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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尾巴論”探析
知識分子“尾巴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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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66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44(2003)05-0614-06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知識界曾發生一場關于知識分子“翹尾巴”的論戰,這次論戰延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到改革開放之后才終止。它給知識分子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傷害,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進程所產生的消極影響,至今尚未消除殆盡,而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有著迫切的現實意義。
      一
    知識分子“翹尾巴”論戰是在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爆發的。
    1953年9月中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梁漱溟在中國農民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而高傲的梁漱溟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于是,毛澤東便轉換爭辯的話題,抓住解放前梁漱溟與國民黨的密切關系這一政治思想傾向上的問題作為梁氏的“尾巴”,聲色俱厲地責問梁漱溟:“哪些人有狐貍尾巴,大家會看得出來的。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了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桿,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1]
    梁漱溟被剝奪發言權后,毛澤東又在其它場合多次發表講話,在“翹尾巴”上做文章,其矛頭所向也不再局限于梁漱溟“這一個”,而是指向知識分子群體。1955年3月,毛澤東指出:“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么要夾緊尾巴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時候它就夾緊了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知識分子要“夾緊尾巴做人“[1]”。
    1957年5月15日,針對知識分子在整風鳴放中的一些言論,毛澤東在發給黨內高級干部閱讀的一份文件中寫道:“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過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總是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于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現在,他們的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他們妄圖消滅共產黨,哪肯就范?”[1]7月9日,在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向知識分子發出重炮轟擊:“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1]同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里。”[1]
    1958年春,毛澤東在全國發動“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提出要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教授的迷信,對他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要像對帝國主義者那樣藐視之、輕視之、鄙視之……
    毛澤東不厭其煩地指責知識分子“翹尾巴”,其要點可概括為三條:1、知識分子與一般工人、農民不同,因為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就好“翹尾巴”;2、知識分子“翹尾巴”是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3、向“翹尾巴”的知識分子打幾棍子,迫使他們就范,夾緊尾巴做人。
    知識分子“翹尾巴”這個論斷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的。由于其開國領袖的至高至尊的地位,一言九鼎,在公開場合表示反對這種觀點很難,否則這種人就被打為右派,像具有留學經歷的羅隆基,僅僅對存在著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的現狀略有微辭,就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中“翹尾巴”的代表性人物而遭到沉重的打擊。迫于嚴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政治壓力,一部分知識分子三緘其口,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滿情緒;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出于維護生存的本能在無奈之中表態認同,要割掉自己的“尾巴”,做一個沒有“尾巴”的人[2]。而那些缺乏基本的科學文化知識,沒有能夠劃入知識分子之列的人,其中主要是以“大老粗”自炫的工、農干部,則十分贊同毛澤東這一觀點。
    毛澤東既然斷言知識分子“翹尾巴”,于是,便以他不容置疑的政治家權威頻繁地發動政治運動,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兩種方式輪番使用,不斷地對知識分子進行大批判,將知識分子置于一輪又一輪的運動之中。
      二
