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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現代中國語文教育八大關系
百年現代中國語文教育八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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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幾年的語文教育大討論已經“冷場”了,但熱鬧過后似應有個沉淀,本文算一個不像樣的答卷吧。
  一、偏了語言學,應重視文學
  多少年來,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一直有意無意地躲避著文學,文學在語文教育中一直背著罵名。“把語文課上成了文學課”是流行于語文教育界的貶義語,語言(言語)學才似乎是語文教育的正統;“把語文課上成語言文字訓練課”的口號一直“廣泛深入人心”。50年代語文教育的大討論,似乎是“語言學”派勝利了,80年代的“語言文字訓練”浪潮盛極一時,至今仍然熱火朝天——這有對的和有效的一面,實際也是“語言學”派占據上風。看看我們的教材,基本是以語言學的路數和體系編寫;聽聽我們的課,基本是以語言學的“招數”分析文學作品;翻翻我們的試卷,基本是以大學語言學系的標準和方法來編擬試題。有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語言學界和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的干預遠遠超過文學界和文學家的干預。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是語言學理論一統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說,現代中國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理論,是奠定在語言學理論的根基上的,而這個理論又是19世紀的靜態的語言學理論!
  其實,文學之于語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說,一切語言(言語)教學,離了“文學化”的教學方法,簡直寸步難行。高超的語文教育的藝術,完全是借助于文學的;基本的語文教育藝術,同樣是離不開文學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最能體現語言價值和語言真諦的,是文學;最能負載語言價值與語言真諦的,還是文學。一句“蒼黃的天底下,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這是語言學的,還是文學的?讓孩子用“種”造句,孩子說“孫中山種了中華民國,毛澤東種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語言學的,還是文學的?
  二、偏了白話,應重視文言
  魯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葉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贊成學文言,毛澤東也反對。或者干脆說,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紀80年代,學文言一直受到整個社會主潮的阻扼。少學或不學文言,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因此,尤其建國后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或極少,或干脆沒有。
  為什么反對學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一,文言中有許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資修”的名單中排頭號,與現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二,文言是僵死的東西,禁錮學生的思想與精神;三,文言在現代生活中已經不用。
  其實,這是十分膚淺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華,這無需多說;文言與白話,是母子關系,根葉關系,這也無需多說。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大陸的整體的語言表達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趨勢,傳媒及文化人的語言表達失去典雅與古風,變得“淺白化”“粗俗化”,這實際就是整個社會輕視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脈被切斷的惡果!
  三、偏了例子,應重視數量
  自五四后,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總體思路就是四個字——“舉一反三”。
  仔細考察這種“舉一反三”的現代語文教育總體思路,實際就是一種完全科學化、理科化的路子,學習數學、物理學、化學的路子。學數理化等理科課程,不就是“舉一反三”嗎?教材或教師講深講透一個例題,后面就附著相當數量的習題;學生學會一個例題,就會做數量相當多類似的習題。這種總體思路,有一定成效,但成效不大,幾十年中國現代語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費中徘徊,與此有關。
  其實,大量的研究、實踐以及常識告訴我們,語言(言語)的學習規律,恰恰是“舉三反一”。語言學習不太類似于“科學化”的數理化學習,可以“舉一”(如例題)“反三(做習題)”,“舉少”而“勝多”。語言學習常常是“舉三”而“反一”,“舉多”而“勝少”,“舉十”才“反三”。人類語言的學習,是在“巨大數量”的語言(言語)的“例子”的反復撞擊、反復刺激下,才點點滴滴“說出”;待成年累月數量再無限量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因此,數量的巨大,例子的極大豐富,才是形成語言(言語)能力的最首要的前提條件?嬰兒學口語的例子頗能說明這個問題。孩子呱呱墜地時,一言不會,1周歲左右說出最簡單的“媽、爸、水”語詞,2周歲左右就能自如運用語言,說出奇妙的句子。為什么口語學得這么快?效率如此之高。因為他接觸了“天文級數量”語言(言語)的“例子”!以平均每天聽大人100句話計算,每句話10個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365天就是365000字,兩年就是730000字!那就是說,孩子學會口語,等于兩年“讀”(用耳)了五六部長篇小說!我們學書面語,中學六年語文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堅定地認為,語言學習的規律決不是“舉一反三”,而是“舉三反一”,現代語文教育總體思路必須徹底改變!
