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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生命力——論老舍創作的真實性
真實的生命力——論老舍創作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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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嚴愛@①)
  文學要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只有真實地反映了生活本質的作品,才會產生強烈的反響,才會獲得真正的價值。真實是文學作品的生活基礎。作家如果不用真情實感去感受生活,不用真實的態度去對待生活,不用文學的真實去再現生活的真實,那么,作家筆下的作品就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不會有真正的價值。本文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思考,從老舍先生真實地做人、真實地創作、真實地反應生活等方面,來看老舍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一、創造思想的真實性
  人道主義不僅是資產階級的,也是共產主義的。同時人道主義又起過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作用。老舍作品中的基本思想——人的尊嚴,人性復歸,的確存在。老舍一生追求真理,關心生命,關心人類的前途與未來,具有強烈的思想性。這種創作力求真實的思想性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及一些訪談錄中都得到充分印證。
  《正紅旗下》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老舍原本沒有要寫“自傳”的意思,在《自傳難寫》里,列舉了四章寫自傳的慣例,寫到:“第一章,依寫傳慣例,道上三輩的官銜、功德與著作,至少也來個‘清封大臣’的父親,與‘出自名門’的母親,沒有這么適合體裁的雙親,寫出去豈不叫人笑掉門牙;第二章,這兒應說怎樣降生,怎樣在胎中多住了三個月,怎樣在產房里鬧妖精,怎樣天上落星星;第三章,幼年入學光景,‘幼懷大志,寡言笑,囊螢刺骨……’這多么好聽!可是咱呢,不記得有過大志,而是見別人吃糖餡燒餅就饞得慌,至如今也沒完全改掉;第四章,寫青春時期,人家牛頓先生看蘋果落地就想起那么多典故來,我看到蘋果落地——不,不等它落地就摘下來往嘴里送。”[①]從老舍留下的唯一一部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我們可從中發現他拋開了一切寫傳的慣例,沒有夸大自己的身世,沒有美化自己幼年生活。而是坦率地、誠懇地寫下了一個窮旗兵兒子的出生,幼年生活,以及其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乃至國家大事,剖開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實、充分地表露了他的創作思想的世界。
  老舍的作品總是被人們認為思想性不夠強烈。這里所謂的“思想性”局限于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思想性。如巴人評《駱駝祥子》的一篇中,說老舍僅對車夫作了“一般生活的說明”,“不是形象的刻劃”,“他的車夫世界沒有和其他社會作有機的聯系”。巴人將祥子等車夫比作可斧鑿的木頭,說作者沒有把“可燃性估計在內,……便是把木頭只看作木頭,而沒有把木頭看作正在可以發火的東西”。[②]在“左傾”思潮的影響下,確實有過于強調革命口號的傾向。因而,忽視了作品中真實符合社會生活實際的內涵。且看下面有關老舍思想性的批評。30年代老舍思想有了明顯的進步,其原因仍然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點是“左翼”文藝運動對他的感染與促進,革命文學作品對他的影響和啟迪。我們曾引證過《老舍選集》,就是很好的見證。“雖然老舍仍然是屬于資產階級的范疇,但因為他比較傾向革命,比較接近廣大人民群眾,所以,他的思想朝進步的方面轉變是理所當然的。”[③]雖然這是他的局限性,但他并沒有扭曲地加以掩飾,而是真實地將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加以體現,這是符合老舍本人的經歷,符合那個時代的。
  造成老舍早期思想薄弱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在實際上脫離了當時歷次的政治斗爭,因而,他的思想也就沒有受到革命實踐的洗禮,同時,正如他自己經常談到的不注重理論的學習,在思想上沒有積極的主張與建議,這就決定了他早期小說的局限性,例如,他創作于1926年至1929年間的作品,其內容所反映的生活仍然是“五四”時期的社會現象,他的思想仍然沒有超出“五四”時期社會思潮的范圍,因此,他的早期小說沒有跟上生活前進的步伐。但是,從總的方面看,老舍的小說和他的思想,并沒有同時代背道而馳,也沒有脫離開歷史所賦予的使命。新中國成立后,老舍努力改造思想,虛心向人民學習,老舍表示:“作家不應是替人民說話,而是應該向人民學習,說人民的話”。這以后,從他的幾篇書信里,就能讀到人民的話了,以小市民能夠意識到的、感覺到的、衡量到的尺度來敘說。如他在1951年7月23日的書信中這樣寫到:“中國人民弄不清美國政府為什么要反對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臺灣的壞政府。”在1950年8月26日這樣寫到:“今年夏天天氣很熱,……市場上梨、蘋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兒(小立)除了蘋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還要在床上藏幾個蘋果。北京現在很好,通貨膨脹已經過去,人人都感到歡欣鼓舞,糧食充足。人們開始愛新政府了”。在1950年7月7日的書信中寫到:“今年的小麥收成比去年要好,饑荒就要過去了”。[④]在50年代,老舍去了朝鮮,他寫到:“我在志愿軍某軍住了五個月,訪問了不少‘老禿山’的英雄,閱讀不少有關的文件。我決定寫一部小說,可是我寫不出來”。[⑤]這是一句非常坦誠的話。老舍說:“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還不很強,我還是扔掉它。”