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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
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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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332(2002)03-0023-13
   引言:一個輝煌的人生句號
  1999年4月26日,對于白壽彝先生來說,可以看作是他以畢生的勤奮治學、不懈追求和豐碩成果,為自己極平凡而又極富于社會價值的一生,畫上了一個輝煌的句號。這一天,北京師范大學隆重集會,祝賀白壽彝先生九十華誕,祝賀他總主編的12卷、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北京學術界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以及白先生家鄉的代表,匯聚一堂,可謂群賢畢至,同聲祝賀,其真誠、熱烈的氣氛,為歷史學界所少見。而尤為大會所關注者,是江澤民同志為此專門給白壽彝先生寫了賀信,并派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在會前送到白壽彝先生家中。李鵬、李瑞環、李嵐清等同志,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熱烈祝賀的盛意。
  江澤民同志在賀信中寫道:
  您主編的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的出版,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勤于研究,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對您和您的同事們在史學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賀!(注:《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白壽彝先生在大會上也發表了講話,他說:
  一個民族沒有歷史,或研究歷史很不夠,這不是民族的光榮。我們現在正處在過渡時期,更應該看重自己的歷史,看見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的成績。我再一次感謝同志們的支持。江澤民總書記最近再三強調要學習學習再學習。我雖然90歲了,還要和同志們繼續奮斗下去;多吸收精神上的氧氣,多寫點為當代人所愛讀的歷史書,爭取再過上一個90歲。(注:《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在這個講話中,可以看出他是把研究和撰寫中國歷史,同闡明中華民族對于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他心中最想說的話,也是他數十年為之不懈奮斗的巨大動力。就像中國史學史上一些優秀的史學家把最后幾十年的精力都用以完成一部“名山之作”一樣,白先生把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也都傾注于《中國通史》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追求和人生的價值是無限的。白先生在2000年3月21日與世長辭,告別了他終生摯愛的史學事業。他留給今人和后人的,卻是多種著作和《中國通史》這座史學豐碑。對于他個人來說,這也正是他平凡人生的一個輝煌的句號。
   一、從愛國者到馬克思主義者
  白壽彝先生(1909.2.19—2000.3.21)是河南開封人,出身于回族家庭。他熱愛自己的民族,也同樣熱愛中華民族大家庭。這種真誠的熱愛之情,是他作為一個愛國者的思想基礎,也是他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基礎之一。
  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在這一年,28歲的白壽彝先生出版了《中國交通史》一書。他在本書的第五篇第六章中,扼要地論述了“中國交通事業之前途”。他從六個方面分析了中國交通事業發展的艱難,其中,關于前兩個方面,作者尖銳地指出:
  第一,中國政府之力尚不能完全控制國境內的一切交通事業,它管不了水上走的外國輪船,管不了地上走的外力控制下的火車鐵路,管不了出沒無常的外國飛機,管不了外國人在各地設置的電臺和沿海的水線。第二,中國自辦的交通機關尚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因循、浮惰、營私的情形尚不能真正的鏟除,對于各種行政上及事務上之合理化與經濟化,尚未能真正地向前邁進。
  從這兩個方面的概括來看,作者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思想,已是非常強烈的反映出來了。作者最后寫道:
  這六點,都是中國交通事業前途之很大的障礙。在這個時候,國難嚴重到了極點,這種關系國家興亡的大事業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我們的一部中國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敗史,或是一部勝利史,在最近的數年中就要決定。這個時代已不是再容我們優游歲月的時候了。(注:白壽彝《中國交通史》第210、211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重印本。)
  在這里,我們既看到了一個滿懷愛國激情的熱血青年,也看到了一個具有深刻的思想境界的史學工作者。
  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先生的愛國熱情在許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而以在史學工作中的反映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和更重要的社會意義。這里,我只舉出他在1951年發表的《論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的結合》一文為例,從中可以窺見作者的愛國主義精神面貌。白壽彝先生認為,史學工作者在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中,承担著十分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那就是,他們必須經常地指出,中國民族在長久的歷史上繼續不斷的文明創造,中國民族在人類史上的偉大的成就;中國人民的悠久的斗爭的傳統,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悠久的反壓迫反侵略,對抗民族內部和民族外部的敵人的無比的英勇。那就是,他們必須努力徹底消滅由于百十年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造成的民族自鄙自怯的思想,徹底消滅由于更長久的封建社會所造成的看不見人民力量、輕視人民力量的思想。那就是,他們必須努力,在通過歷史事實的分析中,不限于學校中的學生而要盡可能在更廣大的群眾中宣傳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甚至于是偉大的民族的驕傲,從而促進人們對于人民力量的偉大底確信,對于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必然勝利的確信,全亞洲人民必然勝利的前途的確信,全世界人民必然勝利的前途的確信。(注:見1951年3月23日《光明日報》。)
  作者在半個世紀以前寫下的這段話,在今天的社會實踐中,仍具有現實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強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而是從一般意義上提高認識進而結合自身的工作來提出問題的。他十分誠懇地說:
  我作為一個歷史教師,同時又作為少數民族中的一個成員,愿在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種結合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也是完全必要的。
  他從四個方面分析了這種必要性,認為,“第一,國內少數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第二,國內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歷史創造的過程中,有不少特出的貢獻”;“第三,國內少數民族也都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第四,國內各族人民的親密團結,是有歷史傳統的”。作者從歷史上論證了這些見解,最后指出:
  總之,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的結合,不只可以更寬廣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內容,并且還深刻了、強化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內容。這一方面是通過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而更加鞏固了各族人民底團結;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團結得更加鞏固,而大大地提高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方在展開的今日,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的問題提出來,有完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對于少數民族史知道得太少,不易結合。這是事實。但如果你不愿用功鉆研,你就永遠不知道。你多鉆研,就多知道一些。鉆研的人多了,用功的時間久了,自然知道的也就多了。這也是事實。
