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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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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價值定位
知識分子的價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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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人:吳炫、丁帆、范欽林、邵建
  時間: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
  地點: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室
  吳炫(主持人):這幾年,新國學、后現代、新民間還有去年的人文精神討論,這幾種話語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比較大的關注,海外也有一些反映,比如趙毅衡在今年第二期《20一世紀》上發表文章,談到這些現象中共同存在的保守主義傾向問題,他的意思還是要堅持激進主義立場,但這個話題沒有怎么展開。他們都涉及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存在形態應該是什么?如果我們在原則上不贊成新國學、后現代、新民間等話語在功能上對現狀的維護和保守傾向,那么我們今天理解的“知識分子”概念究竟應當是什么含義?如果我們堅持過去的激進主義立場,仍然以西方的話語批判中國文化現存的各種問題,這種批判在今天還行不行?由此追問下去,在文化轉型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可能做些什么?怎樣做才能確立自己真正的位置?
  丁帆:從去年人文精神的討論,到今年各種話語的形成,乃至其他新旗號的出現,這些現象說明知識分子都意識到了自身存在的危機感。現在,知識分子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是權力話語的失落。這種權力話語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很久以來就一直操持的。即便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也沒有失去士的地位,雖然毛澤東批判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離開政治話語中心;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被拋棄在政治話語之外的失落感就越來越強了。另一方面,是來自商業文化,也就是大眾文化的擠壓。在這種擠壓下,知識分子的心態極端異化,這種異化是五·四以后中國知識分子所沒有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的激情基本消失,從前激進的銳氣也漸漸磨平,世紀末的頹廢色彩十分濃厚,知識分子對現實持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于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無可選擇,放棄選擇。無可選擇是無奈,最可怕的是放棄選擇。放棄選擇是本世紀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這種狀況對中國的文化轉型是很不利的。在這種形勢下,去年人文精神的討論實際上并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他們一方面以舊的人文精神,即所謂“士”的人文精神為參照系,這種參照系在五·四以后就已經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們以西方既定的話語為參照系,80年代,繼五·四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對中國形成了第二次沖擊,這種思潮挾帶著西方19世紀甚至20世紀后現代主義的思潮涌進來,知識分子當時對此還抱有很大的激情,但到了90年代,在權力話語和大眾話語的雙重擠壓下,知識分子的激情漸漸消失,人格萎縮也日益明顯。現在看來,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不能從西方的人文觀念中,也不能從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中獲得拯救。新儒學、新國學、新民間、后現代的興起,不過是想躲進一個殼里,以此尋找出路,這是很困難的,我認為應該尋找第三種方式。
  范欽林:我以為,中國知識分子應找回自己失去的話語空間。商品大潮向古老的中國襲來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一度曾經擁有的體面的社會生存地位。正如剛才丁帆先生講的,知識分子在雙重擠壓下無可選擇、放棄選擇,這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精神萎縮的表現。我覺得,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不存在人文精神,他們更多地強調人倫關系,是一種人倫精神。人文精神是從西方引進來的一個全新的概念。它做為資產階級的基本精神,反對神性,主張人性,強調自由、平等、博愛,它是對人本身,特別是做為個體的人的生存處境的關懷,對人的終極價值的一種企盼。目前在中國似乎很怕談自由,大家只談科學、民主、現代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特別是90年代以后,自由已經從主流話語中消失了。現在,知識分子應如何找回自己的話語空間?我覺得還是應該強調啟蒙精神。知識分子應該在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話語之間尋找一個自由的話語空間,對大眾話語、主流話語起一種調節與制衡的作用。