[⑥]老舍非常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但他更重視的是創作思想的真實性。只有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打動人,老舍沒有放棄這種對生活的孜孜追求。我們在老舍的有關文章里可以了解到他本人不贊同為作家改稿的想法。老舍曾經過一個為作家改稿的階段。當時由大家動手修改劇本,如話劇劇本、電影劇本等。老舍描述一些人:“因為他不懂業務,他可能沒有對事業的熱愛。這樣,他就只覺得非改不可,……對作家們寫的劇本似乎人人有權修改,個個有權修改,個個顯示優越,一稿到來,大家動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論如何單薄,但出自一家之手,總有些好處,經過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處即連根拔掉,原來有四成藝術性,到后來連一成也找不著了。由這種修改大會而來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語言之美,情節之美,獨特的風格,結構的完整,一概沒有。用這種定本拍制出來的影片,當然也是四大皆空,觀眾一齊搖頭”。老舍在表達自己的感受時說道:“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責任,但一想起來啊,我就好不傷心!”[⑦]老舍對自己的創作思想曾這樣講過:“第一是:我看見在當時的革命文學作品里,往往內容并不充實,人物并不生動,而有不少激烈的口號,如:幾個撿煤核的孩子,撿著撿著煤核兒,便忽然喊道:‘我們必然革命。’我不愿也不這么寫。第二是:我只模糊地由書本上知道一點革命的理論,不敢用這一點理論去寫革命的實踐。第三是:我的一點文藝修養到底是來自閱讀西洋古典文學,所以,我總忘不了重視人物、語言、思想、結構、寫景等各方面,而不專注重或偏重思想”。[⑧]他沒有忽略思想性,他的作品里沒有激烈的政治口號,但老舍是很重視思想的真實性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舍對創作思想力求真實,鄙視虛假和偽善。無論是寫自傳的主導思想,還是對小說的創作要求,無論是對生活的觀察,還是對藝術的追求,始終凝聚著真實二字。
   二、創作內容的真實性
  老舍在他的《題材與生活》一文中寫到:“作家總是選擇與他的創作風格一致的題材來寫。我就寫不出斗爭比較強烈的戲。因為天性不是愛打架的人,而且又沒有參加革命斗爭。”[⑨]有人批評他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處于中間狀態,但政治并不是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即使以政治斗爭為主題寫文章,本身也應超出這個范疇之外才合乎情理。1966年春,老舍與英國人斯圖爾特·格爾德、羅瑪·格爾德的談話是他對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他本人對中國革命認識的總結。老舍言道:“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為那時的世界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時人與人的關系很明顯,界線劃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富貴天下,有人被剝削,有人剝削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作家可以描寫這些現象,就象一個人可以用照相機把它們照下來一樣。在中國,一個被接受的現實是千百萬人生存的價值就象一群牲畜,他們存在的理由僅僅在于為少數人服務,他們是消耗品,他們的生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國人也不把中國人當作和他們自己有一樣的情感,一樣痛苦或悲傷的人類看待。在那個時代,你要么和那些認為社會現實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么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這就是革命的實質。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那你就沒什么別的選擇了。你就是一個革命者了,你就會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了。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就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了,我們也不是科學的改革家。所以我們必須先趕走那些剝削和欺侮中國人的外國人,然后再回頭來對付那些依仗洋槍洋炮做著同樣壞事的中國人。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愛國主義的,第二階段是愛國主義和要取得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反動派的勝利。所有人都理解所發生的事情,連沒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現在,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重點是要改變思維方法,而不是改變生活條件。”[⑩]也許這是老舍的作品被評為思想性不夠強烈的原因,眾批評家只注重老舍作品的幽默、語言的詼諧,很少提及老舍的文學思想,其理由也是如此。但是老舍的小說恰恰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的現實生活與現實社會,這種社會與生活是真實存在的,不是杜撰出來的。
  難道一個作品沒有思想,也能得到人們的認可嗎?老舍在《大智若愚》里寫道:“你要準備下那最高的思想與最深的感情,好長出文藝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功夫,以文字為神符。文字不過是文藝的工具”。[①①]老舍明確地說明作品的生命是思想與感情,而那些幽默的語言,北京小市民的生活場景等都只不過是文藝的工具而已。一些人貶低老舍作品的思想性,只承認他的作品的形式美,這是不恰當的。老舍不象魯迅,在斗爭中昂首闊步站在前方,號召革命,鼓勵革命。老舍是一位具有深厚同情心的作家,他的眼睛老是盯著那些被剝削、被侮辱、被遺忘、被損害的人們。這些苦難的人們與生活抗爭,與社會抗爭,結局是那樣的悲慘,那樣的不幸,靠什么才能改變這種處境呢?不是靠個人的拚搏,不是靠苦苦的追求,更不是靠達官貴人的恩賜,透過老舍作品的字里行間,言談話語,可使人們深思,只有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才能消除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才能改變人的悲慘命運。在《正紅旗下》里不難找到,如母親的眼睛老盯著回娘家過年的大女兒——在舊社會媳婦受婆家折磨是很平常的事,作者有意引讀者找不幸的根源,從小家引申到國家,令人反思。勤勞的祥子象駱駝一樣忍辱負重,吃苦耐勞,可換來的卻是家破人亡。作者又是將這個真實的生活中的典型擺在讀者面前,讓人們通過一個人的不幸和苦難,去思考一類人、一群人、一個階級的苦難根源。