  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新中國的歷史表明,白壽彝先生在50多年前提出的這個問題,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同時,也證明白壽彝先生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思想的深刻和影響的廣泛。
  對于白壽彝先生來說,從愛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從現象上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實質上看,這同他的生活經歷、“師友之益”以及出自內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覺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抗日戰爭時期,白壽彝先生在云南大學執教,同楚圖南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新中國成立之初,白壽彝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同侯外廬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從白壽彝先生的學術活動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圖南、侯外廬對他的影響。這種影響不止是學術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侯外廬先生是新中國時期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對推動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改造舊的史學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個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廬先生在歷史系組織中國通史教學改革小組,而白壽彝先生是組長。這個小組的主要任務,是摸索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改革中國通史的教學。白壽彝先生在小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注:見劉淑娟《侯外廬同志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載《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今天看來,這或許是白先生比較系統地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開端,并對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學道路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白壽彝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運用,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深入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他著重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民族史和民族問題的研究。從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書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當時已經系統地閱讀了毛澤東的著作,尤其是毛澤東關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論斷和指示,格外為白先生所重視;從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義》資料集的《題記》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經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來觀察歷史上的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問題,分辨歷史文獻所反映出來的階級分野和所記史事的真偽;1954年,白先生發表了《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改進我們的歷史研究工作》(注:見《新建設》,1954年第1期。)等等,表現出一位忠誠于人民的史學家追求真理的自覺和熱忱。
  20世紀60年代,白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史學遺產,他發表的《談史學遺產》和《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二文,是這方面的很有影響的撰述。在《談史學遺產》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討論了經典作家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之歷史的問題。他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有沒有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搞得很清楚。經典作家所指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業生產以后的歷史現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會或更早的奴隸社會,是否也可以有這樣的萌芽呢?如果中國封建社會已有了這樣的萌芽,是在什么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呢?這些問題都不是一下子說得清楚,需要從長討論的。(注:《談史學遺產》,見《學步集》第153頁,三聯書店1962年版。)
  白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史學遺產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實證明在中國史學上是存在著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的,從而為科學地總結中國史學遺產開辟了新的路徑。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論述了“精華和糟粕”、“規律和成果”、“理論和資料”等三個問題。其中,最具有理論意義的方面,是作者關于規律的論述。白先生指出,發掘和描述中國史學上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發展的規律、樸素辯證法觀點的歷史觀點的發展規律,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任務”。同時,他還指出,研究中國史學上的技術層面的規律、歷史文學發展的規律,也是必要的。本文最后又著重強調了應當注意到“中外史學的發展應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點”(注:見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報》,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595-601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從這兩篇論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基本問題,顯示出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年“文革”,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文革”后的撥亂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中國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大大提高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在新的歷史時期,白先生在歷史研究和社會活動方面,都顯示出他作為一個忠實的和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本色。這個時期,是他的學術生命最活躍的時期,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運用到他所涉及到的一切領域。他發表了關于對中國封建社會認識的理論,關于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主流的理論,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的認識,關于史學遺產的新認識,主編了具有中國史學特點的《史學概論》,以及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理論,關于中國通史和中國通史編纂的理論,關于歷史教育的理論等等(注:參見《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以上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3-40頁);《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收入《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第46-65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第639-649,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關于<談史學遺產>》、《談歷史文獻學》、《談史書的編纂》、《談歷史文學》(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494-550頁);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關于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收入《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307-341頁);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白壽彝著《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155-306頁等。)。他的這些認識和理論,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根據可靠的事實和文獻,提出新的結論,進行新的理論創造。這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