  邵建:談到知識分子的狀況和選擇問題,我深有同感。的確,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處于世紀末的狀態,但知識分子又是最不甘寂寞的,他們都在進行各自的選擇,有的找到了新國學,有的找到了后現代,還有的找到了人文精神和新民間,這些現象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并沒有沉淪下去,他們還在世紀末的絕望中做著本能的掙扎,探尋自己新的出路。但問題在于,對所有的這些價值取向,我們應該做更深入的思考,新國學能不能真正拯救我們?他們有一個很響亮的口號“返本開新”,但我懷疑,如果真的返了本,怎么能開出下個世紀的文化新路?后現代也曾經一度沸沸揚揚,其實,它是一種平面的、大眾的文化,知識分子一頭扎進大眾文化中去,是不是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我也表示懷疑;新民間提出要離開廟堂走向民間,知識分子在廟堂,在政治話語中心,地位比較尷尬,現在的確應該出來了,但是不是走到民間就能解決問題呢?民間同樣也不是知識分子最后的歸宿。重建人文精神,這個口號有一定的意義,關鍵是我們現在應建立什么樣的人文精神?提出這個追問可能比提出這個口號更有意義。以上是知識分子大致的幾種價值取向,我覺得這需要我們好好評述一番,在評述之后,我們是否可以拿出自己的對策來。
  丁帆:走出廟堂,這種意識不僅是對中國目前建構新文化體系的戕害,也是對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殘。放棄廟堂,實際上是放棄文化中心,因為中國的文化中心還是建立在以廟堂為象征的政治權力話語中,政治權力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大眾的話語欲望。實際上,知識分子既不能離開民間,也不能離開廟堂,而應該在這兩種話語的不斷協調中,尋找一個文化轉型時期屬于知識分子的位置。
  吳炫:我理解你的意思是,知識分子對群體的批判應帶有全方位性,既不能用民間來反廟堂,也不能用廟堂來反民間,一個文化內部之間的輪回運動很難構成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轉型意義上的批判。現在不少人對中國傳統士大夫那種文人精神或者文人觀念都有所警惕。但這種警惕不等于再回到五·四時期的批判方式上。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對100多年來我們所操持的一套西方話語進行的反思還不夠,比如,人文主義、人文精神。我覺得對它們進行適當的清理是很有必要的。從精神層面上講,每個階段的人類文化都有共同點,我把這個共同點理解為全方位的無形的否定,這意味著在否定結果中人必須以一個獨立個體的姿態出現,也就是說,人文精神做為一個抽象的精神姿態,在不同的時間內涵不一樣。文藝復興時期,人文精神表現為通過對大自然蓬勃生命的張揚,反對迂腐、陳舊的古典文化;在現代,人文精神主要通過強化人的本能沖動來反對暗含理性的外在秩序,尼采的酒神精神就不同于盧梭的人文觀念;到了后現代,海德格爾又強調與自然的和諧來反對科技文明。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否定精神是一致的,但不同時代的否定結果又是有差異的,我們的困惑在于找不到既適合中國目前狀況,又適合世界現代走向的新的話語內涵。當然在此之前,強調對西方既定話語的反思和清理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反思和清理,對知識分子而言,對用“知識”說話的我們而言,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文精神的體現。我們現在的出路不在于抓住既有的觀念,如果這樣做就未免太簡單了。比如今天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中就包含著很復雜的內涵:感性生命欲求,生存意義上的快感,這些知識分子要不要獲取?我覺得還是要的,但問題是知識分子在這種獲取中又很容易產生對人文精神的忘卻和泯滅。我們今天談超越性,不能建立在過去對感性生命、生存快感的克服和取消上。近代人文主義都主張克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一點更為明顯:存天理、滅人欲。只有通過對感性生命的克服和取消才能獲得精神的超越。我覺得,未來的人如果談超越問題,感性生命將是一個基點,它一旦被喚醒,要想再壓制它以達到超越的目的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我們談精神結構、談人格獨立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理解,我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單調,而每個人的內心世界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這與過去整個世界成為一種文化而人的內心世界比較單一正好相反。
  范欽林:中國的人文精神并不一直存在著,五·四時期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一次大勃發,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大眾化以后,甚至一直到新時期以前,這一段時期的中國人文精神是極其萎弱的。后來人文精神曾經短暫興起過,現在又重提了,對此,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我們說的人文精神到底是指什么?
  丁帆:中國沒有一個返歸自然的過程,沒有一個追求生命本體的過程,五·四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沒有這些,人文精神就變成一種虛體。80年代,中國出現了大量返歸自然本體的作品,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人能接受?實際上這些作品本身持續的時間也不長。而在西方,從中世紀以后,返歸自然,返歸生命本體的精神一直持續了兩個多世紀,即便進入工業時代、后工業時代,西方人也沒有停止對他們的追求。中國歷史上沒經歷過這個過程,返歸自然、返歸生命本體的意識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還沒有成為自覺,這是我們與西方根本不同的地方,這一點是不是構成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萎縮的一個重要因素?
