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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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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中印關系與創造戰略機遇芻議
穩定中印關系與創造戰略機遇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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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中印關系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貫徹實現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中國今后15-20年戰略機遇期不可缺少的一環。印度是南亞首要大國,近年來發展迅速,在國際舞臺上有崛起之勢;印度與中國的西南邊疆毗鄰,與中國有數千公里之長的未定邊界,雙方40多年前為此發生沖突所造成的陰影迄今仍未完全消失;印度在南亞的主導地位日益顯著,成為南亞未來國際政治格局的決定性因素。南亞是中國重要的周邊地區,近年來局勢動蕩不定,沖突時有發生,并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策源地之一。“9·11”事件以后,美國日益重視和干預該地區的事務,似將成為南亞地區最有影響的外部勢力。這些因素構成了中國如何應對挑戰、創造和利用戰略機遇的重要方面。
    一個國家的戰略機遇,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不斷克服挑戰、解決重大問題從而帶來各種利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個處于上升期的大國總是會有更大的動力、更好的條件和更迫切的愿望來創造可資利用的機會。中國在南亞地區是否有戰略機遇?如果有的話,將體現在什么地方?面臨的挑戰是什么?中國南亞政策的核心是什么?本文的基本觀點是:根據“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原則,中國在新世紀的南亞政策應圍繞穩定與發展中印關系展開,其目標是制定中國的南亞總體策略,將此納入中國穩定周邊的整體戰略框架,爭取在可能發生動蕩的南亞地區有所作為,發揮中國作為大國在南亞的作用,擺脫被動應對的局面,在互信互利的中印關系的基礎上,努力成為南亞地區的穩定器。這個目標要求在客觀評估南亞局勢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和評估對印政策,從穩定西南周邊的戰略高度出發,在發展大國關系、以鄰為伴、促進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這三個層面上制定中長期的中印關系發展戰略,并以此為核心制定中國的南亞地區戰略。這里首先需要審視的是如何評估南亞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問題。
      一、南亞局勢與印度的“霸權”問題
    南亞地區近年來成為最為動蕩的中國周邊地區之一。1999年印巴雙方爆發卡吉爾沖突后,(注:印巴在克什米爾地區雖有三次印巴戰爭后達成的實際控制線,但在該線的北端錫亞琴冰川卻未劃線,兩國自80年代起圍繞該地區的歸屬問題展開角逐。在這個高寒地區,雙方都有相當數量的駐軍,沖突時有發生。1999年,雙方在與該地區相鄰的卡吉爾發生持續長達10周的大規模武裝沖突,陣亡將士逾千。西方分析家認為巴基斯坦在沖突高潮時已接近使用核武器。有印度學者將此次沖突定性為第四次印巴戰爭。美國學者斯蒂芬·科恩認為這次沖突是“巴基斯坦人提前使用了自己的動議權”,暗示是巴方挑起了沖突。見科恩的《崛起的印度》(中文譯本名《大象和孔雀》,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55頁。)雙方首腦在印度的阿格拉進行首腦會晤,試圖在民族和解的道路上走出沖突—停火—再沖突的惡性循環,但終因分歧太大,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9·11”事件爆發后,美國將打擊的對象鎖定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使南亞地區成為國際反恐的前沿,給印巴矛盾這個南亞地區的傳統沖突帶來了新的變數。
    阿富汗戰爭爆發后不久,2001年12月13日印度議會大廈遭到突然襲擊,在印度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動。印度媒體與公眾輿論認為這標志著巴基斯坦策動的恐怖活動已經延伸到了印度的心臟。以印度人民黨為核心的執政聯盟立即進行戰爭動員,在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印方一側部署數十萬軍隊。巴方則在譴責恐怖主義的同時,也不甘示弱。雙方劍拔弩張,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2002年5月至6月間,因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軍營再遭自殺性爆炸襲擊,形勢一觸即發。國際社會為防止大規模沖突的發生進行了大力斡旋,終使形勢得以緩和,但南亞成為最具爆炸性特點的地區,已成為分析家公認的事實。如英國學者羅伊·喬杜里所指出的,雖然印巴出現和解前景,“但人們依然對南亞核穩定前景憂心忡忡,担心克什米爾問題引起的下一次軍事危機稍不注意就會導致核戰爭爆發”。(注:英國國王學院國際政策研究所羅伊·喬杜里:《友誼之手》,英國《今日世界》月刊,2003年6月號。)雖然夸大印巴核沖突的前景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印巴新一輪和解已然取得一定進展的情況下是有害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南亞主要大國間持續半個多世紀的沖突和矛盾,沒有人會期望很快得到根本解決,其核心克什米爾問題更是因為涉及很實際的利益和復雜的民族心理,成為雙方國內政治的一大因素,已不是僅憑領導人的外交智慧和謀略就能找到出路的。因此,對南亞局勢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大量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將繼續存在,盡管印巴兩國領導人在2003年5月啟動了新一輪和解,雙方有可能在敏感度較低的領域取得進展,如恢復互派高級專員、恢復貿易往來等等,但由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解決的前景并不明朗,兩國間包括核武器和運載系統在內的軍備競賽也沒有停止,南亞在今后相當長時期里將仍然是一個具有極大的潛在危險的地區。