  概括說來,這就是一位愛國者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歷程。白壽彝先生以其豐富的理論遺產和史學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熱忱、忠實而卓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二、博洽、專精、卓識的史家
  白壽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專精而又以卓識著稱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有中國交通史、中國伊斯蘭教史、回族史、中國史學史;他主編的著作有《中國通史綱要》、《史學概論》、《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國通史》(12卷22冊);他的論集有《學步集》、《史記新論》、《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上下)、《中國史學史論集》等。其中,《白壽彝史學論集》包含了八個方面的內容,它們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教育,史學評述,史學遺產,史學史論,史學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叢考,序、跋、書評、札記。綜上,可見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贊成務廣而疏,提倡博洽與專精互補。他撰寫的《中國交通史》出版后,被認為“舉凡有關中國交通文化而可為典據之文獻,全部搜用無遺,且都注明出處,確是一部標志著中國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注:牛島俊作《中國交通史》日譯本序,見《中國交通史》附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時,國內尚無此類著作問世。由此,我們又可以略知撰寫此書的艱難。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文革”中遺失了,現就僅存“朱熹撰述叢考”所收的7篇論文來看,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關于回族史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開拓的作用,受到廣泛的關注(注:參閱李松茂《白壽彝和中國回族研究》,載《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的3期。)。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如他與王毓銓先生合作的《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系》以及他自己撰寫的《明代礦業的發展》(注: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46-142頁。),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論文。白先生關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更是蜚聲中外。他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撰寫的《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注: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829-998頁。),盡管他本人事后并不十分滿意,但在當時確是達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地方。他在80年代所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反映出了他在理論思考和撰述體系上對中國史學史的整體認識;他的《中國史學史論集》一書,大多是精粹之作(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中國史學史論集》,中華書局1999年4月出版,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當然,博洽和專精,最終還是要體現出卓識來,才可能產生出創新的學術。這一點,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點和優點所在,是他在學術界受到人們敬重和欽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識和創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臚列,這里只從幾個方面舉例說明如下:
  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白先生的治史活動,從伊斯蘭教史和回族史開始,直到他逝世前,都始終關注著這方面的工作。為了發展回族史研究,他殫精極思,提出了明確的理論和方法。他先后發表了有關的文章和講話,如:《關于回族史的幾個問題》(1960年)、《關于回族史工作的幾點意見》(1984年)、《關于開展回族史工作的幾點意見》(1989年)、《關于編寫新型回族史的幾點意見》(1990年)(注:見《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第176-187頁,206-218頁,238-246頁。)。這些文章和講話,所論涉及到“回族和伊斯蘭教”、“回族的來源”、“階級關系和民族關系”、“歷史人物”、“回族史工作”、“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回族跟漢族、跟別的兄弟民族的關系”、“關于編寫新的回族史的問題”,以及搜集資料問題、隊伍建設問題等。他所說的“編寫新的回族史”的編纂形式,是參照他作為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的體裁而提出來的,即包含四個部分:序說,綜述,典志,人物。他把他主編的《回族人物志》(4卷本)看作是其中的第個四部分。他還對第三部分提出了具體的12個方面的事目:地域考,生計考,工藝考,會社考,寺院考,教育考,天文、歷算考,醫藥、體育考,禮俗考,經籍考,金石考,語言考。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把回族史研究不斷推向前進。
  提出了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主流的新見解。從50年代起,白壽彝先生關于民族史研究開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圍,而涉及到民族關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他撰寫的《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1951年)、《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1981年)等論文(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第24-31頁、46-65頁。),提出中國歷史上的國土疆域的劃分與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有密切聯系的論點,以及用發展的觀點、全面看問題的觀點來考察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主流問題的論點等等,引起了史學界的廣泛重視。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主流問題,白壽彝先生的看法是:關于民族關系史上的主流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可以看得開闊一點。我們研究歷史,不能采取割裂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歷史階段看問題,固然是必要的;從整個歷史發展趨勢看問題,則是更為重要的。在民族關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有時好一陣子,有時歹一陣子,但總而言之,是各民族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是許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斷地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這是主要的,也可以說這就是主流。他從歷史上各民族在社會生產、社會生活中的互相依存,從盛大皇朝的形成離不開少數民族的支持,從少數民族的進步同樣是中國整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等三個方面論證了上述看法(注:見《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第53-56頁。)。他的上述見解提出來后,使“斗爭”是主流與“友好”是主流之間的長期爭論得到緩和,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加深了對民族關系史發展趨勢之本質的認識。