  吳炫:按我的理解,西方經過工業文明階段再回歸感性生命和我們一直停留在那種自然無為的狀態是不同的,這兩種狀態很容易混淆。對這兩者進行區別很有必要,我們現在的生命快感基本上以生存快樂和自然無為的老莊境界為支柱,這其實是對人真正的感性生命的消解,它的危害性已經通過幾千年文明的衰落得到了證明,所以,我們今天談感性生命的時候,恰恰存在著超越老莊意義上的自然無為狀態的問題,但超越的結果絕不會是西方意義上的感性生命的徹底解放,這種結果形態是什么,現在還很難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同民族文化形態上的否定結果是不可重復的,表面上現在強調市場經濟強調工業化,這一點很容易與西方接軌,但是在人的精神結構、內在素質和文化觀念上是很難接軌的。
  范欽林:我贊同你的意見,不同民族文化形態上的否定結果是不可重復的,而且也不必重復。在中國重提人文精神,也不是說,再來一次文藝復興式的回歸自然運動,其實,我們不是正處于一個大的自然之中嗎?我想,我們更多的是應該考慮怎樣對做為個體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價值進行關懷與尊重。
  邵建:目前知識分子的存在危機,我以為,不是在生存上,而是面臨一種精神危機。幾十年來,甚至上千年來,知識分子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壓抑,老的問題還未解決,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大眾文化比起意識形態文化來說對知識分子更有一種滅頂之災,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知識分子各自都做出了相應的選擇。問題是,目前人們熱衷的那些文化選擇能不能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困境?我以為是不能的,不但不能,甚至有些東西如后現代大眾文化同官方意識形態還是合流的。王朔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王朔當時出現,實際上是對大眾文化、官方意識形態構成消解,這一點不可否定,但情況發展下去就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他們后來合流了。
  前些時候,有人全力鼓吹后這個后那個,在知識分子自己,實際上是一種退守的姿態。在兩者形成合流的時候,我們應該怎么辦?絕對不是觀望,這個姿態是很消極的。新民間,我不太贊成;把廟堂做為知識分子的整體處境,我也不贊成,應該退出來,但不是退到民間去,民間不是歸宿,我贊同在廟堂和民間之間牽出一個新的維度,在這兩者之間確立第三個點,知識分子最終應與其他兩者之間建立一種緊張的對話和批判關系。
  丁帆:我覺得,知識分子做為具有獨立人格的群體,應該永遠對現實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而這種批判的態度要求知識分子仍然要介入廟堂。
  范欽林: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知識分子要想建立一個獨立的領域是十分困難的,盡管我們有這樣一個良好的愿望。這里涉及到一個經濟上的問題,知識分子必需完成自己的第一需要:生存。比方說,衣食住行,這些都需要通過非知識分子的力量,如廟堂來提供,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精神萎縮就不奇怪了,知識分子真正的獨立,只能建立在經濟問題解決了的基礎上。
  吳炫:這里就有一個把知識分子的生存形態和價值形態混在一起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很難把這兩者區分開來,其實,這應當是兩回事。知識分子在吃飯領域、生存領域不談生存獨立問題,吃飽了飯,知識分子的存在形態就顯現出來了。
  邵建:這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思索,知識分子到底是什么?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不同,我們始終沒有一個獨自的經濟形態,但有了又容易使知識分子職業化。現在的知識分子很多,有一部分要進入廟堂,有一部分進入市場,有一部分要去搞科技,現在我想,堅守著人文的知識分子,不要熱衷于市場,不要進入廟堂,也不要到民間去,我們就應該堅守學院,我非常欣賞丁帆他們搞的校園文化研究,也贊同以學院為陣地,建立自己的文化體系。更重要的是,我以為知識分子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志業,我們的許多問題都要放到志業上來談。
  范欽林: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了王富仁的一個觀點。他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獨立的階層,而一旦進入廟堂,就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特有屬性,就象擠公共汽車一樣,一旦擠上去,就把別人忘在腦后。這是一種異化現象,即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
