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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人的發展的規律
略論人的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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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38,C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2)04-0001-14
  關于人的許多具體學科的規律,即人的局部的規律,特別是人的自然屬性的規律,已經研究得很細致很深入了,但關于人的總的規律,涉及人的社會屬性的總的規律,則在人學研究中是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由于人之所以為人主要在于其社會屬性,我們這里把關于人的社會屬性的規律也看成人的一般規律。下面我們談人的規律主要談的是社會人的規律,不包括自然人的規律,即不包括人的自然屬性的規律。現在首先要解決的是研究人的一般規律的思路問題。這里有三個問題:
  第一、人的規律的特征。人的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比較明顯。一般說來,自然規律中不包含人的意識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而人的規律則包含人的意識的作用,但也具有客觀性,即也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爭論往往在這里發生:既然有人的意識的作用,怎么又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呢?但如果它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也就無規律可言了。其實社會規律也如此,既有人的意識的作用,又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這兩個“人的意識”是不同的,前者是任何人的意識,后者僅指實踐或認識的主體。后面具體談到人的規律時,就可看出其中既有人的意識的作用,但其存在又不依賴于主體的意識。人的規律與社會規律的區別比較明顯。人的規律是關于人的,社會規律是關于社會的,但它們都具有意識性和客觀性,這是相同的,甚至有的規律既是人的規律,也是社會規律,但有的規律則可以區別開來。除此之外,人的規律比起社會規律來具有更多的意識性,即意識的作用更強一些,但沒有強到否定客觀性的程度,否則就無人的規律可言了。
  第二、研究人的規律的指導思想。指導思想也就是方法。既然人的規律是一種規律,研究規律的一般方法,如調查與研究、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等等,都是研究人的規律的方法,即指導思想。這里我們只想指出指導人的規律研究的最直接的思想,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關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人學是關于人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人是人類社會的細胞,人學與唯物史觀的關系正如細胞學與生物學的關系,生物學是細胞學的最直接的指導學科,唯物史觀是人學的最直接的指導學科。
  第三、人的規律的理論框架。如何制訂人的規律?人的規律有哪些?怎樣構成人的規律的框架?這是一個有待開拓的人學新領域。這方面的成果很少。我曾經提出過7條人的規律(注:黃@①森:《人學的足跡》,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68頁。),但我一直認為這只是一種嘗試,很不成熟。經過反復推敲,我把這7條作了增刪和修改,其結果仍然是7條,但內容與排列順序都有較大區別。制訂人的規律的理論框架的主要原則是:
  1、制訂人的規律的最直接的指導思想是唯物史觀,當然,辯證唯物主義也是其指導思想,但是更高層次的指導思想。
  2、人的規律應區分為作為個體的人的發展規律與作為類的人的發展規律,此外還有關于作為個體的人與作為類的人的關系的規律。這里所談的人的規律限于人的社會屬性,至于關于人的自然屬性的規律暫時從略。
  3、規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關系,人的規律自然不能例外。
  4、規律的排列大體上遵循從簡單到復雜、從外到內、從個體到類的原則,其結果,最初三條是關于個體的,最后三條是關于類的,中間一條是關于個體與類的。第一條是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的規律,環境是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前提,故先談二者之間關系的規律。其次就是人本身的規律,而人的本質是實踐,故第二條是人的實踐和其他活動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人的活動的結果就是人的存在和人的意識,故第三條是人的社會存在與意識的相互作用的規律。這三條都是關于個體的人的發展規律。第四條是個體發展的有限性和類發展的無限性相互蘊涵的規律,這條涉及個體發展與類發展的最一般特征,既是對個體發展的一個總結,又是對類的發展的一個先導。第五、六、七條都是關于類發展的重要對立特征的相互消長的規律,這三對重要特征就是人的自發性與自覺性、個人的作用與人民群眾的作用、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與人的不自由的片面的發展,因此第五條是人的實踐的自發性逐漸減少和自覺性逐漸增多的規律,第六條是特殊個人的作用逐漸縮小和人民群眾的作用逐漸擴大的規律,第七條是人的發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逐漸減少和自由性、全面性逐漸增多的規律。這三條的順序排列是由其因果關系決定的:第五條是因,第六條是果;第六條(包括第五條)是因,第七條是果。
  以上是人的發展的七條規律的理論框架,下面分條加以說明。
   一、人和環境相互作用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具體內容是:人首先是環境的產物,然后才能改造環境,也就是說,環境對人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基礎性的,人對環境的作用是第二性的、從屬性的。
  這里所說的環境主要是社會環境,其內容是十分復雜的。自從類人猿成為真正的人以后,人就主要靠自己的雙手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人對自然界的依賴的程度也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降低。至于個體的人則是從出生以后就依賴于社會。所謂社會,包括父母、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部族、國家、區域,乃至包含人類;還包括這些人或人群的各種活動和關系、各個層次的制度,這些活動、關系和制度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生產)的、政治(管理、法律)的和文化(思想、觀念、價值標準)的三大類。人一旦出生下來,就生存和發展于社會之中,受當時社會及其歷史的哺育、教育、影響、塑造。一個時代的人就是這個時代的人,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人。農業封建時代的人的形象、知識、技能、思想、感情、價值觀、行動不可能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人的,不能要求古代人和近代人具有現代人的品質。但是反過來,我們可以問:社會又是誰改變的或創造的?是人創造的,或確切點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由現時的人創造的。