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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為何走向延安?
知識分子為何走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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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了一股知識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成為當時國共對壘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這一潮流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標志,進入高潮在1938年至1939年間,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一時間,延安真可謂“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是影響當時知識分子政治走向的直接因素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我們黨內一度盛行“左”的知識分子路線,其特點是對知識分子的排斥和不信任。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路線,為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轉變奠定了基礎。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首先打破了“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改變了知識分子政策。決議明確指出:
  (一)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不問其過去如何,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
  (二)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到蘇區來。
  (三)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不論其出身如何,蘇維埃給予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查閱1939年至1941年間黨的領導人的講話和電文可以發現,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開始走向成熟。在這一時期,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陳云等黨內高層領導對知識分子的現狀、特點、階級歸屬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已經達成了初步共識。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號召, 明確提出,“對于知識分子的爭取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隨后又強調指出:“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陜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呼吁“搶奪”知識分子,指出:“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了就沒有了”。為了更好地吸引知識分子,我們黨還制定了“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的政策。可以說,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是影響當時國內知識分子政治走向的一個直接因素。
  ●在當時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下,大批知識分子基于理想和現實的雙重考慮,作出了走向延安的選擇
  20世紀30年代曾被歷史學家稱為“紅色的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爆發的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打破了自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以來的相對穩定的國際關系,世界局勢發生很大的變化。當時,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一大批重要知識分子都有參加共產黨或者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經歷。在這種國際形勢下,國內一大批知識分子基于理想和現實的雙重考慮走向了延安。
  首先,知識分子走向延安源于士大夫的“入世”精神。近代以降,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族危機,知識分子承担起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責任,把自己的事業同國家民族的未來相聯結。就上世紀30年代而言,抗戰救亡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在日本加劇侵華、國民黨政府妥協退讓的形勢下,知識分子自然具有選擇走向延安的歷史動因。
  第二,走向延安也是知識分子面對日本侵華危機作出激進政治參與的必然選擇。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下,救亡又一次壓倒了啟蒙。由于思想傾向和階級立場的差異,知識分子呈現不同程度的政治參與:有的通過學術研究關懷現實;有的直接參加國民黨政府,希望通過革新政府來挽救危亡;有的因不滿國民黨政府內外政策而走向了體制的反面。抗戰時期,由于國民黨的妥協退讓,使許多進步的青年學生、學者,以及當時社會上最有威望的文學才華的人如魯迅等,都逐漸左傾。特別是“七七”事變后,日本侵占了南京和武漢,國民政府的節節敗退。在這種形式下,知識分子面臨“走向何處”的問題:是留在北平、南京——日本占領區,還是投奔重慶——大西南國統區,抑或走向延安——中共的陜甘寧根據地?對于“左翼”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作家來說,前往延安是他們必然的歸宿。
  第三,“重慶”與“延安”的對比反差,使知識分子產生了對延安政治生活的強烈認同。抗戰時期,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陪都的“重慶”,呈現出腐敗無能之態。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實行特務統治;政府辦事效能低下,官場貪污腐化成風。經濟上,國統區經濟凋敝,民族工業舉步維艱,四大家族控制經濟命脈,大發國難財。軍事上,國民黨軍隊軍紀廢弛,戰斗力不足,正面戰場上接連喪失國土。這一切使大批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驟降。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樂園”。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國的模型”,黨努力建設抗日民主模范特區,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鼓勵學術研究,提倡言論自由。物質生活上,實行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軍事供給制生活。此外,延安革新社會舊俗,主張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眾文化,反對封建禮教,廢除封建陋習,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型人際關系。此外,我們黨還加強了對外宣傳工作的力度,吸引中外記者、民主人士和外國友人來延安,他們以第三者的眼光,在延安參觀訪問,觀察思考,撰寫了相關文章,這進一步擴大了延安的影響。所有這些使知識分子對延安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延安成了昭示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燈塔。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寫到:“這是什么地方?這是樂園”。
  “延安”與“重慶”的對比,使得許多知識分子的認知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由秩序的反叛者向民族利益的維護者轉變;國民黨及其政權的合法性遭受空前嚴重的質疑。在廣大知識分子眼里,只有延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聲音是最真誠的,最高亢的,最打動人心的。而國民黨“政府自絕於國民,非國民先絕於政府”,從反方向把大批知識分子們推向了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
  ●中共地方黨組織和設在各地的八路軍辦事處、通訊處,千方百計地把一批批知識分子送往延安
  當時,向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具體途徑和過程如下:
  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為吸引知識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辦事處以及領導團結下的社會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人士的引導疏通,組織知識分子到延安。1937年,為適應抗戰培養干部的需要,我們黨通知上海黨組織,調艾思奇和何干之到新創辦的陜北公學任教。他們一行12人是第一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識分子,受到了熱烈歡迎。1940年,在周恩來的關心下,張仲實和茅盾到達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地方黨組織和設在各地的八路軍辦事處、通訊處,以合法機構的名義吸收知識分子,千方百計地把他們一批批送往延安。
  二是參加延安革命根據地學校的招生考試。我們黨在1937年至1942年間,先后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國廣大青年招生。1937年9月5日,陜北公學在全國發布以校長成仿吾署名的《陜北公學招生簡章》,報考地點設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經《新中華報》刊載后,各地知識青年踴躍報名。當時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成為負責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紅色橋梁七賢莊”之稱。
  對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我們黨設立了交際處負責對其進行接待和安置。交際處担負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經常了解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點和業務專長,使他們學有所用,人盡其才,各得其所。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先由延安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造冊登記,然后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培訓后再分配工作。
  總之,這一潮流的出現,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政治綱領的巨大吸引力。知識分子走向延安,壯大了革命隊伍,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化水平,促進了革命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他們通過我們黨的政治整合,實現了從“舊我”到“新我”的蛻變,成為思想上認同和接受革命意識形態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架起了連接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當代知識分子的橋梁。

北京日報(19)D2中國共產黨汪云生20062006
汪云生,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副教授。
作者:北京日報(19)D2中國共產黨汪云生20062006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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