    印度是南亞所有重大問題的最主要方面,這既包含了印度國力相對強大導致南亞力量對比失衡的事實,也指明了維護南亞穩定防止大規模沖突的重要途徑。長期以來,印度在南亞地區推行的政策是以謀求其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為特點的,具有“地區霸權主義”的特色。關于印度的這種“霸權”思想,已有眾多分析家和學者指出了其中蘊涵著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的因素。從國際政治現實的角度看,印度謀求地區主導地位的行為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它的行為對南亞地區穩定具有何種意義呢?
    印度的大國情結始于獨立后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一代領導人。以尼赫魯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將爭當世界大國作為印度在當今世界中的主要訴求。這恰恰反映了印度長期遭受屈辱的現實地位。這種復興民族的理念當然沒有什么不合理。而該訴求的第一個后果必定是追求地區事務的主宰地位。確保印度在南亞的支配地位,可以說是印度幾代領導人首先追求的國家目標。有學者將其中的原因歸納為四點:英屬印度殖民帝國的傳統遺產;印度文化與歷史影響;地緣政治的戰略利益;領導人的個人因素。這從尼赫魯到甘地夫人乃至瓦杰帕伊,都是一脈相傳的。(注:這個原因的排列秩序見張忠祥的《尼赫魯外交研究》(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年7月,第66-74頁)。筆者則比較傾向于地緣政治的戰略利益應列為首要原因。英屬印度殖民帝國遺產,今天即使有,也是相當次要的因素。)
    印度謀求南亞地區主導地位有著重大的障礙。首先是印度教文化雖然在次大陸有著強大的影響,但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意識形態。印巴分治后,與伊斯蘭教在文化上的內在緊張就始終存在著。這不但體現在南亞的國際政治中,也是印度歷屆領導人在處理內政上的一個棘手的課題。其次,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長期以來受制于超級大國的爭奪,不但使印度的雄心難以實現,而且印度本身也成了一個布局的對象。印度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南亞事務的呼吁常常是無力的。再次,印度以大國自居,但尚未得到其他大國的承認。這種情況導致印度往往難以處理好與它們的關系,因此印度在南亞的主宰地位也不易獲得它們的首肯。與中國的關系自不用說,連價值取向與印度較為一致的美國對印度的想法也常常抱有疑慮,如科恩所說,印度官員在和西方國家交涉時,“傲慢得讓人難以接受……總是在一些問題上教訓他們的英美同行,如歷數冷戰的罪惡,大肆宣揚印度政策的優越性及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注:斯蒂芬·科恩前引書,第65頁。)。最后,印度自身實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印度難以用大國的風范來處理南亞地區諸多涉及切身利益的問題,其直接后果便是南亞其他國家常常不滿印度的行為。上述種種因素集中體現在印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矛盾沖突之中。
    印度主導南亞地區的思想和面臨的實際障礙產生了印度對外政策的一個特點:為填補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進行不懈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調整政策,如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古杰拉爾主義”,對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亞國家加強合作姿態;“9·11”事件以后調整對美政策,與美國建立“準聯盟關系”等等。但印度的心腹大患是巴基斯坦和與此相關的克什米爾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印度仍然信奉實力政策,并且隨著印度國力的增長,對巴基斯坦的優勢也將愈益突出。這可能產生兩種結果:由于印度力量日益強大和美國的“重印輕巴”政策得以確定,在中亞南亞反恐大局已無大礙的情況下,巴基斯坦面臨邊緣化的危險,從而審時度勢,放棄對抗政策,尋求盡可能合理的克什米爾解決方案,當然其前提是印度對其高壓態勢作出調整;或者因力量對比愈益有利于印度,印度加大對巴基斯坦施壓力度,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從而導致局勢惡化,南亞地區再度爆發大規模沖突。
    綜上所述,對印度的“地區霸權主義”行為似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1)印度希望主導南亞事務是該地區力量對比的客觀產物,是國家謀求利益最大化在地緣政治上的必然結果,并不涉及道義判斷;(2)印度的行為是其一貫政策的產物,與其文化和傳統在次大陸的強勢地位密切相關,其中包含著強烈的民族復興的意識,因此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可能不會對此產生特殊的影響。將印度的行為歸之于英屬印度帝國殖民傳統是缺乏根據的,也不符合南亞的現實政治;(3)印度對其他大國如何看待其在南亞的地位十分敏感,在相當程度上也決定了印度如何看世界;(4)在長期動蕩的南亞地區,如出現一個具有主導地位的大國,并不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不穩定,關鍵是該主導國家是否負起大國的責任;(5)印度已具備在南亞地區取得主導地位的力量,但仍然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和挑戰,從邏輯上判斷,印度勢必為實現其國家目標不遺余力。這在客觀上可能成為決定南亞地區未來發展趨勢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那么,這個因素對中印關系將產生何種影響呢?