這似乎出現了一個怪圈,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社會環境又是人的產物,究竟是誰創造了誰就弄不清楚了。其實,這并不是什么怪圈,而是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但在相互作用中,有一方面處于基礎地位、根本決定地位,即社會環境,而人處于從屬地位、非根本決定地位。因此,社會環境的面貌一方面是前社會的延續,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人的痕跡,特別是一些杰出人物的烙印。杰出人物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他的時代,但不可能在根本上超越他的時代,成為一個將來時代的人。他可能堅強有力,讓社會按他的設想發展,但他的設想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受當時社會條件的制約,如果他的設想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就會促進社會的發展,如果他的設想與社會發展背道而馳,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當然,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歷史都會打上他的烙印。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英雄史觀只看見英雄造時勢,而舊唯物主義只看見環境的作用,這都是片面的,所以馬克思在批評舊唯物主義的片面性時說:“關于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是一定受教育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又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中外古今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些道理。
  從整體上說,沒有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不是時代的產物,中國古代影響中國歷史最大的思想家孔子也是這樣的人物。尊孔的人說孔子是“天縱之圣”,其實沒有春秋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也就沒有孔子。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從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的時代,“禮崩樂壞”,諸侯互相征伐和兼并,貴族地位不穩,變動頻繁,孔子家族從貴族淪為平民,孔子本人作為破落貴族卻有較深文化素養。他一心想當官,恢復其貴族地位,于是廣收門徒,率領他們游說諸侯。他一生雖然也作過幾次高官,但基本上是一個教師。當時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文化積累,但十分分散,孔子在教學中“述而不作”,只是對這些分散的文字典籍進行整理,形成《詩》、《書》、《易》、《禮》、《樂》、《春秋》,他個人的言論被編成《論語》,這些典籍被歷代君主尊為“經典”,他本人被尊為“圣人”,甚至被尊為“王”。這使儒家創始人的思想統治了中國社會兩千多年,這種統治地位雖已在“五四運動”后被根本推翻了,但其影響至今猶在。決不能忽視,更不能否定孔子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盡管如此,我們仍可明顯看出,無論歷史上的孔子還是后來歷代王朝所塑造的孔子,都是古代的孔子,都是時代的產物,不是天生的,其思想有鮮明的時代性,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沒有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就不會有孔子。
  “千古一帝”秦始皇決不是“受命于天”,也是時代的產物。秦始皇之所以能開創中國統一的格局,固然有其個人的原因。他雄才大略,英明果斷,敢于鏟除奸佞,任用賢能,這些是他能統一六國的主觀條件,但更重要的是在諸侯互相征戰中領主制逐漸為地主制所取代,為大一統提供了經濟基礎。加以秦國僻處西隅,歷代君主賢明,統一西秦后遠離中原戰亂。這些條件加上秦國策略正確巧妙,將士用命,終將六國各個擊破,統一全國。秦始皇在戰勝各國的同時逐漸推行大統一的戰略——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車同軌,書同文,這些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打下了中華帝國兩千多年經歷了反復的分與合而不解體的大一統基礎。對于中國今天這個歷史最悠久的統一大國,秦始皇功不可沒,但這個大國之所以能形成并綿延至今并非秦始皇一人之功。秦始皇之為秦始皇,首先是時代的產物,然后才是秦始皇的主觀作用。秦始皇也是有其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的。他在統一全國之后,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對被征服國家的人民和貴族施行嚴刑峻法,殘酷統治,不惜焚書坑儒,禁止私學,五次巡游全國,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大興土木,建筑阿房宮和驪山陵,窮奢極欲,致使國力日虛;不僅如此,他還妄想長生不老,派人四處尋求仙藥;也妄想從他開始,二世、三世綿延下去,千世萬世,永世不絕。結果,他的殘暴統治激起人民反抗,死后不過三年便被陳勝、吳廣的農民大起義和劉邦、項羽反秦戰爭所推翻。
  法國歷史上有兩個拿破侖皇帝,即拿破侖一世和拿破侖三世,一世是伯父,三世是侄兒,一世就是一般人口頭上的拿破侖,他雖然最終失敗了,死于囚禁中,歷史仍然公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為他在短短十多年間(1793—1815)發動了一系列戰爭,橫掃歐洲,重重打擊了封建制度,大大推動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黑格爾贊美他是“騎在馬上的絕對精神”。他的帝位是被推翻的,死時拿破侖三世13歲,并沒有繼承他的帝位。拿破侖三世登上帝位的過程同一世相似,都是先被選為總統,然后由總統登上帝位。一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是由于他的赫赫戰功和至高無上的威力,而三世卻是個庸才。他沒有他伯父的才能,卻野心勃勃,想利用伯父的余威成為法國皇帝。他搞了多次武裝暴動,都失敗了,直至1848年法國革命,他利用革命形勢攫取了總統寶座,不久便實現了他的皇帝夢。這樣一個野心家、陰謀家為什么能步拿破侖一世的后塵成為法國皇帝呢?從根本上說,這不是由于他有了不起的能力,而是由于他適應了法國農民的需要,他也是時代的產物。馬克思對此事作過一些分析,他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他舉的例子中就有這一對伯父和侄子。他指出拿破侖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就是因為法國當時的農民需要一個皇帝。“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拿破侖三世就是靠農民的選票當上總統的,兩年多后又靠農民的支持發動政變,解散議會,恢復帝制。那么,拿破侖一世的英雄業績是不是單靠個人的雄才大略創造的呢?否,他也是時代的產物。他之所以節節勝利,固然同他的卓越的軍事才能有關,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他對歐洲各國的反動封建王朝的打擊適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受到各國人民的歡迎。但當他被勝利沖昏頭腦,權力欲無限膨脹,具有進步意義的拿破侖戰爭逐漸演變成為侵略戰爭時,他的厄運也就來臨了,以一世之雄也難逃全軍覆沒,身為俘虜的命運。
