生命,而電視在回報社會、為社會環境的建設與發展服務的同時,自身也獲得飛速發展。一方面,電視傳播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強有力地作用于社會,另一方面,電視又受著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的制約以及外在的種種影響。電視與社會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協同、相互牽連,它們間的這一交互作用的關系,是電視社會學理論的一以貫之的邏輯導向。這一邏輯導向正是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一個反映。
  實際上,不只是畫面與聲音才成就了電視傳播,造就與影響電視傳播的社會前提及其社會聯系同樣不可輕忽。探索與電視緊密相連的外部社會系統,也與探索媒體自身及其內部的形式系統一樣重要。電視社會學并不專注于電視傳播活動過程中的某個具體環節,也不側重于技術的操作性與實踐本身的運作,而是以更開闊的視野、更聯貫的意識,去認識電視傳播對社會的宏觀震動和微觀影響,在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的大背景中,捕捉造成和引起電視內在變化的社會動因,力求體現其邏輯的操作性、整體性與系統性。
  三、電視社會學的研究任務與基本問題。
  電視社會學的研究任務不外乎兩大方面:一是探究電視在社會中生成、發展與良性運行的規律;二是研究電視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的相互關系。
  具體地說,電視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可以歸作三大類:
  其一,電視本體研究。從學科理論的邏輯起點——信息出發,探討與電視本體直接相關的信息、傳播與大眾媒介的一般規律及其社會意義;按學科理論的邏輯導向,著重剖析電視本體的特殊規律,包括通過同其他大眾媒介的比較,考察電視的特性(電視的媒介特性、傳播特性與受傳特性);在對于電視傳播意義重大的社會現象的分析中,研究電視傳播活動過程中所包含與體現的社會功能、社會效果與社會職責;把電視置于廣闊的社會關系結構中,考察社會諸因素對電視的制約;把電視當作社會中的一個制度體系,考察它的歷史、現狀及其未來;把電視放在社會系統的普遍聯系及永恒運動中,探索電視作為系統與過程而存在的生成、發展軌跡。
  其二,電視與社會的關系。多側面地探討電視與一定社會形態的相互關系,諸如電視與輿論、文化、公共關系、社會教育等的關系。
  其三,電視與生活的關系。社會生活雖然也包括在社會的范疇內,但更側重于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日常活動。因而,研究電視與生活的關系也是電視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諸如電視與消費生活、流行與閑暇等的關系。
  通過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探討電視傳播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的精神價值以及對人、社會集團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對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的影響;探討電視傳播對社會的正負面效應。電視對社會的積極作用自不待言,然而,正如工業革命既造福于人類,又給人類帶來了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威脅一樣,任何一種歷史或文化的進步,都伴生著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在國內外,電視傳播對社會(尤其是青少年和家庭)所產生的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也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何進一步發揮電視傳播的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影響,這同樣是電視社會學需要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
   電視社會學的研究方法
  電視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應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基礎,以相關學科理論為借鑒,以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為手段。
  一、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基礎。
  哲學理論是電視社會學研究方法體系的最高層次。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這種或那種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我們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作為研究電視社會學的根本方法,這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是保證我們科學、客觀地認識社會的必要前提。
  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就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堅持物質第一性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看問題,一切從實際出發,任何主觀的東西都要以其是否與客觀規律相符合為準繩而決定其取舍,以事實檢驗作為前提和根據,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求我們堅持唯物辯證的系統觀,全面地、綜合地看問題,把特定社會體系及其組成部分的電視系統作為一個復雜的、多因素、多變量、多層次的統一整體,研究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要求我們堅持發展的觀點,人客觀事物永恒發展、不斷更新的變化中,探尋其運動的內在規律;要求我們堅持矛盾對立統一的觀點,考察電視傳播在社會中的各種矛盾現象時,力求在統一中把握對立,在對立中把握統一,把事物的內部矛盾作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與動力;要求我們堅持黨性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二、以相關學科理論為借鑒。