  老舍在談及自己的創作體會時說:“自從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就知道國恥,可是真到‘五四’,才知道一些國恥是怎么來的,而且知道了應該反抗誰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聽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之類的泄氣話,而且覺得不足為怪。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這運動使我看見了帝國主義的具體表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做禮的奴隸,中國人不該再做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后來寫作的基本思想和情感”。[①②]“人的尊嚴”是老舍寫作的基本思想。“人的尊嚴”是向兩千多年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挑戰。當老舍在新加坡看到被壓迫者的覺醒,特別是新一代的覺醒,他說:“我的思想猛地進了好幾丈,不能再寫愛情小說了。這個,也就使我決定趕快回來看看了。”[①③]他在《創作論》中寫到:“我們不許再麻木下去,我們且少掀兩回《說文解字》,再去看看社會,看看民間,看槍炮一天打殺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貪官污吏在那耍什么害人的把戲。看生命,領略生活,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①④]老舍在“五四”運動時,奠定了寫作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尊嚴”,從新加坡歸來,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意義,鞏固了寫作的基本思想。在抗戰時期,老舍記下了日本文學家鹿地亙先生在成立文協大會上講演的情況。他寫到:“鹿地亙先生講演!全場的空氣緊張到極度,由臺上往下看,幾乎每人的頭都向前伸著,胡風先生作了簡短的介紹,而后鹿地亙先生的柔韌有勁的話,象小石投水似地,達到每個人的心里去。幾乎是每說完了一段,掌聲就雷動,跟著就又是靜寂。這一動一靜之際,使人感到正義與和平尚在人間,不過只有雄心遠識的人才能見到,才能不顧世俗而向卑污黑暗進攻,給人類以光明,文藝家的責任是多么重大呀。”[①⑤]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生活觸動了老舍,而老舍本著真實的反映生活的創作思想,用自己的筆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他所見到的社會及生活。
  老舍愿作真實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斷地完善自我,追求作家完美的職業道德——說真話,作真事。出自老舍筆下的作品,當然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代表性。通過藝術的真實反映生活的真實,并將其自身的思想傾向和理想融入作品中。他的作品之所以極具生命力,正是作家追求真實的結果。
  ① 老舍《題材與生活》,《老舍文集》16,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第586頁。
  ② 曹廣燦《老舍研究縱覽1929—1986》,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第34頁。
  ③ 佟家桓《老舍小說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8頁。
  ④ 吳福輝、錢理群主編:《老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第242頁。
  ⑤ 同③,第261頁。
  ⑥ 同③第25頁。
  ⑦ 吳福輝,錢理群主編:《老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第269頁。
  ⑧ 《老舍選集》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第223—224頁。
  ⑨ 同(2),第588頁。
  ⑩ 吳福輝、錢理群主編:《老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第287頁。
  ①① 老舍《大智若愚》,《老舍文集》14、第271頁。
  ①② 老舍《“五四”給了我什么》,《老舍文集》14,第346頁。
  ①③ 老舍《論創作》,《老舍文集》51,第266—267頁。
  ①④ 吳福輝、錢理群主編:《老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①⑤ 李澤厚《毛澤東的民粹主義思想殘留》,《文化大革命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3,第122頁。
   責任編輯 關紀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日加景
  
  
  
民族文學研究京89-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嚴愛@①19971997 作者:民族文學研究京89-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嚴愛@①19971997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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