    科學的理論是行動的指南,可以把人們從迷霧中引向正確的道路,不斷地前進。但是,作為一種錯誤的思想觀點,即知識分子“尾巴論”,不僅給知識分子帶來嚴重的情感傷害,而且對于人們認識、評價知識和知識分子起著誤導作用,造成了諸多不良后果。主要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尾巴論”排斥了知識分子在社會革命和建設中的先鋒力量。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一個階層,同工人和農民階層一樣,都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運轉必要的環節。一般地說來,在社會諸多群體中,只要某個群體對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能推動歷史前進,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正當的,那么,任何一個階層都不得對其加以歧視、貶低、排斥。這是各個階層都享有的公正、平等的權利,且受到法律的保護。知識分子群體是一個擁有科學文化知識的階層,是革命和建設的先鋒力量,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主力軍。只要追溯一下人類社會演變的歷史就會發現,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巍巍豐碑上沒有鐫刻著知識分子的豐功偉績的。像牛頓、愛因斯坦等,都為他們的民族贏得了驕傲。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分子階層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與文化不太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離不開知識分子。然而,在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對社會各個階層作用的評價缺乏客觀公正的尺度,把那些缺少或科學文化知識不多的工人、農民,提拔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委以重任;相反,將知識分子看成是一支格格不入的異己力量,給扣上“翹尾巴”的帽子,作為整肅的對象,使他們報國無門,英雄無用武之地。這無疑削弱了社會革命和建設中知識分子這樣一支先鋒力量的作用。
    第二,“尾巴論”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情感,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與科學文化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民族的繁榮,與它所蘊含的知識總量密切相關。一個社會儲藏的知識總量越豐富,所擁有的潛在的創造性活力就越大,其發展的速度就越快。換言之,社會能否飛躍發展與是否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相關。16世紀英國思想家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向人們揭示了知識的偉大意義和崇高的價值所在。這個頌揚人的理性、贊美智慧的口號,激發了英國人尊重知識、追求知識的巨大熱情,推動了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使一個多島之國稱雄歐洲,居于世界領先的地位。物換星移,山河巨變。當歷史進入20世紀50年代時,中國卻無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寶貴經驗,竟用“翹尾巴”來肆意貶低知識、丑化知識分子,給知識分子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鎖,無法發揮自己的智慧才華。這種精神傷害所帶來的損失是慘重的。對個人而言,一個人的聰明才智被浪費,寶貴的生命空耗,是對人的不尊重,是貶低人、藐視人,也是一種不人道的表現;對社會而言,社會失去了知識分子這支先鋒力量的推動,是寶貴的人才資源的流失,也是社會資產的浪費。因為培養出一個有專業知識的人才,將一個簡單的勞動者變成為一個復雜的勞動者,需要社會許多財力和人力的投入。總之,當世界上許多民族高舉知識的大旗昂首闊步、呼嘯前進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卻不斷地遭受政治大批判之火的烤炙,這種精神上的沉重打擊使知識分子失去了應有的人格尊嚴,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從而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科學文化的發展,拉大了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距離。
    第三,知識分子“尾巴論”宣揚了反科學的蒙昧主義的價值觀。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里各種社會群體政治上是平等的,然而,他們在社會上的聲譽還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是社會通過輿論的方式對各個群體貢獻大小的不同給予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的表現,也是社會弘揚正氣、批評邪氣所必須。知識分子以其文化知識為社會服務,做出了比其它階層更大的貢獻,就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對那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付給較大的補償,是社會最基本的價值原則。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科學的價值觀,貶低知識,鄙視知識分子,那么,愚昧與落后之風便會滋長,智慧之光就會被無知所遮蔽。
    基于知識分子“翹尾巴”理論,把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礦山等,通過強制性的勞動方式去“改造”他們的思想,試圖把知識分子“工人化”和“農民化”,阻礙甚至于剝奪他們學習、補充、更新科學文化知識的機會,讓他們變得知識越來越少,以此表明脫胎換骨,割掉了尾巴,這是理念上的誤導。不僅如此,還片面地夸大某些表面現象的意義、價值,例如,非要知識分子皮膚曬黑,手上長滿了老繭,滾上了一身泥巴,等等,才算鍛煉出一顆“紅心”,才算思想感情由資產階級轉化到無產階級,才算是階級立場有了根本轉變。其實,這種簡陋的生存方式與人們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說,反科學的、反文化的無知也是一種力量,不過,它是一種與科學文明相背離的惰性力,阻礙人類進步。退而言之,說缺乏或者文化知識很少的人沒有尾巴,擁有豐富知識的人卻有了尾巴,如此貶低知識、頌揚愚昧的觀點,是社會價值觀的嚴重錯位。事實上,知識猶如望遠鏡、顯微鏡,只有知識才能讓人高瞻遠矚,看得很遠、很細,從而把握事物的真諦。相反,人們如缺乏文化知識,就不可能追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使有所思考,也只能是停留在淺層次上面,無法深入下去,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不能對事物的發展作出合理的解釋和判斷。這樣,無法形成個人的獨立見解,只能把權威說的話看成“句句是真理”,依據權威的觀點為標準。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中國,“知識愈多愈反動”竟成了一種流行的社會時尚。陳腐的個人迷信現象之所以能風靡中國數十年而不衰,便是知識與知識分子遭到貶低而蒙昧主義盛行結下的苦果。