  電視社會學的研究融合在各個相關社會學科之中,不僅要吸收與自身關系最為密切的社會學、傳播學與廣播電視學的研究成果,還要借鑒社會心理學、文化學、符號學、美學等相關社會科學的學科理論以及一些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全息論等)的研究成果。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性邊緣學科,電視社會學不可能建立在無可依傍的沙灘上。它具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滲透性,這種滲透并不是對相關學科簡單的生搬硬套,而是在自身理論框架內,以我為主地廣采博收,進行超學科的綜合研究,其價值在于經過高度綜合的創新。這應該成為從事電視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三、以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為手段。
  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是指掌握被研究對象的總體情況而采取的手段,主要有社會調查和社會實驗兩種。社會調查又可分為全面調查、抽樣調查、典型調查和個案調查等。
  社會學研究的方法是指收集和處理被研究對象的具體資料所采取的手段。這既包括收集資料的方法(如訪談法、問卷法、觀察法、文件法等),也包括分析資料的方法(如比較分析、統計分析等)。
  在自身力所不及難以開展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課題研究以從中獲得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就要盡力去收集、考證國內外現有的調查資料、歷史檔案與研究文獻,并用科學的態度與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從中得出科學的結論。
   電視社會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電視社會學與其他相關社會科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阿歷克斯·英克爾斯曾說道:“學術界并不是一條防水船,不是整整齊齊地分為幾個單獨的知識防水艙的”。同樣,電視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界限也不可能截然分割,但它又得具有自己的研究對象、任務和方法,在借鑒多種學科的有關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辟研究電視與社會相互關系的新領域,藉以建構自己特有的理論體系。
  一、電視社會學與大眾傳播社會學的關系。
  電視社會學也是大眾傳播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大眾傳播社會學是從傳播學中派生出來的。傳播學起源于本世紀初期,形成于本世紀中葉,興盛于本世紀后期,是為適應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首先在美國建立和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新學科。傳播學主要研究社會的傳播現象,而大眾傳播社會學則是具體研究大眾傳播的社會活動與人類社會的諸種關系,它既是傳播學的分支,又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大眾傳播社會學按傳媒種類可細分為:報刊社會學、出版社會學、電影社會學、廣播社會學、電視社會學等等。按不同傳媒之內容與形式細分,還可生出更多的分支,例如可從電視中分出電視文藝社會學、電視新聞社會學、電視廣告社會學等。研究大眾傳播社會學必定要研究電視,但電視只是其中的一個局部。電視社會學則是集中而不是分散地、系統而不是零星地研究電視這一媒介的傳播活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它不僅要研究電視傳播與其他大眾傳播在這方面的共性,而且更側重于研究電視傳播在這方面的個性及其特殊規律。當今,在所有的大眾傳播媒介中,恐怕沒有哪個能像電視那樣擁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容量、如此巨大的社會效能、如此深刻的社會影響。鑒于電視傳播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愈益突出的作用與影響,因此把它單獨提出來作這方面的專門研究,是大眾傳播社會學的學科研究多相性深化與細化的必然。
  二、電視社會學與電視學的關系。
  在我國,第一部研究廣播電視學的專著《中國廣播電視學》于1990年出版,標志著中國廣播電視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開始形成。中國廣播學與電視學的研究也正向著深度與廣度發展。
  如果說廣播電視社會學是由廣播電視學與社會學“雜交”而成,那么,電視社會學則是由電視學與社會學“雜交”而生成的介于電視學與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電視學是一門文理交叉的綜合性學科,其研究對象是電視的傳播活動及其規律,側重于對電視的各分支學科與邊緣學科(包括電視社會學)從哲學的層面進行總體的概括與提煉。作為一門邊緣學科,電視社會學則側重于一個方面,它以電視傳播為中介,把電視傳播活動當作一種社會行為,放在社會體系的關系總和中加以宏觀考察,著重研究電視與其外在環境及文明發展的互動關系。
  三、電視社會學與電視文化學的關系。