  吳炫:我主張這樣一種看法:知識分子的內在結構要形成一個世界。生存問題我覺得只是知識分子世界的一個部分,這個部分顯然不是知識分子的本體,也不能構成他們價值的支撐點,如果找到這個支撐點,而這個支撐點又能連接其它的非支撐點,我覺得人就能內在地成為一個結構,在今天,只有知識分子能形成這樣一個結構。這樣就對未來知識分子的解釋形成一種張力。我覺得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張力。過去我們一再強調生存問題,而把精神超越問題擱在一邊,有時又把這兩者混為一談:生存狀況允許你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你就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超越,不允許的話,干脆就不要談這個問題。這實際上是把知識分子放于單一的理解中,這種單一的理解使我們一談到知識分子的超越問題就把生存問題擱在一邊,你必須克服生存問題,遺忘生存問題,忍受貧困,才能談精神超越,我覺得這還是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傳統看法,而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對知識分子的重新理解。
  丁帆: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形態老是處于惡性循環當中,這本質上是由于知識分子缺乏一種自由的意識,他們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種自由的向度和開放的思維體系,有人把它歸結為中西方人思維形態的不同,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最主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擠入廟堂的情結和歸隱民間的情結太強烈,總之,老是要依附于什么東西。
  吳炫:包括依附于西方這套既定的話語。
  丁帆: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話語體系。
  范欽林: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的這種依附性要從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專制制度的運作層面來尋找原因。因為它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對社會施加影響,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唯一中介。毛澤東也未能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他把知識分子比成附皮之毛,而沒有把他們看成獨立的社會力量。
  邵建:知識分子為什么會有強烈的危機感呢?說到底,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還不是經濟狀況,而是知識分子的話語形態和知識譜系。中國知識分子什么時候有過自己的話語呢?這不是開國幾十年的問題,我覺得是上千年來都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在春秋時代還只是民間的私學,經過董仲舒的弘揚后就意識形態化了。后來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就是趕考,考入進士后就是走入仕途。
  吳炫:也不能說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沒有自己的話語,儒學實際上曾經一度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話語,但這套話語在漢唐已經完成了它的功能,下面的問題是重建新話語,而這個問題一直被擱置了。
  邵建:大眾文化剛剛勃興幾年,它以消費為核心,以娛樂為指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話語譜系。官方也形成了自己的話語,就是米蘭·昆德拉所說的意識形態譜系。而現在,最該有自己知識形態譜系的知識分子卻偏偏沒有自己的話語,這是很可悲的,所以知識分子今天會有這樣的困境和危機感。要想走出困境,要想擺脫危機,唯一的選擇便是建立自己的話語。這個話語我們暫時還無法看清楚,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擺出否定和批判的姿態,在深層次的批判中獨立,在多方位的否定中生根,而不是回到某一個地方去,哪里都不是我們該走的地方。
  丁帆: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就在這里,不斷對現實保持堅定的批判態度和清醒的否定姿態。
  邵建:“知識分子”這個詞就很有意思,“分子”一直就是一個貶義詞,建國以來有三反分子、五反分子、四類分子、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后是知識分子,可以看出,主流意識形態是把分子者當成一個異己者來對待的。我覺得這恰恰是一個桂冠,一個榮譽,知識分子就應當保持“分子”的姿態。
  丁帆:對“知識分子”含有貶義,是在左聯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人們對“知識分子”是持褒義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智識分子”。智識分子是智識者、智慧者,他被置于批判、監督社會的地位,是確立社會良性循環的機制,這個稱呼就繼承了五·四的批判精神。到了左聯大眾化之后,“知識分子”就開始做為一個貶義詞出現,而把“智”改為“知”。
  范欽林:現在的知識分子應當游離于廟堂和民間兩者之間,但同時又必須在主流話語與大眾話語之間保持其應有的張力。