      二、中印關系與南亞地區穩定
    印度的“地區霸權”地位對中印關系產生一定的壓力。90年代后期以來,中印關系處于不甚穩定的狀態,其高潮是印度1998年進行核試驗后突然爆發的“中國威脅論”。以印度國防部長為代表的印度領導人發表的一些針對中國的言論嚴重影響了兩國改善關系發展合作的勢頭。嗣后,南亞地區又發生了劇烈的動蕩,1999年的卡吉爾沖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巨大關注。“9·11”事件后接連發生印度議會大廈遭襲、印巴高度對峙的局面。印度因而就不乏把矛頭指向中國的言論,認為巴基斯坦不斷挑戰印度在南亞的主導地位,關鍵在于巴基斯坦得到中國的支持;也有人認為巴基斯坦因素已上升為中印關系中的頭號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反而居其次。這些說法在印度媒體及學者討論中一再出現,是值得深思的現象。雖然從任何角度看,這類說法完全是出于印度某些人包括某些領導人轉移視線的目的,客觀上也完全不可能解決印度面臨的問題,但問題是印度為何要采取此種轉移視線的策略?
    首先,南亞雖因喜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而與亞洲大陸處于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但中國作為亞洲大陸的大國仍然是對南亞最具影響的鄰國。這一點尼赫魯早在50多年前就已看出,并認定在印度爭取成為世界大國的進程中,中國必將成為印度最需認真對付的國家。根據印度政府解密的檔案,尼赫魯早在1950年11月,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入駐西藏時,在致當時國大黨領袖潘特的一封長信中提出,從長遠來看,中國與印度將成為“亞洲互相帶有擴張傾向又比鄰而居的最大兩個國家”。(注: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Appendices-II:"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s Note on China and Tibet,"November 18,1950,p.194-197,Supriya Art Press,Ghaziabad,India,March 1999.尼赫魯在該信中強調,在印度看來,雖然中國對西藏只有“宗主權”,但印度并無能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只能盡力為西藏謀取“自治的地位”。此外,他也指出了中印不和將給整個亞洲帶來影響,而美英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印友好的,并且,蘇聯事實上也不想見到中印關系發展。尼赫魯此信應是研究中印關系的重要文獻之一。)當然,尼赫魯也是印度要當世界大國的思想的首倡者。結合這兩者來看,印度歷屆領導人,無論是哪個黨執政,由于其謀求南亞地區主導地位的戰略沒有變,也不會變,因此將中國視為主要的障礙也就不難理解了。當印度在一些重大外交事務上遇到挑戰時,這種視中國為“對手”的看法往往很容易受到歡迎。這其中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的力量對比因素以及印度國內的政治紛爭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雙方政策互動的結果,也與中國是否對印友善無關。
    其次,印度對中國既然有較強的防范心理,對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政策和行為就易產生誤解。無論是中國的對巴政策,還是對其他南亞國家的政策,印度都以懷疑的眼看對待。這和印度不容忍外部勢力干預南亞事務的一貫政策密切相關,正是印度謀求地區主導地位的行為在政策上的反映。在這方面,印度是有冷戰思維的。印度在處理南亞地區事務時,應當說并不是持零和思想的,但在如何考量其他大國的南亞政策時,共贏的觀念并不深入人心。這在印度制定對美政策時也常常成為一個問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國特別容易成為印度關注的對象。至于中國介入南亞事務是否就一定削弱印度的主導地位則是另外一回事,關鍵是印度如何看。如果說在冷戰高潮時印蘇結盟,南亞國際政治格局呈零和模式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在后冷戰時期這種思維模式不但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現實政治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就中印關系而言,則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變數。
    其三,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印度。無論在吸引外資、對外貿易還是在工業化進程中,印度與中國相比處于弱勢。正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說,商品的力量是大炮無法取代的。由于中印兩國具有類似的比較利益優勢,南亞又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強且尚未開發的巨大市場,從經濟規律上講,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在客觀上使印度的工業家和領導人感到一定的憂慮,容易形成中國擠壓印度的看法,成為所謂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的基礎。