  電視文化學與電視社會學一樣,都是電視學的一門邊緣學科。二者關系密切,在某些研究領域互相交叉,難以涇渭分明。然而,二者研究的對象與視角不一。電視文化學重在研究電視文化的形成、發展的特性和規律及其與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關系,是文化學的亞學科。其具體研究范圍包括研究電視文化的產生、組成、特征及其演變過程,研究電視文化的生產、消費、傳遞、控制、增殖與功能,研究電視的文化環境、文化氛圍、文化指令、文化意識、文化沖突,研究電視的跨文化傳播等等。顯然,電視社會學與電視文化學相比較,前者著眼于傳播形態,后者著眼于文化形態;前者重在研究電視傳播行為與整個社會的相互關系,后者重在研究電視文化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系;前者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電視傳播活動的,而后者則是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電視文化活動的。
  無疑,社會學、傳播學、電視學及文化學等相關社會學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同樣適用于電視社會學,但并不能取代電視社會學的研究。這正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雖然為研究社會生活、社會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但它并沒有也不會代替關于社會問題具體研究的科學,其道理是一樣的。
  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日漸深入與開闊,在現代科學的各個領域,邊緣學科、新興學科層出不窮,學科之間既有分又有合。應該說,這是現代科學的一大特點及發展趨勢,是科學興旺發達的表現。對電視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專門研究,并從中創立電視社會學這一特定的理論體系,是對社會學、傳播學及電視學這些社會科學的研究層次和范圍的拓展,是科學的專門化和多樣化發展進程的必然產物。
   為什么要研究和學習電視社會學
  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把它放在國內外社會學研究進程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在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為發展社會學的教育、科研和應用投入相當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以美國為例,1971年美國國會撥給社會科學的研究經費是三億零六百萬美元,其中僅社會學就得到一億零四百六十五萬美元,超過了經濟學,以占33%而居首位。[2]國外大量出現的智囊團、思想庫、腦庫,都是以社會發展戰略研究為宗旨的。當今,各個層次、各種門類的社會學研究正在世界范圍向深度與廣度拓展。在國外,某些發達國家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已多達數百種。大眾傳播社會學被國際社會學協會研究理事會列為重點研究領域之一,并成立了專門研究委員會。
  西方國家之所以出現這種趨向,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隨著資本主義種種弊端的逐步暴露,在西方國家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社會政治危機,極端個人主義與拜金主義的自由縱欲所導致的價值危機、精神危機和社會危機,使西方社會遭到長時期的痛楚。種種宗法關系、固有的社會規范、社會生活狀態及衡量是非善惡的傳統標準被破壞無遺,新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一種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諸如所謂的“新英國病”)以及對西方社會制度合法性的“逆反心理”,正如流行病似地廣泛流傳。如何看待這些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尋找病根,開出緩解這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與危機的“藥方”,成為社會學的研究課題。于是,社會學這門學科就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
  在我國,對社會學的研究曾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建國后,由于受蘇聯的教條主義及其籠統地將社會學說成是資產階級偽科學并加以摒棄的錯誤論斷和做法的影響,于1952年竟取消了社會學這樣一門對于現代社會發展十分重要的學科獨立存在的資格,各大學的社會學系和研究機構被撤消。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學需要補課。于是,這門社會科學以解放思想和理論上的撥亂反正為契機,以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為發展動力,恢復重建后便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各個領域的社會學研究的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開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
  社會學在國內外的迅速發展,從根本上取決于社會對這門學科的需要。對社會學的分支學科——電視社會學來說,這種社會需要也早已存在,并將日漸迫切。研究與學習電視社會學對我們來說,其意義是多方面的:
  一、有助于指導電視傳播實踐。
  電視傳播實踐離不開具有技術與邏輯操作性的理性認識的指導。電視傳播對社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說到底取決于掌握電視工具的人。一個有作為的電視工作者不僅要注重技術經驗的積累,還需注重理性觀念的升華;不僅要善于進行微觀的技術性操作,更要致力于對社會生活脈搏的把握,善于作宏觀的策劃、創意;既要從發揮電視特長的細處著手,又要從歷史發展、現實生活、社會需求與民眾意愿的大處著眼,把電視節目辦得順應時代潮流、推動社會發展、通達民情民意,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研究和學習電視社會學,有助于拓寬自己在這方面的視野,啟發創作思路,增強為社會服務的自覺性及自身的社會意識、社會責任感,提高電視傳播實踐的邏輯操作能力,以更好地運用手中的工具,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促進社會進步。