  提出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理論。白先生從20世紀40年代起致力于中國史學史研究,前后約60年時間。在這60年中,在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寫出了三個中國史學史稿本。他在《白壽彝史學論集·題記》中這樣寫道:
  本書所謂史學,主要是指史學史。像民族史那樣,這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更確切地說,是一門在樹立中的學科。史學史的任務是闡述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闡述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對于中國史學史來說,是要我們對本國史學作出系統的自我批評和自我總結。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沒有長期細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四十年代初,因學校要開設這門課程,我開始試寫講稿,講稿寫到清末。六十年代初,我另起爐灶,重新寫史學史講稿,寫到劉知jī@①,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起來,沒有能繼續寫下去。這一次的講稿,在北京師范大學排印了,題作《中國史學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開始寫史學史的第三個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題名《中國史學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經過十年動亂,第一個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個稿本雖只印了五百本,但畢竟是印出來了,因而得以保存下來,并在相當范圍內得以流傳。現在的第三個稿本,雖在不少地方已與《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參考的地方,還有不少章節是第三稿還沒有寫到的(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1-2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對于第一個稿本,我們已無從得知其面貌。第二個稿本是《中國史學史教本》初稿,曾經作為教材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使用過,并在國內廣泛流傳。它包含兩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漢間的史學”,從“遠古的傳說”寫到“戰國、秦漢間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從“司馬遷”寫到“劉知jī@①”。《中國史學史教本》在學術上有兩個方面的突出成就。一個成就是,它把劉知jī@①以前的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梳理出了一個流暢的頭緒。再一個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如“遠古的傳說”同史學的關系,怎樣看待“原始的歷史觀念”,“神意的崇奉”與“人事的重視”對于史學發展的影響,對“戰國中葉以后諸子的史論”的概括等等。第三個稿本是《中國史學史》第一冊。這是白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史學史》的第一卷,它包含敘篇和先秦時期史學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分別展示出全新的氣象。關于先秦時期的史學,作者在第二個稿本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新的認識,一是提出了“歷史觀點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歷史知識的運用”。前者進一步強調了對歷史觀點的研究;后者則明確地提出了史學同社會的密切關系,從而進一步闡明了史學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價值。本書的敘篇,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的里程碑。敘篇論述了理論問題、分期問題、思想遺產問題和作者關于史學史學科建設的設想。這對于史學史學科的“樹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學術意義。敘篇第一章分別論述了“‘歷史’一詞的歧義”、“史學的任務和范圍”、“史學史的任務和范圍”等基本問題。它論史學的任務和范圍是:“史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它的范圍可以包括歷史理論、史料學、編撰學和歷史文學”(注: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它論史學史的任務和范圍是:“史學史,是指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我們這部書(按:指六卷本《中國史學史》——引者),就是以中國史學史為對象,按照我們的理解,對于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按照這樣的任務,本書論述的范圍,包括中國史學史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它學科的關系,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注: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9頁。)。從這些論述來看,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史學史學科性質這一基本問題,是得到了很明確的論證了。這距離白先生發表《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已有20個年頭,上距梁啟超提出撰寫中國史學史的問題已整整60年了。
  提出了中國史學史領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并對之作了精辟的分析。白壽彝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有豐富的思想和識別心裁的卓識。例如:
  第一,對史學遺產的高度重視和精辟分析。這是白先生史學史思想的一個重要出發點。白先生在1961年發表的《談史學遺產》長篇論文,可以看作是作者關于史學遺產的一份“宣言”。文中論到了整理史學遺產“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并從史學在意識形態和現實社會的關系中的地位、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史學遺產中的重大問題同當前歷史的關系等三個方面論證了這種意義。文章對史學基本觀點、歷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史學工作的作用、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史學家和史學著作、史書體裁等七個方面的遺產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還就“精華和糟粕”、“要百家爭鳴”等問題發表了見解”(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462-486頁。)。這篇論文首次詳盡地論證了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對于史學遺產同現實社會、歷史研究、探討史學發展之密切關系的認識。白先生后來的許多論著,如《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1964年)、《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1964年)、《談史學遺產答客問》(1981年)、《史學概論》(1983年)等,都是從這篇論文發展而來的。