  邵建:對,這是知識分子的第三種抉擇。伸出左手,批判主流意識形態;伸出右手,批判大眾意識形態。批判是一種介入,批判是一種對話,批判是形成三者良性循環的必要機制。
  吳炫:這里應對批判賦予一種新的含義。
  丁帆:這里的批判應是哲學意義上的批判。
  吳炫:我們過去一直用西方既定的武器進入批判,那種批判屬于意識形態或知識性批判,而哲學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哲學是它們的根。
  范欽林:知識界一直想恢復批判的名譽,但現在還未能恢復過來,真是積重難返。
  吳炫:一提起批判,人們還很容易想起傳統的大批判,想起了80年代激進主義批判的失敗,這里的確有問題,但不是批判本身應該取消的問題,很少有人追問批判究竟應當是什么。我們強調哲學性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他者”文化中,生活在傳統和西方既定話語之中而不自覺,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知識的奴隸”。你可能會不自覺地說出他人的話語,但你又會總覺得這些他人話語可能使我們安身立命。但這種批判絕對不是把批判對象都取消了、摧毀了,也不是用中國古人的話語來對抗西方或用西方人的話語來對抗這種對抗,知識分子要談出對世界的理解,對自身存在價值的理解,這個理解是中國古人和西方人沒有說過的,只有這個沒說過的東西才能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現在的生存困惑問題,也才能成為當代中國的新的人文意義。從西方話語中找出一套既定的東西,過去沒能解決我們的精神貧困問題,現在更不太可能解決。
  邵建:現在,知識分子的毛病日趨明顯了,在過去主流意識形態的威懾下,知識分子可以這樣概括:忘道以從勢,即忘記自己的學術之道服從政治權勢;現在,在大眾文化的誘惑下,知識分子的毛病又可以概括為:曲學以諛勢,歪曲自己的學問來阿諛大眾勢力。所以,現在不強調批判和否定是不行的。
  吳炫:現在的問題是在這種批判和否定中我們可以做什么。從我自己來講,我覺得現在應該對西方概念、知識譜系做一些批判性的清理。
  丁帆:這種清理我看主要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方面針對新國學這種鴕鳥政策,另一方面針對80年代以后大量涌進的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當然,對西方的東西肯定要借鑒,關鍵是怎樣吸收精華,怎樣從本質上加以改造;而對于傳統文化,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并不缺少,生活在中國的語境中,很容易吸收傳統的東西,我們更為缺少的是對它的批判意識。
  范欽林:傳統做為一種隱形結構,實際上隱藏在知識分子每個人的意識當中。
  邵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之間形成一個三角關系;要建立自己的知識譜系,知識分子又必然與傳統、西方文化產生聯系,這又是一個三角關系。現在國學派和西方文化這兩派在進行爭論,看起來有點滑稽,其實,我們既不能回到傳統,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他們對我們來說只是材料意義上的、資源意義上的,我們應立足自身的現狀,以我為中心,為我所用。剛才吳炫講到首先應對西方話語進行清理,但我們也看到,現在新國學的呼聲也很大,他們有一個很可疑的邏輯,國學是我們老祖宗的東西,怎么能不繼承呢?但是為什么老祖宗的東西就一定要繼承呢?
  范欽林:對國學的這種熱潮加以批判。我給他們一個比方:一方面象阿Q一樣大談自己的“先前闊”,另一方面,又象陳士成一樣,在挫敗面前向祖宗討尋法寶。國學熱實際上對中國的文化轉型是相當有害的。
  吳炫:對于國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他們內部,觀點也不完全一致。有一部分人可能更注重做一些資源意義上的清理和積累,這是值得肯定的。我們多年來習慣用西方文化清理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東西清理得太厲害了。
  范欽林: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應當加以區分:國學的審美價值、歷史價值和現實應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對國學進行研究,進行審美,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放在應用層面,試圖用國學解決當今中國存在的問題,那就不行了。
  邵建:國學要不要研究?要研究,但問題是在什么層面上進行研究。如果把國學就這樣地拋棄了,這未免是一種人文資源的損失。問題是如果21世紀中國文化的重建要依靠國學的復興,這就未免太可悲了,這正是一些人所極力提倡的,我覺得你想研究什么那是你個人的事情,不能把它上升到意識形態、權力話語的高度,我們反對的是這個。
  丁帆:有人認為正是新加坡新儒學的興起,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吳炫:這其實是對新加坡的一個誤讀,他們的儒學只是運用在經營和人際關系上,但在價值觀念上絕對不是儒學。
  范欽林:在價值觀念上他們還是西方的,如果儒學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早就進入資本主義了,封建社會的歷史也就不會那么漫長了。
  吳炫:即便儒學能促進現代化,現代化是不是就意味著物質文明,中國的文化轉型是不是就是新加坡的模式,這也是個問題。