  馬克思說:“關于環境和教育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人凌駕于社會之上。”(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這話一般被理解為關于人和社會的相互作用的觀點,這不能說錯,但馬克思這里的重點是批評舊唯物主義者把人分成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英雄杰出人物與人民群眾),而教育者凌駕于社會之上,即人民群眾之上。杰出人物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而社會只能被他們牽著鼻子走,這是一種唯心史觀,即英雄史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當然承認人和社會的相互作用,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歷史、時代,人首先是時代的產物,然后才談得上反作用于時代的改變。馬克思曾具體地分析了人和社會的這種關系,他說:“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第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第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頁、585頁、584頁、677—678頁、55頁、88頁。)這就是說,這一代人總是現成的社會環境的產物,然后他們才能進一步改變這個環境。而唯心史觀則把事情歪曲成似乎既然歷史就是人的活動,那么杰出的人物的活動就是決定性的,而杰出人物只能是天生的,其非凡的才能是神或某種神秘的力量所賦予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是片面的不科學的,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全面的科學的,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的客觀過程的。
   二、人的實踐活動和其他活動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具體內容是:人的三個主要活動,實踐活動是基礎,認識活動和評價活動是實踐活動的產物,又反作用于實踐活動,實踐活動與認識活動、評價活動之間存在著互相作用的關系。認識活動與評價活動之間也存在著互相作用的關系,但認識活動占基礎地位。
  人的生活、生命就是人的活動,離開了活動,人不復存在。人當然首先有生理活動,這是人的自然基礎,但這種活動都是本能活動,與動物的活動沒有本質的區別,而我們這里要談的是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動物的活動,那么,人主要有哪些活動呢?
  我們這里談的也就是人的自覺的活動,即社會人的活動。以社會為座標,人的活動可以概括為三大類: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以自覺性為座標,人的活動也可以概括為三大類:實踐活動、認識活動和評價活動。從人學的角度,后三大類活動的關系是不能不研究的。
  西方傳統哲學把人的自覺性活動區分為認識、實踐、審美,即知、意、情,其成果為真、善、美,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別研究這三種活動。但康德狹隘地把實踐等同于道德實踐,而把最基本的實踐,即勞動或物質實踐忽略了。其實,道德活動基本上是一種評價活動,其基本性質與審美活動是相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時就是從揭示實踐的真正內涵,確立其在人的全部活動中的基礎地位開始的。前面對這三種活動的含義、內容和發展已作過論述,這里專門談談它們之間的關系。
  勞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人的一切。從這種意義講,人的一切活動,除生理本能活動而外,都可以說是勞動的因素,或說是實踐的因素。人的一切活動都包含在實踐之中,認識活動和評價活動都是實踐的因素,但它們具有相對獨立性,可以把它們同實踐活動區別開來,研究它們與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
  什么是實踐活動?實踐活動就是人的自覺地改造世界的活動,這里最核心的因素是改造世界。世界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世界,但它不是盲目地改造世界,而是自覺地改造世界,其自覺性表現在它是有目的的和有思想指導的。例如農民種田就是一種實踐活動,其目的是生產糧食,其中包含了主體的評價標準和對糧食的評價活動;其指導思想是農業知識以及其他相關知識,其中包含了對世界的認識和認識的運用(指導)。顯然,實踐活動中包含了不能缺少的評價標準和認識,沒有評價標準和認識就沒有自覺的實踐。這樣說來,人似乎必須先有評價標準和認識,然后才有實踐活動,那么,評價標準和認識又是來自哪里呢?唯一正確的回答只能是來自實踐。評價標準與認識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即從自發到自覺。人的實踐從其具有一定目的與思想指導而言,是自覺的,但同時還包含自發的一面,即目的不明確和指導思想不全面、甚至錯誤的一面。只有在實踐過程中,目的才更加明確起來,指導思想才更加全面準確起來。因此,實踐活動與評價活動、認識活動之間是一種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的關系,從時間上無法肯定地講實踐在先,還是評價標準與認識在先;如果從人類活動的整體上講,從一個人一輩子的活動來講,歸根結底來講,實踐在先,因為實踐是整體,評價標準與認識是它的局部;實踐是源頭,評價標準與認識是它的產物;實踐是基礎,評價標準與認識是它的上層建筑。實踐在先之“先”也許可以說是本體論的“先”。總而言之,人的活動是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由于實踐活動與認識活動、評價活動的互相推動而不斷前進的。
  認識活動與評價活動也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因為人的實踐活動如只有目的而沒有思想的指導就是盲目的,達不到目的;如只有思想指導而沒有目的,更是難以設想。在這里,目的占主導地位,認識是手段,為目的服務。目的是由主體的價值標準決定的,顯然評價活動與認識活動比較,評價活動占主導地位。但從一個人的整個評價標準和整個認識比較,認識則處于基礎地位。主體在實踐中必須有一個目的,目的是由價值標準決定的,而價值標準的形成,認識起了很大作用。評價標準的性質比較復雜,有的主體性很強,是一個人的家庭、經歷和習慣形成的,如對怪味食品的愛好、生活癖好、偏見等。但多數評價標準雖然都有主體性,客體性也很強,正常人的很多評價標準都是共同的,如身體上的健康標準、食品上的衛生標準、人權上的平等標準、政治上的自由標準、經濟上的富裕標準、法律上的犯罪標準、道德上的善惡標準等等。這些標準的客體性的程度當然也不同,在階級社會中往往帶有階級性,很難得到所有正常人的認同,但應該承認這些標準都有較強的客體性,都是以一定的正確的認識為基礎的,因此,我們除了承認認識活動與評價活動、認識與評價標準互相作用和互相推動而外,還要承認認識對評價標準的基礎作用。
   三、人的社會存在和意識相互作用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主要內容是:人的意識歸根到底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的,又反作用于人的社會存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由此推動人的發展。