    由于這些原因,印度視中國為負面因素的看法在國內比較容易得到響應,使改善和發展中印關系的勢頭受到一定的阻力。這既不利于中國在南亞地區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也有損于南亞的和平與穩定。伊拉克戰爭后,南亞出現了印巴和解的趨勢。自印度總理瓦杰帕伊2003年4月18日在克什米爾發出與巴基斯坦對話的呼吁后,兩國領導人之間以及工作層面之間的互動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為南亞和平帶來了新的前景。雖然印巴間的歷史積怨很深,兩國間的關鍵矛盾克什米爾歸屬問題恐怕也不大可能取得迅速進展,但印巴兩國內部都有的和平需要以及國際社會的壓力仍然有可能為和解創造條件。這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發揮作用的機會,而其中的關鍵是穩定、改善和發展中印關系,將這個重要的雙邊關系作為中國全面調整和制定綜合性的南亞地區政策的核心,因為中國需要一個長期的綜合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南亞戰略,其目標是全力維護南亞的穩定,促進南亞的和平進程。這樣的政策將不是被動應付的,也不是受制于地緣政治思維計較眼前得失的,更不是大國間強權政治的算計,其核心應該是全面、均衡、互利、互信的中印關系。其理由是:(1)印度的國力發展和對外關系調整決定了印度將成為南亞地區名副其實的主導大國;(2)由于美國調整南亞政策與愈益重視印度的作用,巴基斯坦雖因美國的反恐需要尚未出局,但從長遠來看,巴基斯坦將逐漸明顯邊緣化,并因其宗教極端勢力上升可能成為美國打擊的對象,從而進一步突出印度的優勢地位。在此過程中,南亞局勢有可能進一步動蕩;(3)中印關系穩定與否是中國穩定南亞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沒有與印度的合作,中國將很難在南亞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4)由于印度的防范心理,中國對其他南亞國家的政策較易受到干擾,爭取中印關系的穩定將十分有利于減少這方面的變數;(5)印度是南亞地區潛力最大的市場,推進與印度的經貿往來是中國參與南亞地區經濟合作進而促進南亞穩定的最重要環節。
      三、發展中印關系,創造戰略機遇
    爭取南亞地區穩定是中國穩定周邊戰略的組成部分,其中穩定與發展中印關系是關鍵,這與中國未來15-20年所要爭取的戰略機遇期有著一定的關系。中國的周邊環境在今后相當長時期總的趨勢是穩定的因素上升,其原因主要是冷戰后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逐步得到解決,發展經濟加強合作有望成為共識。但這并不表示消極的因素將隨著合作的發展自然消失,有些消極因素可能會在新的條件下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如朝鮮半島核危機,迫使中國在“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間作出選擇;有些消極因素則有望在新世紀對外戰略的框架內通過中長期方針政策的努力得到合理解決,如中印邊界問題。其中的要害是如何看國家利益。
    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發展經濟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這兩者是平行的,并無孰輕孰重的問題,與中國爭取的戰略機遇期密切相關,其中的任何一項根本利益受到嚴重挑戰都將使中國喪失戰略機遇。要維護這兩項根本的利益,一個穩定的周邊是不可缺少的。南亞地區雖然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周邊地區,但“9·11”事件以后印巴一再出現緊張局面,已成為全球性熱點地區之一,也是中國穩定周邊戰略面臨的重要挑戰。保持南亞和平與穩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南亞如發生大規模動亂甚至核沖突,中國將成為受害者。鑒于中國是南亞地區的最重要鄰國,為了維護南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中國應該更積極參與南亞地區事務,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中國積極參與南亞地區事務的前提是建立一個穩定、互信和互利的中印關系。中印關系不穩定,中國即使在南亞地區仍然能夠發揮作用也將大打折扣。
    中印關系近年來出現了積極的勢頭,走出了1998年印度核試驗后兩國關系的低谷,高層往來不斷,經貿發展迅速。2002年1月,中國總理朱róng@基訪印取得很大成功,兩國確定了以經貿合作為發展兩國關系切入點的思想。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華,成為繼拉奧總理1993年訪華以來首次訪問中國的印度政府首腦,產生了《中印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簡稱《北京宣言》),建立了兩國外長定期磋商的機制,并就邊界問題、西藏問題、兩軍合作等一系列中印關系中的敏感問題達成原則協議。當然,有了原則并不一定等于解決了問題。中印關系中有些問題是歷史遺留的,也有些是現實地緣政治利益和力量對比的差異而產生的,更有些是國際政治格局演變而新產生的。中印關系有各種具體問題,要完全解決恐還需假以時日,但關鍵是如何建立互信。沒有互信,即使某個具體問題解決了,也還會有新的問題冒出來;有了互信,即使某個具體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也不會以中印整體關系作抵押。
    建立互信的中印關系,就中國而言,有幾個基本的問題需要考慮。
