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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時期的哲學
社會轉型時期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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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2)04-0046-07
      一
  當前我們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往來”于這個剛剛發育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中,正像人們所言,這是一個“實踐的時代”,還未真正到達“反思”之時。因此,社會的轉型對哲學發展有其很大的影響。
  哲學雖是一種較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但最終還是由經濟來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基礎發生了一些變化,人們從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因此,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從基礎上發生了裂變。計劃經濟時期價值導向的“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和市場經濟下的“自我實現”、“個人奮斗”日趨分化。這也是由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中所經歷的必然。
  產品經濟是以社會化的大生產為特征,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個人的勞動融入到社會勞動之中,生產出的產品不需要交換而通過直接分配所得。因此,社會、集體占主導地位,突出了共同體意識,人們相應的價值取向就是“無私”、“無我”,只講“奉獻”,不講“報酬”。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產品經濟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實現運行的。而我們卻在較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實施,那就只有靠每一位社會成員高度的嚴于律己,用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要求個體,形成了生活上的“苦行僧”和精神上的“富有者”的強烈反差,人們渴望進入美好的社會,此時,把政治、倫理、意識等奉為本位,哲學也確實顯示了它的威力。但按恩格斯的觀點來說,這并沒有真正上升到社會史的水平。
  商品經濟,一是直接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為基礎和內容。它不再以血緣、地域、民族、語言為界限,通過商品交換,能使毫不相干的人發生聯系,擴大了人們活動的范圍,建立起了人們之間的真正的社會關系,它淡化了共同體的意識。二是商品生產以交換價值和追求利潤為對象,人們的社會關系普遍為商品化,人們通過商品交換和在利潤的追求中努力實現著自身價值,相應的價值取向就是“自我實現”,人們力爭把自身的價值物化。商品經濟給人類活動和社會運行注入了活力,促使生產、交換及科學技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商品經濟導致了產品經濟時期維系社會體系的價值觀出現了裂痕。
  商品經濟生活滲透到政治、倫理、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人們的價值觀迅速演變,并趨于多元化。人們的價值追求服從市場的價值導向,得到了市場的承認才說明了“我”存在的價值,“我”就是要按市場的要求來塑造自己,以自我價值實現為本位,人的價值“物化”了。個人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他的命運,榮辱毀譽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有其自己的主動掌握權,人們主動地把握機會,不斷進行新的選擇。
  在商品經濟大潮中,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市場和資本,社會上一時出現了浮躁之氣,急功近利,“知識”遭受到冷遇,崇高的哲學更是“高處不勝寒”,“愛智慧”之學卻不被智慧所愛,因此陷入了危機。人們對于生活中的明智和知識的實用的選擇排斥了哲學這一“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無用之學”,人的智慧落到了對某些功利和實際生活的盤算和籌劃上來。人們對“物”的追求和對自身價值物化的實現,使人文精神衰減,還一時不能出現“純正的理念”上升為民族精神,社會“真正的”秩序還未井然。所以,在這一社會轉型時期,哲學還未被“真正地”得到“仰視”。
      二
  在社會轉型時期,從哲學角度來說,出現了這樣一些矛盾:
  1.功利和崇高。有人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現代,是一個功利型的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強化,人們急于尋求功利的價值取向更加突出。人們對往日的“理念”發生懷疑和動搖,因為它脫離了今天的社會實際,那些“古老的原則”在今天商品經濟的社會中很難有說服力,人們需要適應社會去生存、去發展。在這個“行動”的時代,人們的精神處于迷惘、混亂、漂浮的狀態,“理性支柱觀念”處于極大的動蕩期,而“經世致用”的觀念卻成為某種信條。因此,“哲學的崇高”不能解“渴”,人們自覺到對世界“終極關懷”的哲學似乎距離“資本”太遠,也過高于人們的實際生活。
  哲學是“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1](第4卷,p.249)它并非是功利之學,更不可能成為一種技巧。哲學本是“愛智慧”的學問,是對于自然、人生和社會歷史等一般問題進行理性的沉思和探索,它是對真理及其意義的無限追求,這便是哲學的本性,也是它崇高的表現。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指出:“真理的王國是哲學所最熟悉的領域,也是哲學所締造的,通過哲學的研究,我們是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實的偉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實、偉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學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2](p.35)黑格爾還把哲學稱為“最高尚的東西”。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推崇“哲學王”,“愛智慧”的研究者是第一位的。在古希臘,哲學被奉為最高的學問,乃是使人崇高起來的學問,自然“哲學王”就是最大的學問家。他認為,人們最高尚的需求是愛智慧。這種“智慧之愛”本身就是一種崇高。
  哲學以理性的姿態出現,對現實和歷史及其認識進行反思,不是計較一時的得失,而是運籌于宏觀和長遠,它的博高而深遠的“氣度”把人們從“精神的計較”中解脫出來,使人們不斷地追求真善美。然而,人們對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3](第1卷,p.1)人們都忙碌于日常生活之中,還未在內心深處騰出精神活動、哲學沉思的空間,“功利”和“崇高”的矛盾在此時便尤為突出。
  盡管在社會上,人們過于強化功利,淡化崇高的理念,可就在對“功利”行為的追求中,實際上已蘊含著對于崇高理念的呼喚,因為“人們沒有‘形而上學’是不行的”(愛因斯坦語)。而為人們找到可歸的“精神家園”,正是哲學的崇高使命。
  2.現實中的“小我”與理想中的“大我”。相對于理想境界中的“大我”而言,現實中的“小我”在此是指生活于社會中的有獨立行為的個人主體更關注自我利益、“理想淡然”的那一面。
  市場經濟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的活動受到商品經濟規律和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如市場需求的瞬息萬變,多樣化的競爭,各種利益的相互沖突等等,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支配、決定著個人命運,使得人的行為更加主體化、個性化。這時在人們的心目中產生了一種新的“迷信”,那就是“機會”和“運氣”,當然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有另一種“崇拜”,就是個體的參與和競爭,“自我實現”,“個人奮斗”,這更加突出了主體性,也伴隨有功利性。一時間,似乎“大而無當”的“理想”、“信念”遠激不起人們的豪情,反而使人感到疑慮和惆悵。
  誠然,個人在社會上所參與的平等競爭活動都不同程度地對社會的“合力”有所貢獻和影響,但在這一過程中,過于偏執現實中的“小我”一端,時之過久,就會使人茫然,這只是人生境界中的低位層次,充其量只能作為“窮者”,“獨善自身”,而這個社會更需要個體有“兼濟天下”的理想中的“大我”的氣魄和胸懷。
  相對于現實中的“小我”而言,理想中的“大我”之“理想”是指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中的“大我”就是對宇宙人生有著“覺解”(即“自覺”、“了解”。<馮友蘭語>)程度的個體。“大我”可有雙重含義:既可指“個體”,相對于“小我”而言的那一面,因在個體中包含有“小我”和“大我”兩個方面;又可指群體、社會。筆者在此指前者,意在強調個己的“崇高”、境界升華的一面。
  哲學之所以能使人崇高,使人境界升華,在于它不懈地對宇宙、人生的真理進行探究,在這個意義上說,理想中的“大我”也可指處于哲學“最高思維境界的我”。
  哲學的生命之根是人類的實踐活動和在其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它生命延伸的指向是無限的理性求索,其生命不竭在于對理想的追求,通過理想反觀現實,通過理想超越現實。哲學使人們超越功利層次,進入到精神、理想的更高境界,不要僅注意“小我”而要更注重高位層次的“大我”,“大我”包含著“小我,又超越著“小我”,由“大我”來反省“小我”。哲學能使人們在對宇宙、人生問題的探尋中,思想更深邃,視界更高遠而開闊,人的境界隨之“覺解”程度的提高而升華。所以,“哲學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確立一理想人生”(馮友蘭語)。它顯示出了理想主義精神,也是人類本性的最高體現。
  我們每一個體應超越“小我”和“大我”的對立,把它們有機地統一起來,使人對宇宙、人生有高層次的“覺解”,依次進入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