  前面談了人的主要活動的規律,這里談的是人的活動的淀積就是人的存在,人的活動是動態的人,人的存在是靜態的人。人的活動必然產生很多成果,這些成果沉淀下來,又積累起來,就是某一活動時段的人或人的存在。人的存在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具體分析起來,人的存在不外乎三種存在:自然存在、社會存在和精神存在。自然存在即人的身體,社會存在即人在活動中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關系以及受社會關系制約的社會性質,精神存在也包括在人的社會存在之內,由于它可以與社會關系區別開來,為了敘述和研究的方便而不再稱之為存在,而稱之為意識。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群的關系、人群與人群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群與社會的關系,其內容是非常復雜的。人際關系有家庭關系、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文化關系等等。人群指的是由多人組成的組織、機構、團體,它們之間、它們與個人(包括其成員)之間也具有各種關系。社會當然包括人類社會,但在當今世界分為大大小小的主權國家的條件下,社會分為大大小小的國家的社會,因此,這里談的社會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和人群的整體,社會與人、人群,社會與社會之間也存在多種關系。人的社會性質也屬于人的社會存在的范疇,但它們要受社會關系制約。人的社會性質是非常復雜的,但由于這些性質都是社會的,就離不開社會關系。人的性質可以區分三大類:經濟性、政治性和文化性,各類又包括很多性質,但都離不開社會關系,例如人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性離不開階級關系,人的獨立性離不開人的平等關系,人的道德性離不開倫理關系,等等。
  人的意識就是人的主觀世界,主觀世界是客觀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而這個客觀世界就是包括主觀世界在內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因此,意識不外乎兩大類:關于自然的意識和關于社會的意識,關于意識的意識包括在社會意識之內,就其特殊性來說,它可以說是第三大類。
  按照唯物主義反映論原理,自然意識應該是自然界的反映,社會意識應該是社會的反映,關于意識的意識應該是意識的反映,為什么我們籠統地說,人的意識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的呢?反映論談的是反映的對象與反映的內容的關系,意識內容是對象的反映,而我們這里所談的是意識這種功能發生的根源。意識這種功能的產生是由人的實踐活動決定的,即由人的社會存在決定的。這就是說人之所以能反映客觀世界,其根源就在于人的社會實踐,在于人的社會存在。人在實踐中,尤其是在勞動中,首先就必須反映自然界。勞動就是改造自然的活動,如果不反映自然界,勞動如何進行呢?如何能獲得成功呢?在社會實踐、社會存在中產生出來的意識不僅反映人類社會,也反映自然界,就是從這個意義講,整個意識都是社會存在決定的。不但意識離不開社會存在,社會存在也離不開意識,正如前面所說,不但評價活動和認識活動離不開實踐活動,實踐活動也離不開評價活動和認識活動。社會存在與意識處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前進,共同發展之中。但是,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相推動,是以社會存在為基礎而不是完全并列的,因為新的發展總是首先萌芽于社會存在中,由意識把這種新的發展明確起來之后,再反作用于社會存在。
  這個規律的內容與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有密切的聯系,這個人學規律可以說是這個論斷在人學中的運用和引伸。馬克思的論斷是一種歷史觀論斷,其座標是人類社會;這個規律是一個人學規律,是在歷史觀指導下作出的。從這個論斷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談的是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他談的意識是整個社會的意識,我們在這里談的則是個人的社會存在,個人的意識。整個社會的存在和意識不是個人的社會存在和意識的機械相加,但都離不開個人的社會存在和意識,所以馬克思的論斷引伸到個人身上是符合事實的,也是符合邏輯的。
   四、人的個體發展的有限性和類的發展的無限性相互蘊涵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主要內容是:由于個體生命的延續是有限的,人的個體的發展也是有限的;由于類的蕃衍是無限的,類的發展也是無限的。但是,由于類的發展由個體的發展構成,類的發展又蘊涵著個體的發展;同時,個體的發展也以濃縮的形式蘊含了類的發展。
  前面談的三個規律都是關于個體的發展的。個體的各種活動能力和社會存在的發展都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盡管這種發展中包含曲折、循環、倒退,但其整體是一個前進的過程,所以,每一個正常人的發展總是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少能走向高能。從低智走向高智,從簡單走向豐富,這是一個社會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受到自然過程的限制,當個體的自然過程,象任何生物體一樣從成熟走向衰老的時候,這個社會過程也就放慢了或陷于停滯,最終隨同肉體的死亡而終止。但是,就類來說,這個發展過程并未終止,而是在年輕個體的身上延續下去了。前人在發展過程中淀積下來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成就不會由于前人的自然死亡而全部消失,會有相當大的部分作為后人發展的起點或有分析地繼承的基礎而融入后人的發展過程之中,如此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就形成了類的發展。毋庸贅言,除了前人與后人之間的延續而外,還有同時代人之間的紛爭與交融。縱的延續與橫的交融就形成了類的發展。只要地球不毀滅、人類不毀滅,類的發展就不會停止。地球總有一天是要毀滅的,人類的發展是否能夠達到擺脫地球毀滅的命運而繼續發展下去的水平今天還難下結論,在地球毀滅之前人類是否會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導致毀滅今天也難講,但從今天的情況看,人類有足夠的理性來避免自我毀滅,而地球的毀滅還是很遙遠的事,可以不予考慮,因此,今天我們可以說,人作為類的發展是無限的沒有頂點的。
  可以明顯看出,類的無限性與個體的有限性是不同的,但二者又不能分離,是相互蘊涵的,相互過渡的。個體的有限性中蘊涵著類的無限性,類的無限性寓于個體的有限性之中,因此,個體的有限性才能過渡到類的無限性;反過來說,類的無限性是由個體的有限性組成的,類的無限性蘊涵著無限的有限性,因此,類的無限性才能轉化為無限多的有限性。這就是個體與類、有限性與無限性的辯證規律。它告訴我們個體的無限發展是不可能的,而類的無限發展是可能的,而由于個體的有限性中蘊涵著類的無限性,個體的有限發展也就融入了類的無限發展之中。從這種意義講,有限的個體也就實現了自己的無限性。
  下面我們就來探索類的無限發展的一些規律。
   五、人的實踐的自發性遞減與自覺性遞增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主要內容是:人的實踐的自覺性萌芽于類人猿,形成于類猿人過渡到人;人的自覺性隨著實踐能力的提高和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逐漸提高;人的自發性仍然存在,但隨著自覺性的增多而不斷減少;人的自發性不會減少為零,人的自覺性不會增多到無限。