  第二,科學地認識歷史發展過程。1984年,白先生在講“中國史學史上的兩個重大問題”時指出:在新的歷史形勢下,“我們的史學史工作也應該甩掉舊的軀殼,大踏步前進,把新的史學史學科早日建立起來。”為此,他認為“有兩個重要問題,是應該多下點工夫及早解決的。”他說的第一個問題,“是對于歷史本身的認識的發展過程”,如“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還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還是無規律的?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還是杰出人物是歷史的主人?”“還有,生產狀況的升降,地理條件的差異,人口的盛衰,以及歷代的治亂盛衰,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對于這些現象如何認識”等等,都是屬于這一類問題。所謂規律,就是要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提升去發現,去概括。白先生舉出《史記》、《通典》、《資治通鑒》、《通志》、《明夷待訪錄》、《日知錄》、《文史通義》等著作,說明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他尖銳地指出:“我們對于以上這些著作,在理論上的發掘很不夠,對于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缺乏總結,以至我們關于史學史的專書中的表述,顯得內容貧枯”(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603,604頁。)。白先生的中國史學史論著富于理論色彩和思想深度,皆出于探索規律的這一撰述宗旨。人們從這里可以得到兩點重要啟示:一是科學地認識歷史發展過程,是認識史學發展的基礎;二是對史學名著在理論上進行發掘和總結,是科學地認識歷史發展過程的途徑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認識“史學的社會作用的發展過程”。這是白先生講的兩個重大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主要是指“史學的成果是否對社會有影響,史學家是否重視歷史觀點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歷史知識的傳播對社會的發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舉出《詩》、《易》言論和漢、唐史事進行論說,指出:“其實,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一個老問題,不少古人曾經用言論或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我們研究史學時,很少注意這個問題,甚至有時還覺得這是一個狹隘的、實用的問題,不愿理睬。我覺得,應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603,605頁。)。這個問題以及上面所講的那個問題的提出,都是有針對性的、為著推進中國史學史研究而提出來的。白壽彝先生認為,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關于中國史學史的著作,“有一個比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們受到《隋書·經籍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影響相當大,史書要籍介紹的味道相當濃。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和劉節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稿》,是兩部比較好的書,但也似乎反映它們由舊日的史部目錄學向近代性質的史學史轉變的艱難過程(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603頁。)。金著撰于20世紀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劉著撰于50年代,經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白先生的這番話,是指出了80年代治中國史學史的路徑。關于上述兩個重大問題,他的結論性意見是:“在中國史學史上,重要的問題不少,這兩個問題,恐怕是當前更為重要的問題。在史學史的編撰上,一個史學家一個史學家地寫,一部史學名著一部史學名著地寫,這可以說是必要的,也可以說是研究過程中所難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層樓,是否可以把這些以人為主、以書為主的許多框框綜合起來,展示出各個歷史時期史學發展的清晰面貌呢?這當然不容易,但總還不失為一個可以考慮的前進方向吧”(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605頁。)。這就是白先生說的“甩掉舊的軀殼”,研究和撰寫新的中國史學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白壽彝先生在中國史學史領域的卓識,還反映在他關于史學同經學、子學之關系的認識,關于對史學史之古今論述的重視,關于中國史學史分期的標準和原則等,這里就不一一論述了。
  提出了關于中國歷史分期的新認識。這在《中國通史綱要》一書反映得尤為清晰。本書原是寫給外國讀者閱讀的。但是,作者通過這部書在探索中國歷史的進程及其階段性特點方面,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可以認為是突破性的創獲。如對于中國歷史劃分階段的看法,白壽彝先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這不僅表現在對于縱的段落的劃分,更重要的是在對于每一段落的時代特點的把握。具體說來,白壽彝先生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關系的變化、階級斗爭的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中外關系的發展等五個方面的因素,把中國封建社會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并以此論證每一個發展階段上的不同的特點;認為與此相適應的是地主階級經歷了由世家地主、門閥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紳地主的變化;同樣,農民階級也相應地由編戶農民、蔭附農民轉變為佃農;認為封建社會的這一發展過程,在剝削關系上反映出國稅和地祖由統一到分離的發展過程,而這個發展過程同地主階級的變化、農民階級的變化、農民起義口號的變化、封建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等等,是一致的;認為民族雜居地區和廣大邊區的封建化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劃分歷史階段的意義。白壽彝先生的這些精辟的見解,或發前人之所未發,或推進了前人的見解,顯示了他對于中國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識與創新的精神。
  提出并論述了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這在《中國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反映出來。作為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導論,它的基本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結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史實,一是闡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二是闡述《中國通史》在歷史編纂上的理論依據和基本要求,三是闡述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關系。這些闡述,填補了歷史理論研究與中國歷史研究這兩個方面的一些空白,有突出的理論創新意義,如:
  ——關于中國歷史上的統一問題,認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逐漸形成起來的。提出了統一的四個類型的論點,即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區域性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
  ——關于歷史分期,認為:分期問題的討論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國范圍內考察,應當從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的狀態上掌握一個時期的整體性。提出了封建社會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的見解,而分期的標準,應當考察生產力的發展、地主階級身份的變化、農民階級身份的變化、民族地區和廣大邊區的發展變化、中外關系的變化等綜合考察的標準。
  ——關于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厘清了地理條件決定論和承認地理條件對歷史發展有重大影響二者之間的界限,提出了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系的理論認識,即地理條件的復雜性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條件之局部的獨立性和整體的統一性及其與歷史上政治統治的關系,地理條件與民族、民族關系,地理條件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關于生產者,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突出了直接生產者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國歷史上的直接生產者在不同時代的不同特點;把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一個方面看待,把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問題作為中國歷史之基本理論看待。
  ——關于生產關系、階級結構:提出了封建社會中多種生產關系的并存、封建社會階級結構的等級以及地主階級在封建社會的社會矛盾中之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論點,并把世家地主、門閥地主、品官地主、官紳地主視為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變化的四個階段。