      三
    “尾巴論”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出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有一定的市場,是有它的諸種根源的。
    第一,“尾巴論”的產生有其社會歷史根源。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觀點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第一次大革命運動失敗后,共產國際的代表羅明納茲等執行左傾錯誤路線,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將革命失敗原因歸結為黨的領導干部的“非無產階級成份”,是“機會主義分子”代表,即黨的領導干部是非工人、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代表。于是,在黨的六大上提出了“干部工人化”的方針,結果,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包括候補委員)知識分子的比例由黨的五大時的91%降至43%;甚至把工人黨員列為甲類、知識分子黨員列為乙類。這種左傾錯誤思想一直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算。在40年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將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加以比較,并且斷言:“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3]他還指責知識分子“好擺架子”,等等。這可以看作是后來50年代出現的“翹尾巴”的一個較早的同義詞。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奪取全中國革命勝利,轉入城市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面臨著一個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問題。實踐證明,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黨的主要領導人將革命勝利前的一些歧視知識分子的觀點逐漸系統化,于是就有了“團結、教育、改造”之說,就有了“翹尾巴”之說,就有了“拔白旗”之說。在“文革”中,又有了“黑線專政”和“臭老九”之說。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個組成部分”的這個歷史地位得到復歸后,又冒出了“老大靠了邊,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的無名火。這是與時代腳步極不諧調的雜音。諸如此類,與“尾巴論”是一脈相承的。贊同或支持“尾巴論”的人,對知識分子總是持有一種懷疑、嫉妒的心理,于是,便常常用“翹尾巴”將知識分子形象妖魔化,把他們描繪成青面獠牙、面目可憎的魔鬼,人人皆曰:“可惡”。這是社會上視知識分子為異類、排斥知識分子的具體表現。這種思潮來源于一定的社會氛圍,根植于一定的社會歷史土壤之中。
    第二,“尾巴論”的產生有其社會經濟的根源。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鄙視知識分子的“尾巴論”是自然經濟的產物。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里,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運用簡單的勞動工具就食可果腹,衣可遮體,不必要許多知識就能維持簡單的生存,從而形成一種狹隘的鄙視知識的思想意識。在這樣封閉的環境里,知識分子在創造科學文化成果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勞動不為人們所認識和理解,所創造的價值也就難以得到社會公正的評價,甚至把知識分子的科學發明創造誤為是“擒龍之術”。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社會對于知識分子的復雜勞動所創造出的成果往往評價得很低。這種對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價值評價上的嚴重失衡,必然導致對知識分子產生偏見,也就不可能給予知識分子以應有的愛護和尊重,甚至由此而產生知識分子靠他人養活的說法。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包括黨的主要領導者就認為,知識分子是靠工人、農民養活的。5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皮”與“毛”的理論,認為知識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大學教授也好,科學家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是吃工人階級的飯,吃集體農民的飯,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1]工人農民既然養活了知識分子,那么,自然就會自視位居知識分子之上,睥睨一切,知識分子必須甘當小學生,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知識分子一旦有被他們的“左視眼”看不慣的地方,便是背叛了“主人”,是“忘本”的表現,就沒有“飯碗”了。其實,在一個健全的文明社會里,人們是從事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都是社會分工的需要。如果說,知識分子享受的物質成果則主要是由工人、農民創造的,那么,工人、農民享受的文化精神成果主要是由知識分子總結、創造的。人們的生存不可離開物質需要的滿足,同樣,沒有文化精神產品來滿足豐富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人的真正完滿幸福的生活。看不到或貶低知識分子創造的精神產品的重要價值,片面強調物質生產的重要性,是一種庸俗唯物論的觀點。這種知識分子“尾巴論”,正是自然經濟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上的反映。
    第三,“尾巴論”的產生還有其思想文化的根源。傳統文化是現代文化之源。傳統文化中既包含有科學價值的精華,也存在落后的封建性的糟粕。東西方傳統文化概莫能外。在封建社會里,由于生產方式落后,反映小生產者的舊文化中,就對科學文化知識懷有偏見。老子《道德經》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絕圣棄智,民利百倍。”這種貶低知識的價值,認為人有了科學文化知識就會變得愚蠢、笨拙、奸詐,實質上是在宣傳一種落后的“知識罪”的觀念。