  什么是人的自覺性?人的自覺性是相對于人的本能而言的。人作為動物具有多種本能,本能是由上一代遺傳下來、不學而能的生理機能,如人體各部分的生理作用、饑而覓食、性的沖動等,有些本能能為人所意識,如饑、渴;有些本能不為人所意識,如體內器官的活動。人的自覺性的生理基礎——大腦和神經系統是遺傳的,但人的自覺性不是遺傳的,而是在勞動和實踐活動中獲得的,其具體內容有二:一是目的,二是指導思想,它們都是人所意識到的。人的實踐活動都有一定的目的(為了什么),還有指導他達此目的手段(知識和外化了的知識——工具)。但人的實踐所產生的結果不一定完全與原來的目的一致,人在實踐中還應具備的知識不一定都具備了,這些就是人的實踐中的自發性,也是與自覺性相對的,這種自發性經過多次實踐會為人所認識,這時自發性就變成了自覺性。例如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機器逐漸取代手工工具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手工工人大批失業,這引起了手工工人砸壞機器的行動。按照上面的解釋,這種行動當然不是本能活動而是人的自覺活動,因為它有明確的目的——阻止機器取代手工工具,它有思想指導——機器的使用是手工工人失業的原因。但這種自覺性是很膚淺的,這種實踐中還有深藏的自發性——阻止工人失業的目的達不到、機器的使用是阻止不了的。因此,就工人的最后解放來說,我們把這種斗爭稱為自發的斗爭。工人階級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參與下,通過實踐與認識的互相推動,逐漸認識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制訂了科學的社會革命理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我們一般把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作為工人運動從自發到自覺的標志。但是處于自覺階段的工人運動并不是就沒有自發性了,因為在實踐過程中總還有許多因素是實踐主體還沒有認識到的,實踐主體總帶有一定程度的自發性。
  在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中,人的實踐活動的自發性總是在不斷地轉化為自覺性,但這一層次的自覺性總包含著更深層次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又會轉化為自覺性,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因此,在任何歷史時代,自覺性和自發性總是同時存在的,不過早期社會形態中自覺性比晚期社會形態中自覺性低,而自發性在早期社會高于晚期社會。這種狀況與人類社會的科學史、認識史是一致的,科學史或認識史的過程就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越來越多、越廣、越深的過程,也就是自覺性越來越高的過程,一般說來,這個過程應該是無限的,但一旦某種認識涉及人的利益時,認識的發展就會受到某些難以逾越的限制,這就是認識的主體性的限制,特別是主體的目的性的限制。
  一般說來,主體性對自然認識的限制比較小,也比較易于超越,但在一定場合,當這種認識觸犯了人的利益,也會遇到強烈的壓制。例如伽利略的日心說,由于觸犯了一貫主張地心說的教會的權威,就受到迫害,哲學家布魯諾甚至獻出了生命的代價。對自然認識的限制主要來自認識本身,即已經形成并固定化了的認識,亦即成見、偏見、甚至錯誤觀念,只要沒有利害因素摻雜進去,還是較易突破的。
  社會認識的情況就不同了,除了認識本身的原因外,利害因素在一定程度內對能否獲得科學認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立場問題,在階級社會就是階級立場問題。不能認為不同階級對同一社會現象不可能有共同的認識,因為社會現象是一種客觀現象,不同階級的人都是認識的主體,當然都有可能達成真理性的認識,但如這種認識直接涉及利害關系時,立場(包括階級立場)就會對認識起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一位立場鮮明的資產階級學者可以比較順利地承認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進入資本主義過程,一來這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二來他的階級立場對于認識這個過程也有推動作用,但要他承認資本主義將為社會主義所取代就非常困難。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才是符合人性的,不可能為“不符合人性的”社會主義所取代。只有少數人,由于種種原因,才能擺脫階級偏見,面對客觀現實,而認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前景。至于解放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由于社會制度的改變,在建國后多數都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就大大推動了他們對社會制度發展規律的認識。除了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復雜而外,主要由于人的利益更大地制約著人對社會的認識,所以自然認識更早地形成為自然科學,得到不同階級的人們所認同,而社會認識雖然隨后也形成為一些社會科學,但這些社會科學中意見分歧,爭議很大,難以達成共識。至于跨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哲學更是觀點各異,流派紛呈,更加難以達成共識。
  正是由于這種區別,人的自覺性就自然認識而言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長河中是逐漸增多的,而就社會認識而言雖然也是逐漸增多的過程,卻可以區分為明顯的兩個階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自覺性才充分實現了,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以前,則是自發性處于主導地位,恩格斯因此把共產主義社會稱做“自由王國”,把共產主義社會以前稱做“必然王國”。他是這樣講的:“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于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于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33—634頁、59頁、55頁。)恩格斯講的是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以前沒有這種人,相反,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就是這種人,最初他們是少數人,正是在他們統率下人民群眾根據社會發展規律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必然王國才有可能轉化為自由王國。
  這是不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自覺性已經達到頂峰了呢?否,人的自發性不會完全消滅,自覺性也不會成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無限智慧。宇宙的發展是無限的,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無限的,新事物層出不窮,人類的認識也是無限的。因此,人們在實踐中,不管目的多么明確合理,指導思想多么正確,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多么先進,其中總有一些人們不掌握的東西,總有風險,總有失敗的可能,總有自發性,總有從自發向自覺轉化的過程。如果實踐是創造性、冒險性的活動,其風險就更大了。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王國這一論斷,是相對于階級社會的必然王國而言的,自由王國的自覺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六、特殊個人的作用遞減與人民群眾的作用遞增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主要內容是:隨著類的自發性的日益減少和自覺性的日益增多,特殊個人對人民群眾的影響越來越小,而人民群眾通過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對社會事務的作用越來越大。