  四、偏了析理,應重視吟誦
  自五四后,西方“科學的東西”引入到中國,引入到語文教育之中。這些“科學的東西”有:西方的語法學、寫作學、文藝理論學、閱讀學乃至文章學、詞匯學等,還有諸如所謂“新三論”“舊三論”的東西等等。這是好事,對語文教育的規范和科學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本世紀以來,現代中國語文教育出現了區別于傳統語文教育的一大奇觀,就是出現了“講深講透”“析細析微”的現象,西方化的語法學、寫作學、閱讀學等等知識,大量地進入到中小學語文課本之中。不僅僅是西方語法學、寫作學、閱讀學等“知識”的進入,而且是整個西方化的、所謂科學的教材“編寫體例”的進入,西方化的教材“講授方式”的進入。甚至在小學里,一篇《登鸛雀樓》也能洋洋灑灑分析內容20分鐘(張志公語)。
  “吟誦的時候……親切地體會,不知不覺之間,內容與理法化而為讀者自己的東西,這是可貴的一種境界,學習語文學科,必須到這種境界,才會終身受用不盡。”(葉圣陶語)背誦,對語匯材料的積累、對整體文句的感性的積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誦,是化別人的語言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索繞心頭,如發于己心,如出于己口。愈積累愈豐富,愈豐富愈自然貫通,逐漸就積淀成一種語感了。
  “現在國文教學,在內容與理法的討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學生吟誦的功夫太少,多數學生只是看看而已。這是偏向了一面,丟開了一面。”葉老先生這段話,是針對40年代的情況說的,40年代之后的情況怎么樣呢?熟悉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現狀的人知道,這種重分析、重理解、輕吟悟、輕背誦的狀況,愈演愈烈,至今仍無大的改觀。請注意,我并不反對“理法”的分析,不主張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我是說吟悟這種中國傳統的頗為有效的語文教育方法,與來自西方的所謂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絕不比它差,甚至有時遠超過它。
  為什么把我們民族自家的、這么好的語文教育的“看家本領”給丟掉了呢?我想,說透了,這實際是自五四以來的一種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學的民族自卑心態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業、各門學科,一切都講科學,都講理性分析,講分解和所謂的“解構”,似乎語文教育不講這些、不引進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來中國語文教育,應該揀起這個丟棄的“寶貝”了!
  五、偏了散文,應重視詩
  翻翻我們的教材,散文(廣義的)占了90%,詩退居到了10%。對現代詩選得少,對古典的詩選得也少。語文考試也有個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寫成詩。
  這是否也跟當代中國社會大的政治文化心態直接關聯?這個大的政治文化心態就是——實用。實用,從大處說,是國家的政治軍事斗爭、經濟建設,小處說是人際交往。而散文是廣泛應用的文體,而詩在現代生活中幾乎“無可用”。
  可我們曾是一個詩的國度!我們有著幾千年的“詩教”傳統,“詩書傳家”——不但可用之于家,還可用之于國。孔子甚至說,不學詩(詩經)無以言。從詩經、離騷到唐詩、宋詞、元曲,中國的詩歌傳統一脈相承。可以說,詩,是中華文化精華中之精華,是中華文化寶庫中最光輝燦爛的部分。古代文人,寫詩抒懷,以詩酬答,以詩相贈,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過的事。可現代當代的文人(廣義的),還有多少能寫詩!即使能寫詩,可又有多少人能夠寫得好詩,實際情況確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說,中國詩教的薪火已經快沒有傳人了,快要熄滅了!追根溯源,可否說是現代中國語文教育的一個悲哀呢?
  其實,從少年兒童自身的特點講,詩最接近于他們的性情,最接近他們天真爛漫的心靈。干脆說,孩子天然就是詩人。三五歲的孩子脫口說出“天空中有美麗的動靜”這樣的話,這不是詩么?這是“天然去雕飾”。中國今天的孩子,詩的天分還沒得到任何發展,就在語文課上被老師們按著頭去學“實用”性、“交際”性的所謂散文,這無異于摧殘、扭曲。退一步講,即使為了“實用”“交際”,通過具有神奇想像的詩來學語言交際,成效其實更大!