  范欽林:國學派對西方的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有一種誤讀,以為既然西方都在向東方尋求解決危機的資源,中國人為什么還要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呢?這里涉及的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現在的西方人已經發展到了后工業社會階段,他們需要東方的某些哲學對西方社會進行調節,而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前現代階段,我們需要的并不是東方的儒學,而是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不同的對象適用的藥方是不同的,適用于西方的東西不一定就適用于東方。而另一方面,國學派又從某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試圖開發東方古老的傳統話語來與西方現代話語相抗衡。其實,這樣不能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而且也不能建構中國的現代話語。
  丁帆:搞國學的人一直引以為豪的是,進入后工業時代的西方尋找出路到了我們老祖宗身上,而你們還要舍本逐末。比如有人說陰陽八卦對電子計算機的開發產生了多么大的影響,我們的遺產我們自己竟然不要。
  吳炫:他們不知道西方人對東方的欣賞也是材料意義上的。絕對不是把中國的價值體系都移植過去,這反襯出我們思維方式上的膚淺。
  邵建:現在再回到這個三角區上:一個是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一個是做為意向形態的大眾文化,還有就是知識分子文化。我把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大眾是社會的感官,統治階級是社會的心臟,知識分子是社會的大腦。感官需要感官的文化,就是消費文化;心臟需要心臟的文化,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文化;而知識分子需要的是民族的精英文化。知識分子對這兩者是什么關系呢?我覺得主要是一種批判關系,這一點我們都達成了共識,進一步考慮,批判為了什么?是不是要這兩種文化都跟著知識分子文化走?讓知識分子變成精神的警察?那么知識分子支配這兩者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我感到困惑。
  丁帆:在這三個圓中,知識分子起什么作用?如果知識分子放棄自身的價值,那兩個圓就要不斷地制約、消解知識分子文化,知識分子要進行反抗,要進行自我設計,要不斷地對現存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和大眾文化進行對抗性批判,但最后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我覺得知識分子不可放棄對這兩種文化的滲透。對主流意識形態,要改變它的運行機制,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隱形的改變,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能改變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對大眾文化,要進行批判,不能讓主流話語與它合謀,為此知識分子要對大眾進行啟蒙的滲透。總之,知識分子對兩者的輻射、滲透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這種意識,知識分子的價值又在哪里呢?(對邵建)你剛才的比喻“警察”我覺得不太合適,但意思是有的,知識分子對另外兩者起著一種監督作用,但不是拒絕,而是參與、改造,用自己的機制改變這兩者的運行狀態。
  范欽林:我覺得這三個圓之間還是一種對話關系。他們現在在爭奪話語霸權,話語的背后是某種權力關系。如果知識分子不對其他兩個圓進行啟蒙批判,知識分子這個圓就會越來越小,最后被另外兩個圓吃掉。知識分子對主流意識形態必須采取批判的態度;對大眾則應在采取批判態度的同時又滲透啟蒙意識,通過啟蒙達到改造大眾文化的目的,把精英文化滲透到大眾文化中去,這是提高整個民族文化素質的必由之路。知識分子應如何對大眾進行啟蒙滲透?我覺得要通過公眾文化這種方式,公眾文化既不同精英文化,只存在于比較小的圈子,也不同于大眾文化,缺少操守,動輒泛濫,而是用一種大眾比較能接受的形式來灌注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達到對大眾啟蒙的目的,這是知識分子啟蒙的具體操作方式。知識分子不應當只守著一種話語方式,用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很難改變大眾,而應當操有多種話語,對什么樣的人采用什么樣的話語。換句話說,就是同一種精英話語可以采取多種表達方式。
  剛才邵建談到知識分子這種“精神警察”的合法性問題,我想這也代表了許多人的質疑。知識分子的作用首先是讓社會在制度運作層面達到一種穩定與均衡。前面談到話語背后是一種權力關系,話語的制衡其實就是一種權力的制衡。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主流話語與大眾話語的合流對社會可能會產生良性影響,但卻帶有很大的冒險性,如果缺少知識分子精英話語的制衡作用,這種合流就可能產生某種的危害性,甚至會危及社會運行機制的良性循環。談到這里,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就當時的語境而言,恰恰是主流話語與大眾話語絕妙的合流,他們共同醞釀了這場災難。如果只是讓少數人對這場災難負責,顯然是不合理的。在當時,如果代表民族文化素質和知識水準的知識分子精英能對這種合流做出某種制衡的反映,我相信這場災難大概不會發生,至少不會這么嚴重。但不幸的是,從“左聯”開始,知識精英的制衡作用就被不斷削弱,直到最后被主流話語與大眾話語所吞噬。從另一方面講,社會制度的運作層面尚未可能接受這種制衡。但為了不讓悲劇重演,這種制衡話語系統是十分必要的。