  ——關于國家職能:全面闡述了國家職能,即國家不僅具有統治職能,還具有社會職能,認為簡單地把剝削階級掌權的國家看成是一無所取,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
  ——關于中國通史編纂的形式:提出了新綜合體的理論和框架,闡明了《中國通史》以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部分結合而成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優點,為中國通史編纂開創了一種新的形式。
  ——關于中國與世界;闡述了中國歷史發展之連續性的兩個主要方面:一是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二是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同時闡述了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以上這幾個方面,都顯示出了本書的理論創新。
  白先生在史學上的卓識,遠不止于這里所列舉的。這里僅就民族史、史學史、中國通史方面略舉數例,概而言之。但僅此而論,我們確可窺見這位博洽、專精、卓識的史學家的器局和風采。
   三、新時期中國史學的一位杰出的建設者
  學術發展史表明,任何一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新時期的中國史學也有它的代表人物,白壽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這是因為:白壽彝先生是新時期中國史學的一位杰出的建設者。其根據如下:
  第一,他同侯外廬、胡繩、劉大年等老一輩史家代表了這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即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問題上,白先生始終是態度堅定的和旗幟鮮明的。在“文革”剛剛結束后不久,他在1978年的一次講演中指出:
  理論方面有兩個問題,一是理解,一是運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準確地學習,不容易。怎么樣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離開經典著作的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典作家的意圖去理解當時的論斷。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典作家的意圖理解經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準確。當然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運用上,往往在理論運用上運用得好,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要求理論上的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要求發展,停滯不前,讓理論僵化,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以,要有這樣的認識,要有這樣的責任感,也要有這樣的氣魄和信心。這樣,對我們提高信心、推動科學發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繞大圈子,沒有一點創見提出來,那么,研究工作的意義不大。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詳細占有材料,得出新結論,就是創造性的結論,就是發展。(注:《關于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328頁。)
  這一段話,可以看作是白壽彝先生關于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創造性地進行歷史研究的一個總的認識。在這篇講演中,他還著重分析了歷史上的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對于撥亂反正,給人以許多啟發。他在1982年和1983年兩次著文,較早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作了初步總結(注:分別見《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載《白壽彝史學論集》(下),第639-649;《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傳播和發展》,載《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反映了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歷史的科學認識和對其前景的充滿信心。1983年,白先生在《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的講演中,進一步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的藍圖和模式,他說:
  我們建設有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必須是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學的基礎上,在對我們過去的史學遺產的總結基礎上來進行工作。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那是講它的原理、原則方面。但具體起來,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就應該有不同的特點。普遍真理體現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國家的特點里面,二者并不矛盾。(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310頁。)
  這個問題提出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國史學遺產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與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和發展有直接關系的高度上來認識,從而為研究中國史學確定了位置、明確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和發展同總結中國史學遺產聯系起來,這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容,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特點找到了具體的形式和實現的途徑。在這篇講演中,白先生就“歷史資料的重新估計”、“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對外國史學的借鑒”、“歷史教育的重大意義”、“歷史理論和歷史現實”、“史學隊伍的智力結構”等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對于現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仍有重要指導意義。白先生在新時期的史學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堅持的方向進行的。他對他的同事和學生,也都是按照這個方向去要求他們的。在他的周圍,形成了這樣一個史學群體,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方向,建設和發展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奮斗的目標。
  第二,他大力闡發史學工作的社會作用,反復論說歷史教育的現實意義。白先生作為一代史學名家,享譽海內外,但他并不是一個只關心學術研究的一般學者,他的可貴的精神在于,他始終關注著國家、民族的前途,關注著全民族對于歷史前途的認識和信念,并把史學工作同這種密切關注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結合在一起。正因為如此,他在新的歷史時期,始終不渝地反復論述史學的社會作用,提倡積極開展歷史教育。上文提到,白先生在1983年出版了《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一書(注:《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在這書的《題記》中作了這樣的自我剖析:
  我從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從事歷史研究工作,還要多幾年。這實際上,不管我持的立場和觀點怎樣,都做的是歷史教育的工作。但長期以來,我只是簡單地認為,這是傳播歷史知識的工作,是客觀地研究歷史問題的工作,沒有自覺地把這個工作跟現實聯系起來,沒有認識到這是歷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歷史教育的重要性,應該把史學工作跟教育工作聯系起來。1981年夏,歷史教學研究會成立,我開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遇到適當的場合,我就對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考慮得還很不成熟,在發言內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說有不斷發展的地方。現在也把這些講話的記錄匯集在這里,供同志們參考、批評。