  詩訴諸于人的“內在精神”,散文訴諸于人的“外在交際”。我們不能只顧實用性的交際,而荒蕪了孩子的“精神”。
  六、偏了峻厲,應重視雍容
  現代中國語文教育太重了,它太莊重,太沉重,太峻嚴!一直以一副峻急嚴厲的面孔出現在我們面前。
  我主要指四個方面,教材的內容、課文的闡釋、教學的方式、教育出的孩子。
  教材的內容:社論、領袖的報告、領袖的故事、直接闡釋時政觀點和政策的文章,太多地充斥于我們以往的教材之中。相反,諧趣的、幽默的、親和于人的文章,你能從小學到高中的24冊語文教材中找出幾篇?對比一下英國人編寫的《新概念英語》和中國的語文課本,同是語言教材,哪個更有趣、更有人情味?
  課文的闡釋:對現行教材中所有課文的解讀和闡釋也太莊重。我們現行教材中,許多篇目中都有幽默詼諧成分,但是我們卻大大忽略了、視而不見。如《拿來主義》《文學與出汗》(已刪)、《菜館》《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甚至“山藥蛋派”的趙樹理的作品,均有不少諧趣在。可《拿來主義》只成了“批判賣國主義和怎樣繼承文化遺產”、《茶館》只成了“送走舊時代”、《葫蘆僧判斷葫蘆案》成了《紅樓夢》的“階級斗爭的綱”。原本是幽默小說的《警察與贊美詩》、幽默占絕大成分的《變色龍》《高祖還鄉》,對其詼諧幽默成分,我們也都從輕淡然處理,以“興無滅資”“息封滅資”思想正襟危坐地來闡釋。
  教學方式:我們中國的語文教師還承担著一個所謂的“因文解道”、既“授業”又“傳道”的特殊任務,因此我們的語文教師,每備一堂課,都要自覺地“繃緊一根弦”,想方設法從哪個環節上加以“傳道”;一走上課堂,都自覺不自覺要莊重起來、嚴整起來,換一副面孔。如此,面對莊嚴的教材、莊嚴的“道旨”、莊嚴的文字,再加上中國教師自古古板莊嚴有余、師道尊嚴意識根深蒂固的傳統,師生們怎敢瀟灑,怎敢詼諧!語文課怎敢“散開懷抱”,怎敢讓心靈飛翔!
  教育出的孩子:我們“莊嚴”的語文教育體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寫出的文章、說出的話,跟小大人一般,沉穩老成,老氣橫秋,千文一面,很少有人會在文章中“幽他一默”,來點詼諧,加點調侃,妙趣橫生的文章更是罕見。當今優秀作文書刊鋪天蓋地,但是真正縱情揮灑、諧趣為勝的作文有幾篇?因為我們的孩子在十幾年的課堂上,學的是教師用“莊嚴”的方式講授的“莊嚴”之文,并且把寫文章看成是正襟危坐的、十分莊重的事情,寫文章關乎國運、關乎民生,絕對玩笑不得。因而孩子們攤開作文本面對方格稿紙時,便不自覺地“峻嚴”起來了。再想想,幾十年來,中國的文人也太沉重了,中國文人、作家能夠寫詼諧幽默、嬉笑怒罵文章的,也不多了;即使寫出來(如魏明倫、王小波、王蒙、李敖等),也大多被主流意識所排斥,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看做是逆流!
  我們的孩子寫“莊嚴”“神圣”乃至慷慨激昂匡時濟世之文,多是行家里手,如流水般立筆成文,但幾無“懷抱真言”,或編好人好事、或假造高亢之辭,均是由課本學來的“偽神圣”之論和社論文風,為“莊嚴”而藏起自我的諧趣,為“神圣”而隱藏自我的平凡。這是一股矯飾文風,它扭曲孩子靈魂、戕害孩子精神!