  這里所說的特殊個人包括杰出人物,但不等于杰出人物,它指那些通過多種方式擁有極高的權勢、財富或地位的與人民群眾不同的人物,包括優秀的、平庸的、奸惡的人物,他們中有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人民領袖,總之,對人類社會的現狀與未來產生過重大作用的人物,不管是好的作用還是壞的作用,推動的作用還是阻礙的作用。
  英雄史觀認為歷史是這些特殊人物創造的,歷史的面貌和走向,都是這些人決定的,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則是在這些特殊人物的指揮和支配之下默默無聞地順從地完成著他們的使命。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說是膚淺的錯誤的,因為它沒有看見歸根到底這些特殊人物是當時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由全體人民群眾構成的,而人民群眾的活動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僅如此,人民群眾的活動又形成了有規律的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過程,不是任何個人的力量所能扭轉的。但是,相比較而言,歷史發展呈現出特殊個人的作用從古到今日益縮小的趨勢,人民群眾的作用日益增大的趨勢。大體說來,封建社會及其以前的時代特殊個人的作用極大,近代減弱,現代更弱。下面作點具體分析。
  特殊個人不外乎兩類,一類是靠個人能力,白手起家,成為帝王將相、高官顯爵、科學巨匠、藝術大師、億萬富豪;另一類是靠祖宗福蔭,血統淵源,或裙帶關系,成為名門顯貴,甚至君臨天下,或獨霸一方。在封建時代,影響歷史發展進程最為顯著的莫過于擁有最高權勢的帝王將相,有的憑借個人的杰出才能和敢冒大險的堅強意志,適應形勢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要,開辟一個王朝,甚至一個時代。例如中國歷代的開國之君或中興之主和他們的謀臣武將,都是這種人物。秦始皇雖是靠繼承關系而不是靠個人能力登上秦王寶座的,卻是開辟了中華大一統局面的千古一帝,但對于秦王朝的覆滅,他也起了明顯的作用。這在前面我們已作了介紹。漢高祖劉邦統一中國之后,采取了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讓大批部隊解甲歸田,減免賦稅徭役,解放家庭奴婢,鼓勵農業生產,借以穩定社會秩序,恢復被前朝的重賦稅、重徭役、重刑罚以及連年戰爭所破壞了的經濟。這種“無為而治”的政策為后來的文帝、景帝所繼承,中國社會出現了幾十年的繁榮,史稱“文景之治”,避免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命運。從此以后,中華帝國進入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必亂,亂久必治的循環,有兩千年之久。在這兩千年中,人們見到這些帝王將相和敢于造反的英雄豪杰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其中不乏優秀的杰出人物,也有不少大奸大惡之徒,但在帝王中除了開國之君、中興之主和胡作非為的亡國之君而外,多數是平庸之輩,全靠祖宗打下的基業比較牢固才能把統治維持下去。甚至出現慈禧太后這種人物,她毫無治國才能,僅憑皇帝生母的身份和滿腦子陰謀詭計,竟能掌握中國最高統治權達47年之久,成為封建頑固勢力的最大代表,大大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這不過是100年前的事情,按今天的情況來看,慈禧太后這種人物竟能占據最高統治權如此之久,確是難于思議!這種現象不能單單以個人的品質來解釋,而只能以時代的發展水平來解釋。中國封建社會史上似乎都是些特殊個人在活動,正是因為人的自覺性低,通過種種手段而躍居高位的人就似乎能主宰一切了。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么,政府的惡劣可以從居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頁。)這里的“它”是黑格爾時代的普魯士政府。
  在20世紀,世界各國的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人民群眾的自覺性也各不相同,因此,特殊個人在各個國家的作用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就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比較健全,國家領導人替換比較正常,例如美國總統任職最多不超過8年,任滿退位,由新選出的總統接任。其他發達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更換也都能和平地進行,沒有人利用、也沒有誰敢利用自己的軍政大權強行繼續執政。但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的更換往往要通過政變的途徑甚至通過殘酷的戰爭才能實現,顯示了特殊個人的更大的作用。這只能用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來解釋。應該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對于發揮人的自覺性具有不可克服的限制,那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從根本把廣大人民群眾排斥于國家事務之外。
  按照社會發展水平,社會主義國家中人的自覺性應該高于資本主義國家,因而在國家事務中人民群眾的作用應該比特殊個人為顯著。馬克思在130年前描繪的巴黎公社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雛型,在公社的公共事務中活躍的是廣大人民群眾,而不僅是少數特殊人物。他指出:巴黎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33—634頁、59頁、55頁。)“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33—634頁、59頁、55頁。)巴黎公社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雛型,本身還不是十分完善的,不一定適應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后來的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選擇地采取了它的一些原則。我們所關注的是,在象巴黎公社這種社會主義制度中人民群眾的自覺性遠遠高于資本主義制度,特殊個人的作用也不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顯著了。我們完全有根據設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其自覺性可以提高到很高的水平,對社會的發展發揮著十分明顯的作用,而特殊個人的作用就不會比一般個人超出多少。
  以上所談這個規律的表現是就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情況講的,但各國的發展是非常復雜和曲折的,例如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就從封建社會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中間經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和新民主主義社會,超越了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就使人的發展的規律在中國表現為縱橫交錯、多姿多彩的現象,如何認識這些現象,還須作進一步研究。