  這是一位有高度責任感的史學家在向人們吐露自己的心聲;同時,也是一位有影響的史學家在倡導更多的史學工作者都能有這種歷史教育的自覺意識,這將極大地促進史學工作的開展,促進史學工作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里,我們要特別提到這樣一個事實: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壽彝史學論集》中,關于“歷史教育”的論文、講話,被編輯在顯著的位置,而其數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產生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來,論歷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見。白先生關于歷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論歷史教育之處者,在于他不僅是從史事方面闡述歷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從史學的科學價值和社會功能方面闡述歷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從史學史的視野來闡述歷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會價值。白壽彝先生認為:“研究史學史是大工程。史學史就是研究歷代史學家對過去的看法,對自己所處時代的看法。把這些看法同有關的不同時期的歷史結合起來,看看他們受了時代的什么影響,看看他們如何影響社會。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史學的科學成就。要從史學史的學習、研究上,總結歷史經驗,繼承發揚優良傳統,吸取外來的新的血液,對推動歷史前進這一問題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負我們這個時代。史學史工作是一生的事業,也應該發展成為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注:《白壽彝史學論集》(上)第296頁。)。這些話是對青年史學工作者講的,但它涉及到了歷史教育的許多問題。從客體來看,歷史上的史家如何看歷史、看自己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們如何受時代的影響和他們如何影響社會。這里飽含著辯證法思想。從主體來看,總結經驗、繼承發揚優良傳統、推動歷史前進、不辜負時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確看待史學史工作。這里也飽含著辯證法思想。同時,主體與客體之間,也是建立在對立統一原則基礎上。這就是從史學史的知識、見識、責任和視野來看待歷史教育的價值和意義。白壽彝先生關于歷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學工作和社會實踐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實際意義。首先,它把關于歷史教育的認識從一般屬于實用的或感性認識的階段提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其次,它提高了人們對史學史之社會意義的認識,有益于人們對史學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認為,白壽彝先生關于歷史教育的思想和論著,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三、他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工作的組織者。白先生做了許多學術組織工作,產出了許多史學成果,擴大了史學工作者隊伍,增強了人們對于史學工作的信心。白先生通過編纂《中國通史綱要》一書,迅速地使他自己和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從十年動亂的陰影中走出來,重新踏上了歷史研究的征途,贏得了許多寶貴的時間,也“贏得”了這部影響廣泛的“小通史”的出版(注:《中國通史綱要》自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來,至今已有27次印刷,累計印數多達94萬余冊。)。他組建史學研究所、主編《史學史研究》學術季刊,吸引了、團結了和鍛煉了一批史學史研究者,直接和間接地推動了這個學科的發展。他主編《史學概論》一書,增強了參與撰寫此書的同事們的理論興趣,也為高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并在此基礎上舉辦了史學概論講習班。他主編《回族人物志》,為北京、寧夏等地研究回族史的朋友創造了一個發揮專長的機會,也為全國的同行繼續回族史研究摸索了道路。尤其要強調的是,他以70歲高齡,提出編纂多卷本《中國通史》的計劃,在全國500多位學者、同行的支持下,歷時20年,終于實現了撰述目標,在很大的范圍內推動了人們對中國通史的研究和認識。他在許多學術團體中担任職務,對有關學術團體開展學術活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許多事實表明,他不止是一位杰出的史學家,他還是一位杰出史學工作的組織者。
  第四,他完成了一件宏偉的世紀工程。這就是12卷、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的編撰和出版。《中國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鮮明的理論體系。《中國通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進程的實際,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極為重要的理論認識,這些認識貫穿于全書之中,而在《導論》卷作了系統的和充分的闡述。其中大多屬于歷史理論范疇的理論問題,也有屬于史學理論范疇的理論問題。對這兩類理論問題,《導論》卷都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從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發展中總結出來的:講理論而不脫離史實,舉史實而提升到理論,讀來容易理解而多有啟發。
  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中國通史》包含經濟、政治、民族、軍事、文化、中外關系、歷史人物等多方面內容,史料翔實,讀來使人產生厚實、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都放在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闡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的歷史業績:它把科學技術同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結合起來闡述,反映出科學技術在推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現出從先秦至近代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國歷史更加生動地、更加引人入勝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體裁新穎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壽彝先生吸收了中國古代多種史書體裁的形式,并以新的歷史觀念、新的認識水平,制定了一種“新綜合體”用于《中國通史》的撰寫。全書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個部分:一是序說,闡述有關歷史時期的歷史資料、研究狀況、存在問題和本卷撰述旨趣。二是綜述,闡述有關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這個時期歷史進程的輪廓,便于讀者明了歷史發展大勢。三是典志,闡述有關歷史時期的各種制度及相關專題,豐富讀者對“綜述”部分的認識。四是傳記,記述有關歷史時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現“人”在歷史運動中的能動作用和歷史地位,進一步豐富了讀者對“綜述”和“典志”的認識,從而增強了歷史感,所生興味更加濃厚,所得啟示更加深刻。20世紀以前,中國史書多以紀傳體、編年體、典制體、紀事本末體四種體裁為主要表現形式;20世紀以來,章節體逐漸代替了上述各種體裁。《中國通史》以章節體的形式而注入紀傳體等傳統史書體裁的風格,把古今史書體裁的優點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綜合體”,從而容納了極為豐富的歷史內容,也活潑了歷史編撰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這不僅給人們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們對中國歷史可以有一個全局的、立體的、動態的認識。
  反映了最新的學術成就。《中國通史》各分卷主編多是有關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且又約請了許多專史研究的學者參與撰述,可謂人才之薈萃,史識之檢閱,故在學術水平上反映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導論》對有關理論問題所作的系統論述,是目前關于中國歷史之理論認識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遠古時代》,吸收了20世紀以來考古發現的重要成果,重構了對中國遠古時代歷史的認識,是歷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結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說”,是學術性極為突出、要求十分嚴格的一項內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對此都有獨到的闡述,具有很高的學術史價值。再如各卷“綜述”對大事的提綱挈領,“典志”對專題的鉤稽爬梳,“傳記”對歷史人物的抉擇去取和描述評論等,大多反映出著者的獨立見解。