  3.“實用之學”和“無用之學”。在現實的競爭中人們意識到競爭的背后需要知識支撐,但人們更注重的是“實用”知識。在科學技術和管理等方面倍受重視的今天,人們集中精力投入了“實用之學”,而冷漠的是“遠離生活”的像哲學這樣的“無用之學”。
  在科學林立的知識世界中,確實有許多學科對生活實際有其重大的“實用性”的指導作用。相對而言,可以“學后即用”,因此,只要是市場急需的專業,人們就會蜂擁而至。哲學專業經濟效益極大不足,社會效益見效緩慢,所以門庭冷落。有的大學哲學系迫使自身生存而進行“改革”,開設了非哲學專業或課程,這樣就失去了哲學的本性和特性。哲學有其自身的屬性和內在邏輯發展的規律,它總結各門具體科學之成果,探討宇宙、人生之理念,強調的是批判性、反思性、超越性,也正是它的特性決定了它的“崇高”,同時,也決定了它的“無用”。
  哲學所探討的是非經驗的進入思維中的“事物”,其“觀念、命題和推論多為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馮友蘭語)它與科學中的命題沒有同等的實用效力,科學中的命題可較直接地統治自然、實際,而哲學不能有此用,哲學只能起最高意義和原則上的指導作用。科學既有理智,也有經驗,有可操作性,是具體的;而哲學靠思辯、靠言說,是抽象的。科學解析宇宙間一部分、一方面;而哲學則把握宇宙全體。哲學是“以心觀物”,不是“以目觀物”,馮友蘭先生認為,“最哲學的哲學”、“形上學”不對“實際”有所肯定。哲學是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是在人身上潛移默化的體悟的東西,就這一方面來說是不切實際,不合實用的。
  哲學的“無用”是由它研究的對象、范圍及特性等所決定的,哲學的“無用”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乃“無用”之“用”。它不只是單純的知識,而是在培養、提高人的素質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哲學不僅能使人深化認識,強化心智,領悟方法,教你深刻,而且還能給人以品格的塑造,給予人生理想、信念的支持,使你“崇高”,這正是哲學的重要功用。哲學之用在于它思想性之用,而不是生活瑣事之用,這正是哲學之“無用”,也是哲學的“無用”之“大用”所在。如老子所言:“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然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為以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4]應把“有”看作是“無”的功用帶來的利益,把握“實用之學”的深層蘊意還要靠“無用之學”的功用。正是“無用”之中寓于“大用”,哲學的“大用”在于使人終身受用。
  當前,這些矛盾突出了對立一面,還未很好地達到協調、統一。這些矛盾也正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必然凸現出來的,時勢使人們在觀念和行為上出現一些偏激,在精神、理性的追求上缺乏認真的態度。黑格爾說過:“精神上情緒上深刻的認真態度也是哲學的真正基礎。哲學所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空疏淺薄。精神一旦為這些空疏淺薄的意見所占據,理性便不能追尋它自身的目的,因為沒有活動的余地。”[2](p.32)我們正處于一個歷史的淺薄時期,哲學的貧困時期,它不是使哲學能造就出偉大成就的時期。但哲人們也并非默然視之,正在努力為哲學復興而奠基。
      三
  某種學科、理論受到冷遇原因之一是它未能改變自身以適應時代而不斷成長,或成長緩慢。哲學要走出低谷,需要有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同時也需要自身的“調試”與創造,真正地從智慧中新解“愛智慧”,使“智慧之學”站立得更穩。
  1.時代感。恩格斯說:“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1](第3卷,p.465)哲學是時代的產物,反而言之,也可以說哲學應“選擇”與之相應的時代。馬克思指出:“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所以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5](第1卷,p.121)“最哲學的哲學”或說“純哲學”有其永久存在的價值,以致我們現在還從古希臘哲學中追尋著智慧的光芒,但這是起用舊者而維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哲學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發生著變革,盡管它遠離經濟基礎,但它最終根植于人類社會實踐的沃土中,這就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哲學的原因。哲學是對時代精神的提煉,時代又改變著哲學。
  哲學不僅是對“終極關懷”的理論,而且也必須有對“現實”關懷的精神。
  一方面,哲學“是思想中把握的時代”。(黑格爾語)哲學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它所面對的是時代的現實,而不是生活瑣事的羅列,它與現實密不可分,但與之又有一種特殊的關系,它是從思維中把握現實,是“思想中的現實”,是理性中的具體,它以理論的方式表征著自己的時代。在美國“新美世界文庫”的《導師哲學家叢刊》中,哲學家們以這樣的標題論證不同時代的“現實”哲學及哲學家,即《信仰的時代》(中世紀哲學);《冒險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理性的時代》(十七世紀哲學);《啟蒙的時代》(十八世紀哲學);《思想體系的時代》(十九世紀哲學)和《分析的時代》(二十世紀哲學)[6](p.1)。這進一步說明哲學是從思想中把握時代的現實。
