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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馮友蘭晚年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略論馮友蘭晚年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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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11 [文獻標識碼]D [文章編號]1000-5420(2001)01-0047-04
  馮友蘭轉變哲學立場后,從50年代起就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打算撰寫一部體現其新觀點的《中國哲學史》。可是,由于種種人為因素的干擾,直至80年代他的研究工作才算走上正軌。80年代初,85歲高齡的馮友蘭發愿從頭編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為此,他克服種種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用他生命歷程中最后的10年,終于完成了7卷本、長達150余萬字的宏篇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這是馮友蘭晚年取得的一項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他之所以能在晚年取得這樣的成果,得益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形成的寬松的學術研究環境,使他可以擺脫“左”的思潮的困擾,恢復學術研究的自信心。倘若他在晚年仍然缺乏學術自信,則根本不可能寫出《中國哲學史新編》,不可能實現他多年的夙愿。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可謂是重災區之一。“四人幫”一手導演的“批孔”、“評法批儒”等鬧劇,就是假借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名義推出臺的,甚至一些多年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者也未能及時識破他們的騙局,而為他們所利用。其中的教訓無疑是深刻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理論成為新的歷史時期的指導思想。黨中央果斷地做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開始糾正思想界長期存在的“左”的偏向。黨中央的英明決定打破了學術界的沉悶,使學術研究空前活躍起來。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們痛定思痛,決心吸取教訓,糾正“左”的思想偏向,開創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局面。他們意識到,要想開創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必須從端正思想、改進研究方法入手,做一番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工作。1979年,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者們聚會太原,召開學術研討會,研究“如何為中國哲學史學的科學化而努力”的問題。太原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哲學史學會,創辦中國哲學史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中國哲學史研究》。馮友蘭被聘為中國哲學史學會的顧問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顧問,并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上發表筆談《吸取教訓,繼續前進》。1981年,中國哲學史學會在杭州組織召開以宋明理學為主題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200多人到會,會議規模之大,前所未有。86歲高齡的馮友蘭不顧年邁體衰,出席會議并做了書面發言。他是出席這次會議年紀最大的老一輩學者。
  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氛圍中,馮友蘭也頗有感觸。他在《吸取教訓,繼續前進》一文中,反思自己從50年代以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經驗與教訓,坦率地承認自己在這30年的時間里,走了兩個彎路。一個彎路是建國初期。那時提倡向蘇聯學習,請蘇聯專家到大學里講課,中國哲學史研究者接受蘇聯哲學界日丹諾夫提出的關于哲學史的定義,參照蘇聯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模式來研究中國哲學史。這種研究方法脫離了中國哲學史的實際,表現出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當時的馮友蘭正處于“思想改造”階段,不可能保持獨立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自信心,不自覺地受到了錯誤研究方法的影響。他說:“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學到的方法是: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條條框框,生搬硬套。就這樣對對付付,總算是寫出了一部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第二冊,‘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就停了。”馮友蘭走的另一個彎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個時候雖然不再學習蘇聯,學術界卻被“左”的思潮所控制,人們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馮友蘭也不例外。他坦然承認,那一時期“對于中國哲學史的有些問題,特別是人物評價問題,我就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我的工作又走入了歧途”。通過總結兩次走彎路的經驗教訓,馮友蘭終于擺脫了自卑心理,恢復了學術自信。他認識到:“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上的結論是要靠自己研究得來的。一個學術工作者寫的應該就是他所想的,不是從什么地方抄來的,不是依傍什么樣本摹畫來的。”[1]