   七、人的發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遞減和自由性、全面性遞增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主要內容是: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的發展的理想狀態,這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基本達到。與這種狀態相對立的是不自由的片面的發展,人的發展是這兩方面相互消長的過程,亦即與社會發展過程相適應,積極方面逐漸增長、消極方面逐漸減少的過程。
  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思想是馬克思提出來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名言:“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那里”就是共產主義社會,所以馬克思又把共產主義社會稱做“自由人的聯合體”。他有時也提人的全面發展,最完整的提法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認為它是個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呢?顯然,不能作絕對的理解,把自由的發展說成絕對自由的發展,想怎么發展就怎么發展;把全面的發展說成絕對全面的發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的發展都是相對的,總是一個過程,沒有任何限制的自由發展和最后的絕對全面發展是不存在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發展是相于過去社會中人的發展不自由而言的。在過去社會中,人的發展首先受為生計而勞動所限制,其次為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所限制(剝削對剝削者也是一種限制),第三為社會傳統、家庭影響、個人經歷中形成的錯誤觀念、偏見、成見所限制。這就是對人的發展的三大限制:生產力、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人的全面發展是相對于過去社會中人的片面發展而言的。人的發展不全面是由于人的發展的片面性造成的,人們經常談到人的發展的片面性有:人的素質的片面性、人的分工的片面性、人的思想行為的片面性。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是人的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勞即勞動,廣泛一點講,就是動手、實踐的能力。這五種素質,對每個人講,缺一不可。舊式分工往往把一個人限制在一種行業、一種專業,甚至一個工種,但分工上的全面性不是要求一個人無所不能,行行精通,而只是使他或她能夠根據個人的愿望或社會的需要易于轉移自己的行業或工種。思想行為的片面性造成許多思想怪僻、行為乖張、甚至反社會、反人類的人們。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理想人格則是自由全面發展的人,他們具有共產主義自覺性和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素質,而且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這些品質也將不斷發展,使人的發展的自由性與全面性發展到更高的水平。
  對于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的大批出現,是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必要的前提,但歷史的前提,即自有人類以來人的發展的自由性與全面性的逐漸增加和不自由性與片面性的逐漸減少,也是必要的。人之所以達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可以說是由于人類社會幾十萬年以來在實踐基礎上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而逐漸積累的結果。動物是沒有任何自由發展可言的,人的自由發展開始于人對自然界的最初的有意識的改造,例如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從事采集和漁獵,這種活動使人發展了最幼稚的智力、技能和語言以及其他素質。但這時人的改造自然和認識自然的水平是很低的,這就限制了人的發展,因此,生產力水平提高也就提高了人的發展的自由性和全面性。幾十萬年的人類社會歷史中,生產力也有停滯、甚至倒退的時候,但從整體上講,它始終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因此,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講,人的發展也是一個越來越自由、越全面的過程。
  就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言,人的發展也是一個越來越自由越全面的過程。人之所以為人與其社會性是分不開的,人的實踐活動總是社會性的。人類社會在其出現之初規模狹小,關系簡單,主要社會組織是部落、部族、公社,人的活動范圍很小,社會交往很少。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產品交換開始以來,人們之間的交往才日益擴大。國家的出現,特別是大國的出現不但擴大了國內交往,而且出現了國際關系。資本主義出現以后,各國交往由于市場的作用日益頻繁,致使馬克思提出世界歷史的概念,今天世界理論界提出全球化的概念。人的日益擴大復雜頻繁的交往具有兩面性,既有交流、互助、合作,也有沖突、斗爭、戰爭;既有推動社會發展的一面,也有阻礙社會發展的一面;就人的發展而言,既有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一面,也有限制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一面。某種社會制度在一定條件下對人的發展起嚴重的阻礙作用是經常發生的,例如幾種剝削制度在其沒落時期對人的發展的阻礙作用是很明顯的,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學者強烈譴責資本主義制度把人變成單向度的人、甚至畸形的人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從整個過程來說,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促進了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推動了人對自然界的認識,而且推動了人對社會的認識,推動了認識史、科學史的發展,從而使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時提高了自覺性。