  另一方面,哲學雖是思想中把握時代的現實,但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純粹思辯”,哲學需要思辯,但不能離開現實中的人和世界。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學”的缺陷時認為,“形而上學關注的是”宇宙本體的“終極存在”,是脫離了人及其活動的“宇宙本體”,這樣的“宇宙本體”以及“人本身”都成了一種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消失了。而馬克思認為,哲學應關注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世界。研究哲學的過程是一種精神的“耕作”,靠人的思與辯,但是,它是以實踐為基礎對經驗的理性升華,以實踐為中介建構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圖式和理論,因而,哲學不應只是哲人之間的晦澀“對話”,而是思之現實,與現實“對話”,不要在思辯與現實中人為地劃一道鴻溝,因為時代要求它們必須內在相聯,這樣才會使哲學理論具有時代感和現實意義。
  每一時代的哲學理論是“時代的現實”造就的,反過來,哲學也必需“選擇”“時代的現實”。中國正處于一個改革的時代、“實踐的時代”,哲學要走出貧困的陰影,就要進入到這一時代的現實中來,不是簡單地附和于現實,失去其獨立性,而是以它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的精神研究、回答我國社會實踐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著力于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理論,形成民族理念支柱,使哲學成為新時代到來的“先聲”,奏出時代的“強音”。
  2.特色化。哲學不但要扣住時代的脈搏,還要形成自己民族的特色哲學。為本民族提供核心理念。
  首先,哲學要民族化。哲學應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論,一個民族的站立,需要有其理念的支撐,這正是哲學所提供的。所以哲學要關注本民族的特點和發展,為現實生活中的民族提供價值觀念和精神支柱,以作為判斷人在實踐活動中的價值準則,使本民族的精神有所歸依,這也正是民族化的哲學力量之所在。
  在哲學的民族化道路上,前輩們已做過許多嘗試,如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處理中國哲學;或從東西方哲學比較的相互碰撞中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給西方哲學思想充進了中國哲學的特色,又給予中國傳統哲學以新解。另一種偉大的嘗試就是毛澤東思想,她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列寧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提供的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我們說,在俄國又不同于中國,所以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本國化,才能有效地解決本國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毛澤東指出:“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7](p.534)他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和民族特點相結合,”“按照中國特點去應用它,”“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7](p.534、707)實踐證明了這一“結合”理論的真理性。
  毛澤東說,“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7](p.707)那么,中國哲學也應有自己今天的民族形式。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抽象的、空洞的哲學論爭或簡單地搬用現成的哲學結論已不適宜本民族與現時代,已不能足以支持人們的精神和被人們普遍接受,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及人們的精神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需要有哲學理論的深層支持。目前,我國哲學研究正在加強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對話、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對話,進一步探索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的道路,在為確立有中國特色的哲學定位,為中華民族提供核心理念而做準備。
  其次,哲學要“個性化”。個性化和民族化緊密相聯,但這里所說的“個性化”主要是就時代發展的縱向而言。每一時代的哲學思想都應充分反映“時代的個性”。如此便形成了不同時代的哲學個性。