  值得注意的是,馮友蘭在恢復學術自信的同時,并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仍舊堅信“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和原則,永遠是我們的方法和指南”。他明確地表示:“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走過一段彎路的馮友蘭這時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在長期的學習和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不是照貓畫虎就可以掌握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不等于依傍馬克思主義,更不是抄寫馬克思主義”。他現在看透了:那些滿口馬克思主義詞藻的理論騙子們,其實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自己過去曾經那么相信他們,顯然是上了當、受了騙。通過總結經驗教訓,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高了,學術自信心增強了,研究的方向明確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決心重新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給自己終生從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事業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他鄭重地聲明:“我決定在繼續寫《新編》的時候,只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2](P2)
  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馮友蘭寫了長達47頁的“緒論”,闡述了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獨到見解,確立了整套《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指導思想和框架結構。
  在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候,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哲學?對此,馮友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有人說的那樣,“什么是哲學”或許是哲學家最難回答的問題之一,如果問一百位哲學家,很可能得到一百種答案。然而在中國的哲學教科書中卻只有一種標準答案: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恢復了學術自信的馮友蘭沒有受到這種通行標準答案的限制,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哲學是什么”的問題,作了這樣的回答:
  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所謂反思就是人類精神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人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認識。所以也可以說,哲學是對于認識的認識。對于認識的認識,就是認識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認識之,這就是認識的反思。[2](P9)
  按照馮友蘭的看法,哲學包括認識論,然而不能歸結為認識論。他說:“有人認為,哲學就是認識論。這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部分。認識的反思是認識反過來以己之見為對象而認識之。認識論也有這種情況。但哲學并不等于認識論,不就是認識論。”[2](P9)這里的“有人”指的是實證論者。他們把哲學完全歸結為認識論,主張取消本體論,過分凸顯工具理性而完全忽略價值理性。這樣看待哲學,顯然有其片面性。
  按照馮友蘭的上述思路,哲學當然也包括世界觀,同樣也不能歸結為世界觀。所謂“世界觀”,無非就是“觀世界”,即人們關于客觀世界的根本看法。如果說“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的話,那么,它“觀”的對象就不僅僅限于客觀世界,還應當包括主觀世界。換句話說,哲學不僅包括世界觀,還應當包括人生觀和價值觀。或許馮友蘭考慮到通行的哲學教科書的哲學定義,他沒有展開論述這層意思,以免引起無謂的爭論。不過倘若細心體會,在他的“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的提法中,的確包含著這層意思。
  基于“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的觀點,馮友蘭關于哲學研究對象的看法比通行的哲學教科書寬泛。他說:“人類的精神生活是極其廣泛的。人類精神的反思必然要牽扯到各方面的問題,對于廣泛的問題作廣泛的討論。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自然,社會,個人的人事。人類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間關系的問題。這些都是人類精神的反思對象,也就是哲學的對象。”[2](P16)把“個人的人事”也列入哲學研究的對象,這是馮友蘭的創見。這里所說的“個人的人事”不是指人生中的瑣碎小事,而是指人生中的頭等大事,就是建立自己的意義的世界或價值的世界,也就是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這個“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只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活得才有意義、有價值。“無論是在和風細雨之下,或是在驚濤駭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是供人受用、供人享受的。由哲學對象問題自然牽扯到哲學的功用問題。按照馮友蘭的看法,哲學的功用有二:一是鍛煉、發展人的理論思維,二是豐富、提高、發展人的精神境界。第一條可以說是哲學工作者的共識,而第二條卻是馮友蘭的創見。在馮友蘭關于哲學功用的看法中貫穿著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并重的原則:承認哲學可以鍛煉、發展理論思維,表明他重視認知理性;承認哲學可以豐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則表明他重視價值理性。
  馮友蘭從“什么是哲學”的問題講到“什么是哲學史”的問題,他的看法是:
  哲學史是歷史學中的一門專史,它是研究哲學這門學問的發展的歷史。
  哲學在歷史中表現為各種派別。這些派別表示哲學發展的線索、階段或環節。這些派別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這種互相影響、互相制約,是哲學發展的本來歷史所固有的內容。寫哲學史都要把它們寫出來,特別要說明哲學流派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推進歷史前進或者是阻礙歷史前進。[2](P24-25)
  馮友蘭提出的哲學史定義與來自蘇聯哲學界的哲學史定義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后者強調哲學史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軍對戰”的斗爭史,并且常常把唯心主義同“反動”聯系在一起,把唯物主義同“進步”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對中國哲學史界影響極大,導致了研究工作的簡單化、表面化。許多研究者滿足于給哲學家“劃成分”,而不去深入地研究哲學的實際發展歷程。針對這種傾向,馮友蘭強調哲學史是哲學發展的歷史,是有糾偏意義的。他正確地揭示了哲學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推翻了把唯心主義等同于反動的簡單公式。不過,馮友蘭并不否認哲學史上確實存在著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大派別。他說:“主觀與客觀是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哪一個是主要的?是由哪一對立面決定這個統一體的性質?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的不同,就成為哲學兩大派: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唯物主義認為客觀是主要的對立面,唯心主義認為主觀是主要的對立面。”[2](P29)他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哲學史這個統一體在不同的問題上的一分為二,對于它們在哲學發展中的作用,應當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