  二、有助于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
  當今,我國正處于一個歷史上少見的大改革、大變動、大發展的新時期,無論是國內環境還是國際環境,內部環境還是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存在決定意識,現實的變革必定引起人們觀念的變革,導致新舊觀念的沖撞、社會心理的失衡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演化和重建。這一切無疑要對電視傳播產生深刻的影響,而電視傳播又將強有力地反作用于社會。加強對電視與社會進程的互動關系及其規律的研究,有助于調整電視自身的文化格局與傳播戰略,運用理性調控手段,揚長避短,興利除弊,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變革的新形勢,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
  三、有助于電視理論建設。
  電視雖然比報紙、雜志、書籍、電影這些傳媒出生得晚,但卻一躍而上,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有影響的大眾傳播媒介。然而,同報刊新聞學、出版學、傳播學與電影理論相比較,電視理論顯得稚嫩而單薄;同電視傳播實踐的飛速發展相比較,電視理論的研究嚴重滯后。研究與學習電視社會學,有助于拓寬電視理論的學術研究領域,彌補電視理論在這方面的薄弱環節。當代模糊學把事物對于某一確定領域的隸屬度視為降變值,資格充分的典型對象是核心部分,資格不充分的非典型對象是邊緣部分,越是邊緣部分越具有發展的張力。誠然,“核心部分”對于電視理論的研究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因此而駐足不前。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理論的成熟過程,應該是由“核心部分”逐步向更具發展張力的“邊緣部分”拓展的過程。
  在我國,電視事業經歷了從無到有、以小到大的巨變,近40年的豐富的電視實踐是開展電視社會學研究的肥沃土壤。處于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的社會變革又為電視社會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亟待解決的課題。這些年來,在各方專家、學者及電視工作者的共同辛勤耕耘下,我國電視理論園地呈現出以往少有的喜人景象,研究成果累累。這一切都為開展電視社會學的研究創造了良好的客觀條件。
  我們的任務是立足于中國的國情與自身的電視傳播實踐,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電視社會學。經過大家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這一任務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注:
  [1]《社會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
  [2]同上,第15頁。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京5-11G6新聞學胡妙德19971997電視社會學是研究電視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相互關系及其規律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它以信息為邏輯起點,以電視傳播為中介,以電視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為邏輯導向,把電視傳播活動當作一種社會行為,放在社會體系的關系總和中加以宏觀考察。其研究任務,著重探討電視在社會中生成、發展與良性運行的規律,研究電視與其外在環境及文明發展的互動關系,從中體現其邏輯的操作性、整體性與系統性。其研究方法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基礎,以相關學科理論為借鑒,以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為手段。研究和學習電視社會學,有助于指導電視傳播實踐,有助于社會的兩個文明建設,有助于電視理論建設。作者單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作者:中國廣播電視學刊京5-11G6新聞學胡妙德19971997電視社會學是研究電視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相互關系及其規律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它以信息為邏輯起點,以電視傳播為中介,以電視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為邏輯導向,把電視傳播活動當作一種社會行為,放在社會體系的關系總和中加以宏觀考察。其研究任務,著重探討電視在社會中生成、發展與良性運行的規律,研究電視與其外在環境及文明發展的互動關系,從中體現其邏輯的操作性、整體性與系統性。其研究方法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為基礎,以相關學科理論為借鑒,以社會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為手段。研究和學習電視社會學,有助于指導電視傳播實踐,有助于社會的兩個文明建設,有助于電視理論建設。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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