  古希臘哲學“包羅萬象”,融科學與哲學為一體,奠定了“形而上學”的根基,嶄露了含融宇宙的“大氣”之個性;中世紀“經院哲學”,其個性之“煩瑣”;近代十七世紀以英國哲學為代表,以實驗科學為基礎,開展了經驗論和唯理論的交鋒,關注“認識”領域,更加突出了“理性”的個性;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反映出了“啟智”的個性;德國古典哲學顯示出的則是“思辨”的個性。中國古代哲學更加關注的是“社會”、“倫理”,形成了自己的“入世”的個性。各民族哲學個性的形成,離不開當時科學和社會實踐的基礎,同時這些具有不同個性的哲學又為當時的社會和本民族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滲透于民族的思維行程中,形成了民族理念。
  哲學個性化的實現還需有哲學上的百家爭鳴。哲學家各自從不同的方面、角度去探討、論證“哲學問題”,其“個性化”只代表哲學家個人的觀點,哲學家的個性化只在哲學“領地”。各種觀點只有相互合理的沖突中、批判中才能得以顯現,同時凸現出有新見地的、適應時代的哲學與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認為,“一個時代雖不能有全新哲學,而可有全新的哲學家,較新的哲學。一個時代的哲學家之哲學,不是全新的,所以是‘上繼往圣’。但其哲學是較新的,其力量是全新的,所以可‘下開來學’。”[8](p.148)哲學家上繼以往哲學的觀點,又秉持各己所見,給新時代以全新的力量。所以在哲學“領地”中“所允許”的多種觀點相互沖突與批判為哲學家的個性發揮提供了條件,也是實現哲學“個性化”不可或缺的土壤。
  作為一個時代的“個性化哲學”的成立,應需要有較大程度的普遍性、認同性、可驗性,把“人民的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含于其內,上升為這個時代的民族理念。
  中國現時代需要這種“個性化”的哲學,它的基礎在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這是人類空前的、別具特色的社會實踐活動,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意識等都發生著變革,這就需要哲學理論表征我們這個時代的個性,形成我們這個時代有特色的哲學理論,豎起人們精神所依托的支柱。
      四
  哲學的“自我調試”過程本身就已蘊含著哲學的“創造性”,就此可以說,社會轉型時期也是哲學新的創造時期。
  哲學的創造,一是以巨大的時代變遷、轉換為背景,以新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實踐為基礎,從而創造出適應時代的新的哲學思想。二是它表現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哲學家應時代的需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古人的文本重新解讀和“注腳”。“一個時代的哲學家,必是將其自己所見,以當時的言語說出或寫出者。因其所見,不能完全與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學不是全新的哲學,但其所說或所寫,是其自己所見,所以雖有與前人同者,但并非轉述前人”,所以異于“專轉述別人之見”的“注疏家”。[8](p.147)這是在解釋學范圍內的一種創造。另一種就是關注“時代的現實”,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它關注的是“現存世界革命化”,關注的是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的時代”,是“以物的依賴為基礎”,而不是以封建的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人的獨立的時代”。這種創造首先是依據時代的現實,提出時代的問題,并作出了回答,進而正確地指導社會實踐。
  上述可見哲學的“創造性”蘊含在三種基本關系之中:
  1.歷史與現實。每一時代的哲學都會從歷史的角度觀察所處的“時代的現實”,前人的哲學思想總要滲透于后人哲學之中,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后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今天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吸取智慧,獲取帶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所以才呈現出哲學思想的“沿流”。然而,古典哲學中的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好像是“無與倫比”,以致后人競相為他們“注腳”,但他們的思想不會解決現實的新問題,古典哲學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反思的訓練,但這不能規定出今后哲學思想的固定格式和觀念的傳統格局。我們思考原來的哲學問題,是為了研究今天的現實問題,我們研究以往的哲學是為了創造現時代的哲學,既置于深遠,又站在前沿,了知思維的歷史,奠定哲學的“現實”;關注“時代的現實”,發展思維的歷史。每一時代的哲學都要通過“后觀”,駐足于“現實”,創造出“時代的現實”的哲學。所以,研究哲學既要有歷史感,又要有現實感。這是我們“哲學創造”的思路所必需的。