    在西方國家,“知識罪”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說。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因為偷吃了善惡樹上的智慧果,被判定犯下了原罪。其實,人吃了智慧果變得豁然開朗、聰明起來,懂得了人的地位尊嚴和價值,這是值得頌揚的事。人沒有知識、智慧,就沒有罪,原罪是由知識而引發的,知識導致了犯罪、災禍,這種觀點在西方宗教蒙昧主義時期有一定市場。17世紀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就對科學文化知識持有偏見,他在《論科學與藝術》中說:知識導致人的靈魂敗壞,道德墮落,引發出種種罪惡,并使社會倒退。西方傳統文化中這種“知識罪”的觀點傳播到中國后,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像中國封建王朝中的一批守舊的官員就視火車為影響國家穩定的“怪物”,非要拆除鐵軌才肯罷休的做法,便是明證。可見,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盡管地域不同,民族各異,卻有著某些貶低知識的相似的經歷,不僅表明在東西方都出現過仇視知識、智慧的現象,在重復著一種歷史性的錯誤,而且也表明人類社會向文明前進步履的艱難。“尾巴論”的出現,正是東西方傳統思想文化中應被拋棄的消極因素在適合的氣候下的復活。
      四
    “尾巴論”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給知識分子帶來難以言狀的精神負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徹底清除“尾巴論”的消極影響,重塑知識分子的形象,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正確看待三個問題。
    第一,要充分肯定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性。人格獨立性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在“尾巴論”看來,知識分子是“毛”,要附在工人、農民階層的“皮”上,否則,就只能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當“梁上君子”,因此,知識分子必須“夾緊尾巴做人”。這種“皮”、“毛”論是對知識分子人格獨立性的否定。
    知識分子作為擁有較高文化知識的階層,對社會、對人生的審視具有很高的理性。例如,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之網,他們不為表面現象所遮蔽、困擾,能夠以敏銳的目光洞察別的階層所看不到的問題,通過細微之處或表面的現象發現問題的本質所在。他們善于獨立思考,不肯盲從,敢于發表自己的見解,并以此表明不同于世俗之眾,而且他們在闡述自己的個人觀點、意見時,也不會有意識地故為曲說去迎合上司。這種獨立思考和張揚個性的品格,在社會生活中處處凸顯出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表明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能保持著清醒和警覺,不為名利所羈,也不為壓力所屈服。他們對于人類社會的反思、批判和關愛,只是出于自身理性的需要。在他們看來,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遵循真理絕對信念外,任何其它權威頭上的光彩都黯然失色,因此,知識分子往往給統治者一種不同流俗的印象,也就被一些人看成是“翹尾巴”。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表現為知識分子獨立性的所謂“翹尾巴”,也未必不是他們的長處、優點。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言論渠道是暢通無阻的,對各種不同的聲音開放,而不是強調唯唯諾諾,眾口一詞,“輿論一律”。這樣,人格的獨立性才能孕育起來,社會才顯得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絢麗多彩。
    第二,要正確理解知識分子自身的教育、改造問題。誠然,知識分子也像其它社會階層一樣,有其自身的弱點,要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注意改造主觀世界。然而,這種社會性改造并不是將知識分子置于被動的地位,由某一個威風凜凜的社會階層居高臨下地對知識分子實施的。知識分子發展的歷程是一個不斷適應社會和自我改造的過程。如果改造是讓知識分子放棄對知識的渴望,要磨滅知識分子擁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基本特點,讓知識分子知識和智慧趨于貧困化,使他們向同時代的其他階層如工人、農民靠拢,那么,這種改造就是違背科學的、是后退的,是一條歧路。一個社會中各種社會群體存在不同的特點是客觀的。社會的豐富性就是由這些不同特點構成的。在人類發展的進程中,社會不斷地分化出各種群體,在不斷細化的職業分工的基礎上出現各種社會階層,各個階層的特點是在不同的工作實踐和生活方式基礎上逐漸形成的,這些特點有其客觀的基礎,并不是可以主觀隨意改造的。改造作為一個歷史進步性的原則,是先進群體改造落后的群體,變后進為先進,先進更先進。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群體。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群體在歷史演進中遭到了無情的淘汰,表明他們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知識分子群體卻能延續下來并逐漸壯大,表明知識分子階層有較強的社會適應能力,是一個具有廣闊前途的階層。相比較而言,工人群體特別是農民群體正在不斷地縮小,他們中的一部分成員由于懂得了知識的意義與價值,通過努力學習來豐富自己的知識,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從而加入知識分子群體之中,這種工人、農民階層向知識分子靠拢的現象反映了當代社會發展進步的趨勢,是一種歷史潮流。
    要看到,在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做工務農沒有高低之別。工農階層與知識分子不應相互存有成見。工農階層應拋棄已經為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尾巴論”,同樣,知識分子也不能因有較多的科學文化知識而傲視工人、農民,這種傾向應當加以克服。當然,并不能否認知識分子中有少數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傲慢自大,缺乏自律,歧視工人、農民。但是,相比較而言,有知識對無知識的優越感更具有合理性。退而言之,即使這種思想認識偶然被片面地夸大了,也因這種觀點有利于崇尚知識,追求知識,而不失為有價值的偏見。而像“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那種無知識對有知識的優越感,認為前者還負有對后者進行“改造”的使命,則純粹是毫無價值的偏見,只會將人們引入蒙昧主義的泥坑,有礙于社會發展進步,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要不斷增強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感。