  丁帆:我理解你的意思。但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主流話語千方百計牢牢地控制知識分子和大眾,希望知識分子成為其代言人,或者是上傳下達的中介橋梁;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內在的反制約性促使其保持自身的獨立品格,以啟蒙的姿態去“化大眾”。從目前的狀況看,主流話語與大眾話語,包括商品文化在內的合謀,正在對知識分子話語進行吞噬,這很可能使知識分子再一次喪失人格的獨立性。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必須隨時保持一種“自救”意識,永遠與現存社會保持一段距離,保持一種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這恐怕正是知識分子存在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既是嚴肅的“審判官”,又是神圣的“布道者”。
  范欽林:是的,“批判”與“啟蒙”構成了知識分子存在的全部價值。這種批判,不僅包括對于主流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批判,同時也包括了對自身的批判。我認為就當前情況而言,這種自我批判應針對這三方面來進行:一是放棄獨立精神品格服從主流話語的異化和官本位化;二是放棄批判與啟蒙意識的從眾的“俗化”;三是放棄現代意識的復古傾向的“雅化”。
  邵建:情況已經很清楚了,建構知識分子自己的話語形態,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文化,新興的大眾社會的意象形態文化,所缺者,唯有屬于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我姑且稱之為意義形態的文化吧。這里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文化,而是說它沒有相對獨立的文化。我們過去的人文知識譜系已經意識形態化了,現在到了給它“消磁”的時候了。舊人文的消解過程,便是新人文即意義形態文化的生成過程。所以,我以為不妨把略顯大而無當的重建人文精神改擬“重建人文”,以改變人文知識譜系入手,這樣更便于操作。
  真正的難題在于如何重建人文,如何形成自己的話語形態。我覺得,我們目前無須急于建構新的話語形態,而應切實把握現在,在與現實的交鋒中逐步積累自己的話語;并在對主流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雙重批評中,不斷擴大自己的話語場。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當以自己的存在為基點,以現實為關注對象,以批判為其綱,以傳統話語和西方話語為其取用的資源,在不斷積累的過程中,新的話語一定會浮出水面,慢慢現出它的輪廓。
  吳炫: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定位問題,并不是說具體的操作不重要,只不過價值定位在當前比起具體的操作來說更為迫切一些。我再補充兩點:一是知識分子通過對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批判來確立自己,與知識分子在知識和價值譜系上的自我反省和清理是不矛盾的,而且必須同時做,否則,知識分子將重復五·四以來所走過的道路,在失語的狀況下自以為抓住了對上述兩種文化實施批判的真理。知識分子將價值坐標建立在西方人和前人的話語體系上,是行不通的,后兩者雖也體現出人類文化承傳的某種共通之處,但這樣做,很容易忽略我們當下問題的特殊性,比如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失重感和絕望感就與魯迅式的絕望和西方后現代知識分子的迷惘不可同日而語。
  另外一點就是,知識分子即使有一天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或者有一天這套話語的命運又象儒學一樣被意識形態和大眾所普遍接納,知識分子仍然不能放棄對上述兩種文化必要的批判張力。這意味著,我們今天所講的批判,不僅意味著在對世界的否定中逐漸產生自己的話語,也不僅意味著渴望官方意識形態和大眾接受我們這套使批判賴以實施的價值譜系——在這兩個近期目的實現之后就放棄批判,是極為功利的,它恰恰是我們過去關于“批判”話語的重要弊端。如果說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的根基扎在她所担負的建立新知識譜系的職責中,那么這種“担負”就必須和她已經建立的、被社會接受的知識譜系保持必要的批判張力,在此意義上,批判應成為知識分子的存在方式或價值定位方式,是知識分子精神素質的最重要內容,否則,知識分子就真的會成為“知識”的一個“分子”,喪失了知識生產的原動力。
  
  
  
文藝爭鳴長春019-028J1文藝理論吳炫/丁帆/范欽林/邵建19951995 作者:文藝爭鳴長春019-028J1文藝理論吳炫/丁帆/范欽林/邵建19951995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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