  就人對自己的認識而言,人的發展也是一個越來越自由全面的過程。人對世界的認識,就對象而言,開始和發展得最早最快的是自然界,其次是人類社會,對人自己的精神現象的認識最晚也最慢,因為精神現象無影無形,難以捉摸。人的精神現象包括思想、感情、價值觀等等,十分復雜。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發展,人的主觀世界也在發展,日益豐富,日益自由和全面,雖然其中也有不少錯誤的或過時的東西,不少成見和偏見,這些東西也阻礙著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剝削制度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起什么作用,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它只有阻礙作用,單向度的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就是剝削制度的產物。這種觀點不是毫無根據,但剝削制度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推動作用,從而也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有不可抹殺的積極作用,例如沒有奴隸制就不會有古代的文明;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現代的文明。當然,它們的作用也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才能真正實現。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政治制度比起資本主義國家來更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它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還大大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制度還處于主導地位,再加上資本主義文化對我國的包圍與滲透,所有這些都極大地限制我國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這決不是說,我國的先進分子中不可能出現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我國的共產黨員、干部和先進分子不能以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江澤民同志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多次提到“我們要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他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三個最主要的特點,他說:“共產主義社會,將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這三個特點是同“三個代表”的思想一一相應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就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就是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中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二者是易于理解的,如何理解第三條呢?我們認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與時俱進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建設現代物質文明;在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之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建設現代精神文明;在共產主義社會,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都充分滿足了,人民需要的就是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了。“我們是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江澤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的開端,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長遠目標,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我們不能等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了才談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現在就應該向這個方向走去。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沒有明確提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后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廣泛的關注和闡發,這與鄧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的觀點是一致的,是同黨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致的,是與教育界提出的全面素質教育的思想一致的。江澤民同志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向全國人民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追求目標,這是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收稿日期:2002-03-2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木右丹
  
  
  
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1~14B1哲學原理黃@①森20022002本文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按照從簡單到復雜,從外到內、從個體到類的原則,提出并論述了人的發展的七條規律。其中,關于個體的人的發展規律有三條,即人和環境相互作用的規律;人的實踐活動和其他活動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人的社會存在和意識相互作用的規律。關于類的發展規律有三條,即人的實踐的自發性遞減與自覺性遞增的規律;特殊個人的作用遞減與人民群眾的作用遞增的規律;人的發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遞減和自由性、全面性遞增的規律。關于個體發展與類發展的關系的規律有一條,即個體發展的有限性和類發展的無限性相互蘊涵的規律。文章還具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與關系。人學/人的發展規律/個體發展/類的發展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黃@①森(1921-),男,四川省富順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學學會會長。 作者: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合肥1~14B1哲學原理黃@①森20022002本文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按照從簡單到復雜,從外到內、從個體到類的原則,提出并論述了人的發展的七條規律。其中,關于個體的人的發展規律有三條,即人和環境相互作用的規律;人的實踐活動和其他活動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人的社會存在和意識相互作用的規律。關于類的發展規律有三條,即人的實踐的自發性遞減與自覺性遞增的規律;特殊個人的作用遞減與人民群眾的作用遞增的規律;人的發展的不自由性、片面性遞減和自由性、全面性遞增的規律。關于個體發展與類發展的關系的規律有一條,即個體發展的有限性和類發展的無限性相互蘊涵的規律。文章還具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與關系。人學/人的發展規律/個體發展/類的發展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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