“尾巴論”影響的徹底消除,既要以社會結構趨向合理性為前提,又要真正改造傳統思想文化中貶低知識的觀點,那樣,知識分子才能從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如前所述,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價值感,主要是在于為社會作出重要貢獻,使社會對知識分子有一種迫切的需要感,從而獲得社會的尊重。即是說,只有當知識分子的知識真正被社會所需要、所肯定,其價值感才能真正的體現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塊廣闊的舞臺,但是,知識分子對自身所具的價值感的信念尚嫌不足。原因一方面是在知識爆炸性增長的時代,知識分子需要不斷地補充、吸收新知識,更新知識結構,否則,難以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的需要;另一方面,來自“尾巴論”的傷害并沒有徹底消除,他們在學習知識的時候,內心難免還有許多余悸,以至束手束腳,使他們獨立意識、自主意識、競爭意識、公正意識的確立受到一定的阻礙。應當說,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主要部分,即科技知識分子由于直接與生產力掛鉤,其對社會的貢獻及其價值感日益顯著,但也要看到人文知識分子由于其專業的特殊性,還并沒有感到真正被社會所需要。并不是說人文知識分子無法給社會提供有效的成果,而是因為人文知識分子提供社會性服務的渠道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沒有真正地暢通起來,而且他們的勞動成果也不能像科技產品一樣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而,從總體上看,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擺脫“尾巴論”陰影的籠罩,還不能無所顧慮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為社會改革開放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中。為此,社會改革開放應為恢復知識的尊嚴、確立知識分子的科學地位創造良好的條件,讓知識分子有一種自信自豪感,理直氣壯地以社會先鋒力量的姿態在革命和建設中大顯身手,那樣,必將推動社會進步,使中華民族在繁榮昌盛的道路上突飛猛進。
    收稿日期:200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淮安614~619K4中國現代史章20042004“尾巴論”的產生有其社會歷史的、經濟的和思想文化的根源。它不僅排斥知識分子這支先鋒力量,阻礙了中國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而且宣揚貶低知識的蒙昧主義價值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清除“尾巴論”的消極影響,重塑知識分子的形象,就是要充分肯定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性,正確看待知識分子自身教育與改造,不斷增強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感。知識分子/翹尾巴/消除影響/尊重人才
    intellectual/tail theory/eliminate impect/respect person with talent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山東大學考古學Analyses of the "Tail Theory"of Intellectual
  ZHANG Mu
  (Social Science Institu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Nanjing 210013, China)In the early of 1950's, a debate over "tail theory" was initiated among China's intelletual. This viewpoint was deep rooted in the socially historic, economic as well as ideological resources. It not only excluded the intellectual as an outstanding pione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cience and culture, but also preached obscurantism that devalu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lligence. To eradic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tail theory" in market-orientated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We should affirm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s personality adequately,treating their self-education and trasformafion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ir adjustments to the market-orientated economy system tolerantly. In this condition, the ethos of respecting the intelleetual and knowledge would be formed in society.章牧(1942-),男,江蘇泗洪人,江蘇省社科院哲學與文化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 江蘇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所,江蘇 南京 21001 作者: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淮安614~619K4中國現代史章20042004“尾巴論”的產生有其社會歷史的、經濟的和思想文化的根源。它不僅排斥知識分子這支先鋒力量,阻礙了中國經濟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而且宣揚貶低知識的蒙昧主義價值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清除“尾巴論”的消極影響,重塑知識分子的形象,就是要充分肯定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性,正確看待知識分子自身教育與改造,不斷增強知識分子的社會價值感。知識分子/翹尾巴/消除影響/尊重人才
    intellectual/tail theory/eliminate impect/respect person with talent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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