  我想,以上這些,是否跟百年來中國人“民族救亡復興”的巨大思想壓力和精神壓力有關,跟當政者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的大旗下,禁錮個人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禁絕個人志趣的伸展有關?百年來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中,確實一直存在一個“精神氣度”問題。百年來,中華“民族救亡”形勢的嚴峻和“民族復興”重任的沉重,蘊成一股無形的強大精神氛圍,再加上人為的專制特色的文化空氣,如巨石般壓在現代中國語文教育身上,使得它的“精神氣度”一直那么峻厲、狹仄、沉郁,缺乏一種雍容、寬宏、自由的風范。
  我們呼喚,語文教育中多一點平凡,多一點諧趣、多一點自由,多一點真我,多一點雍容與寬宏自由的精神氛圍,少一點偽神,少一點偽圣,少一點偽崇高,從語文書本到教師的面孔,都不再那么峻厲、冰冷!急功近利時,莫棄人的真精神和大精神如敝屣!
  七、偏了寫實,應重視寫虛
  所謂寫實,指說明、描寫、敘述;寫虛,指抒情、議論、想像(劉錫慶語)。寫實是指向交際實用的,寫虛是指向精神創造的。
  我們的語文教育,一直只重視學生寫實的能力,而輕視寫虛能力的培養。其實,在一定年齡階段,寫虛的能力要重于寫實的能力。寫虛,實際是一個人創造能力、想像才華、抒發獨到見解能力的集中展現。寫實體現的只是摹仿、記錄、復述能力。寫實是按部就班,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寫虛,則是充分舒張自我的意志和自我膽魄,用神奇、大膽的想像,構筑一個奇特瑰麗的精神世界。一個只會寫實的人,是較為平庸的,而一個寫虛能力超眾的人,才是一個杰出的人。
  而我們的語文教育,包括大的語文教育環境,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就阻止他們寫虛能力的發展。按照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態,寫虛,似乎與怪誕、囈語、胡說八道、胡思亂想、胡編亂造劃等號;而寫實,才是實事求是、規規矩矩、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因而我們的孩子,在他們寫虛的能力還沒有充分展開的時候,就被大人們扼殺了。所以,我們的學生在寫實寫不好、無話可說的情況下,就只能瞎編一通。這樣的結果是,寫實、寫虛都沒有發展好。
  八、偏了統一,應重視多元
  我們中國語文教育中有太多的統一。
  教學大綱統一,全國一綱統天下;教材統一,全國教材統編。
  選文眼光統一,通觀以往多套中小學語文課本,選入課本作為教材的,幾乎全部或是“階級斗爭”、或是“民族斗爭”、或是“政黨斗爭”一路的。從篇篇選文中幾乎都能讀出“斗爭”二字來。
  文章的闡釋也是全國統一,不允許哪個教師和學生,對課文作出獨立的自由見解。我們有大體統一的《孔乙己》觀——批判科舉制度,大體統一的《雷雨》觀——揭露資本家的殘酷、反動、虛偽,大體統一的《項鏈》觀——批判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如此等等。從選文到衡文,使得我們語文教材的“精神空間”極為窘仄、偏狹,缺乏應有的雍容大度、自由的“精神氣度”。
  教法統一,某教師的教學法成功了,于是就全省甚至全國大面積地爭相模仿、效法、推廣,不顧教師個人的個性。
  考試模式和試題統一,試題路子如出一轍。尤其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語文教育試題的理科化傾向愈來愈嚴重。
  甚至學生寫出來的文章,也大體一樣,大體一樣的開頭,大體一樣的故事,大體一樣的主題,大體一樣的用詞。缺乏孩子們在這個年齡階段本應該有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孩子們過早地成熟、老成,過早地包裹起了真實自由的“自我”和“個性”。這也是由我們的語文教育,從教材到教法、從形式到內容都過于嚴整一律、“精神氣度”逼仄和窘迫所導致。
  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語文教育理論全國輿論一律,不允許別人質疑批評,不允許別人提出獨到見解,違者被指為“淆亂乾坤”,甚至上綱上線,這種情況在語文教育界內部相當嚴重。
  今天本是一個多彩多姿的時代,是一個充分施展個性的時代,是個允許大膽創新和探索的時代,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這些“統一”還是正常的嗎?
《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韓軍20012001韓軍 清華大學附中 作者:《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韓軍20012001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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