    首先是如何看印度在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如前所述,印度在南亞的“地區霸權”地位既是歷史與文化的傳統所產生的觀念,也是現實力量對比的客觀產物。因此,無論其他大國的對印政策包含了何種因素,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印度的國家目標。但是否接受和承認印度所追求的目標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卻可能對印度的相關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對印度的看法應以現實政治的發展為基礎,以維護中國周邊地區的穩定與和平為訴求。對印度的南亞主導地位,只有兩個前提是制定中國對印度政策的合理基礎,即該主導地位是否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和南亞地區穩定。一個強大繁榮的印度雖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對中國的利益構成挑戰,更不一定造成南亞地區的不穩定。在世界政治逐漸趨于多極化的今天,中國應以發展的眼光來判斷印度日益上升的地位,在承認印度的地區大國地位有合理利益需要維護的基礎上,與印度建立高層戰略對話機制,提高溝通的層次和雙方政策立場的透明度。
    其次,中印尚未解決的邊界劃分仍然是兩國不易建立互信的主要原因。對此相關的政策選擇仍然可以是“暫時擱置”或“有所作為”。兩種選擇各有利弊,“暫時擱置”可以使這個歷史根源較深月歧見較大的問題不妨礙兩國整體關系的前進,而且在國家領土問題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是很易引起情緒反應的敏感題目,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礙應當說是國內政治因素,在這一點上,目前的條件恐怕仍未成熟;“有所作為”則需將重點放在創造解決問題的條件上。從長遠來看,兩國間長達三千多公里的邊界無法劃定,終將是雙方爭執和安全的隱患,并可能構成對中國的戰略機遇大格局的損害。《北京宣言》確定了雙方將各委派一名高級代表對邊界問題進行商討,便屬于創造條件的努力。但除了官方層面外,學者間也應就此展開坦率討論,澄清歷史真相,糾正以民族主義情緒為唯一訴求的片面觀點,為今后尋求解決方案創造輿論。解決邊界問題雖然不一定就能建立兩國的全面互信,但它必將成為亞洲在新世紀的一件大事,為確立本地區新型的國際關系創造條件,而這正是中國創造戰略機遇的最重要環境之一。
    再次,印巴關系的緊張與否是中印互信的一個變數。由于歷史的原因,印度不易拋棄冷戰思維來考慮中國的南亞政策,比較傾向于夸大中國對巴政策中牽制印度的負面因素。這既有印度的國內政治需要,也有印度爭取南亞主導地位遇到障礙時轉移視線的因素。中國的行為本身固然是最具說服力的證據,那就是中國在后冷戰時期全面調整南亞政策,支持印巴和解,奉行平衡立場,但印巴關系的發展也構成了印度對此問題如何看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換言之,印巴關系的緩和程度與中印互信建立的順利與否是一種正比關系。因此,中國在南亞地區發揮獨特的作用,促進和平與穩定,反對恐怖活動,全力支持通過談判走向民族和解,將十分有利于中印互信關系的建立。
    最后,中印建立互信關系盡管仍然存在著政治上和戰略上的阻礙,但作為兩個新興的最具潛力的市場,發展經貿合作與投資仍然是增長互信的最好切入點,也是中國全面參與南亞事務的立足點。無論是中印關系還是南亞的局勢,要走出互不信任的困境,最重要的是創造雙贏的環境,而發展經貿往來是最符合各方需要的。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為中國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發展經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與印度的合作居于核心地位。中印經貿關系盡管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發展勢頭是好的。2002年兩國貿易總額達到了50億美元。印度方面的逆差大幅下降,已接近平衡。這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長遠來看,中印產業結構和比較利益優勢的相似性將一直存在下去,因此,兩國經貿合作的重點應該是發揮“人無我有”的特點,而不應該是搶占對方市場、提高市場份額占有率,不應該是擠壓對方的生存空間,不應該片面追求貿易額,重要的是經貿合作應有利于雙方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能力,并遵守世貿組織的游戲規則,否則,本應促進互信的經貿合作反而會成為破壞性的消極因素。為達到這個目的,在目前階段,中印的經貿合作仍然需要政府的高度關注。
    中印同為發展中大國,有相似的歷史經驗和發展目標。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對外政策的六項重要原則中,有諸項與中國如何處理對印政策有關,如發展同大國的關系,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增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合作等。但半個多世紀兩國關系的曲折表明,雙方在正確看待對方的地位和作用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導致兩國缺乏信任,因此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尋找共同語言和立場的努力就會受到挫折,視對方為威脅的看法就會冒出來。地緣政治利益和國際政治大格局常常被指為主要的原因。必須強調的是,冷戰時期,由于兩國的國力薄弱,影響有限,就更容易掉入超級大國爭奪勢力范圍的算計中;而在后冷戰時期,隨著兩國的發展壯大,中印已然成為構筑國際政治格局的動力,完全不是布局的對象,因此建立互信的中印關系就不僅僅涉及兩國的利益,而且將成為關乎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大事。兩強相爭的結果在國際關系史上已經提供了太多的教訓,而法德在二戰后拋棄前嫌建立同盟進而創造和主導歐洲的繁榮與穩定也在現代史上樹立了一個共贏的典范。國際政治理論中有所謂“兩極穩定論”之說。如果放在亞洲的次環境中看,亞洲如果有一個維護穩定的結構,那么穩定和互信的中印關系是否可以成為某種雛形呢?或者誠如鄧小平所說,“真正的亞洲世紀是要等中國、印度及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1頁。)而這應該也是我們所討論的中國在今后15-20年戰略機遇期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字庫未存字注釋:
      南亞研究京15~20D6中國外交趙干20042004穩定周邊環境是實現中國今后15-20年戰略目標的重要一環,其中爭取南亞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核心是建立全面均衡互信互利的中印關系,而建立這樣的關系首先需要雙方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有合理的看法。中印互不視為威脅的基礎是什么?印度在南亞正在取得的主導地位是否具有合理性?這是中印關系中無法避開的問題。只有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雙方才能從建立互信著手,為建設亞洲新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從而創造中國的戰略機遇。國家大戰略/目的與手段/中國對外戰略本文系中美合作項目“Project on Areas of Instability and Emerging Threats”的初步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兼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王緝思教授的學術指導,感謝美國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的研究資助。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Li RulongSanford & Garrod believe that interlocutors will construct a mental model and activate a scenario to interpret each other during communication.The success of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cenario.After analyzing S & G's scenario theor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is theory reall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iscourse understanding,but it processes from the static perspective.To conclude,the paper believes that only combined with S & W's relevance theory can the scenario theory give a more satisfactory pragmatic inference of bridging reference.趙干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南亞研究室副研究 作者:南亞研究京15~20D6中國外交趙干20042004穩定周邊環境是實現中國今后15-20年戰略目標的重要一環,其中爭取南亞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核心是建立全面均衡互信互利的中印關系,而建立這樣的關系首先需要雙方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有合理的看法。中印互不視為威脅的基礎是什么?印度在南亞正在取得的主導地位是否具有合理性?這是中印關系中無法避開的問題。只有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雙方才能從建立互信著手,為建設亞洲新的國際秩序做出貢獻,從而創造中國的戰略機遇。國家大戰略/目的與手段/中國對外戰略本文系中美合作項目“Project on Areas of Instability and Emerging Threats”的初步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兼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王緝思教授的學術指導,感謝美國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的研究資助。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2013-09-10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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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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