  馮友蘭由哲學史的定義進而講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特殊任務。他指出,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歷史,以中國哲學為具體的研究對象。中國哲學既然是哲學,當然在“人類精神的反思”的范圍之內,當然與其他民族的哲學有共同之處,否則就不能叫做“哲學”。“但就表現形式說,中國哲學和其他民族的哲學,則有不同”[2](P35)。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任務,一方面要注意哲學的共性,揭示中國哲學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也要抓住中國哲學的個性,突出中國哲學的民族特點。研究中國哲學史不可避免地要借鑒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但借鑒不等于照搬照抄。“有許多西方哲學的‘術語’可以用以分析、解釋、翻譯、評論中國古代哲學。但是,翻譯必須適當”[2](P37)。馮友蘭的這句話是有感而發的,既批評了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曾存在的簡單套用西方哲學研究模式的錯誤做法,也批評了僅僅把中國哲學史當做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例證的錯誤做法,主張實事求是地、準確客觀地把握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對象。馮友蘭的這一看法無疑是深刻的、合理的。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寫法問題,馮友蘭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注意到,中國哲學存在著“術語”比較少、論證往往不很詳盡、形式上的體系往往不具備、正式的哲學論著比較少等情況。中國古代哲學家喜歡“言簡意賅”、“文約義豐”的表達方式,但是,他們不采取形式上的表述系統,并不等于他們的思想沒有實質上的系統;他們沒有直接講明得出結論的過程,并不等于沒有這個過程。鑒于中國哲學的實際情況,馮友蘭提出,在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哲學史家必須把這種過程講出來,把結論的前提補足了,但是這種‘講’和‘補’當然不能太多。就是說,只能把中國古代哲學家們要說而還沒說的話替他們說出來,而不能把他們還沒有要說而在當時實際上不可能有的話說出來。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太多了就夸張了古人的意思,太少了是沒有把古人的意思說清楚,講透徹。怎樣才能既不太多也不太少,恰如其分?那就要看這個哲學史工作者對于古人的理解的能力和程度了。”“中國哲學史工作者的一個任務,就是從過去的哲學家們的沒有形式上的系統的資料中,找出他們的思想體系,用所能看見的一鱗半爪,恢復出一條龍來。在寫的哲學史中恢復的這條龍,必須盡可能地接近于本來的哲學史中的那條龍的本來面目,不可多也不可少。”[2](P37-38)寫中國哲學史要想達到這個要求,必須做到以下三點:第一,具體地說清楚一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第二,必須具體地說清楚一個哲學家得出結論的理論思維過程;第三,必須具體地說清楚哲學家所提供的世界觀,使學習哲學史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受用”或教訓。馮友蘭提出這樣的要求,也是有針對性的,實際上批評了照搬蘇聯哲學史研究者劃分條條塊塊的做法。有許多中國哲學史研究者,習慣于把古代哲學家的思想分成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歷史觀等四大塊來表述,看起來好像面面俱到,實則割裂了古人的思想體系。“這樣,就好像把一個活人分割為幾塊,然后再縫合起來。縫合可以成功,甚至是天衣無縫,但是那個人已經死了,沒有生命了。”[2](P8)
  馮友蘭上述關于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中國哲學史的寫法的獨到見解,是他在總結數十年研究實踐的經驗和教訓之后提出來的,是他恢復學術自信的具體表現。正是這種學術研究的自信心,使他抓緊生命晚年有限的時間,克服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筆耕不輟,甚至在視力喪失的情況下,仍舊用口述的方式寫作,創制出學術研究史上的奇跡。他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提出的一些看法,當然不是不可以商榷的,但的確是他的一家之言,是他經過反復研究、深思熟慮之后形成的獨到的見解。他的經驗之談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他的研究實踐可供我們參考,他的學術研究精神尤其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收稿日期]2000-08-16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47~50B5中國哲學宋志明20012001晚年的馮友蘭先生在恢復學術自信后,總結建國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經驗教訓,探索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關于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中國哲學史的寫法等獨到見解,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馮友蘭/學術自信/中國哲學宋志明(1947- ),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2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47~50B5中國哲學宋志明20012001晚年的馮友蘭先生在恢復學術自信后,總結建國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經驗教訓,探索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關于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中國哲學史的寫法等獨到見解,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馮友蘭/學術自信/中國哲學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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