  2.不可變與可變。各時代反映自身“現實”的哲學思想隨著哲學的發展而化為“歷史”,但哲學中“最一般的東西”,并不隨著哲學的發展而消失于現時代。哲學有其研究的特定對象、方法和語言,比如,哲學是對宇宙普遍本質的窮底探究;哲學對真理及其意義追求的本性;哲學為人們提供一般的思維方法及其訓練;哲學特有的認識、反思、批判的功能和衡量真理尺度的價值功能以及哲學始終運用的“反思性語言”和邏輯的觀念等等,其中包括“不著實際,即對實際無所肯定的理論”、概念,如“名理”。(馮友蘭語)這些相對來說,具有長久的存在價值,是不可變的。馮友蘭先生認為,“古代的哲學,其最哲學的部分,到現在仍是哲學,不是歷史中的哲學”。[8](p.147)他所說的“最哲學的哲學”是指古今之人皆有的思之能力及其所運用和依托的工具,如語言文字,以及“不著實際”的那部分理論、概念。因此,哲學最一般的方法、功能和語言等由古傳人至今仍有其效力。
  但哲學隨著各時代科學和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研究的主題也不斷地變化,各時代的哲學都運用其相應的新的哲學術語,或給予古老的“術語”賦予新的含義,形成各時代“較新的哲學”理論或哲學體系。其內容源于現實生活,高于現實生活,是對經驗的上升和提煉,與時代相應,不斷地提出時代的課題,并研究回答時代的問題,從而形成由不同時代的哲學思想連接起來的“哲學發展鏈條”,即“哲學發展史”,這又是它可變的一面,也正是哲學的創造性所在之一。
  就在哲學的“不可變”和“可變”的對立統一之中,使哲學既古老而又創造出新。
  3.繼承與批判。要追溯哲學今天的各種一般原理的形成和發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里去。”(恩格斯語)今天的哲學滲透著古代哲學思想,因為它們蘊含著許多真理性的認識和創意,提出了許多富有創造性的理性觀念,為后來的哲學發展奠定了“理性”的基礎,以致后來哲學的發展都是不同程度地對以往哲學的繼承和延續。但這種繼承不是包容以往哲學的全部,而是以“批判”的精神論之。
  “愛智慧”的學問不是固定、封閉的一套理論和術語,無人質疑,循古守舊便是對智慧的損害。哲學的智慧在于尋求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哲學就是在路途中。(雅斯貝爾斯語)在哲學的“路途”中,不斷發現真理,在這種“批判地繼承”中,哲學得到發展,其中表現了哲學的創造性。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就是“在對現有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革命的”。[1](第2卷,p.218)哲學的批判性決定它反對接受現成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而且帶著具有肯定的否定性思維去面對以往哲學所占有的理論,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哲學是一種批判的智慧,同時也說明了這是一種創造的智慧。馬克思就是在對整個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和法國唯物主義哲學的批判過程中,“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創立了一種嶄新的哲學。
  因此,在處理這些關系中,哲學的創造性已寓于其中了。
  在我們這個“實踐的時代”,“愛智慧”雖陷入了危機,但也正是需要我們充分運用“創造的智慧”解答時代提出的問題之時,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哲學的創造時代。
  中華民族不是淺薄的民族,有五千年出品“文化”的歷史,但目前在歷史性的社會轉型時期,我們處在一個淺薄的階段,哲學——“密納發的貓頭鷹”除了“黃昏”前的等待,還要不斷地為“起飛”,即“理論時代”的到來做自身的準備,讓“愛智慧”的魅力重現,讓“智慧”來填充我們的新時代。
  收稿日期:2001-12-06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46~52B1哲學原理魏博輝20032003在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實踐的時代”,“無用之學”的哲學一時陷入了危機。哲學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之外,還需要哲學不斷地進行“自我調試”和創造,以適應時代,為形成中華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論時代”的到來而做好自身的準備。社會轉型/哲學/時代/特色/創造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社科部,北京 100083  魏博輝(1957-),女,北京人,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社科部副教授,哲學碩士。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46~52B1哲學原理魏博輝20032003在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實踐的時代”,“無用之學”的哲學一時陷入了危機。哲學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之外,還需要哲學不斷地進行“自我調試”和創造,以適應時代,為形成中華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論時代”的到來而做好自身的準備。社會轉型/哲學/時代/特色/創造
2013-09-10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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