  作為一部歷史巨著,《中國通史》同許多鴻篇鉅制一樣,或許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甚至也難免有個別的訛誤,但它的成就和影響,卻是無可替代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將愈加受到人們的重視。正如著名史學家戴逸教授在1999年所評論的那樣:
  白老是老一輩史學家,現已九十高齡,可說是魯殿靈光,巋然屹立,是我們的表率。尤其令我們欽佩的是,以九十高齡完成《中國通史》巨著。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界的壓軸之作。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是他獻給本世紀的珍貴禮物。
  戴逸教授強調《中國通史》“最全面、最詳盡、最系統,是真正的通史”。“它時間跨度最大,從遠古時代一直到1949年。它內容最豐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地理環境、典章制度、科學技術,幾乎無所不包。它縱通橫通,是真正的通史,改變了以往許多只有歷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詳的缺點。”“這是一部高質量、高水平的通史。這部通史不僅詳細而且有創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又向前推進。”(注:見許殿才《七十年心血鑄就的豐碑——“祝賀白壽彝教授從事學術活動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國通史>全部出版大會”側記》,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戴逸教授的評論,反映了史學界許多同行的共同認識,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是20世紀中國幾代史學家編撰中國通史的總結性和創造性相結合的巨著。它開辟了21世紀中外讀者認識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新途徑。它對于全國各族人民來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正如江澤民同志在給白壽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重視對中國歷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力量。我一直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注重學習中國歷史,高級干部尤其要帶頭這樣做。領導干部應該讀一讀中國通史。這對大家弄清楚我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同時,我們也要學習和借鑒外國歷史。歷史知識豐富了,能夠“寂然凝慮,思接千載”,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為開闊,精神境界就可以大為提高。我提倡領導干部“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而講政治、講正氣,也是要以豐富的歷史知識作基礎的。
  我相信,這套《中國通史》,一定會有益于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學習歷史的濃厚風氣。(注:見《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隨著歲月的推移,《中國通史》的這種作用,一定會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出來。
   * * *
  從愛國者走向馬克思主義者,這是20世紀一大批史學工作者所走過的共同道路。作為一位博洽、專精而又滿懷卓識的史學家,這只有那些勤奮、多思、富于創造精神的史學工作者才可能達到的境地。作為一個時期的史學之杰出的建設者,更是只有為數不多的史學家才能做到的。白壽彝先生以自己畢生的勤奮和追求,理論和實踐,確定了自己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上的位置。
  收稿日期:200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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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史研究京23~35K1歷史學瞿林東20022002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有密切的關系。首先,他從一個愛國者走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反映了20世紀一批進步史學家所走過的共同道路。其次,他以兼擅博洽、專精而又獨具卓識著稱于世,這是只有那些勤奮、多思、富于創造精神的史學工作者才能達到的境地。再次,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史學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如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方向、大力倡導歷史教育、致力于一系列學術組織工作、完成宏偉的世紀工程——《中國通史》的編撰等,更是只有為數不多的史學家才能做得到的:作為新時期中國史學的一位杰出的建設者,白壽彝先生是當之無愧的。白壽彝/史學家/20世紀/中國史學/杰出的建設者/Bai Shouyi/historian/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an excellent creatorBai Shouyi an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Qu LindongProfessor Bai Shouyi had tight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For the first,he had realized a transit from a patriotto a Marxist which was the same road that a group of advanced historiographer had experienc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econd,he was famous for his complete erudition,perfect knowledge of his major and incisive insight,which only those diligent and creative Scholars of historiogrophy could attain.Third,he had exerted himself more fo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field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ch as insisting Marxism in historical studies,advocating historical education,dedicating serials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finishing a great project as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all of which could be done by fewer scholars.As an excellent creator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professor Bai Shouyi merits it.北京師范大學 史學研究所、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作者:史學史研究京23~35K1歷史學瞿林東20022002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有密切的關系。首先,他從一個愛國者走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反映了20世紀一批進步史學家所走過的共同道路。其次,他以兼擅博洽、專精而又獨具卓識著稱于世,這是只有那些勤奮、多思、富于創造精神的史學工作者才能達到的境地。再次,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史學界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如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方向、大力倡導歷史教育、致力于一系列學術組織工作、完成宏偉的世紀工程——《中國通史》的編撰等,更是只有為數不多的史學家才能做得到的:作為新時期中國史學的一位杰出的建設者,白壽彝先生是當之無愧的。白壽彝/史學家/20世紀/中國史學/杰出的建設者/Bai Shouyi/historian/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an excellent creator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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